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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万清来到省城，先是到相关部门走动了一圈，又拜访了几位老领导，然后才到省人民医院见自己的老同学。他给老同学带了两箱五十年窖藏的蓟原老白干。老同学见了酒，哈哈大笑，连说：
“老杜啊，咱们同学里面，级别比你高，厅级副厅级的，多得是，但要论权力的大小，还就数你大。”
杜万清说：
“两箱酒，就让你拍上马屁了？”
“不是，不是，”老同学说，“我说的是真话。你想想看，在中国现有的体制里面，哪个级别的官员手中权力最大？”
见杜万清微微一笑，不置可否，他又接着说：
“县委书记，权力最大的肯定是县委书记。”
杜万清说：
“这酒还没喝呢，怎么就先醉上了？尽说胡话。”
老同学很认真地说：
“怎么是说胡话呢？你想呀，这县委书记，自己的县份，要怎么样发展，县委书记说了算吧？县财政的钱，打算怎么花，县委书记说了算吧？下面的干部怎么样任用，该提拔还是该免职，县委书记说了算吧？要搞什么样的工程，要打造什么样的产业……等等，凡是该县域里的事情，事无大小巨细，都得县委书记拍板是吧？吃饭有人请，喝酒有人送，连找情人，都有人拉皮条……说的就是你们这些县级领导。”
杜万清打了一个呵欠，无可无不可地说：
“听起来一套一套的，全都是歪理邪说……你呀，只管治病救人，别尽瞎琢磨官场上的是是非非。”
老同学长叹一声，惋惜地说：
“要说呀，这个社会，还尽让你们这些官场中人给折腾坏了，我们当医生的，上手术台前，还得用准备拿手术刀的手，掂量掂量病人家属送来的红包，是厚还是薄——你说，哪朝哪代，出现过这样的事情？”
杜万清一想，也是，自己作为病人，不是也不敢胡乱找医生吗？他不大相信自己不太熟悉的大夫，怀疑对方是否真的有诚心给自己瞧病。他甚至一度产生过疑惑：做手术的病人，主刀医生如果没有收到病人家属送来的红包，还真敢开膛以后不给缝上？
官场中人追名逐利，自古亦然，就像绿头苍蝇看见长了蛆虫的腐肉一般。只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样的风气，竟然影响到了以治病救人为天职的医生身上。不只是医疗卫生行业，就连被誉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育行当里，也是充满了铜臭味：逢年过节，学生要是不把自己的班主任和代课老师走动走动，他就敢在讲课的时候给你打埋伏、打折扣……杜万清已经不止一次听人反映过，说是蓟原一中的老师，平时在课堂上从来不讲重点内容，马马虎虎混过去就成，而把重点内容放在课后自己办的补习班上讲，逼迫学生非参加他的补习班不可。他甚至听过一个笑话：
某中学有一位老师，四十来岁，当班主任。放寒假的时候，这位班主任给班上学生开最后一次班会，一再强调：不准学生给他拜年。班主任很严肃地告诫自己的学生：“要过年了，不许大家来给我拜年——虽然我的家，不是太难找，XX街XX号，左拐弯就到——但是，不许来拜年，否则，我会很生气！”他一连把“不许来拜年”强调了很多遍。现在的学生多聪明啊，结果，春节的时候，学生挨个儿去给这位班主任送了礼……
一个不是特别搞笑的段子，一度在蓟原县传得沸沸扬扬。传到杜万清的耳朵里，他琢磨着，怕不是单纯的笑话那么简单，十有八九是真有其人其事。
……毫无疑问，这种风气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一大弊端。当了多年的县长和县委书记，杜万清太了解中国的这种基本国情了，而且比一般人的理解要更为透彻一些。他明白，这已经不单单是社会上拜金主义盛行的问题，而是拜金主义引发了一系列更为可怕的恶性循环：现实状况是，医生和病人之间，已经缺乏足够的信任感；学生和老师之间，也缺乏足够的信任感；依次类推，在领导干部和普通老百姓之间，信任感又在什么地方呢？
