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弟弟说的那一套关于蛐蛐的知识让我对他刮目相看，也勾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我也是让我爸爸逼着没招，不然哪个孩子不贪玩呢？当下我的心思全让我弟弟勾到了那只叫做棺材板的蛐蛐身上去了，我看看我弟弟小药瓶里边装的蛐蛐，黑黝黝的身子，脑袋上顶着长长的须子，嘴巴就像一个坚硬的锅铲，已经被关在了瓶子里，却还生龙活虎地摇头晃脑，不时用两只前腿搓来搓去，透过瓶子发出了拨弦子似的声响。就这一只普普通通的油葫芦，都那么好玩，如果能把那只我弟弟所说的棺材板捉住，让它们俩好好斗一番，肯定更加有意思。
于是，我们俩跑到外边开始在院子里翻天覆地的折腾起来，扒砖堆，掀瓦片，墙角旮旯，地缝坑洼之处，几乎翻了个遍。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太小，脑子简单。那么大的大杂院，别说靠我们两个小孩找一个豆粒大的蛐蛐，就是把全院的小孩都动员起来，也不见得能找到那个所谓的棺材板。
那天，我不但忘了给我爸爸和姐姐送午饭，就连下午上学都耽误了。我爸爸中午没吃上饭，担心家里出了什么事，早早收摊，带着我姐姐回家，我姐姐饿坏了，半道上走不动，还是我爸爸背回来的。我爸爸又要背我姐姐，又要扛耍把式的家伙器械，中午还没吃上饭，又累又饿，那张脸就像要爆炸。回到家里，看到我和我弟弟都没有什么事，一切正常，马上开始爆发，把我揪到院子里，然后满院子找合适的家伙准备教训我。
我爸爸揍我还是比较讲究的，他怕自己手重伤了我，从来不用直接用手打我，他一定要找一个比较细小，不会伤人，却又会让人很疼的家具，例如细竹篦子、细木条等抽我，而且只限于屁股。他没有文化，可是在这方面却和鲁迅的研究成果不谋而合，懂得人屁股肉厚，适合挨板子。
“站好，不用脱裤子了。”
平常在家里揍我，那是要扒裤子的，这一次他准备在院子里公开惩罚我，可能顾及到我已经大了，脱了裤子太伤自尊，就允许我穿着裤子捱抽。
我眼巴巴地朝屋子里边瞅，盼望着我妈能出来干预。我爸爸惩罚我的时候，我往往会因为我妈的干预而获救。我妈有个特征，她可以任意惩罚我，可是要是别人，包括我爸爸惩罚我，她就心疼，就干预。而我们家三个孩子里，只有我受惩罚的机会最多，我姐姐是女孩，自小就帮着我爸爸卖艺养家，我爸爸当然从来不会惩罚她，做错了什么，最多淡汤寡水的说说。我弟弟那更是我叔叔的化身，又是最小的，尽管是男孩子，也难免淘气招惩罚，可是他受的惩罚，局限于嘴上骂，最多就是象征性地在脑门上轻拍一下，不像揍，倒像是爱抚。
只有我，是我爸爸惩罚严管的对象。刘婶有时候都看不过去，说我爸爸是偏大的，向小的，中间夹个受气的，好几次半真半假的要我去给她和刘大叔当儿子。
那天可能我真的把大人气得够呛，因我的贪玩，我爸爸和我姐姐饿着肚子在大街上辛苦一天，这种错误在我妈看来也是罪大恶极，便不管我爸，任由他惩罚我，自己躲在屋子里蒸馒头。
馒头的味道伴随着团团蒸汽滚将出来，在院子里飘**，钻进我的鼻子，勾引得我垂涎三丈。那时候，虽然已经不再挨饿，可是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不好，基本食物仍然是苞谷面发糕、豆面窝头，细粮都以一斤白面换一斤半粗粮的比例，变成了苞谷面、豆面。人穷了，生活上就只能将就数量，而没有资格追求质量了。那天我妈蒸了白面馒头，我估摸这可能也是要补偿我爸爸一天没有吃饭的亏欠和委屈。
尽管不用脱裤子，在院子里众目睽睽之下被人用竹条抽屁股，哪怕抽你的那个人是你爸爸，谁也不会觉得荣耀，委屈、羞惭、恐惧……种种不好受的感觉齐集，我偷眼四下看看，白家三兄弟、刘氏三姊妹外加她们那个宝贝弟弟，还有其他一些孩子，已经兴致盎然地围拢过来，不远不近地站在四周，等着看我的热闹了。
这个时候，令我激动、感动了半辈子的事情发生了，我弟弟从屋里冲了出来，抱住了我爸爸正要抽我的那条胳膊，向我爸爸求情：“爸，不怪哥，是我硬要我哥帮我抓蛐蛐，抓着抓着就忘了时间，你实在要打，就打我，再不然就跟我哥一起打。”
我弟弟的特点就是特别乖巧，嘴也比较能说，相对比之下，我有点随我爸，嘴拙，脾气还有点梗，能不说的尽量不说。他一口气说了那么一堆话，竟然把我爸爸感动了，我爸爸举着竹条子，迟疑不决，这时候白老大帮了我一个大忙，他在不远处喊：“打啊，许大叔，快打啊，这家伙可坏了。”
我爸爸立刻放下了竹篦子，拍了拍我脑勺：“这次饶了你，不给我送饭没关系，一顿不吃饿不死人，不能耽误上学，知道吗？”
我连连答应着，如遇大赦，心里那股兴奋，就好像得到了什么大奖似的。那天晚上，我妈给我们发了大白馒头，一人一个，按照饭量，我能吃仨，可是我还是分给了我弟弟一半，他一个人吃了一个半馒头。
6、那种平淡、贫穷，却也充满欢乐童趣的太平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在我的印象里好像一晃就过去了。大概就在我上四年级的时候，似乎突然之间，满世界都变成了红色，我想，每当我想起幼年时期，北京都离不开血红的颜色，可能就是那个时候的时代颜色深深地印到了我的潜意识里面。
