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文学自从诞生那天起，就不同程度地受着地域文化的影响，尽管军事文学以它独立的品格区别于其他文学作品，但作家所处的地域文化都或多或少地渗透到其文学作品内容中。当大西北的“三李一唐”以西北独有的地域文化在军事文学创作中加以展示并引起广大读者喝彩时，身处东北的几位作家也扯起了“冻土文学”的旗帜。其代表人物便是沈阳军区专业作家刘兆林。所谓“冻土文学”，是以东北特有的地理环境下的军人生活为题材，反映生活在北大荒、大兴安岭及其边境线上的军人们的喜怒哀乐。其实，对动辄扯起文学旗帜或自誉为某某流派的做法，是可以商榷的。然而，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衍变中，它毕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文学现象，虽然这个现象是短暂的，但它的确推出了一些较有影响的军事题材作品，因此，它也理应成为军事文学的一部分而载入新时期军事文学的史册。
刘兆林，黑龙江巴彦人。1968年中学毕业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战士、班长、新闻干事、宣传干事等职。196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77年调沈阳军区文化部任干事，1979年任创作室创作员。1984年入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学习，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发表《雪国热闹镇》，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啊，索伦河谷的枪声》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其他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集《绿色的青春期》、《我是一个兵》，中短篇小说集《啊，索伦河谷的枪声》、《雪国热闹镇》、《黑土地》、《三角太阳》等。
《啊，索伦河谷的枪声》是刘兆林的中篇小说代表作，载《解放军文艺》1983年第8期，后收入1984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同名小说集。它反映了“文革”后部队生活和部队管理及思想工作的新问题，塑造了一个新型的部队政治思想工作者冼文弓的艺术形象。冼文弓来到三连，发现连长王自委心地狭隘，管理不当，连队人心涣散，各项工作落后。对战士心理学有深入研究的冼文弓在就职演说中就尊称自己上任路上遇到的两个战士刘明天、张久光为自己的教师。因为他从他们那里学到了知识。他还饶有趣味地讲解了战士们感兴趣的扑克牌知识，并把它同部队工作联系起来。这一别开生面的就职演说一反政治训话的刻板，赢得了战士对他的好感。小说通过他发动全连战士对自己的工作提建议、用自荐公议的办法选拔侦察班长一系列情节表现了他讲民主、尊重人和善解人意的思想工作作风。因副军长要来视察，团长命令杀掉刘天明养的狍子，引起刘天明同连长王自委矛盾的大爆发。冼文弓劝阻了王自委，和刘天明上山打野味，意外地打到一头熊，冼文弓负了伤。王自委受到感动，亲自开车到山里接冼文弓，为给冼文弓做一张狍子褥，让他养伤，刘天明开枪打死他心爱的狍子，清脆的枪声在索伦河谷响起。小说语言生动活泼，情节曲折动人。作品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作为一个部队作家，刘兆林对军营生活有着敏锐的触角，举凡生活中的一人一事，他都熟记在心，并演绎成动人的故事。他的另一篇名作《雪国热闹镇》就是因为一个偶然发生在边境线上的越境事件的启发而创作的。作者在风趣幽默的娓娓描述中，刻画了牛犇、杜林这两个新老战士的鲜活形象。新战士牛犇有文化知识、思想活跃、热情开朗、乐于助人，由于缺乏严格的军营生活锻炼，也同样存在着政策纪律观念不强等弱点，只要有正确的思想引导和耐心细致的教育，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出色的边防战士。老班长杜林则不同，他脑子里有较多不合于新形势的陈旧观念，不能正确理解和对待牛犇的言谈举止，把牛犇爱读书、帮助哑女等行为，统统看作是惹是生非的行为。当牛犇的“越境”事件发生后，杜林的猜疑心更重，直到事件的始末根由真相大白后，牛犇纯真可爱的品质显露无遗，才使杜林有所反悔。作者通过对这对战士矛盾的描写，反映真实的部队生活。一大批思想活跃有文化基础的新一代青年的进入军营，给我们的思想工作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它从一个侧面提出了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在管兵带兵问题上如何消除“左”的影响，仍然是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不可回避的问题。这一点，也正是小说大胆触及现实生活矛盾，产生较大影响的原因所在。
刘兆林这种关注现实军营生活的创作态度，一直影响到后来生活在东北的几位部队作家。由基层成长起来的部队作家栾人学，自己本身就是带兵人，90年代，他相继推出两部长篇小说《士兵今年十八九》、《尉官二十刚出头》，充满了浓郁的部队生活气息，语言也充满了当代士兵的气息。这两部小说出版后都相继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由作家杜守林创作的长篇小说《沙盘》，更直接切入军营生活，并且是为数不多的涉及高科技战争的作品，因此，它一出版就受到读者的热情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