很难想象，在信任感普遍匮乏的今天，究竟还有没有一块属于心灵的净土？
杜万清摇摇头，这已经不是他一个小小的县委书记所能左右的事情了。
按照老同学的安排，杜万清要在省人民医院呆将近一个月时间，以便让医院里的专家们，对他的肝部做更为全面和详尽的检查，期间还要进行一些必要的常规治疗，目的是保护肝脏，并防止肝脏阴影部位可能产生的病变。
老同学兴师动众，整得有些玄乎，弄得杜万清原本淡定的心里又七上八下的。
他疑疑惑惑地问自己的老同学：
“你是不是没有告诉我实情？什么阴影不阴影的，该不是‘癌’……什么的吧？”
说到“癌”字，杜万清的大脑里面，就有些发懵。
老同学哈哈大笑，用力拍了一下杜万清的肩膀：
“瞎说啥呢，什么癌不癌的，你这个县太爷的命，金贵着呢，我们必须详细了再详细，认真了再认真……你呀，也借机休养休养，都这个年龄了，别老是惦记县上的工作，没有你，地球照转不误。”
杜万清心说，没有自己，地球是照转不误，但蓟原县肯定会乱成一锅粥。但他没有说出来，只是嘱咐老同学道：
“既然没啥大问题，就不要整这么大的动静，做好保密工作，别弄到最后，又成了菜市场，人来人往的。”
老同学说：
“那是当然，你老兄的习惯，我还不清楚？”
杜万清以往生病住院，来来往往探望的人络绎不绝，弄得他很烦。再后来，有个头痛脑热的，只好严密封锁消息，偷偷地往医院里跑，整得跟做贼似的。
县委书记住院，首先闻风而动的，肯定是县上大大小小的官员们。这些人，干工作不见得有多积极，但到医院这些地方向领导表忠心，则一概是前仆后继，唯恐落在别人后面。别看杜万清快退休了，而且在外人的印象中，好像他这个县委书记当得忒窝囊，但是，只要他往医院里一躺，那些个科部局的头头，乡镇上的书记镇长们，甚至班子里的其他成员，百分之百都得一窝蜂往医院里跑。
原因很简单，就像他老同学比学的：在中国的政权结构里面，权力最大的是谁？是县委书记。这话有点儿夸张，但也道出了县域一把手在权力结构里面，一定程度上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当得再窝囊的县委书记，再懦弱的县委书记，他也是县委书记，是该县域大权在握的第一把手，大凡重大事件以及干部任免事项，都得他最后来拍板不是？什么是集中责任制，所谓集中责任制，就是把大家的意见汇聚起来以后，还得听他的不是？
老虎就是老虎，不要以为老虎老了，病恹恹的，好像被人缚住了手脚，就失去了扑人的利爪和尖利的牙齿，不是，这样的老虎，照样拥有巨大的杀伤力——不是行不行的问题，而是主观上愿意不愿意的问题。
杜万清知道，自己这个县委书记当得比较保守，尤其是近一两年来，凡事讲究平稳过渡，能推就推，在外人看来，有点儿畏首畏尾的意思。但是，自从李明桥来到蓟原，他一贯的行事方式被打破了，立场就变得有些摇摆不定：一会儿，是对代县长李明桥不满；一会儿，是对黄志安和郝国光他们的横行跋扈不满……
他承认，李明桥身上有他久违了的东西。是什么呢，是无所畏惧、不顾一切往前冲的闯劲儿？还是年轻人身上固有的活力和事业心？总之，这个年轻的代县长身上，有一种热腾腾的东西。
老同学这次要他住院，他也有借机休息休息、理理自己思路的打算。他的脑子里有些乱，乱的人，乱的事。他想躲一阵日子，一是清静清静，二是看自己不在的这段日子里，在权力真空的条件下，蓟原的这些人，又能折腾出什么事来。
杜万清并不怀疑李明桥的驾驭能力，但是，李明桥身边的掣肘太多，面对的牵制力量太过强大，如果李明桥一味地“以强制强”，那么，最终吃亏的肯定是李明桥自己——这个人，跟他的主子翟子翊一样，都是“一根筋”脾气。他难道就不晓得，在多数情况下，“柔”也能“克刚”、“曲径”也能“通幽”吗？
