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春天万木葱茏，百鸟和唱，鱼翔浅底，翠柳抚堤。这个季节也是草长莺飞、桃花拂面的大好时光。
春天一到，又是庄稼人开始繁忙的季节。这天，白天下了一天的雨，晚上就停了，浩瀚的苍穹露出了闪闪的繁星。
村里一位老农吃完晚饭，走到大门外，看着挂满星星的天空，高兴地说：“春雨贵如油。白天下了一天的雨，晚上就停了，明天又好干活了。今年定是一个好年成，老天爷让我们能吃饱肚子了。”
农业生产季节性很强，农时耽误不得。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马上就要开始插早稻了，在这个时候，就是“天下刀子”，社员们都要戴着斗笠，穿上蓑衣在田里插秧。
奇怪的是每到这忙得不可开交的季节，大队干部都要把各生产队的队长组织起来搞所谓的“生产检查”。其实也就是让各生产队的队长，在全大队社员中“集体亮相”。
全大队就有十几个生产队，在这特别繁忙的季节里，每到一个生产队检查，本生产队就要派人到镇上买酒买肉招待这些前来“检查”的一行人。他们酒足饭饱以后，有的边走边打着饱嗝，有的还弯着小手指，用指甲剔出夹在牙齿缝里的肉渣，再到另一个生产队去“检查”。
南方的村落不像北方的屯子，各个村子人口的数量很不均衡。最大的村子有近千人，有的村子甚至是几千人。但有的小村子连老人带小孩都不到一百人，能参加生产劳动的也只有五六十人。村子虽小，但接待任务不能打折
扣，也要接待这一行由大队干部带队，各生产队队长组成的“检查团”。
根据大队的安排，每天只检查两个生产队，等全大队各个生产队转完，七八天就过去了。
在这大忙的季节，社员们披星戴月地在田间里劳作，人都瘦了一大圈，可大队干部及各生产队长通过巡回检查倒是长膘了。社员们对这些貌似正常的情况，只能把内心的不满埋藏在心里。
毛泽东同志发出“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的最高指示后，全国各地农村有线广播，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了起来。
农村的有线广播每天早、中、晚各播放一次，它在当时主要有两个用途：一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播放歌曲、戏剧，活跃农村文化生活；二是有什么事由广播员向各生产队进行通知，起到了一个“放射型”电话的作用。
“检查团”是中午从另一个生产队酒足饭饱以后，到梁家庄来的。在“检查团”来了以后，大队广播室发生了一桩怪事。大队的专职广播员打开扩音器，给下一个生产队通知，要他们明天早晨做好迎接“检查团”的准备后忘了关掉扩音器。
这位广播员在广播室里与一个女人打情骂俏的“骚音”传到了全大队十六个生产队。本大队的人相互之间基本都认识，扩音器播出的那女人的声音是本大队的“赤脚医生”。
从事繁重劳动的社员们看到“检查团”在田边转悠时，心里本来就十分反感。当听到广播里两个无良男女打情骂俏的声音传到他们耳边时，更是怒不可遏。
面对这种情况，社员们实在是看不惯。年龄稍大的社员内心虽然十分不满，还是强制自己表面上装着若无其事。但在另一块水田里插秧的几位男青年，不约而同地从水田里走到田埂上。
梁德文看到这种情况，只好也跟在后面走。他在那几个人走到大队干部面前后，就停了下来，没有再往前走。
有位叫梁崇廷的青年质问大队干部：“广播是干什么的？广播是用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我们在田里这么辛苦，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他们两个人在广播室里闲得无聊，还要把他们在一起打情骂俏的声音播放给全大队的社员听。你们开会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要狠抓两个阶级的斗争。我今天倒要问问你们，这算不算是两个阶级的斗争？”
还有位叫梁平阳的年轻人也喊着对大队干部说：“今天我是豁出去了！我也问问你们，在这大忙的季节，组织这种检查到底能起到什么作用？农业生产是不能误了农时的，身为生产队长，不在自己生产队带领社员们插秧，被你们召集到一起搞什么检查。你们每到一个生产队，还要安排几个妇女给你们做饭。劳动力多的生产队，少几个人插秧倒影响不大，像第三生产队本来劳动力就不多，搞这样所谓的检查，也要安排妇女给你们这么多人做饭，是不是又少了几个插秧的劳动力？你们不就是借着权势整人吗？你们想怎么整我，我不怕！”
随即又有一个青年也跟着说：“我们没偷没抢，为说几句公道话去挨整，不丢人！”还有几个站在旁边的年轻人，也是怒目对视着几位大队干部。
