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的记忆中，永远忘不了的是家里那个小小的炉灶。炉子是用铁皮做成的，一根长长的铁皮烟囱从炉口上竖起来，在空中拐个弯，然后穿过窗棂，把炉子里烧出来的烟尘排放到外面的空气里。铁皮烟囱靠近炉子的部位，还有个细细的切口，里边插着一片薄薄的铁片，可以用来调整烟道的宽窄，根据需要用它来控制火候。
每天，我爸爸、我妈妈和我姐姐到天桥去谋生活的时候，我妈就把炉子用湿煤末封住，炉子四周的铁盘上面，永远烤着焦黄的窝头片，或者发糕片，锅里，有煮得稀烂的粥，这是我和我们一家人一天的饭食。每到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把烤得滚烫的窝头或者发糕用筷子串成一长串，然后把锅里的粥盛进瓦罐里，再到咸菜缸里捞两块咸菜，提溜着到天桥给爸妈姐姐送午饭，这项任务从小到大都是我的。
到了天桥，我爸爸匆匆忙忙吃过饭，第一件事情就是考较我是不是按他的要求站桩了，我妈和我姐姐细嚼慢咽的时候，就是我受苦受难的时候。我爸爸两颗大眼珠子死死地盯着我瘦弱的两根麻杆腿，我的腿稍有颤抖，我爸爸就用一根细细的小竹条抽我，我妈妈就咧嘴：“干嘛，儿子还小呢。”
我妈一说话，我爸爸就不再假模假式的吓唬我了，他听我妈的，言听计从。我爸爸一辈子觉得最对不起的人中，离他最远的是我叔叔，离他最近的就是我妈妈。我妈妈出身书香门第，在家里也是娇生惯养的，看中了我爸爸那一身中山装，跟着他背井离乡，到了北京，却过着沿街卖艺，比乞丐强不了多少的苦日子。可是，我妈从来没有抱怨，从来没有再回过娘家，因为，身上拖了这么大一家子人，她根本就没有时间和机会回丹东去看看。这尤其让我爸爸感动，我爸爸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下死力的挣钱，可惜，他再下死力，也挣不来多少钱，更架不住我们这几个没打招呼就闯到家里来的吃货。所以，他退而求其次，我妈说什么都不顶嘴，用言听计从来表达自己对我妈的感激之情。
他年老之后，多次背过我妈对我叮咛：“你是家里男孩的老大，我肯定会走到你妈妈前面，我比她大十岁呢。你妈刚刚二十一二岁就跟了我，一辈子没有过过一天舒服日子。我走了以后，你一定要孝顺你妈妈，如果你不孝顺……”
如果我不孝顺他会怎么样，他没说明白，可是那眼神却让我牢牢地把他的话刻到了心里。那时候我才刚刚五岁，如果我爸爸认为我练武功的时候功夫没有下到，他就用我姐姐作为榜样教训我：“你姐姐才三岁，就开始练功了，现在已经能帮着你爸你妈养家糊口了。你姐姐是女孩子，你是男孩子，更应该吃苦，更应该帮着家里。你弟弟现在还小，你爸你妈有一天老了，干不动了，你不下死力练功，你弟弟靠谁？”
说实话，我爸爸打我并不疼，他也就是做出个打的样子，真正的作用是震慑。我怕他，不是怕疼，是怕他老用养活弟弟这个重大责任压我。因为，那个时候的我，根本不知道万一有一天我爸爸和我妈妈老了干不动了的时候，我该怎么样去养活我弟弟。
我弟弟此时就躺在我妈的怀里，眼睛巴巴地看着我这个当哥的捱训，我弟弟沾了我叔叔一个大光，他长得像我叔叔，据我爸爸说，简直跟我叔叔小时候是一个摸子里倒出来的。我也发现，我爸爸经常痴痴地盯着我弟弟看，看着看着，眼睛里就湿乎乎地有了泪。我猜，他会那样儿，肯定是想起了我的叔叔，他那过早失去的弟弟，他在闯**东北的时候，唯一的亲人。看到我跳着、蹦着躲避我爸爸手里的细竹批子，我弟弟就会咯咯地笑，那时候，他还不会说话，会笑。
现如今，当我在日本立足并且有了相当稳固的地位以后，我在人去楼空的下班时间，经常会一个人静静坐在社长室里，看着窗外逐渐降临的暮色陷入对往事的追忆之中。朦胧恍惚的氛围中，我常常会渴盼我爸爸能伴随着那舒缓的、蓝黑色的夜幕来到我的办公室，我要向他述说，告诉他，他要求我做的一切，我都尽力而为的做到了，为此，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家庭、亲情，乃至于我的健康。
我做不到的，并不是我没有努力，而是我的努力挣不脱命运的摆布。我希望，我爸爸能够理解我。
就在我弟弟学会走路，学会说话，能够跟我打打闹闹玩耍的时候，我们家的生存状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我爸爸终于有了相对稳定的收入。那个时候，国家突然开始搞社会主义改造，不光是那些工商业者的财产统统归公，就是我爸爸他们那些天桥艺人，也要统统归公。不归公的，今后不准再在天桥各自为政耍把式挣钱。
我爸爸因为有北京武术协会理事的身份，又是中国体育协会的会员，尽管没有官身，却也必须带头响应国家的号召，不响应也不成。于是我爸爸归进了地质部组织的文公团，算是公私合营了，每个月领三十多块钱的薪水，成了国家正式职工。
有了稳定的收入，家里却更加穷了。那个时候，我们家已经有了姐姐我和弟弟，五口人，三十块钱，仅够买口粮的。从我记事开始，我们家就没有像模像样地吃过一顿饱饭。