衢阳市领导班子变动的消息，杜万清在第一时间就知道了。对于常务副书记翟子翊没能出任市长一职，早在杜万清的意料之中。
按说，常务副书记翟子翊的口碑颇佳，在衢阳市的干部和老百姓当中，政声挺好。但是，这些都不作数，作数的是甯江省委领导层的意见。翟子翊的缺点，同时也是他的优点，就是太过刚硬，太过耿直。市长一职，是个很重要的角色，甯江省委当然不敢马虎，按照常规，在人选方面肯定会征求原市委书记和现任市委书记的意见。试想，一个动不动跟市委书记、跟市长拍桌子的人，不管是原市委书记，还是市长转任市委书记的何培基，哪个会替他说好话呢？不落井下石，就已经算是够仁慈的了。
但市长一职暂时空缺，却也充满了玄机：这意味着，衢阳市市长的人选还存在很大的变数，翟副书记仍然有机会问鼎这一职位。
根据杜万清掌握的消息，在有实力问鼎这一职位的人选当中，翟子翊的希望只占到百分之三十，另外百分之七十的希望，分属于另外两个重量级的人选：一个是省委副秘书长，海归派，博士，在省委党校当过副校长；另一个人，是省政府办公厅的主任，人年轻不说，而且背景深厚，准备到基层去镀金，衢阳市是首选。这两个人选当中，海归派博士背靠的大树，是省委分管党群组织的副书记，据说，该副书记发表在《求是》等中央党政报刊上的大块头理论文章，都出自该博士之手，有爆料称，该副书记准备在退休之前，把那些文章整理成一本书，作序的人都请好了，是某位退居二线的中央领导。而省政府办公厅的主任，据说是有亲戚在中央某部委工作，甯江省现任省长曾经给其当过副手，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亲疏，自不待言。
相较之下，背景关系最弱的，就是翟子翊。当然，翟子翊还有一个处于劣势的条件，那就是海归博士和省政府办公厅主任，都早已经是正厅级，去衢阳当市长只是平级调动，充其量只是从“条条上”走到“块块上”而已；翟子翊呢，还只是个副厅级的副书记，要出任市长，必须再上半个台阶——提拔和平级调动比起来，提拔的难度自然要大一些。
翟子翊的优势，就是在当地的政声好，地方上的干部和老百姓都挺拥戴他，呼声很高。但他那个年龄，五十二岁了，属于可提拔可不提拔那种，一般情况下，去人大或者政协当一把手的可能更大一些。据说，省委常委会议议过几次，但都不了了之，主要是省委副书记和省长各自提出的人选处于胶着状态，谁也不让着谁。
让杜万清奇怪的是，自始至终，没听说省委书记有什么明确的态度。按照常理，一个经济大市的市长人选，作为甯江省委最大的老板，省委书记一般不会轻易放任其他领导安排自己的亲信。但奇怪的是，在众说纷纭的小道消息里面，压根儿就没听说省委书记提出过什么人选，给人的感觉是，好像这次的人事之争，甯江省就不存在一个省委书记，从头到尾都是省长和省委副书记在相互掐巴。但细细一琢磨，也很正常：因为省委副书记提出的人选，未必就不是省委书记默许的人选，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是副书记和省长在争，实际上，有可能就是省委的大老板和省政府的大老板在掐巴。
最悲哀的无疑是翟子翊，没听说哪个领导在常委会上力挺他，有个别常委提过，但人微言轻，被别人的话头一岔，就带过去了。
杜万清住的是特护病室，也就是民间版本里面传说的高干病房。条件自然很好，在杜万清的感觉里，跟住宾馆差不了多少，唯独让他不舒服的，就是医院里到处充斥着消毒液的味道，很浓烈，沤得慌。
