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孝贤结拜干哥的大儿子已经长大了，干哥要盖房准备给儿子娶媳妇，但还差几百元钱买建房的材料。他在村里及亲戚家只借了200多元钱，钱还不够。他知道这位妹妹也很穷，只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开口向她借钱。干哥在给甄孝贤说起借钱的事时，很难以为情。甄孝贤心里很明白哥哥的无奈，但她自己确实没有钱。如果回绝了，又觉得对不起哥哥，就对他说：“哥，你别着急，我去想想办法。”
饮水思源不忘本，知恩图报记在心。这是甄孝贤一生做人坚守的准则，现在经济条件比原来稍微要好些了，她给干娘又做了一身衣服和一双布鞋。石彭氏看到女儿给她做的布鞋倒是很高兴，老人是尖尖的小脚，年纪大了，走路抬腿不利索，脚尖最容易踢破。当看到女儿又给她做了一身新衣服，就有些不乐意了。老人对她说：“心爱，古人说六十不造屋，七十不制衣。你又给我做这么好的衣服干什么？上次你给我做的那一套衣服还放在那里没有舍得上身呢！”
“妈，前些年孩子都小，经济上确实有些困难，我对您没有好好地尽孝道。现在孩子都大了，我家的日子也慢慢好起来了，给您做身衣服是应该的。六十不造屋、七十不制衣那是古人的说法。您身体这么硬朗，再活一二十年都没有问题。您穿上让我看看，不知道合适不。”
“我再活一二十年？那不成精了！听你这么说，我就穿上让你瞅瞅，难得你一片孝心。”老人说这话时，脸上露出了微笑。
石彭氏穿上新褂子后，用右手轻轻地往下抚了抚衣服的前襟，高兴地说：“合适，正合适。”
“心爱，你是苦尽甜来。想起几个外甥小的时候，你日子过得真的不容易。”
“妈，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感谢您对我的帮助。”她刚说完，老人听到这里有点不高兴了，她噘着扁扁的嘴对甄孝贤说：“心爱，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是我什么人？你是我姑娘，我们是一家人，你不应该给我说这样见外的话。母亲帮助姑娘，那是应该的，我不是为了要你的感谢！”
甄孝贤看到老人真的有些生气了，连忙用道歉的语气说：“妈，是我说见外话了。”老人脸上这时才由阴转晴，她只是笑着用手指点了点甄孝贤，什么话也没有说，到伙房做饭去了。
甄孝贤自以为，这些年来，对干娘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没有忘恩负义，根本谈不上是孝敬。因为她始终没有忘记，在她最困难的时候，这位老人对自己无私的帮助。自己所做的这些，都是很平常而又应该做的分内事，离孝敬还相差很远。
吃完饭，甄孝贤与母亲谈到哥哥找她借钱盖房屋的事，她给干娘说起这事的本意是：哥哥这忙她一定要想法帮，如果她能找人借到钱，那算是给哥哥解了难。假若自己尽了力还是借不到钱，让干娘给哥哥说明情况，让哥哥不要怪罪她。
人只有先把心交给别人，别人才会把心交给你。甄孝贤虽然与结拜的干娘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她多少年来是把这位老人视为自己的亲娘。所以母女之间的交谈，双方都没有任何的戒备和隐藏。
老人悄悄地对她说：“心爱，你别着急！我去年卖猪的一百多元钱还没动，你拿一百元钱去借给你哥。”
老人明知儿子盖房缺钱没有给儿子借，而要给干闺女说，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甄孝贤在老人心中的位置。这种信任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在天长日久的相处中积淀起来的。
两年后干娘去世，也许是老人在临终前没有来得及给儿子说起此事。也许是怕她死了以后，这死无对证的事，假若干闺女不承认，兄妹俩会为这事闹矛盾，所以干哥根本不知道母亲借钱给妹妹的事。
老人在临终前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没有向儿子说起这事，现在只有天知道。
待把老人家后事办完，甄孝贤帮着家里人把干娘生前住过的房子收拾完毕，她对哥嫂说：“哥、嫂子，母亲走了，有件事我要给你们说清楚。你们前年盖房时，我知道你们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找我借钱的。我当时确实没有钱，妈知道这事后，将她老人家卖猪的钱悄悄地借给了我，让我再转借给你的，那钱你就不用还我了。”