我每天早上照例要五点钟起床，然后就是站桩、练武，我弟弟则还在**熟睡。等到他醒了之后，吃过简陋的早餐，一般是我喝一碗棒子面粥，他跟我爸爸可以吃一块烤得焦黄的窝头，我妈、我姐姐跟我的待遇一样，只能喝粥。然后，我领着我弟弟去上托儿所，我妈妈到街道上去糊纸盒，这个活是同院的刘婶给介绍的。我姐姐去上学。我爸爸则到文工团去上班。
刚开始我爸爸好像还挺忙碌，经常不在家，他们文工团要全国各地到处跑，给地质部散落在全国各地的下属单位慰问演出。每当他不在的时候，我妈妈就得把街道上的纸盒领回家来糊，糊一打纸盒可以挣两分钱。我妈妈的最高纪录是一天糊了十二打，挣了两毛多钱，我妈妈非常兴奋，那天给我们都吃了烤白薯。
再后来，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爸爸他们不再出去演出，每天按点上班下班，我爸爸好像非常无聊、落寞，就像一只被圈进了动物园铁笼的野生动物，每天吃着饲养员扔进笼子的烂肉杂食，心里却向往着原野，向往着那艰难却又自由自在的原始生活形态。我爸爸开始把关注更多地集中到了我们身上，每天早上五点钟练功，成了我颠扑不破的生活规律。有的时候，实在起不来床，我爸爸就用毛巾浸上凉水，塞进我的被窝，我马上就被激棱得跳起来，手忙脚乱穿上衣服跑到外边去练功。
我练功的时候，经常能看到老白家窗户后面，白家三兄弟好奇、不屑的眼神。有时候，我爸爸不在跟前，他们就凑过来拿我开刷，问我练的这是什么把式，什么时候上大街要饭去，有的时候呈品字形把我围在中间，模仿我的动作，嘻嘻哈哈嘲笑我，说我练好了就该上街要饭去了。
“山东许，尾巴长，能拉多长就多长，一头在天桥，一头上房梁……”这是他们哥仨经常追在我后边嚷嚷的顺口溜。一般情况下，我爸爸要是在跟前，他们不敢嚣张。有几次，我爸爸不在的时候，他们嚣张，碰上刘大叔让刘大叔臭骂一通给轰散了。
幼年时期，我最恨也最怕的就是同院的白家三兄弟。老白家人丁兴旺，光是男孩就一气生下三个，其中两个小的还是双胞胎。另外还有三个女孩，一个个也是膀大腰圆，别人都吃不饱，我搞不懂他们家孩子怎么会那么壮硕。也许，这是品种问题，老白家那个品种，喝凉水都长肉，属于人类中的食草动物，就如河马、大象，天生就是大块头。
这三个男孩老大、老二比我大，老三跟我弟弟差不多。老大老二的体格都比我健壮，尤其是白老大，比我整整高出一个脑袋，他们在我的记忆中似乎既不上托儿所，也不上学，整天没日没夜地在胡同里瞎逛，谁家孩子碰上他们谁家孩子就倒霉。
相比之下，同院的刘大叔家人丁却不太兴旺，一顺溜的生了三个丫头，刘婶拼了老命，在即将丧失生育能力之前，挣扎着总算生下了一个男孩，却又瘦又小，就像一只没长毛的兔子。于是乎，这只没长毛的兔子就成了他们家的宝贝，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上面几个姐姐更有如护雏的老母鸡，时时刻刻护卫着她们那个难得的弟弟。没毛的兔子刚刚开始学着走路的时候，我们都非常喜欢这个小家伙，争着抢着护持他，也是为了看他一拐一拐蹒跚学步的好玩样儿。
也不知道老白家的三个孽障是怎么想的，居然拿人家的珍宝耍笑，白老三从院子角落里薅了一把茅草，趁别人没注意，塞给刘家的宝贝疙瘩，小孩不懂事，以为是什么好吃的东西，也许上一辈子他真是一只兔子，喜欢吃那一口，竟然把茅草塞到嘴里咀嚼得满嘴吐绿沫，还高兴得嘿嘿傻笑。
这一幕让刘大叔家的大丫头隔着窗户看到了，大丫头年纪跟白老大差不多大小，她是女孩，个头却没有人家高。说时迟那时快，刘大叔的大丫头疯了一样从屋子里窜出来，扬起手里正在跟她妈见习纳的大鞋底子，噼里啪啦冲白老三的脑袋就是一顿狠抽，把白老三抽得鬼哭狼嚎。白老大跟白老二看到刘老大揍他弟弟，马上扑过来围殴刘老大。刘老大正处于极度疯狂状态，面对强敌毫不畏惧，披头散发挥舞着鞋底子拼命抵抗。看到白家三兄弟打姐姐，刘老二、刘老三也顿时加入战团。最让我吃惊的是刘大叔的三丫头，那个丫头在我印象中是他们家三个丫头中最为文静也最漂亮的一个，见人没话，抿嘴一笑，两颗可爱的小虎牙像两颗洁白的大米粒，微微露出唇外，样儿可爱极了。很有一段时间，刘家老三曾经是我的幼年相好，我们和脾气，能玩到一起，两小无猜，还过过家家，她当我老婆，我当孩子他爸，我弟弟和他妹妹当我们生出来的孩子。
那天刘氏三雌和白家三雄打斗的那一刻，三丫头却最狠，她出现的时候，手里居然拿了她们家的棒槌，那种洗衣服的时候，用来捶打衣服的棒子，有孩子腿那么粗，有大人小臂那么长。刘老三闷声不吭，冲上去两只胳膊抡圆了大棒槌，给白家三兄弟脑袋上每人狠狠一下。顿时鲜血横飞，白家三兄弟抱头鼠窜，哭嚎惨叫。她却毫不手软，轮着大棒槌追在屁股后面打，一直到白家老娘们冲出来拦住了她，白家老娘们舞扎着双手破口大骂，可是一看到刘家三丫头的眼睛，马上住嘴，招呼着她那三个头破血流的孩儿到胡同口的医疗站包扎去了。
过后，老白找刘大叔说理，刘大叔没跟他说理，刘大叔说：“活该，你养那三个狼崽子我早就看不顺眼了，我们家丫头打得好，是我指使的，有本事你跟我再来一场，彻底了断一把，再不成你告派出所去，让派出所把我们家三个丫头都养起来。”