负责他这个病室的，是一位二十郎当岁的年轻姑娘，走起路来一弹一跳的，很轻快。她经常戴着大大的口罩，看不清她的面目，但身材很好，体型苗条，上下都很匀称。她每天要给杜万清测两次体温，量两次血压，早晚各一次。每次量体温前，她都会很细心地把体温计放入他的腋下，然后拉好他的衣服，再顺手掖掖被子，动作很温柔。量血压的时候也是这样，轻轻挽起他的袖口，放好测量仪，细心缠好输送带，然后开始测量，边记录边轻声报个数据……杜万清感到很温馨，有种又回到小时候的感觉，好像他面对的不是一个年轻的小护士，而是温柔体贴的母亲一般。杜万清很奇怪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觉，难道是平时的工作负荷太大、压力太大所导致的？未必吧，自己一个农家子弟，从最基层的普通干部一步步干起，一直做到县委书记，经历过多少大风大浪，甭敢说别的，最起码的承负能力还是有的。
难道是自己老了？想到这一点，杜万清的内心遽然一惊。他隐隐约约记得，好像什么资料上刊载过一项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说是一个人，如果动不动产生回到幼年去的想法，或者有类似的幻觉，说明这个人的身心正在急遽地变老和衰退……自己现在的心理状态，不正是如此吗？难道衰老正在肆意地蚕食着自己？
他有些后怕。他知道人人都要老去，人人都要把自己的这副臭皮囊，最终交还给泥土，他五十八岁了，以届知天命之年，但是，他仍然无法面对自己日渐衰老这一可怕的事实。尤其是两年后，他就要彻底退休，他的头顶上再没有了权力所带来的荣耀和光环，那时候，他又如何面对一个失去权力，赋闲在家，而又风烛残年的衰败老人？他实在不敢再往下想。
期间，李明桥打过几次电话，就几项具体工作征求过他的意见。李明桥重点提到石副省长要去蓟原视察，问他是不是提前返回县里。杜万清没有说死，只说到时候看吧，但强调接待工作一定要做好，不可有任何疏漏和马虎。临挂电话的时候，杜万清犹豫片刻，对李明桥说：
“明桥同志，石副省长来蓟原视察的相关工作，你可以跟市委翟副书记通个气，看他有什么指示。”
电话那边，李明桥明显地沉默了一下，显然是在琢磨杜万清这句话的用意，然后李明桥才回答说：
“好的，好的，我会请示翟副书记的。”
放下电话，杜万清默默地望着病房里雪白的墙壁。
医院里就是这样，什么都是白颜色，墙壁是白颜色的，病床是白颜色的，床单是白颜色的，被子是白颜色的，医生和护士穿的衣服，也是白颜色的……白得耀眼，白得单调，白得刺目。
杜万清的大脑并没有闲着，有个疑问老是在他脑子里绕来绕去：石副省长这个时候去蓟原，到底有什么目的？这位石副省长，分管工业口，衢阳市是甯江省的经济重镇，而蓟原县又是衢阳市的经济命脉，他这个时候去蓟原，有什么玄机呢，未必就是单纯地去视察蓟原的煤炭产业吧？他估摸着，不光是去蓟原视察这么简单。
石副省长不是省委常委，左右不了干部的命运，他去蓟原，市委书记何培基同志未必就肯陪他；而其他市上的领导，单由对口的副市长一个人陪同，分量又稍嫌轻些；唯一的办法，就是常务副书记翟子翊出面，和分管工业口的副市长两个人陪同下去，最是合适不过。杜万清提醒李明桥征询翟副书记的意见，就是估计到翟副书记有可能是陪同人员之一。
当然，杜万清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他无意中得知，这位石副省长尚在南方某省工作时，曾经跟省委组织部长在中央党校有过一段时间的同窗之谊，不管当时关系处得如何，现在毕竟都是甯江省的大员，彼此之间的走动，自然要比其他人来得亲密一些。
——有时候，你要把地球撬起来，不一定非得拥有包罗天地、颠倒乾坤的本领，或许，只需要一根小小的杠杆、一个合适的支撑点，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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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源煤炭经销公司的总经理黄小娜，如愿拿到了财政局长周伯明拆借的一部分资金，3000万元，一笔不大不小的数目，但拿到钱的过程却有些曲折。郝国光不怎么满意，原因不仅仅是拿到钱的方式比较麻烦，而且，周伯明这次张的口有些大——光送给周伯明的银行卡上，就比往年多打了五十万元，还不包括中间环节付给其他人的好处。