红色，具有多重的象征意义，热情、热烈、火焰、喜庆，当然，还象征着杀戮和鲜血。不管象征什么，在我的精神层面，经历过的日子背景只要是红色的，我就无由地感觉到沉重和痛苦，生理上甚至会有窒息、胸闷、心跳加剧种种反应。
我们过去敬畏如神的老师们，纷纷被拉到批判会上挨斗，被学生们掰起胳膊压低脑袋，站在台上瑟瑟发抖，同学们把那种姿势叫坐飞机。没了老师，我们都放羊了，用不着上学了，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下达的命令，叫停课闹革命。
我们这些小学生不懂得什么革命，我们就懂得玩，理直气壮、忘乎所以的玩。整个世界好像都变成了白花花的大字报和血色的红海洋，这两种颜色组合起来刚好是人的脑子被剖开以后的颜色，白色的是脑浆，红色的是鲜血。我万万想不到的是，我那个一生靠武艺沿街摆摊卖艺谋生的爸爸，竟然也成了这红色海洋的牺牲。那天，我带着我弟弟从外面疯玩够了之后，刚刚回到我们那条胡同杨梅竹斜街，就见胡同内外停了好几辆大卡车，车上悬挂着大标语，还插着红旗，红旗上面写着什么什么战斗队、什么什么红卫团之类的字样。我们这条小市民居住的胡同没有什么走资派，走资派不会住在我们这种大杂院里。这些造反派跑到我们这儿干吗来？
好奇心的驱使之下，我跟弟弟顺着胡同仿佛一眨眼工夫就贴满了的大字报、大标语趋前围观。胡同两旁站了很多横眉立眼、胳膊上套着红袖标的人，还有大群围观卖呆的大人、孩子。我们经过的时候，也有人对着我们指指点点，这让我心虚胆寒，沿着那些人摆出的阵势，我回到了我们家所在的那所大杂院。一进大院，我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我爸爸被五花大绑押在门口，我妈妈坐在一旁号啕大哭，姐姐哭泣着抱着我妈，那些红袖标正在从我们家往外搬东西，我们家穷家陋舍的，根本没有什么值得他们感兴趣的东西，他们就把从我们家里搬出来的东西扔得满地都是。
我本能地朝我爸爸扑了过去，我弟弟则跑到了我妈妈身边，跟我姐姐一起护着我妈妈哭嚎起来。
我爸爸瞪着我说：“到你妈那边去，照顾好你妈，别管我。”
旁边一个跟我爸爸年纪差不多的红袖标呵呵奸笑着提溜起我的衣领，对着我细细端详，对我爸爸说：“山东许，你老小子的种还不错么，长得像你。”
我爸爸冷然对那人说：“铁牛，把我儿子放下，我们有什么事我们说，你别为难我儿子。”
那个叫铁牛的人把我推倒在地，然后招呼着其他红袖标，押着我爸爸，一路呼喊着口号离开了我们院子。我跟在他们后边跑到大门外边，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我爸爸抬起来，向装卸麻包一样扔上了大卡车，那辆大卡车的车帮上糊满了红色的大标语，整辆车似乎不是钢铁和木头制作的，而是用红色的大标语糊出来的。
卡车轰隆隆吼叫着疾驶而去，我怅然若失，胸膛里空空****，大脑里乱哄哄好像一个受到惊扰的蜂箱。我妈妈出来了，把我拉回了大院，让我跟她们一起收拾扔了满院子的家什破烂。我们把扔在院子里的桌椅板凳被褥衣服捡起来，搬回屋里。这个时候，白家兄弟们已经开始对我们实行专政了，他们在一旁对着我们喊口号：打倒历史反革命的狗崽子、一对狗男女两个反革命，生了一堆小反革命，打死你们……
过后，我妈妈告诉我们，那些红袖标不知道从哪得到的消息，说我爸爸是漏网的历史反革命，是国民党上校军官。我们兄弟姊妹听到这话，都傻了，打破脑袋我们也想象不出，我爸爸那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国民党的上校，怎么可能是历史反革命。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分辨事实的能力，虽然我妈背过人一再强调，我爸爸是好人，绝对不是历史反革命，更不是什么国民党上校。然而，我们仍然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当中，我心里，并不敢坚信我爸爸是无辜的，因为那些红袖标代表的绝对不是他们自己，如果是没着落没影子的事情，他们怎么能就那么样把我爸爸给押走了呢？
沉重的精神负担让这个红艳艳的世界，在我的眼中变成了灰色，变成了黑暗无比的末日。从那以后，我们在大院的孩子里变成了低级动物，变成了可以任由他们欺辱的异类。最可怕的是，不但精神上我们承受着难言的折磨，就是生活上，我们也因我爸爸被关押进了牛棚，立刻陷入了绝境。
辞职以后，告别了官府，坚守了对老爷子承诺，我爸爸带着我们一家，过着挣一天吃一天毫无保障的日子。**开始了，天桥的艺人们大都成了“四旧”的代表，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即使我爸爸没被抓起来，实际上也不能再到天桥卖艺了。可是，不卖艺他还可以干别的，总不至于让家里没了任何收入。坐吃山空，总还得有山才行，我们家别说山了，连块像模像样的石头都没有。那些日子，我妈妈整天在外边跑，我们这些孩子也不知道她跑些什么，更不知道我们每天三顿饭她是怎么张罗出来的。
我们有我们孩子自己的世界，也有我们自己的麻烦。
我们最大的麻烦就是白家三兄弟。白老大让我制服过，曾经相当一段时间表现不错，很老实，再也没敢对我和我弟弟使坏。白家三兄弟跟我们实际上是一种冷战状态，谁也不搭理谁，他们有他们的圈子，我们也有我们的圈子，我们的圈子就是刘大叔家的丫头和他儿子。在我爸爸关押起来以后，我们仍然还能跟刘大叔一家正常交往，他们也没有做那个时代常见的划清界限之类的事情。
