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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副省长带着省煤炭局、发改委、商业厅、国资委等相关厅局的负责人，先是在市上盘亘了两天，又浩浩****地来了蓟原。
杜万清和李明桥带领四大班子成员和对口科部局的头头，专门去县界处等候。
十点半钟，石副省长的车队来了。让杜万清意外的是，市委书记何培基同志竟然亲自陪同下来了，相跟着的还有常务副书记翟子翊、工业口的林副市长，以及市局的有关负责人等。
石副省长年龄不大，大概五十出头的样子。他先是跟书记杜万清握了握手，再跟李明桥握手。但李明桥发现，石副省长跟自己握手的时候，眼睛却是朝向别处的。这让他的心里很不舒服。他顺着石副省长的目光扫了一眼，发现石副省长目光所向的地方，站的竟然是煤炭局长郝国光。
难道他们认识？李明桥心里不禁打了一个问号。
果然，石副省长跟四大班子成员一一见面之后，朝站得稍远些的郝国光招了招手。郝国光小跑着上前来。石副省长抓住郝国光的手，用力地摇了摇，哈哈笑着说：
“国光啊，你可是好长时间没有来看我这个糟老头子喽。”
李明桥暗暗心惊：郝国光不但跟石副省长认识，而且熟络得不是一般。看来自己手底下的这个煤炭局长，还真是一位手眼通天的人物。让李明桥更为吃惊的是，石副省长根本没打算掩饰自己跟郝国光的私交，好像还有意无意地在众人面前故意显露这一点。
这就奇怪了，大凡当官的，当到石副省长这个级别，说话的时候一般只说半截儿，表态的时候喜欢藏着掖着，在私交方面更是谨慎，轻易不会透露自己的社交圈子——这叫什么来着？含蓄，对，就叫含蓄，大领导的含蓄。
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玄机不成？在任何事件的背后，肯定存在相应的因果关系，只不过，李明桥暂时还猜不透石副省长此举的真正含义。他注意观察了一下，市委书记何培基、副书记翟子翊、林副市长、包括县委书记杜万清，脸上都挂着一成不变的笑意，好像那笑容是从同一个模子里面雕刻出来的，一直就挂在这些人的脸上。
相互寒暄了几句，又都上了各自的车，唯独郝国光被石副省长叫了去，上了石副省长的专车。警车在前面开道，车队疾速朝县城驶去，直接开往蓟原宾馆。
用警车开道是年长富和黄志安的主意，李明桥原本不同意，认为这样做扰民不说，还显得太官僚。杜万清未置可否，不说行，也不说不行。二比一，李明桥处下风，事情就这样定了。按年长富和黄志安他们的意思，本来还要把石副省长一行的接待，放到一位煤老板投资的四星级酒店里去，李明桥坚决反对，太奢华是一个方面，县政府下辖的蓟原宾馆主要用于接待上级领导，环境和档次也还说得过去，没必要住什么星级酒店。
中午的接待宴会规格比较高，专门安排了一个小宴会厅，摆四桌，上的酒是蓟原老白干系列里面最好的五十年窖藏。最中间的一桌，石副省长居上位，市委书记何培基紧挨着他坐在右首，常务副书记翟子翊、林副市长紧挨着何培基坐在次席；省发改委主任、商业厅厅长等相跟着坐在石副省长的左首；县委书记杜万清和代县长李明桥在末席陪坐。年长富、黄志安、谢慕华等四大班子其他成员和市局的头头脑脑掺杂坐了两桌，郝国光、黎长钧、卫振华等人和秘书、司机坐了一桌。
石副省长是毫无疑问的中心，但李明桥还是发现，市局头头和县四大班子成员在敬酒的时候，似乎对市委书记何培基更恭谨些——他们对石副省长的热情是表面上的，心底下未必在乎石副省长的高位；但对市委书记何培基则不一样，他们对市委书记的热情和恭谨，是从骨子里面溢出来的，有股谄媚劲儿。很显然，在这些人的眼里，石副省长尽管身处高位，却离得远了些，对他们的仕途升迁不起直接作用；而市委书记何培基，手心里却攥着他们的官帽子，打个比方说吧：如果他们是蛇的话，何培基手心里攥的，就是他们的七寸……权力真是个有意思的东西，它就像一个磁力四射的磁场，那么多的人，甭管自愿不自愿、喜欢不喜欢，都被它强大的力量吸引了过去；又像是小孩子们玩的魔方，再怎么拧，再怎么旋转，轴心是永远不变的，你只能始终围着这个轴心转圈——这个轴心，就是权力！