周伯明先是以财政局的名义，给县政府打了个报告，报告中称：为了积极响应国家提出的“三农”政策，建议由财政局牵头，成立“蓟原县涉农企业担保基金”，向政策性农业担保机构增资4000万元，以用于解决蓟原县农机公司等若干涉农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报告送上去后，常务副县长黄志安在背后积极运作，仅用了不到一周时间，这个报告就经由县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并批复了。
经过一番紧密的筹备，斥资4000万元的“蓟原县涉农企业担保基金”顺利成立。这个担保基金，只是用来做抵押的，真正掏钱的主儿，是银行。也就是说，受扶持的涉农企业拿到的钱，是由担保基金抵押的银行贷款，只不过不用企业自己付利息，政府贴息而已。
蓟原县的涉农企业有六家，除了不死不活的县农机公司，另外还有一家种子公司、一家饲料厂、三家规模不太大的养殖企业。在黄志安和周伯明的共同运作下，这六家涉农企业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从银行贷出了4000万元。然后，其中3000万元从这六家企业的账上走了个过场，一转眼的功夫，又转到了华源煤炭经销公司的账户上。
黄小娜用这3000万元，顺利地签下了十来份订单。她粗略地算了一笔账：到了冬季，假如煤价果如郝国光所估计的，不跌反涨，继续往高里走，那么，这十来份订单，可以给华源公司带来一笔不薄的利润。
黄小娜比较高兴，就有意跟郝国光温存一番。但郝国光没有反应，他还在生周伯明的气：周伯明睡了自己的老婆不说，现在也学会狮子大张口，从他郝国光身上揩油了。
黄小娜拍拍他的脸蛋，说：
“犯不着生这么大的气嘛，不就五十万吗？对咱们来说，只是牛身上的一根汗毛而已。”
五十万确实不是多大的数目，但郝国光的心里头，就是不舒服。他知道，这不舒服，一小半是因为周伯明多要了五十万元造成的；一大半，是他对周伯明给自己戴绿帽子一事，至今耿耿于怀。
在这方面，男人通常表现得非常自私。他可以拥有黄小娜，可以在风月场所和那些卖**小姐左拥右抱，但他就是不能容忍刁月华背叛自己。
黄小娜明白郝国光的心思，不说话，只是用细葱样的手指，轻轻抚摸他的胸膛。过了小半天，才像忽然记起似的，说：
“国土局的张局长，昨天找过我……”
郝国光“哦”了一声，问黄小娜：
“张得贵找你干什么？”
“他说，要我们帮他在省城置办一套房子。”
“省城？”郝国光沉吟着说，“张得贵这个人一贯谨慎，怎么会想着去省城弄房子？”
黄小娜说：
“就是啊，他好像从来没提过类似的要求。”
郝国光问：
“他要多大的？”
黄小娜说：
“180平米，复式的。”
郝国光在大脑里面粗略地估算了一下：
“连装修带家具，得二百多万。”
黄小娜说：
“就是，少说也得二百来万……我没有明确表态，没说答应，也没说不答应，只说忙过这两天，再跟他联系。”
郝国光琢磨了一下，说：
“张得贵既然开口了，就把咱们手里的房子挪出一套来，给他。”
黄小娜很不情愿地说：
“就这么给他？西城口那块地，我可是跟他提过好几回了，硬是不松口。”
郝国光半搂着黄小娜，捏捏她的一只耳垂，说：
“我早就劝过你，你不听。趁早撒手，别打那块地的主意，我们即使送给他一套房子，张得贵也不见得会把地给我们。”
“为什么？”黄小娜不解地问。
“张得贵这个人，有江湖气，仗义不说，而且行事稳健。他轻易不会给别人答应什么，以免留下把柄。这次跑来找你，肯定是遇上麻烦事情了，否则，他不会随便张口。”
