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胡说八道！问问省厅的那帮子狗屁专家，还有没有最起码的验尸常识？别他妈司马懿破八卦阵——不懂装懂。”
沈小初眉头紧蹙，一边把验尸报告“哗”地扔在办公桌上，一边对站在一旁的韩大伟说。
“就是……我也觉得很奇怪，结果怎么会是这样子的呢？”
韩大伟谨慎地说。
本来，黄杨镇发现的那具尸体，县局做过一次详细的检验，临了却没能得出确切的结论，连死亡的具体时间都无法搞清楚。沈小初窝火，把检验科的一干技术人员骂了个狗血喷头。他亲自给市公安局打电话，让市局派两个得力的技术人员下来。市局的人前前后后来了七八趟，最后一次，取了相关的检验样本，直接奔了省厅。
结论是省厅的人下的，验尸报告上说：死者系死于八年前，或者更早；致死原因，疑为溺水窒息而亡。
“八年前？八年前的尸体，还能保存到现在？早都只剩骨架子了……这还用检验？猪脑子都想得出来。”沈小初用右手的指关节敲敲桌面，接着说：“发现尸体的位置虽然是河床，但明摆着是山洪从山上冲下来的，百分之百是煤矿上的工人——溺水窒息死亡？山上又没有河流，怎么个溺法儿？难不成是谋杀，用脸盆盛水淹死的？简直是开国际玩笑嘛。”
电话就是在这个时候打来的，黄杨镇派出所所长在电话里面几乎带了哭腔，他说：
“沈局，不好了，出大事了！山上打群架，好几百人，动了家伙，还死了人……”
沈小初先是一愣，紧接着反应过来，立马扔掉电话，抓过搭在扶手上的警服，边往外跑边命令韩大伟：
“牛头岭出事了，械斗。紧急集合，马上出发；还有，通知医院，让派几辆救护车，顺便给黎局说一声，让他给县上相关领导汇报一下。”
话未说完，沈小初的人已经到了院子里，上了他那辆越野吉普车。
身为公安局副局长兼刑警队队长，沈小初不能不急。牛头岭是蓟原县最大的煤炭产地，不出事则已，一出事，就是能把天戳个窟窿的大事情——沈小初太知道蓟原的这一亩三分地上，都潜藏着那些不稳定分子。别的地儿不说，单说牛头岭：大大小小的煤老板、街头混混、外来工、逃犯、打手等等，不一而足。这样庞杂的人员结构，平时的磕磕碰碰，打个架、争口闲气什么的，多得跟牛毛一样，当地的派出所，虽然隔几天就派民警去山上遛跶一圈，却也顶不了多大事儿。
沈小初和韩大伟带着一干刑警赶到牛头岭的时候，局面已经得到了初步的控制：群殴的人群被派出所民警和镇上的干部分割几处，分别看管起来。
出事地点是一处煤井。不用说，场面一片狼藉：塔吊被推倒在一边，有几个运送煤矿的车兜子，被砸扁了，掀翻在地；煤井前的场地上，乱扔着砖头、棍棒、钢管、钢钎、大锤、斧头、铁锨、头、砍刀等等，有的棍棒上面沾满了血迹；另外，还有一杆双管猎枪、一杆小口径步枪、一把五四手枪，醒目地夹杂在棍棒和钢管中间；一具尸体横卧在地上，看不清面目，血糊糊一片，大腿上有一处枪伤，还在往外渗血；尸体旁边，躺着一二十个衣衫不整的煤工，大多数人满脸血污，不间断地呻吟着；其他人则一律抱着脑袋，分几堆就地蹲着。
派出所所长和镇上的领导迎了上来。
情况基本上摸清楚了：参与械斗的人共有237人，都是煤窑上的工人，分属三家公司：一家是华光煤业公司，总经理刁富贵；还有两家，公司规模小一些，一家的老板姓马，回民，本地人；一家的老板姓高，河南人。群殴原因是，华光煤业公司所属的3号煤井，在进尺打到1300米的时候，又分出两条岔道，以“人”字形向两旁掘进，结果，开采到了高姓老板和马姓老板两家公司的地盘上。对方不服，来找刁富贵说理，被刁富贵的爪牙打了个鼻青脸肿。姓马的回民和姓高的河南人都咽不下这口气，组织自己矿上的民工和喽啰，有铁锨的拿铁锨，有大锤的扛大锤，浩浩****地开了过来。然后就是一场混战，高姓老板大腿上挨了一枪，混乱中被乱棒打死了，马姓老板已经躲了，据说也受了伤，左边的耳朵只剩下了半拉子；另外，重伤七人，轻伤二十三人……