李明桥在心里算了算，这四桌饭，花去了县财政的三万多元，主要是酒喝得多，整整三大箱。李明桥一直试图杀杀蓟原县的吃喝风，临了却身不由己，没办法，来个副省长，外加衢阳的市委书记何培基等一干大员，你说，在接待上还敢马虎不成？现实就是这样，有些事情，明明不该干，明明不愿意干，但还得抢着干，起劲儿干，迟了慢了都不成。
接待宴会结束以后，在宾馆稍事休息，三点半钟，在县委礼堂召开了全县副科级以上干部会议。石副省长在会上做了长达四十分钟的讲话，接下来，市委书记何培基也做了长达四十分钟的讲话。按照官方的说法，石副省长和何培基的讲话都是“重要指示”，当然，最重要的不是他们的讲话，而是他们的身份和手中的权力。县委书记杜万清和代县长李明桥的汇报讲话简短些，各用了半个小时。
会议结束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但蓟原县城各条街道的霓虹彩灯都亮了起来，有点儿万家灯火的意思。
蓟原县城的各条街道都安装有霓虹彩灯，但除了节庆假日偶尔闪耀一下之外，平常时间都黑着，只亮着主干街道的行道灯。如果哪天晚上，街道两边的霓虹彩灯破例齐嚓嚓亮了起来，老百姓们往往都会仰起头，望一会儿霓虹灯，然后撇撇嘴，说：“又来大官了。”
石副省长的官不算太大，也不算太小，副省级；何培基的官儿，比石副省长小着半级，正厅级。但他们俩人，一个是分管工业的副省长，一个是堂堂衢阳市的市委书记，对蓟原这个煤炭大县来说，意义就非同一般。所以，石副省长和市委书记何培基往蓟原宾馆里一住，天还没黑呢，霓虹彩灯就齐嚓嚓亮了起来。
第二天，市委书记何培基先行离开，返回市上，留下常务副书记翟子翊和林副市长继续陪石副省长。
按照既定的参观路线，石副省长一行先是去了牛头岭矿山，参观了几处年产煤量在50万吨以上的大型煤井，又看了几家冶选企业；然后折返回来，去华源煤炭经销公司等几家近郊的企业里面打了个转身。石副省长一行最后参观的企业，是蓟原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蓟原酒业公司的老总刘东福，自从上次被李明桥狠狠地尅了一顿之后，一下子老实了许多，对石副省长一行极尽热情之能事，没要县上领导安排，自己就主动给石副省长一行准备了成箱成件的蓟原老白干酒。刘东福一边介绍酒厂的具体生产情况，一边带领大家参观了两条新上的生产线，以及封装和窖藏车间，末了，又向石副省长大吹特吹他主持下的三期、四期扩建工程。
石副省长一边听，一边微微笑着，不时对着车间的工人们挥挥手。
参观完蓟原酒业，临离开前，石副省长做了几点指示，他说：
“蓟原酒业是我们甯江省的名牌企业，百年老牌子，一定要让它健健康康地发展壮大……你们都想啊，矿山上的煤，总有没得挖的一天吧，但酒不一样，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不愁没人买酒是不？国家要求所有的非资源型国有企业必须在年底前完成改制，与政府部门彻底脱钩，把企业完全推向市场，让市场来检验企业的生命力。我看啦，蓟原酒业是全省企业里面的排头兵，在企业改制上，也就当一个排头兵，率先垂范……我限定一个时间，现在七月份，八月底吧，蓟原酒业的改制必须完成！”
说到这里，石副省长停了停，用手指头点着杜万清和李明桥两个人道：
“到时候，如果完不成改制任务，唯你们二人是问！”
后一句话，石副省长用的是开玩笑的口吻，却自有一股不容反驳的意味在里面。
石副省长在蓟原的视察进行了三天。期间，李明桥一直试图跟翟副书记单独见个面，但未能如愿，周围的人实在太多，市委书记何培基一离开，翟副书记理所当然地成了蓟原县的官员们包围的对象。