老白气得想骂人，可是看到刘大叔不动声色拎起了大棒槌，连忙撤退。老白让刘大叔给掘了出去，从那以后，白家三兄弟再也不敢在刘大叔的几个丫头面前耀武扬威了。可是，从那以后，刘家三丫头也不太爱搭理我了，更不会和我一起玩了。刚开始我还纳闷，后来有一次她骂我是傅志高，是白眼狼，我问她我怎么惹着她了，她说她和老白家三兄弟恶斗的时候，我在一边看着，没帮她：“见死不救，你就是傅志高。”
傅志高是著名的大叛徒，也是我们孩子心目中的坏人样板，但是，傅志高虽然叛变了革命，出卖了江姐和一大批革命先烈，却并没有见死不救这个情节，不知道她怎么就把我见死不救和傅志高画上了等号。况且，当时她并没有一点生命危机，有可能被大棒槌砸死的反倒是白家三兄弟。我觉得她不讲理，从那以后也就不再跟她玩了。
然而，这次小规模局部战争对我的震撼不亚于当时发生的中印边境反击战。我羞愧难当，我身为男孩，而且是练武长大的男孩，长期遭受白家三兄帝的欺辱，却从来没有想到过奋起反抗。也许是性格使然，也许从小我爸爸就教育我不准打架，我从五岁开始练武，却几乎从来没有跟别人打过架。长大以后，我问过我爸爸，为什么不允许我打架，我爸爸说，你是练武的，虽然是孩子，可是练武的孩子跟没练过武的孩子打架，那就是欺负人。而且，孩子打架手上没轻没重，你从小就练武，动手把别人家孩子打坏了，家里承受不了那份责任。
于是，在不准打架的父命约束下，我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白家三兄弟的恐怖阴影下。我们家那个大杂院对我而言，温暖的家的感觉也在逐渐消散。经常放学了，我迟迟不愿意回家，我怕碰上白家三兄弟。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早上带着我弟弟去托儿所，他们都要堵在胡同口翻我们的书包，偶尔我妈给我和我弟弟带点吃的，哪怕是一截烤白薯，他们也会抢走，边吃边骂我们：山东大尾巴许，一窝烂稀泥，白天耍把戏，晚上溜瓜皮。这四句押韵的顺口溜，是白家老二专门给我们家编排的，从小，他们家老二就表现出了文学创作天赋，长大以后，成了一个著名的现代诗人，国内用下半身写作的代表人物。后来，在一个全国性诗歌大会上突然狂性发作，脱了个精光，对全场男女诗人发表演说，要用他那中老年男人的丑陋**作诗，被人家送进了精神病院。
白氏三兄弟天天见到我和我弟弟就大声朗诵那首顺口溜，我恨得要死，羞得要命。胡同里一些不明事理的孩子，还跟着他们起哄，更是让我提到回家，提到那个大杂院，心里就打憷，手心冒冷汗。尽管如此，我也不能不回家，我还有接送我弟弟到托儿所、回家的责任。
这种情况不会永远维持下去，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规律，哪怕对于我这样一个胆小怕事的孩子，欺辱也是有底线的，不能越过那条底线。我的底线就是不能动到我的弟弟，不能对我和我的弟弟行使武力。嘴上骂骂，用顺口溜欺辱我们家，我都能装作没有听见，躲开了事，可是不能真的向我，或者我的弟弟动粗打我们。白家三兄弟可能觉得我们的忍让是软弱可欺，越来越变本加厉。
我弟弟比我乖巧，也比我会来事，具体表现在他从托儿所往家里带吃的上。那个时候，自然灾害造成的饥荒已经开始蔓延，托儿所情况稍好一些，我们上的是地质部的托儿所，除了象征性地交一些饭伙钱，其它的都免费。我爸爸觉得与其让我和弟弟都在家里闹我妈，还不如把我们俩送进托儿所，省心，还能让我妈腾出手，腾出空多糊一些纸盒子。在托儿所，每天上午十点钟左右，下午四点钟左右，会给小朋友发点包子、馒头之类的吃食，在正餐之前垫补垫补。
发给我的那一份我舍不得吃，悄悄留起来，然后跑到我弟弟的小班，给他吃。他也舍不得吃，就带回家给我爸爸吃。我爸爸怎么会吃孩子的东西？表扬他一番，然后东西他照样自己吃。这种小把戏我一直没有感觉，因为那个时候我的智商在这些小聪明上，就已经明显落后于我弟弟，他能想到的这些小把戏、小聪明，我做梦都想不到。过去，白家三兄弟基本上是在我们上托儿所的途中拦截我们，后来发展到我们放学的路上，还要再被他们搜查一次，我舍不得吃，我弟弟也舍不得吃，要留着拿回家向我爸爸表现的小馒头、小包子，都让他们给搜出来了。
我当时非常气恼，非常心疼，可是仍然忍了。他们拿去就拿去了，下次不往回带就成了。我弟弟却非常生气，赌咒发誓下一次如果他们再抢，就跟他们拼命。我当时也没在意，以为他也就是吹吹牛，自己给自己长长志气而已。第二次又碰到白家兄弟劫道，我弟弟这一次死死抱住他的小口袋就是不撒手。白老三跟我弟弟差不多大，首先动手掰我弟弟的手指头，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我弟弟吴在口袋上的两只手掰开，然后掏我弟弟的口袋。我弟弟死活不让，两个人就扭打起来。
我看到两个人扭打起来，就过去拉架，我作为哥哥，拉架自然而然要向着自己的弟弟，我拉开了白家老三，我弟弟捂着口袋就跑，白老大和白老二两个人拦住了他，把他推挤到墙根，白老大恶狠狠地扇了我弟弟一个耳光。