我爸爸成了历史反革命，我们就成了狗崽子，白家兄弟立刻原形毕露，而且变本加厉的欺负我们。身分的变化，让我和我弟弟这样的狗崽子彻底丧失了心理优势，在他们面前彻底失去了对抗意志。他们联络了胡同里的孩子们，对我们百般侮辱，我们出入都能听到狗崽子、反革命的辱骂声。不过，他们似乎又有他们的界限，那就是不直接跟我们动手，可能，那一次痛打，让他们心有余悸吧。
我弟弟现在就像一条乖巧可怜的小狗，整天依偎在我的身旁，似乎我取代我爸爸成了他的保护人。而我则不知不觉地也对弟弟产生了一种过去感受不到的爱怜、责任感，也许，这就是家庭遇到危难的时候，亲人之间自然而然产生的同命相怜、呼吸共存的本能意识吧。北京夏天的胡同热得要命，每到这个时候，胡同里就会有卖冰棍的小商贩经过，一路上吆喝着：“冰棍，五分钱一根，冰果白糖绿豆沙，好吃消暑败火，冰棍，五分钱一根……”
这种吆喝声在胡同里久久回响，在我们心里激起无限的渴望，每当我和弟弟站在大杂院的门口，听着吆喝，眼看着推着小车的商贩路过，弟弟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渴望、垂涎，让我心碎。如果有哪个大人给他的孩子买了一根冰棍，我们看到了，弟弟那羡慕、眼馋的神情，就会让我产生扑过去抢一根冰棍的冲动。一天，早上洗脸的时候，牙膏旁边的一个空牙膏皮激发了我的灵感，牙膏皮是可以换钱的，一个牙膏皮从收破烂的哪里可以兑换五分钱，五分钱可以买一根冰棍。
卖了牙膏皮，给弟弟买根冰棍解馋，这个发现和想法，让我激动得发抖。我连忙拿了那个牙膏皮，听到外面有卖冰棍的经过，就跑了出去，跟他商量，用牙膏皮换一根冰棍。卖冰棍的答应了，于是，我毕生第一次，凭自己智慧和勇气，为弟弟买了一根冰棍。我记得非常清楚，我挑选了半会儿，小贩的箱子里有白糖的，也有水果的，还有绿豆沙的，我只有一根冰棍的选择权，却花了眼，不知道该选哪一种。卖冰棍的都不耐烦了，嫌我耽误他的时间，怕耽误久了箱子里的冰棍化了。在他的再三催促下，最终我选了一根绿豆沙的，我想，绿豆沙的也是甜的，里边就有白糖，而且还有豆沙的味道。
我兴冲冲地举着冰棍，就像胜利的士兵举着胜利的旗帜，冲进了我们家，得意洋洋地把冰棍给了我弟弟。我弟弟拿到冰棍的那一刻，惊喜、激动地涨红了脸。他先伸出小小的舌头，在冰棍上舔了又舔，然后把冰棍放进嘴里，小心翼翼地吸吮着，片刻又想到了我，把冰棍递给我：“哥，你也吃。”
我拒绝了：“我这么大了，谁还吃那玩艺？像你这种小孩才吃那东西。”其实，我比弟弟大了不过两岁，而且，看着他吃，我自己也馋得要命，真想尝尝那凉冰冰的绿豆沙冰棍是什么味道。
弟弟相信了我的话，认真地、仔细地品尝着那根冰棍，冰棍吃完了，他还久久地舔着棍子。
过了两天，我妈急三火四地追问我：“你看见家里的牙膏皮没有？”
我一看我妈的神情就知道大事不好，我以为那已经没用了的牙膏皮，在我妈眼里可能是宝贝。我不善撒谎，却也不愿意把我弟弟牵连到这件事情里，就说，我把牙膏皮卖了。刚刚说完这句话，我妈抬手就扇了我一个耳光，带着哭腔骂我：“你败家啊，谁让你偷牙膏皮卖钱的？”打了这个耳光，我妈还不解气，转身爬到炕上找笤帚疙瘩，眼瞅着就要挨一顿痛揍，我连忙逃跑，跑到外边，后面，传来我妈气恼的骂声：“今天不准你吃饭，看你还贪不贪财。”
我跑出来，却不知道该去哪，就蹲在大杂院的门洞里，等着我妈消气。
刘大叔从外面进来，见我蹲在门洞里，问我怎么了，我说我把家里的牙膏皮卖了，我妈揍我，不让我吃饭了。刘大叔拽着我的胳膊把我拉到了他们家里，让我先吃饭：“你怎么想起来卖牙膏皮了？钱呢？”
我对了刘大叔，突然委屈从中而来，忍不住哭泣起来：“我给我弟弟买了一根冰棍。”
刘大叔没说话，闷闷地蹲在炕头抽烟，长吁短叹。刘婶让二丫头给我拿过来一个窝头，一碟咸菜，咸菜里还滴了菜油，让我吃。刘大叔却转身走了。
过了一阵，我妈来了，我胆怯地看着我妈的脸色，希望她已经消气了，不再追究我的过错。我妈过来，蹲在我的跟前，突然抱着我痛哭起来。那一刻，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跟着我妈哭了起来。
我妈领我回家了，一直到睡觉，再也没有提及那块旧牙膏皮。我弟弟告诉我，刘大叔来了以后，把我卖牙膏皮给我弟弟买冰棍的事情告诉了我妈，我妈当时就哭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都还没有睡醒，刘大叔就来了，叫我起床，跟他到外面去。他领着我来到了外面的胡同里，一直在胡同里面穿，我也不问他要干什么，跟着走，突然他停下步子，拦住我，然后让我从拐角朝前面看。我妈妈，挎着一个破兜子，沿着胡同吆喝着：“焗碗钉盆补锅喽……”
刘大叔告诉我：“孩子，明白了吗？你妈不是舍不得那一块牙膏皮，牙膏皮是你妈留着补茶缸子、补脸盆的，你知道补一个脸盆能挣多少钱吗？一毛钱。一块牙膏皮能补多少锅碗瓢盆吗？能补十来个。你妈就是靠这一毛钱、一毛钱的积攒，养活你们兄弟姊妹呢。”
我这才知道，我妈妈整天不着家，在外边奔波是在干什么。我哭了，没出声，眼泪却像止不住的洪水哗哗流淌。
7、我的前半生，无论跟着我爸爸打拼，还是凭我自己的力量挣扎，都一直跟贫困相伴。贫困就像我的影子，无时无刻不在伴随着我的人生。有时候，我甚至颓唐沮丧地判断，也许，我的命运就是如此。