临离开的先一天晚上，都凌晨两点了，翟副书记给李明桥打来电话，让他到自己房间去。李明桥就在蓟原宾馆住着，他住北楼，石副省长和翟副书记一行住南楼，离得不远，但到了翟副书记门口，李明桥还是故意磨蹭了几分钟，才举手敲门。
咔哒，门开了，翟副书记把李明桥让进房间里。
翟副书记说：
“明桥啊，在蓟原受委屈了吧？”
李明桥说：
“委屈倒没什么，就是憋屈得慌。”
翟副书记用拳头捶捶后腰，说：
“这我理解，你跟你老子一样，一根筋，容易较真儿。”
提到父亲，李明桥一时沉默下来。
翟副书记说：
“蓟原是矿区，情况复杂着呢，但万清同志在蓟原干了这么多年，愣是没出啥事儿，明桥啊，你应该多学学人家万清同志。我知道，你肯定心里不舒坦，因为郝国光的事情——是我把你拦下来的嘛。”
李明桥张了张嘴，想说什么，翟副书记摆摆手，继续说：
“知道石副省长为什么非要来蓟原一趟吗？”
李明桥摇摇头，他还真不知道原因。他只知道，为了迎接石副省长一行，蓟原县委、县政府可是花了大功夫的。石副省长一行在市上的行程刚一结束，市委办公厅通知蓟原这边做准备的时候，适逢矿山上出事情，县委门口摆着一口黑漆漆的棺材，死者家属正闹着事呢。杜万清急了，李明桥也急了。但死者家属任凭他们如何做工作，都死活不松口。后来，还是李明桥责成煤炭局长郝国光出面，让自己的大舅子刁富贵掏了60万元的命价款，另外又付给对方120万元，用于赔付3号煤井跨界开采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同时，逮捕了3好煤井的矿长，直接进入司法程序……这才算让死者家属一时安然下来，否则，石副省长一来，参观个屁，肯定得让闹事的人给整个灰头土脸。
“我不妨实话告诉你，”翟副书记说，“上次，你在常委会上准备撤郝国光的职，我和何培基同志同时接到省上打来的电话，是省委组织部长潘国剑同志亲自打来的。”
李明桥不由得瞪大了眼睛。他在市委办公厅干了那么多年，然后又来蓟原县当了近半年的代县长，大大小小的官员见得多了去了，稀奇古怪的事情也听得多了去了，但还没有听说哪个县份科部局长的任免，足以劳驾省委组织部长亲自打电话的。
翟副书记没有绕弯子，直接告诉他：
“潘国剑同志的儿媳妇，是你们县煤炭局长郝国光的女儿——你现在应该明白了吧，为什么来蓟原当书记县长的，只要是打算给煤炭局长郝国光动脑筋的，滚蛋的不是郝国光，而是他们自己。”
“儿媳？”
李明桥原本就圆睁的眼睛，似乎又瞪大了一圈。他以为，这样富有悬念的故事情节，一般只会出现在拙劣的影视剧里面，没想到现实生活中也有，而且就发生在他李明桥的身边——怪不得书记杜万清一再阻止自己动郝国光他们，怪不得自己在县委常委会上，甫一提出撤换煤炭局长的建议，几乎遭到了所有常委的反对，怪不得，耿直、清廉如翟副书记者，也会弯了腰替郝国光说情……原因就是，郝国光和甯江省委的组织部长潘国剑是儿女亲家！
组织部是干什么的？按照老百姓的说法，组织部就是专门批发官帽子的地方。这话有些扎耳，却道出了相当一部分事实。说组织部专门批发官帽子，就等于说是组织部长专门批发官帽子，因为在我们国家现行的体制里面，任何单位都是一把手负责制——所谓“负责”的意思，就是这个单位的一应事宜，都得一把手说了算。
李明桥很吃惊。他曾经揣度过煤炭局长郝国光身后的“大手”，但绝没有想到这只“大手”竟然是甯江省委的组织部长。在省委常委的排序里面，组织部长潘国剑有可能不会太靠前，因为他的前面还有省委常务副书记、常务副省长，甚至省纪委书记和省委宣传部长的排名，百分之百都在他之前。但若论权力的大小，组织部长潘国剑手中的权力，怕只怕仅次于省委书记和省长，因为他管的，就是市厅级领导干部的官帽子，各地市州的书记市（州）长、副书记副市（州）长啦，省属各厅局的厅（局）长、副厅（局）长啦，这些人的提拔任免，都得从他的手里面过不是？想想都气馁，李明桥头上这顶七品乌纱帽，在人家潘国剑眼中，屁都不是。
翟副书记接着告诉他：
