三

我上高中的时候，陈君的父亲当了我的数学老师。陈老师头发花白，额际的发线比我以往在大院里见到的时候，又朝后退了不少。他的面容和陈君依稀相象，由于常年趴在书本上做题，眼睛上架着一幅黑边近视眼镜。陈君说，他父亲是数学痴子，在学校被人称作陈景润。我曾问陈君，你怎么不近视？陈君说，我遗传我妈，视力好，否则就当不成医生了。在我看来，医生是个乏味的职业，一辈子和病人打交道。陈君怎么会选择这个专业呢？他说，父母在“文革”中弄怕了，政治的东西一忽儿东，一忽儿西，不容易搞得清，还是学些实用的，能实证的知识。再就是他母亲常年的腰子病，也是促使他选择这个专业的原因之一。

看到陈老师，我就不由想起陈君。

陈老师的数学课我很喜欢听，他是那样一个以数学为乐的人，当他在讲解某道难题时，好像在享用某道美味大餐。甚至边讲还边情不自禁地用手抹抹嘴。

我的数学成绩令他满意，他很信任我，往往在黑板上布出一道题，在别人不敢举手的时候，他会叫起我。我通常不会令他失望，一道不容易看出规律的数列，我能马上说出它的数列式子。他会乐得翘起下巴。

因此，当我在高二下学期分科，选择文科专业时，他大吃一惊，特地跑来问我，怎么不学理科。在我们那会儿，流行一句口头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凡学习好一点的同学，都去学理科的。

可是，我还是选择了文科。与陈君相反，我不喜欢过于实际的东西。父亲常说我和姐姐一样，不切实际，好高务远，这或许是我们姐妹俩的通病。

令我惊讶的是红丽，她居然留在了理科班。其实，她文科比理科强的。她的选择没有那么多深思熟虑，就是因为她的boyfriend在理科班。

红丽“天花”出的早，连我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和我们班外号叫“相公”的齐大卫好上的。齐大卫瘦条个，背略弓，夏天手里喜欢拿一把折扇，象越剧里的才子。我不知道，生龙活虎，强悍有力的红丽怎么会喜欢这么个文弱书生。我们从初中上来，又直升到高中。她喜欢和男孩子玩，玩得好的有何勇、李强等等，他们都是打篮球的好手，一度，大家还猜测他们的关系。没想到，红丽却是暗中和齐大卫好上了。

齐大卫是高中才进我们班的，他是从农村考上来的。农村上来的学生学习都不错，又刻苦，年纪一般比我们大一两岁，因而显得成熟一些。

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好上的，等我知道的时，他们的故事已经是班上公开的秘密了。中学老师最防的就是学生早恋。班主任不时会讲一些危言耸听的早恋误学的故事，教育大家。可是，这种事每一届都有，大家并没有被吓倒。歌德说了，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年不钟情？青春的荷尔蒙挡是挡不住的。悄悄好上的有好几对。不过人家都很掩蔽，不象红丽，简直顶风作案，太明目张胆了。

齐大卫住校，红丽也就天天跑到学校晚自习，她跟她妈妈说，学校学习效率高。他们果然是高效率，学着学着，就放下书本，跑到学校后面的小山坡上歇一会儿。班主任大概得到谁的告密，跑去查巡，结果抓了个正着。班主任脸都气歪了，一怒之下甚至都准备叫学校处分他们。可是，终究顾自己班面子，忍住了。他生怕影响班级的高考率，这两个学习都不差，尤其是齐大卫农村来的，考大学，对他们来说更是背水一战。班主任跑到红丽家家访，大大地告了一状。红丽因此被剥夺了晚上去学校上晚自习的权利。她妈妈不无羡慕地对我妈说，“还是你家小玫好，多单纯啊，就知道学习。”

红丽忿恨地对我说，“我们就是在一起学习，也没做什么，倒好像我们见不得人一样。”她问我，“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们好的时候才多大？”

“那是古人，古人和今天不一样，而且，他们也不用考大学。”

红丽听了鄙厌地嘲笑道，“难道你心里就没有喜欢的人？”

我一楞，怔住了，没想到她会问这个问题。

喜欢的人？好像——没有。

“人家说‘三蒲友和’跟你好——”红丽诡密道。

我吓了一跳。怎么会有这样的传言？

“你上次不是收到他的信吗？”

我立即想起来了，是收到过一封，“三蒲友和”成绩不太好，他在信里先吹嘘了我一番，然后让我有空给他补一补数学。

这算什么？居然就被谣传成跟我好？

见我吊了脸，红丽讪笑道，“你可真单纯！”

有时候，父母和老师的强制起得是反作用，尤其对正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孩子来说。高二分科时，几个老师动员红丽学文科，可是，她偏要留在理科班。她妈妈气得发抖，骂她，“如果你考不上大学，就不要再进这个家了！”

也是红丽段位高，她不仅考上了，而且考得相当不错，进了省工大。这使得那些不看好她的老师大吃一惊，他们在教育学生不要早恋的词典里，出了反例。可是，他们很快就发现，他们的词典还是正确的，因为，“相公”考砸了。原本按照齐大卫的成绩，完全有可能上重点，结果只上了个一般本科，省农学院。他和红丽都令人错鄂。

在学校，早恋的个案中，往往是女生成绩容易受影响的多。红丽和齐大卫这一对正相反。齐大卫因早恋，而考试大失水准。

我发挥的并不太好，只进了省里重点大学的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