干哥听甄孝贤说完后，以一种很意外和惊讶的神情对她说：“妹妹，你是不是记错了？妈在临终前根本没有说这个事。”
“哥，我没有记错。我借给你那钱，确实是母亲借给我后，我再转借给你的。母亲养一头猪很不容易，不论她老人家临终前给你说没有说到这个事，我是不会昧良心的。”甄孝贤以很肯定和坦诚的语气告诉哥哥。
那时候一百元钱不是一个小数目，她结拜的那位干哥从此更是敬佩妹妹的人品。他十分感动地对村里人说：“我妈当初真的没有看错人，就是亲妹妹，在这件事情上，也不一定做得这么光明磊落。”
干哥给村里说起这件事后，村里的人对甄孝贤的人品也是十分敬佩。
农村的行政设置是公社管辖大队，大队管辖生产队。当时最流行的说法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社员们每天面对的是生产队长这位村子里最高的“行政长官”。
一个人当上了生产队长，他的小孩就是村子里的“高干子弟”。
农村的男孩子打架，一般都是强者为王。即使是再调皮的孩子，在生产队长的小孩面前，也懂得要礼让三分。这都是娘、老子在家里教好了的。
生产队长如果当的时间长了，他们的子女长大以后，只要有在农村招工招干的机会，就可能沾上光。
在农村就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干部的儿快快长，先入团后入党，有了机会进工厂。农民的儿快快长，先治湖后治港，好好劳动挣工分粮。”
在农业大集体的时候，多数人之所以想当生产队长，那是因为只要当上了生产队长，不但子女能受到很好的优待，本人也有很多的好处。他几乎不用干农活，每天给社员派完工后，他肩膀上扛着锄头，在本生产队的田边地头到处转悠。其实，扛在他肩膀上的那把锄头，就像演员演戏的道具一样，根本沾不上土。还有一个好处，可以改善生活。在计划经济时期，这也票，那也票，样样东西都要票。就说吃肉吧，农民根本没有钱去买肉吃，就是有几块钱，如果没有肉票，也是买不到肉的。
村里所有的社员，都不敢得罪生产队长。如果敢与生产队长顶撞，较轻的整人办法是重活、累活、脏活都会派给他去干，但每天拿的都是与同等劳动力一样多的工分。如果生产队长真的动怒了，他把你告到大队，等待的是“开学习班”。
正因为有专政机器为生产队长撑腰，梁家庄的生产队长梁开升这个“土皇上”做起事来有恃无恐。
在全村，每个社员都要巴结他，当一个“顺民”。于是在农村就形成了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不论是谁家婚、丧、嫁、娶，还是生了小孩做满月、做周岁，甚至家里请来了裁缝做夏、冬衣服，来了木匠做家具，生产队长是必请的座上宾。
生产队长享用的是请吃主家忍嘴待客的、平时饭桌上见不到的好饭荤菜。有人开了这个头，别的人家就得跟上。即使是最不情愿的人家，也不得不遵从这个约定俗成的“村规民约”。
梁家庄这个村子说大，比不上甄家庄，但说小也不小，全村也有近百户人家。生产队长每个月至少有两三次吃荤的机会，这在物质十分匮乏的年代，不能说不是一种很好的待遇。
生产队里除了生产队长和副队长外，还有两个“肥缺”：一个是会计，一个是记工员。会计按当时的规定是要进队委会的，也就是本生产队的“领导班子成员”。
当会计的好处是，在农村大忙的时候，也是干活最累的时候他借故要做账，可以躲在家里不出工。他还掌管着全村工分值的核算大权，平时给自己多分点稻谷，到年底多分点“余粮款”都不是太难的事。即使有人看出了端倪，也不会当面说出，因为村民都是怀着一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
那时候，年龄大的农民大多没有文化，即使你有点文化，但每个劳动日的工分值是如何核算出来的，别人根本不清楚。在这个问题上，就是生产队长也只能听会计说“驴”是“驴”，说“马”是“马”。当然，会计是不敢给生产队长家少分粮食和余粮款的，这是一个不言而喻而又很简单的道理。
“记工员”虽然不是队委会成员，但只要能当上，也有不少好处。他基本不用参加生产劳动，每天从早晨到下午要记三次工。社员们每天干活很分散，有的是在水田里劳作，有的是在旱地里干活。社员们快收工回家的时候记工员把全生产队社员的出工情况记录下来。记工员很少参加生产劳动，成天只拿一本记工册在田间地头行走，有的社员在背地里骂他是在“游魂”。