黄杨镇党委书记虞守义不住地搓着一双大手，略显尴尬地说：
“老，老，老同学，你看这事闹的？又麻烦你跑一趟……”
沈小初用鼻子眼“哼”了一声，心说，我来如果能这个地方安生的话，就天天往这疙瘩跑。他说：
“虞大麻子，你这一亩三分地儿，真他妈够乱的，上次的案子还没有眉目呢，看看，又整出这么大的事情？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在拍土匪混战的电影呢？”
虞守义苦着脸说：“这不是没有办法吗？矿山上的情况，你又不是不清楚？”
沈小初不再跟他啰嗦，吩咐干警把受伤的人抬到救护车上去，先往医院送；然后就地审问几个小头目，重点是打死人的凶手和枪的主人。但问了半天，没有问出个所以然来，比较一致的口供是：当时场面太乱，没看清姓高的老板是哪个打死的，也不知道哪个是枪的主人……
等于没问。
半个小时后，局长黎长钧陪着一干县上领导赶了来，代县长李明桥、常务副书记年长富、常务副县长黄志安，人大主任、政协主席，还有政法委书记，以及国土、煤炭、安监等几家相关局委的一把手。
李明桥的脸色很难看，其他县上领导，也都黑着脸，一脸肃穆。
蓟原县的煤老板们，有两句非常流行的口头禅：一句是“我操”；还有一句，就是“摆平”。
这些人，平时仗着腰包里比较鼓突，开口说话之前，总是先要很夸张地来一句：“我操”，或者“狗日的，我操”——好像不这么喊一嗓子，显示不出他们的气派和牛逼似的。也不知道他们究竟要“操”什么，反正，一句话说不了三分之一，就总要“我操”一下。
“摆平”这个词，在煤老板们口中出现的频率，仅次于“我操”。
煤窑上出事了，死了矿工，家属找来了，怎么办？摆平；手底下的喽啰打了人，被派出所扣了，咋办？摆平；证照不齐了、违规使用爆炸物品了、不符合安全施工标准了，相关部门找了来，要关闭洞子，要罚款……咋办？摆平。是的，“摆平”，看似简简单单的两个汉字，却是用成摞成摞的人民币堆砌出来的——这是蓟原的煤老板们惯用的伎俩。
但这次，事情的严重性远远超出了煤老板们自己的想象：二百多人的一场混战，砖头、棍棒、钢管、斧头、铁锨、头、砍刀，还有国家明令禁止私藏的枪支，死了人，伤的就更不用说了，几十个呢……是不是真的发生过规模如此庞大的械斗场面？他们自己都有些怀疑和纳闷：好像是又回到了土匪横行、军阀乱世的旧社会，又好像是在某部影视剧里面充当了一回群众演员。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次，绝对不可能像往常那样，轻轻松松地“摆平”！
李明桥的恼火是显而易见的。他刚刚给各部门下达了死任务，要求各部委局和相关企业，切实做好石副省长来蓟原视察的一应准备工作。没想到，在不几天的功夫里，矿山上竟然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械斗场面，甚至打死了人。
这还了得？
看来，沈小初在报告里说得没错，蓟原县治安环境比较差的根子，就是在矿山上——煤炭产业在给人们带来高额利润的同时，也滋生了腐败和罪恶，就像这次上百人的械斗事件，还不是利益之争？马姓老板扔下煤窑跑了，县公安局已经发了追捕令；最倒霉的是那位姓高的河南人，虽有上亿家财，却已经无福消受，为争地盘把小命都搭进去了；唯独华光煤业公司的刁富贵，出具了飞机票、外地宾馆的住宿发票、以及随从人员的证供等等，有不在场的证据。调查显示，华光煤业公司的3号煤井开采到别家公司的地盘上，是刁富贵的手下、3号煤井的矿长自作主张干的，跟刁富贵没有直接关系，群殴事件也是该矿长带人参与的，跟刁富贵一点边儿都沾不上。