亲眼看到我妈给人补锅补盆，用辛勤屈辱的劳动，赚来一毛一毛钱，养活我们一家人，对我的震撼恐怕这一生都难以忘怀。
跟着刘大叔看了我妈妈串着胡同给人家补锅焗盆，我的心情灰暗到了极点。那个时候我还很小，我却记忆深刻，当时我脑子里闪现的想法是：这就是我们家的日子吗？我妈，我爸，都是勤劳朴实的人，也都是为了这个家可以把自己豁出去的人，可是，我们家，还有刘大叔那样的好人，为什么就不能过得好一些呢？
刘大叔对我说：“你也不小了，别整天在院子里跟那些孩子混了，想着赚钱，帮帮你妈。”
我连连点头，那个时候，只要能赚钱，我恐怕什么事情都会去干。刘大叔让我跟他学着捡马粪，刘大叔捡马粪当然不是像我妈那样企图熬成汤让家里人当饭吃。他捡马粪可以卖钱，一筐马粪送给木樨园那边收马粪的人，可以换两分钱钱。两分钱买一根冰棍都不够，可是，那个时候，两分钱对我的**力是无可抵御的。
捡马粪说起来简单，想起来也好像很容易，实际上却很有技巧。骡马大车都是运动状态，捡马粪的人又多，实际上是抢马粪，谁先抢到筐里，就是谁的。刘大叔捡马粪的技术轮火纯青，他骑一台破自行车，捡粪的铲子扛在肩膀头，自行车快，能够紧紧跟随马车，马随时拉出来，他不用下车，用铲子铲起来，看都不用看，随手朝后边一甩，马粪就平平稳稳的落到了他自行车后座上的粪筐里。
我小，也没有自行车，刘大叔就给我做了一个小木板车，四个轮子是用不知道什么机器上的轴承做的。我的粪筐放在木板车上，我拉着木板车，从前门大街开始，盯准了肚子鼓胀胀的马匹，跟在大车后边，骡马尾巴一翘，我就随时赶上前去，马粪一落地，我就铲起来装进木板车上的粪筐里边。我没事，不像其他大人还要兼顾别的营生，属于专业捡马粪的，所以可以整天跟在马屁股后面，干得好了，基本上可以做到每天一筐马粪。每天捡的马粪，我就拉回家里，堆积在大杂院外边，等到攒够了十筐，就由刘大叔带着我运到木樨园，找一个叫张大爷的人，交给他，然后由他计量，按照每筐两分钱跟我结算。我那会儿不知道他们要马粪干嘛，后来才知道，用马粪可以养蘑菇，还可以培植出高档的时令菜肴供应党和国家领导人。
当我第一次把我的劳动成果五毛钱交给我妈的时候，我妈没有表现出我想象中的那份儿高兴和激动，她的眼圈红了，却没有哭出来。她从脏兮兮的毛票里拿出来一毛钱给了我：“拿着，渴了买根冰棍吃。”
那一毛钱是我挣的，但是从我妈手里接过来的时候，我觉得那不是我挣的，是我妈妈奖励给我的，当时的那种高兴和振奋过后哪怕我一下挣了一百万的时候，也再没有品尝过。
什么事情干熟了就能找到窍门，逐渐我成了捡马粪那个行道中的“小人精”。我能用眼睛判断出哪匹骡马即将排泄，从而及时卡位，抢到那挂大车的跟前，跟着那挂大车轻而易举的捡到马粪。而且，我也学会了不用回头就把马粪准确扔进粪筐的技能。真正的困难不在于能捡多少马粪，而在于捡了马粪存放在哪儿。刚开始，我把马粪放在大院门外的边角处，马粪捡来以后，还要风干，风干了人家才收。可是，老白家不让我在那儿放，嫌臭，别的邻居也整天骂骂咧咧，说出来进去都是一股大粪味儿。
后来我就把捡来的马粪堆放到我们家门口的空地场上，这样一来，胡同里其他住户就不好说什么了，老白家却大闹起来，非逼着我把马粪搬走，嫌马粪太臭。我一个孩子，能把马粪放哪去？于是就跟他们争执，他们不敢打我，却骂骂咧咧没完没了。对于这种谩骂，我也不理会，不管怎么说，马粪确实挺臭，损害了人家的居住环境，人家不高兴，骂就骂去吧。要想让我把马粪挪走，我却做不到，因为我没有搁马粪的地场。
这种谩骂后来就逐渐升级，趁我们家没人的时候，他们往我的马粪上浇水，往我的马粪里边扔垃圾。白家兄弟拉拢了胡同里其他的孩子，依仗人多，又开始堵截我，我采取了游击战术，惹不起，躲得起，尽量远远避开他们。那一天，我心里挺高兴，因为今天又是我去结帐的日子，我大概算了一下，应该能有八毛多钱的收入，那是我积攒了四十多筐马粪的成果。早上起来，我带着我弟弟到胡同口那边去玩，大杂院里已经没有了我们兄弟玩耍的权利，只要我们在大杂院里出现，老白家三兄弟就会和一些其他孩子，对我们进行谩骂，还朝我们身上扔石块、土坷垃。
我就带着我弟弟到远一些的地方玩，说是玩，其实也没有什么可玩的，远一些的地方没有白家兄底欺负，却也没有熟人跟我们玩，我们就沿大街瞎逛，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观观景，散散心，人总不能老在屋子里头闷着，尤其是我弟弟那么大的孩子，正是活蹦乱跳的时候，整天闷在家里能闷出病来。快到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带着我弟弟胆战心惊的朝家里走，我猜度，这个时候那些孩子也应该大都回家去吃饭了，街上应该不会遇到他们。
他们却堵到了我们，有七八个孩子，领头的是白老大，先是追着我们屁股后面骂，再后来就是用石头瓦块扔我们。我一路护着我弟弟朝家里奔，想着到家就平安了。他们却也分成了两伙，另一伙绕过旁边的小胡同，堵到了我们前面，这一回他们没有再废话，围上来就动手打了起来。我仍然一直保持着那个底线，你们不动手打，怎么骂，我忍。但是你们如果动手，那我也绝对不可气。那是一场混战，我不但要应付那冰雹一样袭来的拳头和腿脚，还要护着我弟弟，难免左支右拙，顾头顾不了脚。我把我弟弟护在怀里，露着后背让他们打，瞅空子就朝他们小肚子、胯裆那些要害地方下手。我身上挨了不少打，却也把他们几个人给揍惨了，剩下还有战斗力的只有白老大和他的另一个同学，这个时候我就能腾出手了，我扭身抓起倚在墙边的一条棍子，抡圆了朝他们打去，白老大吃过我的大亏，见状连忙逃窜，他那个同学，个头比白老大还猛，足足比我高了一个脑袋，却被我在踝骨上狠狠地敲了一记，跳着脚骂骂咧咧一瘸一拐地撤退了。