黄小娜用鼻子眼“哼”了一声，说：
“能有什么为难事情？无非是招惹上比较难缠的女人了……你们这些臭男人啊，没有一个好东西！”
郝国光哈哈大笑，他说：
“你们女人还不是一样？喜欢的就是臭男人呗。”
顿了顿，郝国光又说：
“忘记是什么书了，里面有句话，说什么女人的**，人人都说脏，人人都想进——你说精辟不精辟？”
“流氓。”黄小娜轻声骂了一句。
“是流氓。女人爱的，不都是流氓吗？正经男人谁爱啊。”
郝国光来了情绪，一只手伸进黄小娜白皙的乳沟，另一只手环着她的腰，撩起裙子，直接探进了她杂草丛生的私密地带，说：
“我来看看你的这个地方，脏还是不脏？”
“下流！”
黄小娜痒痒，边骂边咯咯咯地笑着。
两个嬉闹了一会儿，直接就在客厅的沙发上做起来。随着郝国光一下又一下的冲撞，黄小娜不住地娇喘着。她两眼微闭，面色绯红，猩红的嘴唇半张；两只白藕样的胳膊紧紧地搂着郝国光的脖子，一双修长的腿，有力地缠夹在郝国光的腰部。
良久，两个人才都疲乏地瘫软在沙发上。
郝国光抚摸着黄小娜**的躯体，说：
“张得贵当了多年的国土局长，从来没有在蓟原的土地征用上动过脑筋。”
黄小娜有些疑惑地说：
“不会吧？我怎么听说，张得贵的身家，不比你这个煤炭局长差呢？”
“我没说他清廉，”郝国光说，“他只是没有在蓟原的地面上动脑筋，但并不意味着他不动脑筋。”
黄小娜糊涂了，奇怪地问：
“他是蓟原的国土局长，不在蓟原的地皮上动脑筋，难不成把脑筋动到外地去？”
“对，张得贵高明就高明在这儿，”郝国光挪了挪身子，以便让自己靠得更舒服些，“我没有跟你说过他的事情。张得贵要拿地，不是在蓟原，而是在邻省的一个县级市里。”
“你是说，张得贵动的脑筋，都在临省？那蓟原的地皮呢，白白地便宜了那些开发商？”
“不，张得贵没有那么傻，”郝国光舒了口气，接着说，“蓟原的地皮，都是留给那个县级市的国土局长的。”
黄小娜这下明白了：对方在张得贵的地盘上拿地，反过来，对方的地盘，又成了张得贵的天下。
郝国光说：
“张得贵这个人极端聪明，你想啊，纪检委的人再聪明，又怎么会怀疑到邻省的县份去呢？他跟那个县级市的国土局长勾上了手，生意照做，钱照拿，却来得很安全。”
“也就是说，我们想要拿地的话，必须去邻省的那个县级市？”黄小娜字斟句酌地问。
“对头！”郝国光拍拍她的肩膀，“在蓟原，你是不可能从张得贵手里拿到地的。”
不待黄小娜说什么，郝国光又说：
“在那个县级市里，张得贵给过我两块地皮，都在刁富贵名下，还没有来得及开发呢。”
黄小娜说：
“怪不得张得贵对西城口那块地既不松口，还敢跑来张口要房子？”
“你放心，张得贵既然敢跟你张口，那说明，他手里又有了一块好地皮，只不过，不是在蓟原县而已。”郝国光十分有把握地说。
黄小娜轻描淡写地说：
“既然不在蓟原，就还是让你的小舅子出面得了，省得你家那个母老虎，又大发雷霆，反正手心手背，还不都是你身上的肉呗。”
“不行，”郝国光果断地说，“这次你亲自出面，而且不能让那姐弟俩知道。”
黄小娜有些奇怪，没有言语，只是用征询的眼光看着郝国光。郝国光让自己亲自出面去拿地，还必须背着刁月华和刁富贵——她一时拿不准郝国光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郝国光怀疑自己有什么野心？
作为女人，从她当年进入风月场所的那刻起，黄小娜就知道金钱对她来说有多么重要了。有时候，一个女人家，不一定非得要有美丽的容貌，但一定得有金钱。现实就是这样，美貌不能当饭吃，金钱却可以买来美味佳肴。她知道，郝国光就是可供她这辈子依附的一座高大的靠山。这么说吧，如果郝国光是一棵大树的话，那么她黄小娜就是缠绕在树身上的菟丝花儿。如果树倒了，菟丝花儿也就肯定不存在了。