但李明桥有些怀疑。
刁富贵是煤炭局长郝国光的小舅子，不排除有人为了包庇刁富贵而出具假证据、假口供的可能。对刁富贵这样的人而言，别说弄几张外地的住宿发票、找几个狗腿子做不在场证明，就是把蓟原县的天和地打个颠倒，都完全是有可能的事情。另外，这里面有没有煤炭局长郝国光什么事儿，也很难说——弄不好，牛头岭的煤井，就是他和刁富贵俩个人的。
但怀疑归怀疑，在没有足够的证据之前，刁富贵这样的人，暂时是不能碰的——牵一发而动全身，谁知道刁富贵的背后，除了他姐夫郝国光以外，还靠着些什么人。他只是私下里嘱咐沈小初，继续搜寻证据，密切注视刁富贵的动向，以这次群殴事件为由头，一查到底……李明桥压根儿就不相信：朗朗乾坤之下，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还收拾不了刁富贵这样的混球？
前些个日子，就是骆晓戈休假来蓟原的那几天，李明桥抽空带她去一家小饭馆吃饭。饭馆不大，没有雅座，大通间，但川菜做得贼好吃。李明桥和骆晓戈要了几个菜、两碗米饭。正吃着，旁边一张桌子上，一帮人在拼酒，一位膀大腰圆、满脸络腮胡子的主儿，脸都喝红了，舌头打着卷说：
“我、我、我操，在蓟原，就没有老子、老子办不成的事儿。”
旁边的人符和着说：“是啊，是啊，罗总黑道白道通吃，厉害着呢。”
那位叫罗总的，经人一夸，更得意了，说：
“我操！知道，知道李明桥不？新来的县长，他，他是，是我本家侄子，亲的……我让他往，往，往东，他他他，不敢往西……我让他掂，掂，掂皮鞋来，他不敢，不敢，掂拖鞋来……”
骆晓戈用胳膊肘儿捣捣李明桥，朝旁边的桌子努了努嘴，说：
“你大伯在那儿呢，不上去敬个酒？”
李明桥白了骆晓戈一眼，没理她，仍旧埋头吃饭。
骆晓戈自顾自话，又来了一句：
“奇了怪了，既然是本家，又是亲的，怎么一个姓罗，一个姓李？该不是你打小就过继给别的人家了吧？”
……
想想看，连他这个当县长的，都成了人家老板们茶余饭后挪揄的对象——也就是说，人家腰包里有钱，根本没把他这个代县长放在眼里——更遑论老百姓在这些人眼中的地位了，治安环境不差才怪呢。
李明桥臊得慌，更加坚定了他整顿矿山的决心。
牛头岭大规模的械斗事件，给李明桥提供了一线机会。他仔细琢磨了一下：石副省长来蓟原，是一个由头；矿山发生大规模群殴事件，还打死了一名煤老板，这又是一个由头……这两个由头加起来，李明桥就有足够的理由，进行一次突发性的矿山整顿。
要是放在平时，李明桥一旦提出整顿矿山，班子里肯定会有人跳出来反对，甚至惊动上面的个别领导也不一定。但这次，估计再没有谁敢于跳出来提反对意见，因为，血淋淋的教训就在那儿摆着，借他仨胆他都不敢说个“不”字。
李明桥把自己的意见跟书记杜万清沟通了一下。杜万清在电话那头沉默良久，没有表示反对，但他强调：一方面，一定要就事论事，尽量不要扩大化；另一方面呢，矿山整顿明着要触动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一旦发生冲突，或者出现僵持局面，要以说服教育为主，宜软不宜硬，万万不可激化矛盾。
李明桥表示同意。书记杜万清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很明显，一些非法小煤窑，窑主本来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挣钱，你把人家的矿井给封了，对方不跟你拼命才怪？这些窑主里面，可是不乏亡命之徒。