“石副省长跟潘国剑同志是中央党校的同学，私下里的来往比较密切……石副省长原本只准备到衢阳出席全市国营企业改制方面的一个会议，专门带队来蓟原是后来的临时动议。”
事情已经很明朗了：石副省长此行，是替省委组织部长潘国剑来的，明面上的任务是视察蓟原这个煤炭大县的各个企业和生产状况；暗地里的目的，却是给市、县的头头脑脑们一个明确的信号……这个信号就是：轻易不要动郝国光，他的背景不一般。难怪石副省长一到蓟原，就对煤炭局长郝国光表现得异常亲密。
翟副书记往沙发背上靠了靠，继续说：
“如果没有这一层原因，何培基同志也不会在百忙之中扔下手头的工作，专门陪石副省长下来一趟。”
李明桥不会掩饰自己，也没打算再翟副书记面前掩饰，内心的气馁和灰心立马显现在了脸上。
翟副书记轻轻拍拍他的肩膀：
“明桥啊，我是看着你长大的……做区县的政府主官，面对的情况非常复杂，对上，对下，对左右的同志，尤其在人事问题上，就更得特别小心。我的意思啊，不是要你产生什么顾虑，而是你必须得把一件事情的方方面面，都考虑透彻，都考虑成熟，得讲究策略。”
翟副书记右手握成拳，轻而有力地在沙发扶手上一擂：
“策略是什么？策略就是自己分内的工作，该干还得干，更得干好干漂亮了，但同时，又要保护好自己，不能轻易让自己受到不必要的伤害……明桥啊，要爱惜自己的政治羽毛，别看只是个县长，你掐指头数数，举国上下，能有多少个县长？全国十几亿人口，又有多少人能干到县长这个份上？我们得保护好自己，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尽可能多地为国家、为老百姓多干实事！”
翟副书记说得很动情。李明桥默默地听着，他承认，自己当初错怪了翟副书记，这个慈父般的、以“铁腕老三”在衢阳市颇有政声的市委副书记，他内心所承受的压力，远比自己这个七品芝麻官所承受的压力大得多；他自身所具有的政治智慧，也远比他这个毛头小伙子丰富得多。
李明桥轻声说：
“翟书记，我现在明白了……我一定牢记您的教诲！”
“你父亲跟我是一同光屁股长大的，他当年，就跟你一样，直筒子脾气。虽然他只是个副县长，但敢说敢干，全县上上下下的干部和百姓都服他。他待的那个县，缺水，全国挂了号的干旱县份。你父亲一心要搞一个引水工程，解决全县的用水问题，但预算很大，书记和县长都不答应。你父亲就跑到市上和省上去争取……后来，有领导出面说话，有意把原县长调离，让你父亲出任县长，把引水工程先干起来。本来都定了，但就在这个关口，你父亲指示纪委部门严肃查处了一位乡长，这位乡长没有啥，但他的舅舅当过市人大副主任，为这件事，你父亲的任命就搁下了，时间不久就出了意外，你父亲英年早逝……那个县，一直到前些年才搞了个引水工程，比你父亲操心这项工程整整迟了二十年……”
李明桥强忍住涌到眼眶的泪水！父亲去世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十来岁的学生娃娃，尚不更事。翟副书记现在提起他来，面现悲戚之色，李明桥心里也是一阵阵泛酸……李明桥知道，翟副书记专门提起父亲，一方面是想借自己父亲的经历，告诫自己要有前车之鉴；另一方面，也是想让自己明白一个道理：翟副书记很在乎自己头上的那顶官帽子，也很想出任衢阳市的市长，因为他还想干更多的事情！
2
县政府成立的煤矿整顿（监管）检查小组，先后从煤炭、国土、公安、电力等各个部门抽调了将近一百来人，全部集中到牛头岭的矿山上，个挨个儿的查，任何一家煤井都不放过，只要发现存在安全隐患、不符合安全生产标准的煤井，先停业，后整顿；而那些无证照非法乱采的小煤矿，得，先把煤井填上，然后就开罚单，看交多少钱了事。