那一声耳光的脆响疼得我心尖颤悠，我的怒火就像闷了许久的火山一样爆发了。我弟弟从小到大，我和我们家里人从来没有舍得动过他一指头，我爸爸更是老觉得他是我叔叔转世投胎的，对他心疼的了不得，别说打了，大声呵斥都没有。此刻，白老大竟然动手扇了我弟弟耳光，我扑过去，跳起来一把揪住白老大的头发，使劲朝后边一拽，然后腿在下边用了个别子，白老大咕咚一声就仰躺到了地上。我没容他爬起来，扑到他身上，连踢带打，一直到他们家老二老三明白过来，扑上来帮忙的时候，我才从他身上跳起来，贴到墙根站好，准备应付这一场力量悬殊的恶战。
一转眼，看到我弟弟呆呆地站在一旁，也不知道是被白老大那一个耳光打傻了，还是看到我突然出手惊呆了，我连忙朝他喊：“赶紧回家，把咱爹的大砍刀给我拿来，今天我把他们三个都剁了。”
他明白了过来，转身就跑了，他一跑，我的心情就松快了，白家三兄弟围拢过来，我瞅准了最薄弱的白老三下手，不等他们靠近，冲着白老三就扑了过去，一脑袋把他撞了个大仰八叉，然后顺势在他大腿根上狠狠跺了一脚，他立刻丧失了换手反击的意志和能力，抱着大腿根蜷缩在地上嚎哭起来。
从小练武的优势在这个时候充分显露了出来，放翻了白老三，白老大和白老二也已经冲到了我的跟前，我不等他们出手，假装奔白老二打过去，白老二本能地抬起胳膊防守，我却扭身转向了白老大，白老大没有防备，我跳起来两只手用螳螂捕蝉狠狠地抓向了他的脸，他马上就满脸开花了。然后我又用膝盖在他的小肚子上狠狠顶了一下，白老大也垮了，蹲在地上捂着肚子嚎叫，虽然没哭，可是嚎叫的声音里已经带了哭腔。
等我再转身找白老二的时候，白老二却已经没影了。这个时候，我弟弟气喘吁吁地扛着我爸爸撂地摊耍把式的时候用的单刀过来了，把刀递给我：“哥，快，把他们都给我剁了。”
我爸爸的单刀根本就没有开过刃，那是用来表演用的，看着光闪闪的很唬人，其实连大萝卜都切不动。我接过刀，亮闪闪的刀在白老大脸边晃悠，学着胡同里别的孩子打架占了上风的时候那种口气逼问白老大：“服了没有？服了没有？不服我剁了你。”
白老大终于哭了，他比我高一个脑袋，所以我揍他就得跳着脚够。此刻他蹲在地上就比我低了一个脑袋，两只眼睛可怜巴巴死死地盯着我的单刀，脸上的泪就像决堤的洪水，把那张脏兮兮的小脸冲得沟渠纵横：“服了，服了，饶了我吧，别拿刀剁我。”
那一仗，我大获全胜，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练武的作用，从那以后，胡同里的孩子再也没有欺负我和我弟弟的了。一提起我，都传说我敢拿我们家的大刀剁人。
过后，老白两口子到我们家找我爸我妈，我爸我妈没有刘大叔那份硬挺，一个劲地给人家赔礼道歉，说是要好好管教我，还说是要给人家赔偿医药费。到底赔了没有我不知道，不过我爸爸也没把我怎么地，罚我蹲了半夜马步：“今天要不是看在你是为了护你弟弟的份上，我打断你的狗腿。”这是我爸爸因为我打架处罚我最轻的一次。
2、三年大饥荒终于像狂风骤雨席卷了全中国。我们那个小家，就如一叶扁舟，风雨飘摇之中挣扎着，随时都面临着灭顶之灾。小妹，是我们家最小的一个孩子，也是生得最不是时候的孩子。刚出生就遇上了饥饿，我妈连喂她的奶水都没有，急得直哭，用胡萝卜熬成的糊糊抹到她的嘴上，希望她能靠胡萝卜糊糊活下来。
而我们，在我记忆中最深的就是，每天放学以后，立马像疲惫饥饿的羊羔，四蹄伸长躺到**，据说躺着可以顶饿，话说回来，不躺着也站不住。人饿了躺在**很容易睡着，我妈怕我们睡过去再也醒不过来，不时用搅菜糊糊的锅铲挨个拨拉我们，拨拉到谁了，谁就哼一声，我妈就让谁舔舔粘在锅铲上的糊糊，为了能够随时舔到锅铲上的菜糊糊，我们拼命不睡着，深怕睡着了，耽误了舔糊糊。
我妈熬的菜糊糊里有苞米面、烂白菜和榆树钱之类的东西。有的时候是豆饼、马齿苋和其它一些我们叫不上名字的野菜蒿草揉在一起蒸的团子。整天就靠这种东西，我们能活着，也是天老爷善意。最苦的就是我的小妹妹，这些东西她不能吃，她只能吃母乳，可是我妈没有奶。我妈告诉我，我妹妹没奶吃，就只能吊空**，用她那没牙的小嘴依靠本能拼命的吸吮，把我妈的**啃得又红又肿疼得钻心，她吸进去的是血水，而不是奶水。
救命的奶粉来自于国家体委的那位老革命局长大姐。她是我爸跟我妈的介绍人，跟我妈又带点拐弯亲戚的关系，以前有时候也会到我们家串串门。我爸我妈有时候也会穿得整整齐齐到她家去看望她。后来，她动员我爸爸进体委当武术教练，让我爸爸给推辞了，搞得她很不高兴，从那以后再也不到我们家来了。也许，时过境迁，她的气消了，也许，她那天心情好，突然想起了我们一家，不管什么原因，她到我们家来了。我们后来都把她叫曾奶奶，她姓曾。
曾奶奶看到我们家的境况，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她抱起了我小妹，连连摇头：“这哪是孩子，连个小猫的份量都不如，再不赶紧想办法，这孩子就废了。”
