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走得问心无愧，他已经将各种问题都处理停当，暂时不会有任何变乱发生。他觉得自己的一系列措施使夷夏交和，公私两便，都是保治安民的良方。若有能理解其含义的人好好奉行，必能长治久安。可惜朝廷不用人才，阳明的治法没有交付阳明般的治人，于是百姓倒霉，国家生事，折腾者风光而已。只要有良知就能判断谁是人才谁是庸才，他们偏偏冠履倒施、私意为高，谁能纠正他们呢？没有体制的力量怎么才能让他们有点儿良知呢？
阳明想，除了普及他的学说于信服他的人别无良策。他又抱病给山阴的学生写信，对龙泉山中天阁的讲会能坚持下来表示欣慰。他大概预感到他死而不亡就要靠这种有组织的讲会了。一种思想不是它一产生只要正确就能光照人间，还必须靠学生去广泛传播，必须有稳定、持久的教化方式才能大行于天下。悟透之后须物化。他能运用的方式就是讲学、办书院，改造旧书院。别看他嘴上说他的学说一人信之不为少，天下信之不为多，但他还是为拯救世道人心而不遗余力讲学、办学。《明史》卷二三一载：在王阳明的带动下，正德、嘉靖之际，“缙绅之士、遗佚诸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
客观地说，起步于弘治年间的阳明是赶上了开放搞活的年头，弘治广开言路，正德不管朝政，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全国的社会化程度也在提高，有了点儿多元共生的空间和张力。纯粹隐居求道的模式再也不会成为终南捷径，反而会湮没不闻。
讲学、讲会、书院是社会行为，不在官僚体制内运转，就其本质而言是可以不依赖权力系统的栽培，可以不靠行政力量就能推行起来，是可以依自不依他地发展壮大的。王学的流行不靠科举考试等权力渠道，而是靠全国各地的学生以及到各地去做官的学生。但能保持学魂与否不看官职大小，而看其学的深浅精粗。
阳明的贴身大弟子王艮是个不识字的灶丁，他的泰州学派是推行阳明学最有力气的一支。钱德洪、王畿虽都当了几天小官，但他俩私语：当今之世岂是你我出仕时！遂很快退出官场，以在野的身份讲了三四十年的学，而且无一日不讲学，周游着讲。一边当官一边讲学的，当了官又退出来专门讲学的更多，如刘君亮、聂文蔚、何廷仕、黄弘纲、邹守益、罗洪先、欧阳德、程文德，他们在广建书院和长期书院讲学的实践中，成为阳明学派的支派领袖，他们在政治、学术上的地位和影响使阳明学以书院为中心向全社会推进。
有明一代的书院约有一千二百余所，大多兴起于正德至万历年间，最著名的是稽山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东林书院。稽山书院是阳明创建的“母鸡工厂”，明中晚期赫赫有名的学派领袖多由此出身。阳明在江西时有意大力将白鹿洞改造成讲心学的基地。阳明赴龙场时，路过长沙，在岳麓书院住过，后来阳明的弟子季本将岳麓改造为以阳明学为主导的学术中心。那是在嘉靖十八年，作为长沙知府的季本，不顾刚刚颁布的禁毁书院令，大力修复岳麓书院，并亲自登坛开讲官方正在禁毁的阳明学，尔后不断有王门高足主教岳麓。东林书院以反王学末流、恢复朱子学为宗旨，这证明了王学的影响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他们实际上推动了真王学的进步革新，日本学者就认为是挽救了王学。这是中国异端发展主流这一通则的又一次显现。诚如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中所说的：“东林言是非、好恶，其实即阳明良知、立诚、知行合一之教耳。唯环境既变，意趣自别；激于事变，遂成异彩。若推究根底，则东林气节与王门良知，实本一途。东林所以挽王学末流之蔽，而亦颇得王学初义之精。”痛快透辟，一语破的。
嘉靖十一年，大学士方献夫为抗议桂萼的禁毁伪学令，公然在京城联合学派同人（多是翰林、科道官员）一百四十余人，定期宣讲阳明学，聚会的地点为庆寿山房。十二年，欧阳德、季本等在南京大会同志，讲会地点或在城南寺院，或在国子监，使阳明学呈现继兴气象。尔后，书院、精舍、祠堂真如雨后春笋，几乎遍及全中国。较早的如嘉靖十三年在衢州（今金华市附近）的讲社，分为龙游会、水南会、兰西会，是王门各种讲会的先声；还有贵阳的王公祠。十四年，有九华山的仰止祠。十五年，天真精舍立了祀田，如寺院的田庄。山阴的新建伯祠、龙山的阳明祠、庐陵（今吉安）的报功祠都是纪念堂、讲会地。秀水文湖的书院、永康寿岩的书院，还有混元书院（青田）、虑溪精舍（辰州）、云兴书院（万安）、明经书院（韶关）、嘉议书院（在溧阳，刻印了阳明的《山东甲子乡试录》）、新泉精舍（在南京大同楼）。建祠堂的还有龙场、赣州郁孤山（在郁孤台前）、南安、信丰、南康、安远、瑞金、崇义、琅琊山。尔后再传弟子建的书院，最有名的是耿定向、罗汝芳在宣城建的志学书院。