摆脱了他们的围攻，我护着我弟弟朝家里走，这个时候砖头土坷垃还有瓦片，从四面八方朝我们的身上砸了过来。我连忙把我弟弟拢到我的怀里，一块砖头呼啸着朝我弟弟的脑袋上飞了过来，我本能地弯腰护他，结果，那块砖头狠狠地砸到了我的左眼上。迷迷糊糊中，我就听到白老大喊了一声：“快跑啊，出血了。”那些孩子一哄而散，我的左眼剧痛，连带着脑袋里面嗡嗡乱响，整个左边面颊也火辣辣地。
我领着我弟弟回到了家里，我姐姐已经把饭做好，看到我惊慌地问：“你怎么跟人家打架了？满脸都是血，打哪了？”
我说没事，让他们砸了一砖头。我姐给我倒了一盆凉水，让我把血洗洗。我洗干净脸上的血，我姐姐告诉我，眼睛肿了，要不要到医院看看？我说没事，过两天就好了。当时我万万也没有想到，这一砖头毁了我的左眼，成了我一生的伤痛。
吃过午饭，惦记着那还没有结算的马粪钱，我又朝木樨园奔，在公共汽车上，售票员看着我问：“这孩子眼睛怎么了？肿成发糕了怎么还朝外边跑？”那个时候，我已经不觉得眼睛疼了，就是觉得整个脑袋发胀，血液一个劲朝两个太阳穴里边鼓，就像是要冲破太阳穴冒出来。还觉得反胃、恶心。我强撑着，总算到了木樨园，找到张大爷，张大爷不在家，张大婶看到我那个样子，连连叹息着，替张大爷给我结算了一块钱，比应得的多给了我两毛钱。张大婶怕我在路上出什么事，一直把我送到了家。
睡了一晚上，我的眼睛肿成了名副其实的发糕，眼睛睁不开了，只能用一只右眼看东西。我妈一看情况严重了，带着我到医院去求诊。到了医院，找到眼科，医生诊断以后，说是要做手术，手术费要一百多块。我妈当时就傻了，呆在那儿就像天塌下来一样。医生一看我妈那个样就知道我们家不是能掏得起手术费的主儿，改口说实在不行就先开点消炎的药，回家用冰毛巾敷敷。
我妈取了药，正要带我回家，那个眼科大夫又追了上来，递给我妈一张纸条，说是解放军巡回医疗队的住址，治疗免费，让我们到那地方看看，说不定能不花钱动手术。
我妈千恩万谢，第二天就照地址带着我去了解放军巡回医疗队，人家看完以后，说是可以做手术，但是却要街道或者单位的证明，证明我们家是工农兵或者革命干部，属于红五类，家里没有地富反坏右走资派牛鬼蛇神。这种证明我们家根本开不来，所以也就打消了在解放军巡回医疗队作进一步治疗的打算，回家继续点那位好心的大夫开的眼药水。
我的这只左眼，经过冰敷、点眼药水，当时倒也好了很多，再后来，上了四十岁以后，就开始急剧恶化，剧痛、视力下降，现在已经近乎失明。这只眼睛，是**留给我的终生遗产，也是我爸爸教育我任何时候都要护着弟弟的历史成果。
过了一段时间，老白不知道犯了什么事，也可能招惹了什么人，被人家揭发说他当伪警察的时候，手上有命案，抓过地下党。结果大字报大标语再一次刷满了我们那条胡同，他们家也被抄了，老白被红袖标押走了。从那以后，老白家三兄弟算是老实了，不再欺辱我们，走在街上，溜着墙根，灰溜溜地像小老鼠。我想，让别人看我，可能也是那副样子，心里顿时没了对他们的恨意，觉得他们也挺可怜的。
8、刘大叔说他可以带我去看我爸爸，我惊喜不已，爸爸被那些人带走之后就杳无音讯，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一年多，此时听到能见到我爸爸，对于我来说，无异于天降纶音，是让我大喜过望的好消息。
有好几次，我做梦梦见我爸爸让那些戴着红袖标的人给杀害了，我哭醒了，把梦境告诉了我妈妈，我妈妈说梦是反的，梦见我爸爸不在了，恰好说明我爸爸活得好好的。这么安慰我，我妈妈自己却彻夜未眠，翻来覆去，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发现她的眼睛红肿着，我知道她夜里哭了。从那以后，又做过几次我爸爸被红袖标毒打、杀害的噩梦，我再也没敢告诉我妈妈。
听到刘大叔要带我去看我爸爸，我急着告诉我妈，刘大叔不让，他说：“我也是听到个谎信，说是你爸爸在劳动改造，参加拆老城墙呢，我先带你偷偷过去看看，要是你爸真的在那儿，再告诉你妈不迟。”
那天，不知道是我的感觉，还是天气真的那么好，瓦蓝瓦蓝的天空飘**着洁白的浮云，阳光照在人身上，一点也没有燥热的感觉，暖烘烘的，就像冬天人依偎在火炉旁边。走在路上，还有轻轻的凉风，似乎有看不见的手在帮人打扇子。我跟在刘大叔的身后，也不知道走了多久，到了一个工地上，那个工地有背着长枪的红袖标看管，一群灰蒙蒙的人蚂蚁一样在城墙上下忙碌。有的拆城墙，有的往下面搬砖，也有的把搬到下面的砖小心翼翼地画上编号，然后再用大马车运到别处去。
看到大马车，我有点后悔，如果我把我捡马粪的家什带上，即使没见着我爸爸，也不致于白跑一趟。我把心里想的说了出来，刘大叔呵呵笑着拍了我后脑勺一把：“还行，干啥想着啥，就啥都能干好。”
人很多，我根本看不清我爸爸在没在里边，刘大叔说他是大人，不敢靠得太近，靠得太近容易引起那些红袖标的注意，让我假装玩，往跟前凑凑，仔细地找找。我就假装玩耍，眼睛瞅着地面，东瞅西看，我打算好了，如果那些红袖标盘查我，我就说我抓蛐蛐，蛐蛐就喜欢在这些旧城墙的缝隙里安家落户，拆城墙，就是抓蛐蛐的好时机，弄好了，还能抓住黑头，据说，黑头蛐蛐可以当将军。这点关于蛐蛐的知识，还是我弟弟传授给我的。