所以，多年来，黄小娜一直在努力赚钱，尽管她那个总经理只是名义上的，事实上的大老板还是郝国光和刁月华，但她知道，只要自己一心一意地帮助郝国光，郝国光就绝不会少了自己的那份儿。
她从来没有起过二心。她太知道女人在男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了：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里，女人就是男人的依附品，看似刀俎，实则鱼肉。
作为“鱼肉”的女人，为什么非要跟男人们一比高低呢？这是黄小娜的聪明之处，也是多年来她跟郝国光配合默契的根本所在。她从来不要求郝国光给予她什么，名分，地位，统统都不需要。她要的，郝国光自然会给她，那就是钱，足够多的金钱。在这一点上，她和郝国光的目标是高度一致的。
黄小娜自认从没有起过二心，她也不希望郝国光怀疑自己。她试图从郝国光的脸上看出点什么来，但郝国光的脸上，没有任何开玩笑的成分。
她问：
“为什么不让你老婆知道？”
郝国光说：
“女人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知道得越少越好。”
黄小娜说：
“我也是女人嗳，过分！”
郝国光一把揽过她，说：
“你不一样，在生意场上，你比很多男人都聪明。”
……
郝国光没有对黄小娜说实话。刁月华是见识短，这话不假；但郝国光担心的不是这个。该刁月华知道的，刁月华已经知道得差不多了，即使现在想撇开她，未必是件容易的事情——不，压根儿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否则，郝国光绝对不会容忍刁月华给自己戴一顶绿帽子。
郝国光真正担心的，是怕刁月华和刁富贵合起伙来，在背后捣鬼。他无意中发现，刁月华和刁富贵最近有些鬼鬼祟祟的，好像在谋划什么事情。凭直觉，这姐弟俩十有八九在动歪脑筋——郝国光在官场和生意场上，摔打滚爬了大半辈子，他的直觉，向来比较准确。
自从刁月华和周伯明被自己捉奸在床之后，夫妻俩个基本上就形同陌路了，只是表面上，还维系着夫妻的名分。儿子和女儿有时候打电话回来，他俩还得装作很高兴的样子，这个说了那个说，换着跟孩子们聊。女儿在省城，打来电话的频率多一些；儿子在加拿大，电话就相对少一些。十年前，郝国光不顾刁月华的一再反对，把儿子送去了加拿大。刁月华哭过，闹过，说把儿子送那么远，十年八年的都见不上。郝国光就骂她头发长，见识短。郝国光比谁都清楚，别看自己现在挺风光，官场上得意，生意场上更得意，但共产党的事情谁说得清楚，说不定哪天翻船了，总不能把儿子也牵扯进来吧？他不像周伯明那么傻，自己当官，也拼命把儿子往这条道上拽。周伯明的做法，是很危险的。在中国当官，不是什么好职业，只不过，奔仕途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条捷径——有什么行业，能比当官更快、更好地得到回报呢？没有，至少目前还没有。儿子的外语差，加拿大华人多，不至于像盲流一样。他给儿子注册了一家贸易公司，买了别墅和车，还给相中了一位加拿大籍的华人姑娘。但这小子，把人家姑娘的肚子搞大以后，就一脚把对方踹了；公司也不知道怎么经营的，反正年年亏钱。但这些，郝国光都不在乎，他知道自己的儿子不是经商的料，之所以给他注册公司，只是让他有个事儿干，别一天到晚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他知道，官有当到头的一天，煤有挖完的一天，必要的时刻，儿子和加拿大的公司，就是他们夫妻俩最后的退守之地。