公安这块儿，代县长李明桥点名让副局长沈小初上，沈小初就和韩大伟带着十几名干警，在牛头岭驻扎了月余天气，专门配合检查组的工作。应该说，这次整顿工作是很有成效的，先后关闭了非法煤井37个；经检查存在安全隐患，吊销证照、勒令停业整顿的的矿井17处。按沈小初的意思，还要把各家煤矿雇用的工人摸个底，明确一下工人们的身份，这样便于管理，但限于人力物力，最后不了了之。矿山上一下整肃了许多。也是多亏了上次的械斗事件，一位老板死了，一位老板在逃，抓了一名矿长、两名副矿长和四名小喽啰，而刁富贵的华光煤业公司，更是没讨到任何便宜，硬生生掏了将近三百万元，才算把事情“摆平”……有前车之鉴摆在那里，大部分煤井的老板在检查组来了以后，表现得比较乖巧，敢于耍横的没有几个。但是，沈小初心里明白，这样的整顿，不过是暂时性的，治标不治本，如果不建立有效的长效管理机制，等风头过去了，一些有背景的非法煤井，铁定会卷土重来，照开不误，毕竟，巨大的利润在那儿放着，说谁个不眼馋，肯定是假话。
这段时间，公安局大门旁边的“半山人”包子店，生意却是出奇地好，也不知是黑蛋做的包子打响了名气，还是受了副局长沈小初的影响，反正，公安局的大部分干警，早点都是去黑蛋的包子店对付，局长黎长钧也时不时踱进去，叫一盘酸菜包子吃吃。沈小初自己反倒去得少了些，一则是因为工作太忙，二呢，这酸菜包子吃得久了，胃里老泛酸味儿，时间长了，整个人也非得变成酸菜不可。
一天，韩大伟跑来告诉沈小初，说他带人在半山村排查的时候，了解到一个情况，是关于黑蛋父亲的。
黑蛋姓刘，他的父亲叫刘大彪。黑蛋家里原先条件一般，后来满山遍野都是挖煤的人，有一个老板看上了一处地方，刚好是黑蛋家的承包地，就给了黑蛋的父亲刘大彪一笔钱，把地租过来开矿。刘大彪手里有了一笔钱，日子倒也过得滋润。黑蛋家的邻居，就是半山村的村支书，在山上开得有煤窑，家里挺富裕。支书家新修房子，刚好占了黑蛋家巴掌大一个地角。刘大彪不愿意，跟对方起了争执。支书的儿子历来在村里比较霸道，见刘大彪竟然敢跟自己的父亲较劲儿，上去就是一顿拳脚，刘大彪名字虽然威风，但人老实，被打了个鼻青脸肿。这还不算，支书的儿子非要刘大彪给自己的父亲跪下来磕头赔罪。刘大彪那哪儿丢得起这个人，爬起来就跑。支书的儿子不依，扛着一把铁锨在后面追。刘大彪逼急了，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头，顺手朝支书的儿子扔了去……
沈小初“哦”了一声，问：
“后来呢？”
韩大伟说：
“也是巧了，砖头刚好砸到对方的太阳穴上，支书那个儿子当场就死了。刘大彪被抓了起来，第一次判了十二年，死者家属不愿意，打了个二审，判了死缓……”
“死缓？”沈小初疑惑地问。
韩大伟回答说：
“是的，死缓。村里人说，刘大彪被判刑以后，家里的钱也全部赔给了支书家……家道就败落了，黑蛋老大不小了，也娶不上媳妇，没人愿意嫁给死刑犯的儿子。”
死缓？量刑也未免忒重了些。凭直觉，沈小初觉得背后肯定有问题。这几年，仗势欺人、恃强凌弱引发的案件多了去了。就说前年吧，有一户人家，儿子在部队上当了大官，平常就跋扈些，看邻居不顺眼，每天都把洗锅的溲水端过去泼人家大门口儿，弄得邻居家大门口又溲又臭，还净是烂泥。邻居家的男人老实，不敢吱声，妻子就骂他窝囊。骂急了，这男人抄起一把斧子，冲进这户人家，连老带少七口人，全劈翻在了地上，没留一个活口……老祖先说得多好：“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但很多人就是不晓得“忍”、不懂得“退”，尤其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家，不但不“忍”不“退”，还一个劲儿往前“冲”。他们难道就不知道，狗急了会跳墙、兔子急了也会咬人？
“哪一年的案子？”沈小初问。
“案子是九年前的。奇怪的是，刘大彪在看守所里关了不到一年时间，判决书刚下来，就得病死了，说是心肌梗塞……村里有人告诉我们，说刘大彪死了以后，黑蛋家里突然富了，变得似乎有钱了。”
沈小初很惊讶，问道：
“死了？你是说，刘大彪死在了监狱里？”
“是的。”