至于大队干部完全脱产，那是天经地义的事。他到各生产队去检查，不可能像生产队长那样，肩上也要扛着锄头。他们是全大队的社员养活他们，大队干部的主要责任是抓阶级斗争，批斗本大队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农业生产有各生产队的队长来抓，他们是不用操心的。
生产队长或大队干部在国家行政系列中虽然没有级别，也够不上什么“官阶”，但梁家庄的生产队长梁开升在村子里就一手遮天。他在村子里享有为所欲为的权力，本生产队的大小事他一人说了算。他成天见谁都是绷着个脸，好像天生不会笑似的。
梁开升有一件最乐意做的事情，他每年都有一两次与本村一位村民到较远的地方去给生产队买耕牛。他每次外出买牛，一定要带上这个人，原因有两个：一是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平日里是如影随形，两人合穿一条裤子都嫌肥。他们一起干的那些不可告人的事，不用担心“后院起火”，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二是这个人能说会道，在做生意方面确实也有一套。
农村做这类交易是没有正式发票的。卖牛的一方只给对方写一个收款凭证，盖上本生产队的公章，经手人签完字再按上手印就行。梁开升回到生产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让生产队会计报账。
他们俩为了侵占生产队的钱，还真的想了一个比较高明的办法。买好两头耕牛后，在准备返回的途中以高于原价卖掉，再到很偏僻的山村去买耕牛。因为到偏僻地方购买耕牛的价格要低一些，回到生产队用最高额的购牛凭证报账。在这一买一卖过程中，他们两人从中可获利近百元钱。如果在返回的途中“运气”好，他们还可以在沿途买买卖卖，获利更多。他们回到村子时，一人牵一头耕牛回来。因为迟回或者早回生产队几天，没有一个人胆敢过问，社员们都是敢怒而不敢言。
农业大集体时，梁家庄一个劳动日的工分值只有两角多钱。他们每年出去跑这么一趟，捞的昧心钱，有时比一个劳动力苦干一年还要多。
古人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们这么喜欢到外地去买耕牛，这里面的“猫腻”，就连梁德文这样憨厚的人都知道。他在家中说起这事时，甄孝贤对他说：“三弟，你平时是一个不多事的人，那些无凭无据的事不要到外面去说了，免得招惹是非。话又说回来，就是你有凭有据又能怎么样？小神斗不过大神，谁敢去告生产队长？你要是管这些闲事，当心他故意找碴，给你穿小鞋。”
梁德文是比较听嫂子话的，转而对嫂子说：“嫂子，我是听到别人悄悄在一起说这事，心里很生气，我只不过是在家里说说罢了。我听嫂子的，把自己当成一个‘瞎子’‘聋子’。”
“是非只因常开口，烦恼来自强出头。我知道三弟是听人劝的。”甄孝贤听到三弟这样说，心里是很满意的。
梁开升把自己的那点权力用得十分到位，他不但在经济上占集体的便宜，生活作风上也是道德败坏。只要是村里长得有点姿色的小媳妇，他就打歪主意，就像绿头苍蝇见到了臭肉。
如果他看上了本村哪个妇女，就派她的男人去外地做副工。一旦男人外出做副工后，他就去纠缠别人的老婆。
人常说：男人没主意一世穷，女人贪便宜裤带松。客观地说，村子里在他所“宠幸”的几个女人中，有的是迫于无奈，不敢得罪本村这位“行政长官”。但也有个别妇女裤带松，是为了得到生产队长的好处，半推半就地投怀送抱。
天长日久，梁开升干的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大多数村民都知道了。有好几个村民先后几次向生产大队反映了梁开升的许多问题。
有的村民甚至向大队提议，让甄孝贤当生产队长。
社员们平时巴结生产队长，那是对他还存在一定的幻想。如果群起而攻之，那是对他不再抱有任何希望。大队干部对梁开升的问题多多少少也知道一些，但没有想到他的问题那么多。
几位大队干部在一起说到梁开升时，形成了一致的意见：如果不把他的生产队长趁早撤换，将来会招惹更多的麻烦。
这天，大队支书带几名大队干部直接到甄孝贤家后，对她说：“最近你们生产队有好几个村民向我们反映了梁开升好几个方面的问题。如果不把他换掉，将来可能还会发生更严重的问题。你在梁家庄村民中威信很高，绝大多数社员都相信你。有的村民直接推荐你来当生产队长，你就把这副担子挑起来吧。”
甄孝贤听到这里，急忙向大队支书摆手说道：“支书，不行，不行，真的不行。古人说‘猪毛擀不了毡，女人当不了官’，哪有女人当生产队长的！”