如果今天是一两个人在闹，大队干部事后可能真会找个借口整治他们几个人。今天这突发性的事件，引起了这么多人的不满，他们知道法不责众的道理。
大队支书此时放下了往日的架子，赔着笑脸说：“今天广播室发生的这件事，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
下午放工回家后，甄孝贤对三叔子说：“三弟，你今天做得就很好。我知道那几个青年都站到了田埂上，如果你不跟着去，日后他们就会孤立你。出头的椽子先烂，他们今天弄得几个大队干部下不了台。不信你看，梁崇廷和梁平阳两个人，大队干部或迟或早要找他们麻烦的。”
“嫂子，他们几个人今天只不过是借题发挥，主要还不是针对广播室那两个人的。他们最看不惯的就是大队干部的这种做法，社员们在水田里插秧累得要死，大队干部还要组织那么多人在田埂乱转，这种检查只能让人讨厌，真的不起半点作用！”
梁德文边说边用握紧了的拳头，在自己胸前捶了一下，他只有以这种方式发泄内心的愤懑。
当然，今天这一闹，凡是参加检查的人，在梁家庄这顿晚饭吃得不是很痛快。
其实这两个在大队部吃“快活饭”的不良男女，都与大队干部沾亲带故。广播室今天所发生的这件事，要是发生在其他人身上，肯定要开他们的批判会。如果真要开这种批判会，与大队干部故意整人的批判会还不同。群众对并没有犯下大错而挨整的人，只批不恨，对这类人是既批也恨。因为他们两人的身份特殊，在迫于无奈的情况下，只好让他们回到各自的生产队参加劳动。这两个不知自重的男女，只不过是给了另外两个与大队干部有沾亲带故关系的子弟腾出了位子，一般社员的子弟是干不上这种“轻巧事”的。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有的年轻人，特别是上过中学的年轻人，做梦都想进城当工人。这拨年轻人每到年初，最盼望的是公社今年能给本大队分配一两个招工的指标，并且希望这种好事能轮到自己头上。
寒来暑往，季节更替。人们在不经意间进入了盛夏，这年的夏天似乎比往年还要热，骄阳似火。人在地里干活，就像是钻进刚熄火的砖窑里。嘴里吐出来的气都是热的，鸡在树荫底下半张开翅膀，张着嘴进行消暑。
年轻人在地里锄玉米时，议论的话题是：今年公社会不会给本大队分配招工指标。因为公社每年给各大队分配招工的指标，一般都是在这个时候。
事情也很凑巧，没有过多久，公社真的给本大队分配了一个招工指标。
有这种好事，大多数大队干部，甚至有个别当生产队长时间较长的人，都在内心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大队支书召集全体大队干部开会，商议今年这个招工指标给谁时。谁都不表态发言，其实都是想别人推荐自己的子女。
大队长为了打破这沉默的局面，谈了自己的意见：“今年这个招工的指标，我建议今天在座的各位谁也不要争了。我们在梁家庄检查时发生的那件事，那就是社员对我们有些做法发出了一个十分不满的信号。这些年来，每年招工都是我们的干部子女。如果今年还在干部子女中考虑，一旦引起了众怒，到时真的不好收场。墙倒众人推，我想在座的各位都明白这个道理。我看今年这个招工指标，就给第八生产队的舒友德，他母亲是一个聋哑人，父亲在大队农田基本建设中意外致残。”
大队长提出的这个意见，虽然有人在心里不满意，但没有一个人当面提出不同意的意见。只有一个坐在墙角落的人，嘴里嘟嘟囔囔地轻声说：“你家已经有两个都当上工人了，自己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
因为他说的声音太小，好多人都没有听清他嘴里说些什么。
话说舒友德在大队通知他今年被招工后，很快到镇医院去进行了体检。体检合格后他就背着铺盖卷，到大队部办理迁移户口的手续，好像他在农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大队会计看到他这种做派，故意“日鬼”他，把他挡在大队部门外，没有让他进去，并对他说：“支书和几个大队干部今天都不在，你明天再来吧。”
舒友德离开大队部以后，大队会计对支书和大队长说了舒友德刚才来大队部办理迁移户口那种急不可待的情况。
在场的几位大队干部，都对舒友德的这种做法特别反感。
大队支书这时提议：把这个招工指标给梁家庄的梁德文，因为他大哥死于矿难事故，家庭确实很困难；再一个他家那年失火，烧得片瓦无存，损失惨重；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次组织各生产队的队长检查时，有几个青年向大队干部发难，只有梁德文一个人是静静地站在人群后面，没有参与。根据他家的实际情况，这个招工指标给他，也不会引起众怒。
几名大队干部对支书的这个提议，没有一个人提出不同的意见。
世上蠢人也有，但没有像舒友德这么蠢的人。第二天他还是背着铺盖卷来到大队部办理迁移户口的手续。