那些红袖标并没有关注我这样一个孩子，而且，那种场面好像也不是正规看管犯人的劳改场所，所以我不但靠近了那些穿着破衣烂衫辛勤劳作的人群，还能在他们中间蹿来蹿去的瞎跑，却也没人管我。让我为难的是，这些人好像长得都一个样儿，满脸灰土，蓬头垢面，每个人都戴着破手套，默默地干活，谁也不吱声，如果吱声，说不准我也能听到我爸爸的声音。
我正在找得头晕，一个人推着三轮车从我身边经过，轻声喊了我一声：“儿子，你怎么来了？”
我这才看出来，这个人是我爸爸。他还穿着离开家的那套衣裳，只是上面沾满了灰土，衣服多了一些补丁。我正要叫他，他却一把捂住了我的嘴：“别吱声，赶紧回家，告诉你妈，我没事，我也不是历史反革命，更没当过国民党上校，他们正在调查呢，很快就能清楚了。”
我悄声问他：“你啥时候能回家？”
他摇头说：“我也不知道，你回家告诉你妈，我们现在劳动，吃得饱，大馒头可劲吃，还有白菜炖肉，让她放心。你是老大，要照顾好你弟弟，听你妈的话，快走吧。”
如果按照排行，我应该算老二，我上边还有一个姐姐，可是我爸爸习惯把“老大”这顶高帽戴给我，好像我姐姐不算家里的孩子。我爸爸说完，慌忙忙地推着三轮车走了。我也假装没事的从劳动的人从中撤离。
刘大叔还在原地等着我，一见我就急着我：“怎么样？有没有你爸爸？”
我把刚才的情况告诉了他，刘大叔顿时高兴了：“赶紧回家，告诉你妈去，让她给你们做点好吃的。”
路上刘大叔告诉我，他之所以这么高兴，并不是因为我看见了我爸爸，他是听他那些老战友说，牛棚里关的人太多了，上级有精神，问题不严重，或者已经快查清的人，没有实际危害性的，一律派去参加劳动，家在北京的过些日子，等城墙拆完了可以取保，在家里监视居住：“说不定，你爸爸快要回家了。”
那天晚上，是**开始以来，我们家最欢乐的一晚上，我姐姐已经做了晚饭，照旧是豆面窝头菜糊糊配大头菜。等到我妈回来，我把情况给我妈一说，我妈坐到炕头上就哭，这时候我才醒悟，我妈平常不说，可是心里的压力绝对比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要大得多。哭了一会儿，我妈在地上扎撒着两手转来转去的不知道要干嘛，我看她那样儿好像精神有点不正常，连忙问她要干嘛，她反问我你说现在要干点啥，我说，刘大叔说了，今天晚上让你给我们做点好吃的。
一句话点醒了她，我妈马上吩咐我姐把已经蒸好的豆面窝头收起来，留着以后慢慢吃，她给我们蒸馒头。说着，我妈拿了肉票和钱让我到胡同口的肉铺买点肉回来，我提醒她这个点肉铺早就下班了，她说那就到商场买个肉罐头回来，我给你们炖白菜肉吃。人最大的欢乐并不是有钱，也不是有权，最大的欢乐应该是有了希望。那天晚上，我们家非常欢乐，因为我们有了希望，我爸爸就要解放回家了。
还真让刘大叔说着了，又过了几个月，我爸爸终于让人家放了回来，啥事没有了。他告诉我们，那个叫铁牛的家伙，过去是他的师兄弟，他不小心得罪了那个人，那个人解放前就找不着了，后来不知道怎么也混到了北京，也混进了地质部下面的一个单位烧锅炉。文革一开始，他就揭发检举了我爸爸曾经给国民党廖耀湘的新六军当过上校武术教练，于是就把我爸爸当成历史反革命给抓了。
“你真的当过国民党上校啊？”我，还有我妈、我姐异口同声地惊问。
我爸爸说我妈：“他们叫过我，我没去，要是当过，孩子们不知道，我还能瞒着你啊？”
那些红袖标倒也不是白吃饱，他们千方百计地调查这件事情，如果能够落实了我爸爸是漏网的国民党上校，就能成为他们单位造反派的一大功绩。他们刨根问底，一直追到了廖耀湘本人那里。廖耀湘当时已经特赦多年，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当专员，享受共产党的专门保护，文革中也没有受冲击。那人的记性特别好，难怪能当那么大的官，难怪在国民党里能当官，在共产党里还能当官，他当即证实，当时我爸爸参加中华全国首届武术大赛，拿了总冠军，他倒真的下了委任状，邀请我爸爸当新六军的上校武术教官，没想到我爸爸倔得很，根本就不干，当时弄得他还挺生气。
廖耀湘也明白那个时候跑到他那儿调查我爸爸是什么意思，不但做了口头证明，还专门写了证明材料，在证明材料的最末了还加了一句话：该人因为当时倾向共产党解放军，所以坚决拒绝了我的邀请。
事情搞明白了，我爸爸也放出来了，白白让人家关了一年半，这份闷气我爸爸无论如何要找铁牛讨个说法。而且，我爸爸还有一笔旧帐要跟他算清楚，所以在家歇了两天，就去找铁牛。
铁牛因为造反有功，已经由一个烧开水的锅炉工，提升为地质部下面一个单位的保卫科长，我爸爸了解清楚他的住处，直接把他堵在了窝里。
铁牛心亏理虚，对我爸爸好话说尽，让我爸爸原谅他，说他是一心一意干革命，绝对没有夹杂半点个人恩怨：“况且，咱们是师兄弟，我怎么会无缘无故地陷害你呢？当时我在东北，你被聘成新六军上校武术教官，大报小报都登了，也不是我凭空捏造吧？”
我爸爸追那笔旧账：“那你让我往铁路上带大烟，后来又给日本人通风报信陷害我，怎么说？要不要我也给组织上检举揭发你一下？”
铁牛还是那一老套，说那是洪师傅干的，他自己也被蒙在鼓里。我爸爸追问洪师傅的下落，铁牛说早就让政府给镇压了，说他属于封建把头。死无对证，到底当年是他还是洪师傅设下套儿陷害我爸爸，最终还是成了无法破解的谜。这个世界，像透了一台大戏，后台的事情，永远比前台聚光灯下的表演更丰富、更复杂，也更加隐秘。