我爸爸当了这位老大姐的面不好说什么，当年如果他没有态度坚决地拒绝当副处长，现在我们家肯定也会挨饿，但却决不会饿到生死边缘。我妈更是说不出话来，只能默默流泪。
曾奶奶放下小妹，扭头就走：“你们等着。”
过了两三个小时，曾奶奶回来了，怀里抱了两罐奶粉，后边跟着一个人，可能是她的司机，提着一个面袋子，里边鼓鼓囊囊的，放到了地当腰。
“这是国家配给委首长的保健品，委首长舍不得自己吃，都在我们局保管着，今天我也顾不上那么多了，犯一次错误，这奶粉赶紧给孩子冲了，这面袋里是地瓜，赶紧给孩子煳一锅，看看这些孩子，都成黄豆芽了。”
到了那个份上，谁也不会客气，我妈二话不说，赶紧给小妹冲奶粉，然后用奶瓶子给小妹灌。小妹饿急眼了，咕嘟咕嘟喝得太猛，一下就被噎住了，咳呛得直翻白眼，我妈连忙在她背上拍了好一阵，方才缓过劲来。
我爸爸则赶紧烧水煮地瓜，很快屋子里就弥漫起了热气腾腾、香气诱人的地瓜味儿。曾奶奶说说她还有事儿，看着小妹喝过奶粉睡着了，就起身走了。我爸爸一直把她送到大门外边，我爸爸口拙，不会说什么感谢话儿，一路上搓着大手，只会憨笑。回到屋里，我们已经等不及了，冒着滚烫的热气从锅里抢红薯。我爸爸下手重，一下子就焖了一大锅，我们每人捞了一大块，锅里还剩下不少，我爸就一个劲用眼睛看我妈，我妈跟他心意相通，他一瞅，我妈就知道什么意思，点点头：“都不易，你拿去吧。”
我爸就把锅里剩下的地瓜全都捞了出来，跑到院子里大吼一声：“孩子们，都出来，许大爷给你分吃的。”
大杂院的孩子们纷纷跑了出来，我爸爸挨个分地瓜，包括白家三兄弟都分到了半块地瓜。屋里，我妈妈趁势教诲我们：“做人，就要像你爸爸那样儿，有了吃的，不能看着别人饿肚子，能给别人分一口，就分一口。”
过后的几天，我们每顿都能吃到里边掺着地瓜的菜糊糊，那个味道，直到今天我都难以忘怀，可是，却再也吃不出那种痛快和惬意。
3、小妹终于没能保住，她走了。曾奶奶送来的奶粉只能保得了她一时，保不了她一世。两罐奶粉很快就吃完了，也许她的肠胃太弱，也许穷人家的孩子享受不了“体委首长”级别的待遇，吃了奶粉不但没见她身体好起来，反而上火，拉不出屎，憋得死哭，我妈只好用手指头给她朝外抠。她的耳朵也开始糜烂，那个时候也没别的办法，我爸就让我和我弟弟撒尿，说我们的尿是童子便，金不换，然后用我们的尿抹在小妹的耳朵上，治疗她耳朵糜烂的毛病。
那天晚上，曾奶奶又来了，跟她一起来的还有一对四十多岁的夫妻。他们带来了一些红薯干、古巴糖、伊拉克蜜枣之类当时非常罕见的吃食，分给我们这些孩子。就在我们被这些难得一见的美食**得忘乎所以的时候，那个四十多岁的妻子，撩开衣襟，在**上抹了一些糖水之类的汤汁，然后抱起我小妹，让她吮吸她的乳：“先认认奶，认了奶就好了。”
有奶就是娘，对于哺乳期的孩子绝对如此，对于嗷嗷待哺的哺乳期孩子，更加如此。可能尝到了甜头，小妹叼着那位妻子的**不撒嘴，惹得她咯咯笑了起来：“小馋嘴，慢点，把妈妈咬疼了，看孩子饿得，心疼死人了。”
那天晚上，小妹被这对夫妻抱走了，我妈哭了一夜，我爸躺在炕上翻来覆去，唉声叹气。过了两天不见小妹回来，我们几个追着爸妈要小妹，我爸爸红着眼圈告诉我们，小妹到好人家去了，起码能吃饱，能活下来了。我妈不吱声，默默流泪。就这样，我失去了我的小妹，虽然后来我们又找到了她，可是潜伏在心灵中的痛感和陌生，却告诉我，小妹永远离我而去了。能让我欣慰的是，那对夫妻没有孩子，对小妹胜似己出，小妹妹没有受我们那么多罪。
生活越来越难，我们已经无力上学，我爸妈也不敢再让我们去学校，担心我们死在学校或者路途中。我爸爸肿了，脸膀成了蜡黄的冬瓜，小腿肚子一压一个深坑。据说，饿得狠了，一睡二肿三阎王，刚开始会嗜睡，接着就会浮肿，浮肿塌下去，人就没救了，就该见阎王爷去了。长期以来，他都尽量少吃甚至不吃，把吃的偷偷让给我们。我们不懂事，凡是能从爸爸那里得到吃食，就高兴得了不得。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我爸爸从外边回来，不知道从哪搞到了一把酸枣，我刚刚练完功，他就塞给了我。我按照从小养成的习惯，分给了我弟弟一半，我弟弟把酸枣捏在手里，一颗一颗地朝嘴里扔，他吃得香甜，我馋得要命，我那一份却舍不得吃，我知道，他吃完了，一定还会朝我要，如果我没有了，他会很失望。
果然，他那一小把酸枣很快就吃完了，然后就问我：“哥，还有没有？”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小把，递给了他，他又吃了，又问我还有没有，结果，那一把酸枣我一颗都没吃上，全都让他吃了。
吃饭的时候也一样，我爸爸细嚼慢咽，喝一口菜糊糊竟然也要在嘴里咕噜半天，我们唏哩呼噜喝完了自己碗里的，我爸爸却往往连半碗菜糊糊都喝不完，喝不完的，就倒给了我们。我们全家的日子，就靠他在地质部文工团每个月领的那三十来块钱，他是我们家的顶梁柱，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我们这个家就彻底垮了。这是我妈最担心的，所以在吃上，总是有意无意的照顾我爸爸，盛菜糊糊的时候，最后给他盛，把锅底稠一些的给他。有时候从外面捋回来了榆树钱、槐树花，家里能包菜团子了，也总是留几个，给他带到班上吃。可是，我爸爸带到班上的菜团子，怎么带去的，往往还是怎么带回来，然后就分给我们兄弟姐妹吃。我妈追问他怎么没吃，他就呵呵笑着说，单位上有吃的，他吃过了。