“九年前的案子？也就是说，黑蛋的父亲是八年前死的？”
“是，那时候您不在蓟原，在北京学习呢。”韩大伟说。
沈小初记起来了：八年前，沈小初第一次获得全国优秀警察的荣誉称号，被选去参加公安部一个为期一年的培训班，说是培训结束以后，给他个县局局长干干，但沈小初培训回来以后，八年过去了，还是副局长。
沈小初最近对“八”这个数字比较敏感，还不是省公安厅那份验尸报告惹的？提起“八”来就头晕。偏偏这段时间，“八”出现的概率还比较高，你看啊：黄杨镇发现的那具尸体，省厅出具的报告里称是死于八年前；黑蛋的父亲刘大彪，也是八年前死在了监狱里；进而让沈小初回忆起自己在北京参加培训那次，也是八年前……怎么就都不离“八”呢？
沈小初隐隐约约记得，黑蛋曾经神秘兮兮地给他提过一句，说山上死过人，死过好多人。但沈小初当时没有在意，黑蛋所说的山上，肯定是牛头岭矿山，煤矿上死人跟家常便饭似的，没嘛好奇怪的。问题是：黑蛋的话是不是另有所指，跟他父亲刘大彪的死有没有什么联系？跟黄杨镇发现的那具尸体有没有联系？跟黑蛋自己有没有联系？因为黑蛋开包子店，是投了一些本钱进去的，根据韩大伟掌握的情况，黑蛋家所有的积蓄都给支书的儿子赔了命价，黑蛋哪来的本钱开包子店？靠种庄稼攒钱？笑话，二十年前也许行，搁现在，种庄稼不赔钱，老天爷就已经够开恩了。
当了一辈辈子的刑事警察，沈小初凡事都会在脑子里打个问号，就像现在，“八”，这个与发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简单数字，以及与“八”相关的一系列事件，在沈小初的大脑里面构成一个大大的“？”号。佛家有语云：凡事皆有因果关联在里面。沈小初不信佛，但他却相信：任何事情，都包含有必然性和偶然性，而且必然性和偶然性是相互交叉、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沈小初琢磨，这一连串“八”，看似偶然，是不是也包含着某些必然性呢？
蓟原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老总刘东福哭丧着脸来找李明桥。自打送走石副省长一行之后，刘东福已经是第三次来找李明桥了。前两次，李明桥忙，让刘东福有什么事情去找分管的副县长。分管乡镇企业的副县长就是谢慕华，县政府班子里面唯一的一位女同志。刘东福哪敢去找她？女人家心眼小，上次招惹了这位女副县长之后，刘东福可是挨了李明桥好一顿臭骂，现在眼巴巴地凑上前去，铁定是热脸贴冷屁股，人家百分之百不会搭理你。
刘东福越是怕见谢慕华，李明桥就越把他往谢慕华跟前推。
李明桥说：
“刘总啊，酒厂改制的事情呢，由谢慕华同志具体负责，我呢，顾不上，也不好具体过问，你还是找谢副县长汇报情况吧。”
刘东福的脸都扭成了一张苦瓜：
“李县长，您是知道的，上次……上次，谢副县长不是生气了吗？我去找她汇报，肯定挨尅。”
“哦，有这事？谢慕华同志为什么生气啊？”李明桥慢悠悠地问。
刘东福一看，明白了：别说副县长谢慕华的气没有消，代县长李明桥的气也给他记着呢。但现在的情形是，李明桥和谢慕华铁定是刀俎，自己才是鱼肉，人家愿咋刮就咋刮，愿咋剁就咋剁，主动权已经不在他刘东福的手里了。
刘东福低了声音，哀求似的说：
“李县长，这都火烧眉毛了，你让我去找谢副县长，她又不做主，我怎么找她？”
李明桥说：
“慕华同志怎么就不做主了？刘总啊，你别整天瞎猜疑，企业改制的事情，慕华同志负责，她说了就算。”
刘东福说：
“石副省长不是说，不是说八月底，让咱酒厂改制完成吗？”
“对呀，石副省长是这么说的，”李明桥抖抖办公桌上的文件，轻描淡写地说，“不就是在八月底前让酒厂跟政府脱钩，把蓟原酒业卖出去吗？卖掉就是了。”
刘东福咧了咧嘴，像哭一般：
“李县长，您可别介啊……”
“嗯，有问题吗？按你刘总的意思，咋办，不卖？”
李明桥左一个刘总，右一个刘总，叫得刘东福背心直发凉：