“谁说女人当不了官？女人当皇帝的都有，你怎么就不能当生产队长？”
“我一个女人干薅薅锄锄的活还可以，但犁田耙地的活我干不了，别人怎么会听我的。”
“生产队长不一定都要会扶犁打耙，会指挥就行。当将军的枪法，并不一定就要比当士兵的好，这是两码子事。”大队支书对她说。
甄孝贤最后以恳求的口吻说：“支书，我给你说句实话吧，我家的情况你很清楚。这些年来，我虽然没有干什么违法的事，但为了这一家人的生存，也悄悄做了一些按规定不准做的事。我心里很清楚，是我们村的村民和你们当干部的在打马虎眼，大家是在可怜我。如果我家境好一点，让我当这生产队长倒也罢。我有这个穷家的拖累，有什么脸面去说别人？真的不行，这个担子我真的挑不起。全生产队那么多人要吃饭，这不是闹着玩的。”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都推荐你，他们是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当好这个生产队长，我们也相信你能干好。”站在一旁的另一名大队干部也对甄孝贤说。
“我干不了，真的坚决不干！”甄孝贤回答得很干脆。
“那让你当妇女队长总该可以吧？你们生产队从那位妇女队长因病去世后，一直没有妇女队长。”大队支书又以征求意见的口吻问甄孝贤。
“有鸡叫天也明，没鸡叫天也明。”甄孝贤慌不择言地说了这么一句。
“你的意思是，这个妇女队长有没有无所谓？”大队长问她。
“大队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这个妇女队长除了我，别人也能当，并且还会比我当得好。虽然是个妇女队长，但样样要走在妇女的前头。我还是那句话，我家的拖累太大，确实没有精力来操心村里的事。不是我这个人不识抬举，我是怕干不好，给大队干部脸上抹黑。”
“看来你是阿二当郎中——普通的人请不动。”大队长这时对甄孝贤说了这样一句俏皮话。
大队支书看到甄孝贤推辞的态度很坚决，心里很清楚，这件事是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他问甄孝贤：“如果让你推荐生产队长，你看谁当比较合适？”
“如果让我推荐，我就推荐梁广润。他是一个初中生，有文化。这个人头脑灵活，种地很内行，为人也比较正派。”
“你说的这个人倒是不错，只是太年轻，怕压不住阵。”大队支书说这话时，把食指压在下嘴唇上。
“这就要看大队干部是不是真的给他撑腰了，几岁登基当皇帝的都有，何况一个生产队长？”从这句话可以看出，甄孝贤推荐梁广润当生产队长是发自内心的。
大队支书准备离开时，对甄孝贤说：“你说的这个人，我们回去再商量一下。”
在听取梁家庄村民意见后，经过大队干部研究，决定让梁广润接替梁开升当生产队长，肖花眉当妇女队长。
梁开升得知不让自己当生产队长后，到大队部又喊又叫，一定要大队干部当面给他说清楚不让他当生产队长的理由。
大队支书走到他跟前对他说：“话不挑不明，灯不挑不亮。我倒也同意给你说清楚，你是让我们现在面对面地给你说清楚呢，还是在全大队社员大会上给你说清楚呢？我可告诉你，你不要以为有的事干得很巧妙，我们不知道。现在不让你干，我们是在保护你。你当生产队长时间越长，将来的麻烦就会越大，到时更不好收场。你不要自己已经坐了一屁股的屎，还不知道臭！”
梁开升听完大队支书这一番话后，他如芒在背，浑身上下都不自在。一个人静静地在原地站了一会儿，跟谁也没有打招呼转身就走了。其实他很想继续当生产队长，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他考虑最多的是，如果不让他当生产队长，他的第二个儿子就不可能像大儿子一样，进城当工人了。
梁开升不当生产队长后，村里人也不像过去那样畏惧他了。个别与他有成见的人，见了面后不但不给他打招呼，还故意重重地从鼻子里发出“哼”的一声，加快步伐离开他。
梁开升可能是寿缘已到，也可能是他内心自我压抑太重，没过几年就死了。
生平不做皱眉事，死后应无切齿人。他死了以后，不知是谁在他的坟头钉上桃树桩，还淋有狗血。这是对死者最恶毒的诅咒！
按常理，人都是记生不记死。即令哪个人对他恨之入骨，在他死后也是恩怨两讫，一般人是不会做这种“下三烂”(15)事的。因为梁家庄恨梁开升的人太多，有时私下三五成群地在一起议论这事时，猜不准是谁干的，也许干这事的人，就在参与议论者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