那个时候，全国都陷入了大灾荒之中，连毛主席都不好意思再吃红烧肉，改吃素了。他们文工团在地质部属于可有可无的基层单位，谁会给他们那种单位发吃的呢？他是舍不得自己吃，又不好拒绝我妈妈的好意，我妈给他吃的，他就带着，然后回家再分给我们，自己蹲在炕沿上，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几个狼吞虎咽，脸上的那份惬意和满足，比他自己吃到食物还要高兴。
可是，这种长期的饥饿状态，毕竟不是他那样一个挑着全家人性命重担的成年男人能够抵抗得了的。据科学研究表明，男人忍受饥饿的能力要比女人差得多。同样绝食，女人可以活半个月以上，男人最多能活一个星期。同样挨饿，我妈还得挺着给我们到处找吃的，找来了还得绞尽脑汁怎么样做得好一些，能够让我们吃得更耐饥一些，饥饿在我妈身上没有造成严重伤害，我爸爸却已经抵抗不住，来到了生死边缘。
4、刘大叔在我的记忆中，有的时候面目模糊，因为他很少在我们那个大杂院里露脸，虽然他一家六口都住在我们那个大杂院里。可能他早出晚归，跟我的作息时间不同，所以我比较少能够见到他。有的时候却面目清晰到了就像昨天才刚刚分手，原因是，他经常会在关键时刻，关键时间，出现在你的面前，帮你一把，拉你一把，不知不觉间就会让你度过生活的坎坷。在我的印象里，他在我们那个大杂院里经常扮演及时雨的角色。
我妈妈为了挽救我爸爸，使出了浑身解数，拼了命的到处划拉吃的，我相信，如果大街上的公共汽车能吃，我妈都会想办法拖到家里把公共汽车给大卸八块然后炖熟了让我们充饥。我妈妈曾经为搞吃的，还回过一趟娘家。也许，结婚以后，日子一直很穷，没有面子，不好意思面对娘家人，也许，结婚以后家庭人口发展得太快，很快变成了五个人，生活压力太大一直腾不出空来，也许，有别的不足已向外人道的原因，我妈妈跟我爸爸结婚以后，来到北京就再没有回过娘家丹东。
这一次回娘家，唯一的目的就是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搞到吃的，解救我们家免遭灭顶之灾。我妈去得快回得也快，来去一个星期，回来没有带任何食物，人瘦得像纸一样薄了。回来以后整天以泪洗面，整整一个多月脸上见不到一丝笑模样，我爸爸也是唉声叹气地好像家里死了人。过后我们才知道，家里确实死了人，我姥姥姥爷都在这场大饥荒中饿死了。我妈妈回去刚好赶上给他们送行，也算是姥姥姥爷命中注定有这个女儿。从那以后，我妈再也没有回过丹东，我想，她可能不愿意再回那个伤心之地。
我妈妈看到我爸爸已经成了那副样子，简直像疯了一样，到处踅摸吃的，她甚至跑到各个单位的食堂去从人家的垃圾桶里翻吃的，可惜，那个年代，凡是能吃得谁也不可能当垃圾扔，她往往空手而归。有时候偶然在路上或者什么角落里拾到一点烂菜叶、烂土豆，就会兴奋半天，连滚带爬地跑回家赶紧做成能吃的，让我们吃下去。有两次，在粮站卖粮，我妈看到豆饼堆在粮站院子里，装豆饼的麻袋破了，就从破洞里掏豆饼渣子，搂到怀里偷偷带回家来。后来别人也发现了这个窍门，纷纷抢着掏，让粮站发现了，报了警，警察追究了一番，虽然没有逮人，可也把我妈吓得再也不敢打粮站的主意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妈妈不知道从谁那儿得知，马粪煮了可以吃，而且说得还很有道理：马吃得都是草，草在马肠胃里经过发酵，就变成了有营养价值有机物质，营养结构接近于当时老百姓吃的小球藻和给领导干部配给的黄豆。
那个年代，北京城里运输农副产品的主要交通工具还是马车，前门大街、长安街上都能经常看到农民坐在骡马大车的车辕上，慢悠悠地穿过大街小巷。“得儿、驾、喔、吁”的吆喝声一早一晚配合着东方红的乐曲，在前门大街、长安街的上空**漾。有的骡马屁股后面还兜着粪兜，如果骡马把大粪排泄到大街上，被警察看见，要罚款。我妈追逐马粪的起点是从煤市街开始的，那里离我们家比较近，出了胡同口就是，而且到煤市街的骡马大车尤其多，经过这条街的骡马屁股后面大都没有带粪兜，这里已经不是中心重点区域，即便骡马拉到道上，也没人管。
我妈第一天的收获不错，捡了满满一提兜马粪，回到家里炖了整整一大锅，为了能够激发我们喝马粪汤的勇气，我妈还专门在马粪汤里加了一些豆饼末，放了咸盐面。即使这样，我们谁也没有勇气把那黑糊糊、黄蜡蜡散发着臭气的马粪汤当作食物喝下去。人类进化以来养成的本能，让我们忍饥挨饿也不愿意喝那种马粪汤。马粪那东西，主要成分是草，拉在大街上，暴露在空气里倒还不觉得臭，可是一旦放在锅里，在屋子里蒸煮成熟之后，就臭不可闻，比胡同里公共厕所的臭味一点都不逊色。
我姐姐冒险说了一声：“我不喝，饿死也不喝，要喝你先喝。”
