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本想找一个超验的从而万能的依据，赋予它不证自明、永远有效的权威性、真理性，好像一找到良知就等于和上帝在一起了、就得到了神启、就得到了来自上帝的绝对命令，就正确无误了。但事实上很难说。譬如，他以致良知的精神效忠君国时，称得上是顾全大局的圣人，但他那种心态其实是一种不甘当小奴才的大奴才心理，固然高于那些宦官群小，但并不是一个心学大师的高度——外国人又怎么看？再过两百年人们又怎么看？固然别人怎么看也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王阳明也同样有权认为我们不着边际——这也至少证明了良知不能统一天下人的思维，当然它可以统一让它统一的那些人的思维，如王门弟子、王学传人——这又变成了一个信仰的有限性问题。霍金说哲学就是对信仰进行批评。心学在阳明手里都是飘忽的，忽而是批评假道学那种信仰的学术，忽而自己又变成了让人信仰的教义。
王阳明以一种你们不信反正我信的姿态，兴高采烈地总结良知的价值、意义。他给邹守益写信说：“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如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有舵柄自然比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要好百倍，但又有多少舵手入海不得回的？正德若硬拿你下狱像拿冀元亨那样——那也只能是船翻了但舵还在手而已。
他不忧心这个“有限性”的问题，却发愁它不能光照全人类——有一天喟然长叹，陈九川问：“先生何叹也？”王说：“此理简易明白若此，乃一经沉埋数百年。”
陈说：“亦为宋儒从知解上入手，以识神为性体，故闻见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古今人人真面目，更复奚疑？”这话也是自作多情的类推语。那些佛教徒也承认有一个人人都一样的真面目，但不是良知，而是空、是佛性、是如来藏，却也同样觉得“更复奚疑”，奈何？稍可注意者：识神、性体是用道教术语翻译佛经的常用语。
王的论证办法很感动人：“然譬之人有冒别姓坟墓为祖坟者，何以为辨？只得开圹将子孙滴血，真伪无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贤相传一点儿真骨血也。”但这个动人的“转喻”只是表达一种心情罢了——既不能证真也不能证伪——其实他说的是真的。他的“良知”二字的确相当成熟漂亮地表达了孔孟真精神，在习惯了以圣学为真理标准的事理论证网络中，能够认祖归宗，他的论证也算到位了。但是这种话语相当于文学评论——赞同还是反对全凭接受者的感觉，信自信疑自疑，千古如斯。
思想真理对接受者来说还就是“自家吃饭自家饱”，各人识得自家那片月，有的王门信徒后来倡导“现成良知说”，便瓦解了良知的真含义。王阳明提倡心学以来，就自觉地抵制这种来自内部的颠覆倾向，尤其自南京以后，对求教者一律要求以存天理去人欲为本。要问“之所以”，让他自己去求“是因为”。从来不一口喷出个天理——也的确如此，良心是能从外援得到的吗？天理要不从自家心头养出来，欺世盗名者岂不皆天理的特使了？“致良知”这种成仙成圣的神圣又神秘的功夫不也就变成搞文学评论了吗？但良知若只是哑巴吃饺子，它还能光芒万丈长吗？
他也有哑巴感，或者说他是想高级哑巴化：“近欲发挥此意，只觉有一言发不出，津津然如含诸口，莫能相度。”——就是说不出来。说完之后，沉默良久，这种时候，他的学生都不敢打扰他，都知道他有更重要的话在后头，可是这回却是归于无言：“近觉得此学更无有它，只是这些子，了此更无余矣。”学生中有表现出健羡的，王说：“连这些子，亦无放处。”绝对是高僧在参玄机，他的真实意思是他已到达至高无上的“无”的境界，万物皆化，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了、与大道为一体了。其实他是达到了一种超语言的神秘的心证境界。良知就是这么一种觉悟性，一拿出来标榜、宣传就不再是良知了。理解良知也需要这样的知觉性。我总觉得阳明哑巴时是他一生最良知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