大队支书看他还是带着铺盖卷，狡黠地眨了眨眼对他说：“原来公社是给我们大队两个招工指标的，现在情况有变，只给了一个。我们几位大队干部在一起商量了一下，大家都同意将今年这个招工指标先给梁家庄的梁德文。”
舒友德一听就急了，他大声质问大队支书：“我原来怎么没有听说有梁德文呀？”
“有没有他，难道我们还要向你报告吗？”大队支书回击他时，也是面带怒气。
舒友德在这时候是不敢得罪大队支书的，他讨好地对大队支书说：“支书，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想问问你，为什么给他，就不给我了呢？”
大队支书这时点了一支烟，猛吸一口吐出后，用食指弹了弹烟灰后对他说：“你是问我为什么要给梁德文而没有给你，对吗？那么我就告诉你，他年龄比你大，到现在也是单身。他的哥哥梁德烈在铁矿出了事后，他家比你家更困难。他家房子着火烧了，好端端的一个家，烧得连一根针都没有剩下。还有，从他大哥去世后，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他的嫂子不得不将自己最小的儿子都送人了。他家是不是比你家更要困难？我说的这些情况，你家都不存在吧？你还是等到明年我们再作考虑吧。”
舒友德得知已经煮熟了的鸭子飞了，顿时情绪失控。他立刻金刚怒目，眉毛一根根竖了起来，脸上暴起了一道道青筋，声音越喊越高，嘴角都是白沫，满头冒汗，桌子被他捶得“嘭嘭”作响，茶杯震到地上，摔成了几块。此时，他很像竖起尾巴的疯狗，随时都有可能扑上去咬人。
所有大队干部看到他那暴跳如雷的样子，心里都有些胆怯。此时此刻，怕他在情绪严重失控的情况下狗急跳墙，做出丧失理智的事。
所有大队干部都感到胆怯，是有原因的：本县就在去年深冬，山区发生了一起惨绝人寰的灭门惨案。县公安局为了配合省公安厅寻找破案的线索，将死者的血衣和现场拍的照片，在本大队礼堂里也巡展过，凶杀现场惨不忍睹。
这起恶性案件好像就发生在昨天，几名大队干部看到舒友德这丧心病狂的样子，心里也感到有些恐惧，但谁也不好意思退出现场。
大队干部看到舒友德在情绪失控情况下的反常表现，立马联想到本县发生的这起灭门惨案。在场的每个人都吓得是色若死灰，十分害怕他也借机制造血案。
从他先后两次都是背着铺盖卷到大队部来办理迁移户口手续的举动，以及今天在现场暴跳如雷的样子来看。所有在场的大队干部心里都明白，舒友德是一个智商不高、性烈如火的农民。大队干部更为担心的是，这种人一旦失去理智，做什么事都不会考虑后果的。
几位大队干部为了不让矛盾激化，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并向他承诺：明年只要有招工的指标，第一个就考虑给他。
庆幸的是，舒友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只在公开场合骂过几位大队干部，倒没有做出不理智的事。要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大队干部的承诺，对他情绪的稳定起了很大作用。
最让人觉得可笑的是，为什么情况会出现这样的逆转，问题究竟发生在哪里，舒友德本人自始至终都没有意识到。
这就是蠢人的悲哀！
这么多年来，每年的招工指标不是大队干部的亲属，就是资格较老生产队长的后代。这次把仅有的一个招工指标给了梁德文，这让全大队的社员，对大队干部今年的做法表示赞同，甄孝贤全家也是万万没有想到。
村里人知道这次招工单位是市棉纺厂时，有个与梁德文年龄相仿的青年十分羡慕地对他说：“你去了这么个好单位，不但进城当了工人，找个城里老婆都不成问题了。”看到梁德文那还没有听明白的表情，他又补充道：“棉纺厂女工多，你成天在女人堆里混，找个老婆还不容易呀！”
梁德文想到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能到棉纺厂当工人，这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他很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
这个棉纺厂较大，有近两千名职工。女工占比达百分之七十以上。
梁德文当了工人以后，甄孝贤心里最高兴的是，他的婚姻是不成问题了，因为农村姑娘哪个不想嫁给一个在城里当工人的？有人对甄孝贤说：“梁德文不一定要找农村姑娘了，说不定要找一个吃商品粮的城里姑娘。”
“还有城里的姑娘看得起咱们这个穷家？”甄孝贤反问她。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梁德文是在一个国营纺织厂工作，纺织行业的特点是女工多，男工少，男工要想在本厂找对象不是很难。”
甄孝贤听到这里，心里是美滋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