我妈骂了我姐姐一句：“真饿死了你想喝也喝不成了。”为了起到率先垂范的作用，我妈率先给自己舀了一碗，并且动员我爸爸：“我们先喝，别人都说，刚喝是难喝，喝惯了就好了，现在饱肚子，养活人最重要。”
我爸爸一向听我妈的，见我妈这样，只好端起了碗，皱着眉头把嘴凑向了那碗马粪汤。
刘大叔可能就是被这恶臭的味道吸引到我们家的，就在我妈我爸鼓足勇气，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喝下那碗马粪汤的关键时刻，刘大叔闯了进来：“干嘛呢？怎么这么臭？买臭豆腐了？”
我妈我爸有几分难为情地放下了手里的碗，我爸爸虚弱地躺到了炕上，我妈手足无措，不知道该不该请刘大叔一起品尝着民间传说的能够当饭吃的马粪。
刘大叔端起我爸我妈放在桌上的饭碗，闻了一闻，没吱声，默默地坐到了我爸身旁，眼圈红了。我妈还解释：“没事的，别人说这能吃，有好多人都在吃，今天我到街上捡这点马粪，就跟抢一样，捡得人可多了。”
刘大叔哽咽了：“老许家的，人能吃屎吗？吃了屎，人还能叫人吗？”
刘大叔起身，端起了我家的锅，到外边一股脑把锅里的马粪汤都给倒了。然后就听到他在外边的水龙头上稀里哗啦的刷锅。片刻之后，他又回到了我们家，端着一锅清水，坐到了炉子上，然后问我妈妈：“彻底断顿了？”
我妈没吭声，哭了。
刘大叔在我爸爸额头上按了按，叹息着说：“都肿了，赶紧去医院啊，再晚人就没救了。我还一直以为你们家是国家职工，有国家单位包着，起码不至于断顿啊，我那还有点吃货，先把今天晚上对付过去，明天赶紧带着老许去医院，我听说现在医院有一种针，饿坏了的人打一针就能活命。”
说着，刘大叔回家端过来一面盆我们谁也说不清楚是什么东西的白色粉末：“混合面，快给孩子熬过粥喝。”
我妈还要客气：“他刘叔，你们家怎么办？”
刘大叔呵呵一笑：“我们家有我们家的招，怎么着也不至于拿马粪喂人，你也真相信那种瞎话，真要能吃，还能轮到你去捡？赶大车的农民自己都不够呢。”
混合面就是用草籽、豆饼末、苞米杆芯子等等一切能够磨碎下咽的东西磨成的粉混到一起制作的粉状物。那东西牲口和人都能吃，人吃了以后肚子胀得像面大鼓，很顶饿，可是要想再拉出来，就非常费劲。蹲在厕所里，不耗费上一两个小时，不攥着拳头使尽全身力气，别想干干净净拉一泡屎。我们胡同里那个公共厕所，蹲坑极多，流动极快，从来没有发生过塞车。自从流行混合粉以后，吃饭的时候就得想着家里派个人去排队，因为每个人大便时间都大大拖延，蹲到那上面就不想起来，便坑流转极慢，就像现如今北京的大马路，塞车现象严重，要想上班不迟到，就得早早上路排队。
尽管那样，混合面也并不是想吃就能吃到的，公共粮站供应那东西是搭配粮食的，像我们家，每个人的定量由过去的二十七斤半，降低到了十五斤，剩下的就供应混合面，我们又都是长身体的时候，食量大得惊人，二十七斤半全都是正经粮食都不够吃，况且其中还有那么大量只能果腹没有任何营养价值的混合面，整个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家没饿死一口人算是命大。
第二天一大早，刘大叔用自行车驮着我爸爸去看病，好在我爸爸有国家职工的身份，看病那会儿不要钱，据说医生给我爸爸挂了吊针，也并没有什么传说中的营养药，不过就是补充体内碳水化合物的葡萄糖和生理盐水。也许人太虚弱了，反而好补，就如空****的房子好装修，我爸爸吊了那一瓶葡萄糖和生理盐水之后，精神好了许多，刘大叔就拽他跟他伙着到白洋淀去谋食：“走吧，人挪活，树挪死，老娘们和孩子留在城里，你跟我去划拉吃的去，那边我有办法，划拉上吃的了，你往回运。”
我爸爸就跟着他走了，临走的时候，刘大叔提醒我爸爸带上他的七节鞭：“运吃的，路上小心人抢，带个家伙什。”从那以后，过上十天半个月，我爸爸就会从白洋淀运一些杂粮、蔬果或者其他的能够充饥的食物回来。最丰富的一回是带回了一小包干虾米皮，我妈用虾米皮熬了白菜土豆汤，蒸了豆面窝头，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顿美食佳肴。
我爸爸带回来的食物，一律分成两份，我们家和刘大叔家各一份，有时候东西多了，也会给大杂院里其他的人家分一些，包括跟我们几家关系都不友好的老白家。
5、灾荒年代过去了，开始有了自由市场，可以买到炒大豆了，一毛钱二十六个豆粒。再后来也可以买到用粮食做成的吃食了。粮站供应也逐渐恢复了正常，每个月二十七斤半的粮食保证供应了，而且，粗粮的配比也由原来的百分之八十，降到了百分之二十。我和我姐姐、弟弟，都能上学了，上学可以不怕挨饿了。
那段时间是我们家相对稳定的日子，然而，我爸爸却向单位提出了辞职。他的理由是每天按点上下班，还要受各种各样的领导管着，实在不习惯。真实的原因是，工资太低，靠工资根本养活不了我们那一家人。那个时候自由市场开放了，吃的东西可以买到，却出奇的贵，靠我爸爸那几个死工资，很难让我们过得好一些。那个时候人们可以做小买卖，天桥也有有一些人开始撂地摊卖艺，我爸爸盘算，在天桥撂地摊卖艺，不但自由自在，而且收入再怎么着，也比在单位拿那几个死工资强。