“李县长，我……不是……不是卖不卖的问题，改制这个，国家有政策，优先法人……”
李明桥说：
“这个也应该不存在争端啊，你是蓟原酒业的法人代表，到时候你直接参与竞拍就成了。”
刘东福心里叫苦连天，面上还得陪着笑容：
“我是可以直接参与竞拍，可是，您要不点头，我就竞拍不下来……”
李明桥奇怪地看了看他：
“怎么，刘总心里犯虚？蓟原酒业的品牌在那里放着，即使要卖，也得卖个好价钱，政策是政策，在符合政策的前提下，也得看谁出的价钱高，是不？”
刘东福一屁股坐到一旁的沙发上，不说话了，呼呼地直喘粗气。
刘东福估计得没错，李明桥心里的火是还没有消下去。别看刘东福在接待石副省长一行的事情上很卖力，但李明桥给刘东福记下的帐不是一笔两笔，多着呢。最让李明桥生气的一件事是，有一所村学的校舍年久失修，刚好碰上一场暴雨，几间教室全塌了。村学校长找教育局长，教育局长又跑来找李明桥。当时财政资金紧张，一些大项目的资金报告，都还在手里面压着呢，李明桥就想揩揩企业的油。他把刘东福找了来，让酒厂出点血，给这家村学赞助十几万经费，重新修修校舍。刘东福勉强答应了。但后来，刘东福没掏这个钱，只是雇了一帮民工，拉了砖头石棉瓦上去，简单地维修了一下，屋顶用石棉瓦遮了遮。就这，村学校长还自掏腰包，花了百十块钱送给刘东福一面锦旗。李明桥那个气啊，你糊弄他这个县长，没啥；你糊弄学校和老师，就是天大的罪过。李明桥终究从财政上挤了二十万资金，给这家村学修了一座小两层的教学楼。
见刘东福满脸的沮丧，面上表情似哭非哭，似笑非笑，李明桥才气顺了些，说：
“这样吧，让慕华同志过来，我和她一起听听具体情况。”
李明桥边说边用座机拨了办公室主任卫振华的电话，让卫振华通知谢副县长到自己办公室来一下，末了又补充了一句：
“让黄副县长也过来。”
刘东福的眼睛亮了亮，但旋即又暗了下去。
不一会儿，常务副县长黄志安、女副县长谢慕华一前一后进来了。
谢慕华看见刘东福，很夸张地“哟”了一声，说：
“哪阵风，把刘总给吹来了？”
黄志安开玩笑说：
“哪还用问？肯定是谢县长的香风呗。”
谢慕华说：
“我哪有那么大的魅力？去一趟酒厂，都让刘总给赶了出来。”
真是那壶不开提那壶。刘东福苦着脸，喏喏地说：
“哪有的事？哪有的事？”
李明桥做了个打住的手势，说：
“关于蓟原酒业的改制，咱们小范围碰个头，让刘总谈谈他的具体想法。”
刘东福看了看李明桥，又看了看黄志安和谢慕华，一时不知道从何说起。他三番五次来找李明桥的目的，非常明确：一是自己要以蓟原酒业法人的身份，参与竞拍蓟原酒业；二呢，是寻求政府的支持，刘东福知道蓟原酒业不会太便宜，他拿不出太多的资金，不足部分必须依赖于县政府出面，跟银行协调贷款；第三呢，就是希望县政府向他政策性地倾斜一下，不然，他刘东福再有天大的本事，也拍不到蓟原酒业——天知道蓟原县身家过亿的煤老板到底有多少。
但李明桥一直不理他的茬，刘东福就比较着急。在这个节骨眼上，华光煤业公司的总经理刁富贵又放出话来，说是华光煤业公司将逐步涉足非资源型企业，竞拍蓟原酒业是其中之一。刁富贵是什么人？煤炭局长郝国光的小舅子。蓟原的普通老百姓都知道，郝国光是蓟原县的座山雕，是老大，任谁都不敢招惹的主儿，省上来个副省长都得对他点头哈腰。同样是企业老总，刘东福打心眼里瞧不起刁富贵，觉得刁富贵充其量就是一流氓，吃喝嫖赌的主儿，就差抽了，钱再多也是白搭。但刘东福又不得不承认，在竞拍蓟原酒业这件事上，自己和刁富贵压根儿就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刁富贵有煤炭局长郝国光在背后撑腰，自己哪是人家的对手？否则，刁富贵也不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放话出来——刁富贵明摆着是要告诉其他对蓟原酒业有想法的人：离远点儿，酒厂已经有主了。很显然，只要刁富贵出面竞拍，其他煤老板即使有想法，通常情况下也会敬而远之。跟刁富贵的官方背景比起来，刘东福法人代表的那点儿优势，根本就谈不上是优势。