在跟铁牛算帐的时候，我爸爸脑子里蓦然一闪，想起了当年警察抓自己的时候，在街头拐角看到的那个身影，当时没想起来是谁，此刻，忽然恍然大悟，那个人是铁牛。
我爸爸用肯定的口气说：“临解放的时候，你带着警察抓我，这笔账该怎么算？”
铁牛照样矢口否认：“我那个时候还在东北混饭吃呢，那可能到北京来带警察抓你？你听谁说的？”
我爸爸说：“我亲眼看到的，用不着听谁说。”
铁牛是汤锅里的鸭子肉烂嘴不烂：“你到哪看的？梦里？我再说一遍，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你在北京天桥混呢。”
贼没脏，硬似钢。铁牛死不认账，我爸爸也没办法。这个人害我爸爸蹲了一年半牛棚，我爸爸拿他都没什么办法，何况那过去多年的陈年老账，算清楚了又能怎么样呢？好在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正应了陈毅那段有点像顺口溜的诗：“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文革结束，追查三种人的时候，铁牛文革时期因为给江青写了效忠信，有关部门调查此事，又追查出他带着造反派打砸抢的时候，把一个老干部从楼上推下去摔死，这个案子让公安局落到他头上，把他给押到小河沿给毙了。
我爸爸多次用铁牛的教训告诫我：“得罪十个君子，也别得罪一个小人，你爸爸这半辈子倒霉，都因为得罪了铁牛那个小人，”又告诫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9、红色海洋的日子，在我脑子里留下的记忆非常混乱，也许，那种混乱的年代，给所有人的脑子留下的记忆都是同样的混乱。那种混乱的感觉让人恐怖，就像置身于狂风暴雨之中，雷霆在你头顶炸响，闪电刺伤了你的双眼，大雨把你浇成了落汤鸡，狂暴的风雨让你魂飞魄散，过后，大脑一片混沌。又像被扔在疯狂的赛车跑道上，高速奔跑的赛车纷纷从你身边掠过，令你晕头转向，头昏脑涨，过后记忆一片灰白，说不清从你身边奔驰而过的赛车是什么样子。
红色海洋的日子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大事儿，属于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研究讨论的大题目。对我而言，影响最为直接的，就是从那以后，我永远告别了学校，再也没能回到校园里去。混乱的记忆，模糊了当时很多事件的过程和细节，我弄不清楚我爸爸从牛棚出来以后那几年，在天桥艺人彻底被铲除的时候，他是靠什么挣钱养家的。也弄不清楚，后来我怎么稀里糊涂就成了我爸爸的帮手，跟着他四海为家，东奔西跑，开始了他称之为“流动表演”的生活。
文革结束了，改革开放了，天桥艺人们又可以在街头表演卖艺谋生了。可是，政府改革的路数太多了，今天这么改，要组织什么表演协会。明天那么改，政策放宽，允许外地人到天桥撂摊儿，增加天桥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后天又要缴纳市场管理费。大后天又要统一演出标准，搞得我爸爸他们那些老艺人不胜其扰，无所适从。最严重的问题是，面临着大量外地进京抢饭碗的艺人们激烈的竞争，我爸爸他们卖了十足力气，挣得钱却越来越少。于是，我爸爸跟几个在天桥卖艺的老朋友商量了一下，决定离开天桥，面向全国，由防守战改为运动战，从坐地僧变成游方和尚。
我，还有我姐姐，加上我爸爸，另外还有几个过去在天桥耍把式的老艺人少林程、沧州耍冲天炮的霍家兄弟等人，都是我爸爸在天结识长久的武道上的朋友，组成了一个全国巡回武术表演团体，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我们成了有组织的人，挂靠在北京市体委武术协会的名下，打着他们的旗号，走南闯北，每年交给他们一定数额的管理费，他们则允许我们打他们的牌子。
那几年，我们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跑遍了全中国。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先和当地的体协、武术协会之类的机构取得联系，打着北京武术协会的招牌，跟他们合伙举办武术表演，卖门票，当然，门票收入也要给当地的合伙单位分成。碰上不太贪财的，百分之十或者百分之十五就能打发，碰上贪财的，百分之三十也打发不住。分成比例要求太高的，我们承受不了，等于白干，那也就只好不干，白跑一趟，战略转移，再到下一个城市碰运气。这种没法干的地方一般都在东南沿海经济开放城市。
总体上看，北方，尤其是西北地区的人比较厚道朴实，甚至还有一看到北京武术协会介绍信和证照的，一分钱不要，完全尽义务全力配合的地方。给我这艰辛漂演生活留下美好记忆的有陕西的西安，甘肃的兰州，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对国家分量却极重的戈壁小城——金川。