我爸爸坚决辞职，内中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原由，他没有说，我也不好妄自推测，不过，我想没有逼到那个份上，那个年代一般人绝对不会轻易扔掉国家职工的身份，自己跑到街上挣饭吃。我长大了之后，回忆起我爸爸坚决辞职的过程，逐渐认识到，当时可能最重要、最关键的原因，仍然是老爷子的因素。就在我爸爸被公私合营到了地质部文工团当了国家职工以后不久，他请街上摆摊画像的画了一个老头的肖像，老头瘦骨嶙峋的脸老让我想起我妈妈点炉子用的蜂窝煤，尖下巴颏上，有一撮山羊胡子，脑袋上的头发披散着，就像女人一大早刚从**爬起来。我爸爸给那张画像镶了个框，摆在靠墙的箱柜上边。最搞笑的是，在画像的空白处，还画了一摞圆饼，我问他那圆饼是什么，他说是馅饼：“老爷子爱吃。”一天晚上，我爸爸蹲在炕沿上，瞅着老爷子画像喃喃自语：“老爷子，不是徒弟对不起你，没办法，不到官府去上班，就没食了。”
以上种种迹象让我判断，我爸爸最终扔了地质部文工团那份铁饭碗，还是因为欠着老爷子一个承诺，没办法的时候，他只能到“官府”上班，现在政策松了，有了自由市场，又有了天桥卖艺的摊儿，他便要做对得起老爷子的选择。不管怎么说，当时看来，我爸爸的决定还是正确的，英明的。刚刚经过了三年自然灾害，人们重新能够吃饱了，摆脱了饥馁而死的威胁，也就更加珍视活着的机会，更加愿意品尝活着的意义和价值，逛街看把式消遣的人自然也就多了起来。我爸爸重新到天桥去撂地摊，耍把式，生意居然还不错，收入也远远比在单位上班高得多。
“看看，我说吧，好汉子不挣有数的钱。”这是那个时候，爸爸每天高高兴兴给我妈交钱的时候，总要重复说的话，以此来证明自己是对的。因为，我妈妈坚决反对他辞职，扔了国家职工的身份去当社会游民。我爸爸一向对我妈言听计从，可是，在那件事情上，他却有自己的坚持。
我姐姐辍学了，因为我爸爸撂地摊耍把式卖艺，需要帮手。我姐姐用她的辍学，来保证我和弟弟能够安心读书。每天到天桥给我爸爸、我姐姐送饭仍然是我的任务。中午放学，匆匆忙忙扒两口饭，然后就提着那种带隔层的饭盒，到天桥去给我爸爸和姐姐送吃的。我妈妈也在街道上找了份活，每天早上还是老习惯，做好了窝头、小米粥，放在铁炉子上热着，我和我弟弟中午放了学，随便吃点东西，就把热在炉子上的吃食给我爸爸和我姐姐送到天桥去。
我弟弟没有这方面的责任，他唯一的任务就是上学、玩耍。他刚上二年级，玩兴很大，中午吃过饭，我去送饭，他就在院里玩。那天我们还没吃完饭，他就蹿了出去，我叫都没叫住他。片刻之后，就听到院里传来了斗蛐蛐的动静，还有他和白家老三兴高采烈的嚷嚷声。我怕他跟老白家孩子玩吃亏，连忙扔下饭碗出去看。
一帮孩子围拢在一起，头顶头地看白老三和另一家的男孩斗蛐蛐。我凑过去一看，没什么稀奇的，蛐蛐也不是什么好品，就是北京常见的油葫芦。两个蛐蛐斗志都不太高昂，所在他们用来斗蛐蛐的葫芦两壁，就跟看它们的孩子一样，大声嚷嚷着，却谁也不跟谁来真的。白老三用一根笤帚篦子拨拉着其中的一支蛐蛐，企图挑逗它跟另外一只蛐蛐打斗起来。本来应该拨弄蛐蛐的须子，他却拨弄起蛐蛐的后腿来，蛐蛐借着他的笤帚篦子一下子从它们用来斗蛐蛐的瓦盆里跳了出来，孩子们顿时慌了，一群趴到地上找那只蛐蛐，那只蛐蛐早就不知道跑到哪去了。等到大家伙明白过来，返回头来找留在瓦盆里的那只蛐蛐的时候，那只蛐蛐也早就不知去向了。
斗蛐蛐的孩子们不欢而散，我跟弟弟也回到了家里，弟弟嘿嘿笑着告诉我：“你猜我抓着什么了？”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小药瓶，药瓶里装着一只蛐蛐。
我问他蛐蛐是从哪来的？说神秘地一笑说：“调虎离山，他们都去抓地上的蛐蛐，我就抓了盆里的蛐蛐。”
接着，他告诉我，他知道跑掉的那只蛐蛐是一只棺材板儿，别看闷着不动弹，一旦动弹起来，威力无穷，没有能斗得过的：“哥，走，跟我去找那只蛐蛐，找到了，我们就能在这院里称王称霸了。”
我那个时候除了上学读书，就是练武练功，什么斗蛐蛐、抓蚂蚱、弹琉琉、射弹弓那些男孩子常玩的项目，我没一样能弄得明白，我爸爸也不让我玩那些东西，如果让我爸爸知道了，肯定要挨罚。我弟弟却不一样，他从小就没有练功的任务，孩子们玩的那些道道他没有不通的。我有时候也觉得不公平，为什么我要练功习武，我弟弟却可以任意玩耍，从来用不着练功，我爸爸给我说了两条道理：其一，我弟弟身板弱，不是练武的材料，适合读书。其二，我是老大，身上有养家的任务，所以必须好好练功，将来也好像他一样靠武术立身，把这一家人养活起来：“头生儿子不学会养家的功夫，我老了干不动了，谁来养家？”
于是乎，从小我就有了养家的概念，因为我是男孩的老大，我姐姐虽然是女孩，不也早早的就辍学跟着我爸爸练摊卖艺养家了吗？不过她是女孩子，按照我爸我妈的说法，迟早是要嫁人的，嫁了人就不能养娘家人了。从小我爸和我妈给我灌输的意识就是，养家，是我的责任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