刘东福急得嘴上都起了燎泡。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危机感，觉得自己几十年如一日，辛辛苦苦替蓟原酒业打下的这片江山，有可能就拱手送给别人了。但刘东福毕竟是刘东福，在他的人生字典里面，压根儿就没有“放弃”这个词，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对酒厂撒手的。
听完刘东福介绍的这些情况，李明桥有些意外，黄志安和谢慕华也感到意外。
李明桥意外的是，郝国光的小舅子刁富贵竟然卯足劲儿想要竞拍蓟原酒业。他跟刁富贵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但刁富贵的大名却是听过的。如果说，李明桥对刘东福的印象不怎么好的话，那他对刁富贵的印象就更不好了。李明桥听人说过，刁富贵这个人，好事儿跟他没关系，坏事儿离不开他。上次牛头岭矿山发生的大规模械斗事件，肇事方就是刁富贵的公司，虽然调查显示肇事起因是下面一位矿长的自作主张，跟刁富贵没有什么牵扯，但李明桥对这件事情一直心存怀疑。别的不说，单就刁富贵在社会上的不良声誉，他造的酒，谁敢喝？酒厂在他手里能办好才怪。
副县长谢慕华跟李明桥一个心思。她认为，刁富贵本质上就不是经营企业的料儿。华光煤业公司之所以经营状况比较好，全赖背后有个郝国光，不然，早垮杆儿了，而且，造酒跟挖煤可不一样，不是什么人都能造出好酒来的，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把酒卖出去。
常务副县长黄志安之所以感到意外，是因为他觉得郝国光有些贪得无厌——刁富贵有狗屁的实力，还都不是郝国光的产业——当局长就当局长，挖煤就挖煤，买什么酒厂啊，难道就不知道贪多了嚼不烂吗？他对郝国光的跋扈早就看不顺眼，但没有办法，他黄志安在某种程度上还得依靠这位煤炭局长。
李明桥对着黄志安和谢慕华说：
“你们二位是什么看法？”
谢慕华说：
“与其卖给刁富贵，还不如让刘总以法人的身份直接接手。刘总平时虽然抠门点儿，但在酒业这个行当里面，却是有名的专家，从业时间长不说，管理经验和营销经验都很丰富。”
刘东福赶紧接过话头，说：
“就是嘛，就是嘛，谢县长是个明白人哩。”
谢慕华用鼻子眼“哼”了一声，没好气地说：
“正因为我太明白了，才被刘总从酒厂赶了出来。”
刘东福只好讪讪地闭上嘴巴，不再说话。
在郝国光的真实意图没有明确之前，黄志安只能替刁富贵说话，他吭、吭两声，清了清嗓子，说：
“这个呢，蓟原酒业的改制，我认为还是从长计议的好。也不能说刁富贵参与竞拍就不好，市场经济嘛，一切都交给市场去自行消化。政府这块儿，也不宜介入太深。”
李明桥点了点头。黄志安说得有些道理，现在啥年代？市场经济都多少年了，让市场自行消化各个层面的矛盾，未必就不是一件好事情。
李明桥权衡了一下利弊，知道现在还不能给刘东福一个明确的说法，尤其不能许愿，否则后患无穷。李明桥就委婉地对刘东福说：
“这样吧，过段时间，县政府专门去你们公司搞一个听证会，听听公司的其他中层领导都是什么意见，工人们又是什么意见，把方方面面的意见综合起来，我们再研究具体的改制方案；刘总呢，也不要有太多的顾虑，在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该向你倾斜的，我们肯定会向你倾斜，这点你大可放心。”
李明桥说让自己放心，刘东福就越不放心。但事已至此，刘东福也不好再说什么，他有气无力地给三位领导打了个招呼，起身离开了李明桥的办公室。当他郁郁地走出县政府大门时，又突然回过头来，恋恋不舍地望了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