但李明桥打定了主意，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难度再大，困难再多，也要拼一把。这就跟割毒疮一样，你越怕疼，越不敢割，它就越能化脓，甚至会衍生出更多的脓疮；如果你咬着牙，狠着心一刀下去，把腐烂部位全给割掉了，说不定啊，这毒疮早都治愈了。
李明桥主持召开了一次四大班子联席会议，县委、人大、政府、政协等四套班子在家的领导统统出席。
在会上，李明桥明确提出，要把整顿矿山作为全县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他指出，矿山上的滥挖滥采、非法开采、监管力度不够，已经成为制约和影响全县经济、环境保护、治安环境等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大脓疮，必须把它一刀割掉。李明桥甚至打了一个官腔，他说，石副省长来蓟原视察，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我们必须给石副省长的视察，创造一个规范而有序的矿山环境。
会议决定：由煤炭管理局、国土资源局、安监局、公安局、工商局、电力公司等各部门，抽调具有实践经验、且熟悉煤矿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采掘、机电、通风、地质、防治水、安全等专业人员，组成蓟原县煤矿整顿（监管）检查小组。李明桥亲自挂帅，担任组长，常务副书记年长富和常务副县长黄志安担任副组长，其他相关部委局的头头担任组员，针对矿山上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做一次大彻查：凡是存在安全隐患的矿井，责成有关部门吊销其相关证照，坚决停业整顿；凡是无证照、非法开采的小煤窑，一经查实，必须在限定的时间段内，拆除其主副井提升运煤系统的动力设备，遣退从业人员，公安部门停供并清缴火工品，供电部门停止动力供电，监管单位派专人24小时逐矿盯守，确保不再具备生产条件，直至最后完成关闭矿井工作。
在会议进行的过程中，李明桥发现，与会人员的表情各异，有的人满脸惊惧，有的人眉头紧蹙，有的人低头窃笑、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李明桥知道，在四大班子的成员里面，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在一些煤炭企业里面明里暗里地拥有股份，甚至有个别领导，自家就开得有煤窑。
这是一张网，一张密而结实的网，用于连接这张网的，就是煤炭产业，能够攫取高额利润的矿山资源，以及个别官员们手中的权力——一些老板，借助官员们手中的权力，谋求利益的最大化和最快化；而这些官员们，则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换取物质利益。归根到底，这都是煤炭惹的祸，由煤炭产业形成的利益链条上，个别政府官员充当了这个链条中的一环。
李明桥现在准备做的，就是要把这张密实的网撕开一道明显的口子，把这道环环相扣的利益链条，拦腰砍断！
4
煤矿上出事情，最恼火的自然是郝国光。身为煤炭局长，矿山上一有风吹草动，第一责任人肯定是他。更要命的是，这次上百人的械斗事件，肇事一方，竟然是自己的公司——华光煤业公司名义上的总经理虽然是刁富贵，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公司背后真正的大老板，实际上是他郝国光夫妻俩。