但让郝国光生气的是，刁富贵明摆着是混蛋，刁月华还偏偏护着他、宠着他，不光这样，有时候还跟刁富贵一起瞎折腾。他劝过刁月华，让她趁早去加拿大陪儿子，省得这小子在外面天大地大的不学好。刁月华不听，说什么是自己嫌她碍眼，碍着他找狐狸精了。看看，就这见识？自己再怎么花哨，刁月华始终是儿子的母亲、闺女的娘，这一点是谁都改变不了的，他们夫妻，已经有血缘关系把他们紧紧地捆在一起了，还闹腾个什么劲儿？这傻女人，死脑筋不说，还敢犯浑，把野男人带到家里来？
生气归生气，这层窗户纸还不能完全捅破，小不忍则乱大谋，他们俩的夫妻关系，还必须小心维持着。
刁月华动不动犯浑，郝国光就提高了十二分小心。他安排人私下里了解了一下，才知道刁富贵极力撺掇自己的姐姐，拿出钱来竞购蓟原酒业公司。
蓟原酒业公司的改制，郝国光曾经动过心，毕竟白酒属于可再生产业，而煤炭，不可再生资源，总有没得挖的一天。但他有些犹豫。他担心两个方面：一是蓟原的天空，究竟还能属于他郝国光多长时间；二呢，古人说得好，隔行不取利，自己只会喝酒，不会造酒，一旦把酒厂买到手，能不能经营得住，还很难说——刘东福那个人，别看头发掉得没几根了，做酒厂做得贼好，精明着呢。
没想到，刁富贵竟然打起蓟原酒业的主意了。刁富贵游说自己姐姐的理由竟然是：煤矿上挣得钱再多，都是老郝家的；只要刁月华拿出私房钱来，把蓟原酒业买到手，就是老刁家世世代代的产业。更让郝国光没想到的是，刁月华竟然动心了，背着他积极为为竞购酒厂做准备。
郝国光哭笑不得。他想，刁月华要是有黄小娜一半的聪明就好了，不，有黄小娜三分之一的聪明就成。可惜，刁月华简直笨到了家。她也不想想，作为郝国光的妻子，她自己是郝家人还是刁家人，难道都分不清楚？再说了，即使她想为娘家的这个弟弟置办一份产业，那也得看他是不是那块料啊。当初，刁月华一哭二闹，郝国光不胜其烦，才把牛头岭的煤矿交给刁富贵经营，给了他一个总经理的头衔，但要不是他郝国光罩着，刁富贵早都把天戳了几个窟窿了。话又说回来，如果刁月华铁了心要扶持弟弟刁富贵，那也没有必要背着自己吧，私房钱，刁月华哪来的私房钱，还都不是他郝国光挣的？
这娘们，没得救了。
郝国光寻思，与其让刁富贵折腾，还不如让黄小娜出面竞购，一来，黄小娜的身份没有自己妻舅的身份来得显眼，可以适当地避避嫌疑；二来，黄小娜毕竟是做生意的好料子，不像刁富贵，猪头一个，嫖小姐都能嫖出强奸案来，什么出息？
但是，如果让黄小娜出面竞购蓟原酒业，很容易引起刁月华的猜忌。事情明摆着，刁月华现在最忌讳的事情，就是担心自己伙同别的女人撇开她。她早就怀疑，黄小娜有取她而代之的野心。她不知道的是，黄小娜只不过是一位风尘出身的女子，自古以来，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跟这样的女人，又怎么谈得上感情呢？郝国光是迷恋黄小娜的肉体，迷恋她的年轻美貌，但这并不等于就必须把黄小娜娶回家啊。更何况，黄小娜之所以多年来一直对自己忠心耿耿，还不是冲着自己手中的权力来的？权力是什么？权力就是效益，权力就是金钱，权力就是身份和地位……郝国光心里明白得很，黄小娜才三十岁出头，自己已经是半大老头了，即使自己有心让黄小娜成为自己的正宫娘娘，黄小娜也未必看得上眼，因为权力总有从自己手中溜走的一天。刁月华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担心，咸吃鸭蛋淡操心，很是莫名其妙。
有些道理，郝国光是没有办法跟自己女人解释清楚的。这就像一团乱麻，你越是急于把它理顺，它就越是乱得紧。
但郝国光明白，如果他不出面，仅凭刁月华和刁富贵姐弟俩，即使参与竞购蓟原酒业，成功的概率也是小得可怜。他打定主意，不打算让刁富贵在背后跳神弄鬼；如果非要参与竞购，就得让华源公司和黄小娜出面，否则免谈——他的这个妻舅，怎么说呢，后脑勺上长得有反骨，说不定哪天，就把他这个姐夫给卖了，弄不好，连他老姐都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