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我升进了初中。
在我刚进小学的时候，那些教过姐姐的老师，这样形容我，“这是夏小蓉的妹妹。”夏小蓉在学校知名度颇高，她长相出众，是文艺积极分子，还担任过报幕员，广播员什么的。不管教过她的还是没教过她的，都认识她。以至于我一进校，就沾了名人姐姐的光，那些老师用“夏小蓉的妹妹”来介绍我。而他们的眼神又是一律地含着疑惑。大约在想，怎么妹妹不象姐姐那么漂亮？这眼神我熟悉，从小我就是在这眼神中长大的。
我照过镜子，常常遗憾自己不象姐姐。姐姐是双眼皮，大眼睛，又水又亮，她密密的睫毛覆盖上面，象藏着一个色彩斑斓的奇妙森林，她的五官都是那么精致。而我，却继承了爸爸的单眼皮，细长的眯缝眼被人嘲笑成一线天，鼻梁也没有姐姐那么高，脸颊上没有甜甜的酒窝。我常想，爸爸妈妈把精华都给了姐姐，剩下的边角料给了我。
在我乏善可陈的生活中，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学习还行。每天，我都早早到校，老师因此把班级开门的钥匙交给我保管。担此重任，我更加尽责。我的学生评语手册上每年都会写道，“该生成绩优秀，热爱集体，有责任心。”
我也参加过文艺表演，但次数有限，而且都是做配角，站在后排的。因为次数稀少，印象就格外深刻。我参加过的演出，一次是欢庆“十一大”召开，有个动作是把双手一展开，腿向前跨出一大步，口里朗声念道，“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大，我们心里乐开了花。”还有一次，是表演“甜蜜的事业”拿着丝巾，一起一伏地摆动。最令我不能忘怀的是，进了学校腰鼓队，在学校大型的庆祝活动，比如六一儿童节这样的时刻，我们腰鼓队队员，穿着红色和蓝色的球褂球裤，白力司鞋，在大街上游行，奋力地打着腰鼓，或许是为了纪念我这难得的表演，妈妈特地带我去照相馆照了张相，那张照片，我按照照相师的指示，摆出挥手击鼓的姿势，但动作极不自然，脸上的表情也僵僵的。我不善于照相，长大了也怕照相。
腰鼓队的队长是我们数学老师，估计她是看我成绩好，才选我进去的。但她很快就发现选错人了，当别人都能敲出老师教得花样时，我还怎么也不会。数学老师把我单独叫到一边练，她打“嚓嚓”，我击鼓，击得我满头大汗，老师威胁道，“再练不会，你就别参加了。”我生怕被刷下来，终于咬牙练会了，真比解一道最难的应用题还难啊。
每次演出都是姐姐给我化妆，她有一套表演用的彩妆盒。有时候，她还被请回学校客串化妆师，帮大家化妆。那个时候，我就特别自豪，虽然我不是主角，但我有个做主角的美丽姐姐。
“我倒希望你学习好，会跳舞有什么用？”姐姐说。那个时候，姐姐已经成为待业青年了。
许多成名的，或者文艺小说里的主角，在回忆自己少年成长期时，常常都说自己有一个不同凡响的叛逆时代，逃课、厌学、打架、翘课、早恋、交不良朋友等等，个性十足，也魅力十足。所谓好孩子上天堂，坏孩子走四方。
很遗憾，在我的学生时代，没有这样可以拿出来可供炫人的履历，我身上全是好孩子的无趣，缺乏令人沉迷的气质。许多年以后，已经成为日资企业白领的红丽说，“叛逆在谁身上都有，它就象出天花，有的人出得早，有的人出的迟。而迟出是不如早出的。”
红丽就属于出的早的。
我们一同进的初中。小学时，我们不在一个学校，她妈妈是二小老师，她在她妈妈的学校读书，而我是在城关一小。到了初中，我们进了同一所中学，而且还分进了同一个班。
有的人天生就是要做主角的，他们总能惹人注目。红丽和姐姐一样，就是这种人。
体育课，我们站在操场上排队，体育老师说，你们哪个出来帮我整一下队？红丽就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老师于是指定她做临时体育委员，结果这个临时体育委员，一做就做了三年。
红丽长相洋气，发育似乎也比一般女孩都早，她妈妈手巧，又会给她打扮，她的衣服比别人的都漂亮。有一次我们一起上厕所，她娴熟地换着卫生带里的草纸，我吓了一跳。她都来“那个”了！红丽白了我一眼，“大惊小怪！”她问我，“胸部痛不痛？”我摇摇头。她神气地挺了挺小丘一样的胸部，有点居高临下地说，“你还没发育”。“发育”这个词我是第一次从红丽口里听到，它带有某种神秘、暧昧的意味。我想起还在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她把胸前的毛衣故意弄得鼓起来，问我，“象不象你姐姐？”她好像迫不及待地要长大。