出事以后，刁富贵最先蹿到了自己家里，找他姐刁月华。刁月华毕竟是女人家，一听发生这么大的事情，还打死了人，吓得双腿直打啰嗦，说话上下嘴唇都碰不到一起，连连说：
“老郝，你说咋办……老郝，你说咋办？”
这个时候，不管是郝国光，还是刁月华，都顾不上夫妻之间的冷战了，他们现在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必须共同面对这场“飞来的横祸”——对他们夫妻而言，刁富贵招惹的这场“祸事”，无疑是凭空飞来的。郝国光虽然是煤炭局长，但在牛头岭开矿的老板，哪个是省油的灯？各有各的门道，各有各的路数，高姓老板和马姓老板虽然公司规模小，又哪里是好招惹的了？公司是他们夫妻俩人的公司，总经理刁富贵出事情，就意味着公司出事情；公司出事情，想想看，他们夫妻会落个什么样的下场？
郝国光很生气。他真是急了，张口就骂刁富贵狗肉不上台盘，没出息。
刁富贵不敢顶嘴，只是嘴里嘟囔着说：
“我怎么知道那姓高的这么不经打……”
刁月华这次没敢给弟弟护短，用手指头戳着刁富贵的脑门，拖着哭腔说：
“你呀，你呀，你个浑小子，闯这么大的祸？挖煤就挖煤，赚钱就赚钱，怎么挖到人家的坑道里面去了？还打死了人？”
刁富贵低了声音，无力地辩解道：
“我哪有打死他？只是朝他大腿上开了一枪……后来，后来，不知道谁给补了两砖头……”
郝国光一愣，刁月华也顿时张大了嘴巴，半天没有发出声音来。
待换过气来，刁月华扯直嗓子“啊”了一声：
“你个混球啊，你怎么不直接朝对方心窝子上开一枪，然后去给人家偿命，让老刁家断子绝孙得了……你个挨千刀的，你哪来的枪啊？”
事情有些棘手。如此大规模的械斗事件，不但会惊动市上，而且有可能惊动省上的相关部门，更何况，事情发生的时间段也比较敏感，就发生在工业口的石副省长即将带队下来视察的档口。郝国光没有想到刁富贵竟然私藏有枪支，而且高姓老板大腿上挨的一枪，就是刁富贵亲自开的枪。郝国光又气又急，他甚至不无恶毒地想：这刁家姐弟俩，简直就是自己命里的克星！但有一点郝国光非常明白：在这档口，刁富贵是不能出任何事情的，千万不能出事情，否则，他们夫妻俩苦心经营了多年的“大厦”，将会毁于一旦。
郝国光在客厅的地板上走来走去，不住用拳头敲击着脑袋，焦躁，不安。必须想一个万全的法子，不然，一损俱损。他知道，不光是代县长李明桥对他郝国光虎视眈眈，有很多人都在打他郝国光的主意，都恨不得扒了他的皮、喝了他的血；甚至有的人，现在见了他，跟孙子见了爷的差不多，但自己一旦出事，这些人立马会变一副嘴脸，像对付落水狗一样对待他……琢磨来琢磨去，郝国光认为李明桥肯定会借助这次事件有所动作，弄不好，刁富贵早已经成了李明桥的首要目标。看来，只有找公安局长黎长钧想办法了，郝国光摸出手机，拨了黎长钧的号码。黎长钧在电话那头说：
“老郝啊，不是我不帮你，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如果处理不好，你和我都脱不了干系……再者说了，你这个大舅子，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上次的事情好不容易给他抹平了，这次又惹事……他是肇事方的总经理，肯定跑不掉的，肯定要追究他的责任。”
“不过，”犹豫了一下，黎长钧又接着说：“我可以给你一个晚上的时间，就一个晚上，该做的准备抓紧时间做——拘留的命令明天再发。”
无疑，这是黎长钧所能提供的最大限度的帮助。
郝国光松了一口气，用右手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轻声地说了一声“谢谢”。一个晚上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对郝国光来说，却已经是绰绰有余了——一个晚上，可以改变很多事情，郝国光要的就是这一段的时间差。