各种讲会更是不可计数。泾县有水西会，宁国有同善会，江阴有君山会，贵池有光岳会，太平有九龙会，广德有复初会，还有泰州的心斋讲堂……
诚如顾炎武所说：“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年之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安石）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阳明）之良知矣。”（《日知录》卷十八）明人王世贞说：“今天下之好守仁者十之七八。”自嘉靖、隆庆年间以后，几乎没有笃信程朱的了。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工商市井，竞相讲阳明学。
明代发生过四次全国性的禁毁书院事件，前三次都是针对心学的。嘉靖十六年为打击阳明的“邪学”；嘉靖十七年，严嵩反对自由讲学，借口书院耗财扰民而毁天下书院；万历七年，张居正主要为打击泰州学派等王学的支派而禁毁天下书院。第四次是天启五年，魏忠贤为打击东林而禁毁天下书院。
然而每次禁毁差不多都是一次推动，明代已不同于以往，已有了“社会”，已非只有官方之国家。在野的力量已成为相当可观的自主集团。王学的流传主要在社会。以王学异端的姿态发了王学精义的东林，则起于山林，讲于书院，坚持于牢狱，并能赢得全社会的同情，也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东林领袖肯定阳明之学是圣人之学。但认为阳明之教不是圣人之教；肯定阳明，否定王门后学。因为王门后学既无阳明万死一生的实际体验，又无阳明的天才，故失去孔子真精神。他们也有认为阳明起步于道士的养生，格竹子路子就不对，尔后也没往对里走，在龙场悟得的也是他的老主意，以后就以“格物在致知”来对抗朱子的“致知在格物”；就算是格物在致知，也应该在致善，而不该滑到无善无恶上去，一旦以无善无恶为教，就势必导致天理灭绝。这一方面说明他们的水平比阳明低，他们才像天使和蠢驴一样坚持伦理本质主义，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对表面的善是多么无条件地坚持。只是他们没看到东林末流党争不已的邪性，为害程度大于王学末流。明代人的气质是很有共性的，有人称之为戾气，庶几近之矣。
阳明获得官方的最后、最高的认可，是到了万历十二年，由毫无心学气质的古板宰相申时行提议将两路心学大师陈白沙、王阳明入祀孔庙。起因在于万历皇帝觉得阳明学与朱子学“将毋同”——“王守仁学术原与儒朱熹互相发明，何尝因此废彼。”老申的论证很简明，先排除说他是伪学、霸术——“原未知守仁，不足申辩”；再说立门户，他说宋儒主敬主仁也都是立门户，阳明的致知出于《大学》，良知出于《孟子》，不能单责备阳明立门户。第三是所谓心学是禅宗的问题，他说必外伦理、遗世务才是禅，而气节如守仁，文章如守仁，功业如守仁，而谓之禅，可乎？再说怕崇王则废朱也是不对，朱子学当年不因陆九渊而废，今天会因王阳明而废了吗？他以上的论证都是平实之论，最后他说出了崇王的必要性：“大抵近世儒臣，褒衣博带以为容，而究其实用，往往病于拘曲而无所建树；博览洽闻而以为学，而究其实得，往往狃于见闻而无所体验。习俗之沉痼，久矣！”让阳明入祀孔庙，就可以让世人明白儒学之有用，实学之自得，大大有功于圣化，最终还是因为推崇王学有实用价值。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王学的确是能满足时代对精神启示的渴求，因为老申没有为王门竖旗杆的义务。他倒有点儿我大明入祀孔庙的只有一个薛瑄，不足以显示文运之盛这样的虚荣心——至少是在利用皇帝的虚荣心。
万历皇帝曰“可”。于是，阳明从形式上也成为一向为之奋斗的圣人。入祀了孔庙就算正式的、官版的圣人了。
《春明梦余录》卷二十一回顾了当年朝野对阳明的审查、批判。当时有人觉得赏阳明个伯爵只是一时之典，但让他入孔庙是万世之典，断断使不得。重温了当年嘉靖对阳明的严厉申饬：“放言自肆，号召门徒，虚声附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都察院榜谕天下，敢有踵袭邪说、果于非圣者，重治不饶。”然后，又点明为什么当时严厉申饬，今日（即申提议时）入祀，却无一人言及，因为良知之说盛行了也。这其实辅证了申时行王学有用的说法。
阳明入祀孔庙因为年代偏后、地位也低，如果说“十哲”像十八罗汉的话，他只像五百罗汉堂里的一个罗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