她说，她妈妈给她做了胸罩。我是直到高中才开始戴胸罩的，姐姐耗去妈妈的过多精力，分到我身上的关注就很少了。而且，我确实也——“发育”晚，直到高一才来例假，个头蹿起来。
我很佩服红丽的大胆和泼辣。当体育委员，大家都服她，因为她不仅敢管人，而且体育成绩很好，跑步、打篮球都在行。运动会上，她总是大出风头。
听别人说，上面是哥哥的女孩子，是比一般女孩更野一点的。因为受前面哥哥的影响。红丽的哥哥红雨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淘气包，也在我们中学，当时比我们高两级，在初三。
由于成绩好，我在班里也任了个虚职，学习委员。学习是我唯一的长项。尽管这个优点越来越得到重视，可是，在我内心里，我还是羡慕红丽和姐姐她们的美丽和敢作敢为。越没有的东西，就越向往吧。
红丽个性活跃，喜欢玩，尤其爱和男孩子们玩。她说，“女孩子太娇气。”蒙她不弃，看在邻居的份上，我也常被邀去和他们一起玩。比如，去野外爬山，骑单车郊游。男男女女一群人，去山头，或者县郊。那倒也是一段愉快的好时光。
我们春谷县地处江南丘陵地段，四面环山。春天，南郊的青桐山开满映山红，我们一采一大捧，回来用水养着。红丽还别出心裁地用映山红的汁涂指甲，放在嘴里嚼碎，把嘴唇染得象咬破了出血一样。红丽却说，那是口红。
周末，我们骑单车去很远的郊外玩。不是每个人都有单车，也不是每个人都会骑单车，我就没有，也不会骑。红丽说，你瘦，体重轻，就坐男生后面吧。和我一样不会骑车的女生就都坐男生车后。那是男孩子们乐于为女生服务的年龄。
替我服务的男孩子我现在一时想不出他名字了，但他的绰号我倒记得很清楚，叫“三蒲友和”，那时正刚刚兴起日本电影电视热。“三蒲友和”长相英俊，我坐他车后，红丽故意叫我“山口百惠”，别的同学就跟着红丽起哄。我一生气，跳下自行车。红丽赶紧拉住我，“开玩笑啦！”我不打算坐“三蒲友和”车后了。红丽说，那我带你吧。我们把“三蒲友和”晾在一边。但“三蒲友和”确实有“三蒲友和”的风度，他坚持骑在我们身边，准备随时替换红丽。最后我只好又坐上“三蒲友和”的车。
其实，刚才同学们的起哄，我还是有点暗自喜悦的。山口百惠多漂亮啊！她可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偶像，她清纯的面容，略带忧郁的表情，令我倾倒。我怎么会象她呢？
“三蒲友和”带着我，一路有野蔷微花开在壁崖上，“三蒲友和”跳下来，去攀采，然后送给我。那是我今生最早接受的男孩子的赠花吧。
我们的车没有目的地，开哪算哪，遇到好玩的，大家就停下来，玩一下。最后，在一片湖区，大家都开不动了，就地休息。湖上有几只停泊的渔船，没有人，我们就上了去。红丽还胆大地跑到船舱驾驶室里，差点让船滑动了。她是和男生一样，一路骑车过来，精力好的过份。一边玩，一边还唱着当时流行的日本歌，“阿里哇达，哇达西米亚……”歌词是自己瞎译的，谁也听不懂，红丽唱得很象样，于是，在她的领唱之下，大家一起哼起来，“阿里哇达，哇达西米亚……”
那一段时间，也是我渐渐摆脱姐姐影响的时光。她已经和陈君分手了，或许，他们从来也没有真正恋爱过？
在我进中学的时候，姐姐已经工作了。所谓的工作，也就是在爸爸单位里“待业”。“待业”是那年头的专有名词，是指没有正式编制的员工。在文化馆当业余演员，混了一年，姐姐接受了爸爸的安排，在他们供销公司一个新开的门市部站柜台。这无论如何不是姐姐当初的理想，可是，她不能老白吃白喝，她要花钱，开销还大的很。
工作以后的姐姐，装束都改变了，她烫了头发，不是以前那样，用塑料卷自己卷的流海，发梢，而是时髦的药水烫。满头的细波浪，令她看起了成熟许多。她的衣服也讲究起来，自己找花样书，指定样式，让裁缝做，她总能把书上的样式按自己的要求改装，这使她一穿出来，常常就有别人跟着效仿。
我很少和她一起象过去那样交流了，她忙的很，整天不见影子，估计是交男朋友了。追求她的人很多，供销公司的门市部本来不是卖什么紧俏的大众商品，但姐姐这个“柜台西施”在那，人也就络绎不绝了。
陈君后来又来过我们家一次，他约姐姐出去，他们大约争吵了，晚上回来，姐姐的眼睛红红的。但她什么也没和我说。
第二天，姐姐在家整理东西，她把锁在抽屉里一沓日记和信件，带到大院的池塘边，扔了。我来晚了一步。姐姐大约是用尽了全身力气，日记和信件沉到了河中间，姐姐抖得厉害。
这以后，我就再也没见到过陈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