这时，刚好黄小娜也赶了过来。郝国光让黄小娜马上安排人连夜把刁富贵送往邻省机场，搭最快一班飞机直飞北京。紧接着，他又跟北京的朋友联系了一下，让对方想尽一切办法，弄一张刁富贵由甯江飞北京的直达机票，但时间必须是三天前的，同时，以刁富贵的名义在北京登记了一家宾馆，登记簿和住宿发票上出具的时间，也必须是三天前的。
一个晚上的时间，确实可以改变很多事情。比方说，从现在起，华光煤业公司的总经理刁富贵，他的行踪已经与矿山发生的械斗没有了任何关系，因为在三天前，他就已经由甯江机场直飞北京，并住进了北京的一家高档宾馆——矿山上发生的一应事情，都是3号煤井的矿长自作主张干的，与公司、与总经理刁富贵关系不大……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做完这一切，时针已经指向凌晨三点钟。黄小娜陪刁月华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轻声说话。她挽着刁月华的一只胳膊，目光柔顺地望着刁月华干枯而苍白的面颊。这两位女人曾经是死仇，老死不相往来的那种，尤其是刁月华，恨死了黄小娜。以往，郝国光都跟刁月华在一起避黄小娜，跟黄小娜在一起避刁月华。现在，因了刁富贵的事情，两个女人竟然空前地亲密起来。
黄小娜说：
“嫂子，您放宽心，没事的，都安排妥当了。”
刁月华六神无主地点点头，似有似无地“嗯”了一声。
“刁总不会有事的，”黄小娜继续说，“有郝哥在那儿撑着，天大的事情，也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郝国光坐在另一边的沙发上，没有说话，默默地抽烟。他看着面前这两个女人：一个是他的结发妻子，几十年来同床共枕；一个是他近年来最为贴心的红粉知己，生意上和身体上的双重亲密伙伴。她们依偎在一起的样子，让郝国光一度产生怀疑，好像这两个人从来就没有相互仇视过，打一开始就是好姐妹似的——“姐妹”这个词，不是太恰当，黄小娜叫刁月华嫂子，但两个人坐在一起，一个光鲜、青春、靓丽，一个苍白、干枯，额角已经有了明显的皱纹，咋看咋不像姐妹，倒像是母女一般。
……
天亮以后，郝国光和黄小娜分别去上班，刁月华在家里睡觉。但刁月华哪里睡得着，郝国光就让黄小娜安排一位公司的女同志来家里，陪陪刁月华——儿子在加拿大，女儿在省城，家里就他们夫妻俩。刁月华原先雇过一位保姆，十七八岁的一个小姑娘，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做些简单的家务。干了一段时间，刁月华嫌不安全，郝国光也觉得不安全，就辞了。
黄小娜去公司，郝国光去局里绕了一圈，叮嘱两位副局长随时在局里待命，他则又往县政府赶去。
郝国光进了县政府大院，上了四楼，在县长办公室门口犹豫了一下，没敢进去，又折过身，踅进了常务副县长黄志安的办公室。
黄志安坐在办公桌后面，翻着一沓文件，看见郝国光进来，脸上的颜色就不怎么好看。他不高兴地说：
“老郝，看你们家富贵干的糗事情？明知道石副省长要来，添乱不是？”
郝国光干笑两声，说：
“都是他手下那个矿长干的，跟富贵没有关系。”
黄志安用鼻子眼“哼”了一声：
“狗能改了吃屎，谁信呀？”
黄志安的话说得有点儿刺耳，郝国光就闭了嘴，不再言语。他知道，黄志安真正担心的，不是矿山上出了乱子影响石副省长来蓟原视察，而是心疼他自己的钱。黄副县长常年分管矿山和城建交通，没准儿高姓老板和马姓老板的公司里，就有他的股份在里面。马姓老板跑了，高姓老板死了，这两家公司究竟怎么处理，尚是未知数，如果黄志安真有股份在里面，明摆着，只能是白白扔进水里打了水漂。
黄志安意识到自己的话重了些，放缓了语气说：
“事情已经这样了，就尽量想办法补救——姓李的肯定不会放过这次机会，你看那架势，估计一些无证照和安全设施跟不上的煤窑得关掉。”
“看来，是有点儿麻烦。但未必能执行下去，今天关，明天人家又开了，还不是穷折腾？”郝国光说。
黄志安接过话头：“咱不管明天，先把今天应付过去再说。”
杜万清提前从省城返回了蓟原。不回来不成，矿山上发生那么大的事情，他这个当县委书记的，再躲在医院里不出来，就有些不太像话。
早上六点钟从省城出发，杜万清心里着急，就让司机把车开快些，结果，下午三点过十分，杜万清的专车就开进了蓟原县城。他顾不上回家，吩咐司机直接去县委。车子驶进东关大道，左拐，到了县委大院，大门前却围得有人，司机猛丁一踩刹车，吱——，车轮跟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声音。坐在后排的杜万清正在闭目养神，巨大的前冲力让他的额头撞到了车座背上。司机摇下车窗，往外张了张，回头说：
“大门被堵上了。”
杜万清推开车门，下了车，搭眼一望，县委大门前堵得水泄不通。县委办主任和几名干部迎上来，办公室主任期期艾艾地对杜万清说：
“死者家属来闹事，堵了两天了，班都没办法上……”
杜万清没有搭腔。这是意料中的事情，哪有无缘无故把人打死的？不给人家一个过得去的说法，事情就永远没有了销的一天。他大步朝人群走去，县委办主任和司机等人赶紧跟上去，把围观的人群挤出一条通道来。人群起了一阵骚乱，有人小声嘀咕：
“书记来了！”
“县委书记来了！”
“这下有好戏看了！”
首先映入杜万清眼帘的，是一具黑漆漆的棺材，乍一望去，怪吓人的；县委大楼前的铁栅栏大门紧紧闭着，还挂了一把大锁；大门前站了一排警察，全副武装，手里掂着警棍；县上一些在家的领导，以代县长李明桥为首，年长富、纪委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还有黄志安、谢慕华等几位副县长，分站在大门的两侧；棺材近前，跪着一堆穿白带孝的男男女女，有的呼天抢地，有的低声啜泣，跪在最中间的一位女人哭得尤其厉害，不住地用脑袋撞地，嘶声哭喊着：
“老天爷啊，你还让不让我们这些老百姓活啊？
“老天爷啊，这世道上，还有没有法理啊？
“娃他爸呀，你个挨千刀的，死得冤枉啊……”
另外，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的，是跑来看热闹的群众。
看到杜万清，李明桥和年长富几位县上领导围过来，旁边的群众主动让出了一条路。杜万清在行政机关干了一辈辈子，见过的大阵仗多了去了，但像今天这样抬着棺材来闹事的，还是第一次遇到。李明桥脸上的神色很凝重，一双眼中布满了血丝；常务副书记年长富、常务副县长黄志安等人，脸上的颜色也不怎么好看。
李明桥说：
“杜书记，你看，给你添麻烦了，我没有守好这个‘家’呀。”
杜万清摆摆手，低沉着声音说：
“明桥同志，你不用自责，这跟你没有关系，突发状况，谁碰上都是一样。”
李明桥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情况：
“死者姓高，是河南人，前十来年，来蓟原开煤窑赚了点钱，就在蓟原安了家。出事以后，河南老家那边的亲属也赶了来……我试着跟家属沟通了一下，但没有任何收效……”
杜万清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了。
事实上，从车上一下来，看到县委门前这阵仗，杜万清立马就反应过来：死者家属十有八九不买代县长李明桥的帐。事情明摆着，蓟原县委和县政府的办公大楼，分别矗立在东关大道的南北两侧，隔街正对，县委书记杜万清又不在家，这么近的距离，死者家属不去堵县政府的大门，偏来堵县委的大门，可见对方认定李明桥这个代县长说的话不顶事儿——上次常委会上的事情，多多少少还是留下了一些后遗症，肯定会让个别人武断地认为，李明桥连自己手底下的局长都没有办法收拾，笃定只是个空架子。
杜万清说：
“先把围观的群众弄走吧。”
公安局长黎长钧和副局长沈小初赶紧安排民警去做围观群众的疏散工作。
这年头，能让老百姓上心的事情少而又少，倒是看热闹的劲头日益见长，尤其是让公家丢脸面的热闹，卖瓜子的不卖了，摆面皮摊的不摆了，该下地的，也不去下地了，一股脑涌到了县委门口，像早些年看大戏一般稀奇。没有谁把这当做一件悲剧。没办法，生在一个物化的时代，人们心底与生俱来的那份同情心，早就让各种各样的欲望蚕食得一干二净。
李明桥承认，自己的工作做得很垃圾，因为死者家属根本不认自己的簧，非要找书记杜万清讨个说法儿。开头两天，李明桥和其他一干县上领导还耐心解释，说书记杜万清在省城，不在蓟原，但对方就是不信，高姓老板的老婆甚至说，你们这些当官的，啥时候说过真话？啥时候干过人事儿？天底下最黑的，就是你们这些当干部的心肠，比黑心棉都黑！
李明桥没辙儿，只能干瞪眼。看来，非得等书记杜万清回来，才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他让政府办主任卫振华安排好死者亲属的食宿问题，不要怕花钱，好吃好住，千万不敢再饿到饿晕上两个。死者家属在县委大门口跪了两天一夜，李明桥就陪着这些家属在县委门口站了两天一夜。他是县长，是父母官，他治下的百姓出事情了，他脱不了干系。他必须对得起自己头上的这顶帽子。
死者家属闹事，原因不外乎有三：一是出气，他们的悲痛，他们的冤屈，他们的怨气，都必须通过一定的渠道一股脑发泄出来——县委和县政府无疑是他们最好的撒气筒；二是要求严惩凶手，所谓血债血偿，谁打死的人，谁就得偿命，古来的戏文里面就是这么唱的；三呢，就是赔偿事宜，看这条人命值多少钱，肯定是狮子大张口——死者已矣，活着的人，更得把该要的利益要到手。
杜万清和李明桥都明白这一点，但他们都知道，真正处理起来，这些事情就是一团乱麻，理不清不说，弄不好，还会整一屁股屎。别的不说，就严惩凶手这一条，对家属来说，这个要求不过分吧，但是具体操作起来，问题就多了去了：首先，死者家属认定的罪魁祸首是华光煤业公司的老总刁富贵，但证据呢？法律重的是证据。所有的证据显示，事发之前三天，刁富贵就已经搭乘飞机去北京公干，听说矿山出事情以后，才匆匆忙忙地从北京赶了回来，刁富贵回到蓟原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公安局投案，因为肇事一方是他的公司；其次，对方要求的命价赔付是三百万，这一条又是无法完成的。如果走法律程序，最后的赔付，少则十几万，多则二三十万，由肇事一方承担；但三百万，张口张得忒大了些，让哪个掏这笔钱？刁富贵的华光煤业公司？还是蓟原县委县政府？刁富贵指定得破财，但命价赔付不会掏这么多，法律上也不支持啊；蓟原县委县政府掏这个钱，就更没有法律依据了。
这让杜万清和李明桥头疼不已。
黎长钧和沈小初指挥着干警，试图把看热闹的百姓弄走，结果越是赶他们走，围观的人就越多。下午三点多钟，太阳明晃晃地挂在天上，刺目，炎热，加上死者家属的哭闹声、围观群众的聒噪声，场面更是一片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