西安也有一个武术协会，他们有个名誉会长由体协副主任挂名，具体事务都是秘书长跑。秘书长叫惠达，因为武术协会没有政府预算，所以这个秘书长不拿工资，算是尽义务。这人是一个武术的狂热爱好者，也是研究中国武术史很有造诣的专家。听到“山东许”三个字，居然知道我爸爸就是中华民国首届也是最后一届武术大赛的总冠军。他说他一直对这位“山东许”非常关注，多次跟山东有关方面联络，希望知道这位中华民国首届也是最后一届武术大赛总冠军的下落和结局，还准备就他的经历搞一个专题。可惜，谁也不知道“山东许”的下落，有传说山东许当了国民党的高官，跑到台湾去了，也有的说在东北战场让林彪亲自招安了，给林彪当了第一保镖，解放后一直隐姓埋名在中南海保卫党中央毛主席云云。
惠达秘书长激动不已、热情洋溢、唾沫星子四射地说着，陕西话的纯朴和厚实伴随着他眉飞色舞的手势，声势夺人，别的人一概没有插话的机会。我爸爸呵呵讪笑，满脸通红，我也不知道他是为自己混到今天这个地步而觉得惭愧，还是受到别人那么强烈的关注而得意。
在我们这帮人里，我的文化程度算是最高的，小学四年级，能写会算，于是所有外联、门票发售、记帐、分钱这些事务性工作都由我一个人全权代理，同时，我还要坚持练功，上场表演，不是我自夸，那个打着北京武术协会四处流浪的草台班子里，我是最辛苦、最忙碌的一个人。跟惠达秘书长交涉演出、费用分成的问题，自然也是我的份内。惠达是个爽快人，动员了他在西安的一切社会能量，安排我们在西安体育场连演三场，然后到西北大剧院配合正火的秦腔《火焰驹》再连演几场，具体场次，根据观众的欢迎程度再定。
演出场地、时间安排好了之后，我跟他谈起了门票分成问题，惠达“咳”了一声，很不高兴地对我说：“你这人咋那么生分呢？山东许能到我们西安这块地面上表演武功，那是我们陕西人民的荣幸，分啥成呢？打我脸呢。”
我又跟他提及演出场地的租金问题，他骂了起来：“锤子，啥租金？那场子放着也是放着，你们到那演，还给他们壮了生气呢，你别管，我跟他们说。”
结果，我们在西安耗了一个多月，大大地赚了一笔，那一次的演出，是我们闯**江湖以来，收入最丰厚的一次。临别，我们给惠达送了一口单刀，我爸爸用他那笨拙的手在刀柄上刻了“山东许”三个字，惠达如获珍宝，高兴坏了，说是一定让我爸爸抽空跟他好好聊聊，他要拿我爸爸解放前后的经历作一个传统武术名人的专题。后来，却再也没有见过他，在我们的巡回演出陷入低谷，困难重重的时候，我还想再到西安碰碰运气，跟他联系过，他却失踪了，据西安武术协会的人说，他不知道通过什么关系，跑到俄罗斯倒腾飞机大炮去了。也不知道他最终发了没有？祝福他能够成为成功的军火商。
离开西安，我们继续西行，奔赴西北重镇、古丝绸之路的咽喉兰州。兰州古称金城，黄河从城北蜿蜒流过，黄河上有黄河第一桥：兰州黄河大桥。这座大桥是满清时代修建的，我们到那的时候，上面还能通汽车。兰州南边是巍峨高耸的皋兰山、五泉山，北边是北塔山。城市依山傍水，地势险要，难怪成为古丝绸之路咽喉要道。
到兰州演出，也是惠达给联系的。兰州武术协会跟西安的差不多，也是没有进入体制的半民间团体，也是没有政府预算的自负盈亏的社会法人。这种单位，在那个时代，都非常困难，一概没有专职的拿工钱的工作人员，大家都是尽义务。尽管这样，我们还没到，他们已经给我们安排好了住处，在定西南路的一个企业招待所里。
“对不起咧，条件不好，北京来的贵客先住下，有啥事情尽管说，我们一定全力配合。”接待我们的仍然是兰州武术协会的秘书长，一个叫孙真的大鼻子。我爸爸说，那种大鼻子的特有福，他的鼻子不是西方人的那种大法，而是整个鼻梁、鼻翼都非常肥满，长在在脸上特别招眼，给人除了鼻子就再没别的零件的错觉。
其实他不知道，这个企业的招待所对于我们这个名义上是北京武术协会巡回表演团，事实上走南闯北卖艺的草台班子而言，条件已经很好了。我们最长住的是那种车马店式的大通铺，男人一间，女人一间。住得省一点，带回北京养家的钱就能多一点。我们曾经到福建的泉州表演，当地武协的人员提出他们作为承办单位，要从销售门票里提成百分之五十，而且没有发票，要现金。我们拒绝了，如果那样，我们就等于白干，如果售票情况不理想，我们照样要按百分之五十给他们分成，就得亏本。后来我找了他们的协会主席，才把分成降到了百分之三十。可能因为这事，具体工作人员不高兴，晚上不给我们联系住宿地点，放了我们鸽子，我们演出结束以后，只好睡在露天戏台上。多亏那几天天气好，不冷不热，可是晚上却让蚊子当成了大餐，饱食一顿，第二天早上起来，所有人脸上都是大包。
那个时候我爸爸已经开始蓄胡子，脸上的胡子有一扎长，不知道蚊子好奇还是淘气，钻进他的胡子里头，在他下巴颏下嘴，害得我爸爸干痒痒却没法挠，为了挠痒痒，只好把胡子剃了。胡子剃了以后，下巴颏上整整齐齐排了一列大包，霍老二嘻嘻哈哈地嘲弄我爸说，我爸爸的下巴颏，变成当地女人的脚后跟了。当地女人从来不穿鞋，一年四季光着脚丫子趿拉拖鞋，后脚跟都是黑黢黢一层厚茧。
在兰州住的招待所归一个叫金川公司的企业，平心而论，在那个年代，这个招待所在我们眼里就已经够高级了。我担心费用高，转弯抹角地请孙真给我们找一个便宜点的旅馆就行了，哪怕是洗澡堂那种地方，只要能睡觉就成。
孙真告诉我们说，他跟金川公司的工会黄主席是忘年交，住宿的帐可以记在金川公司工会：“我正在跟他们联系，请你们到金川去表演，那块地方不大，却是中国的一个金娃娃，人富得流油，你们在兰州演完了，再往西走，到金川去给企业职工表演，收入肯定高，接待条件肯定更好。”
在兰州我们表演了半个多月，我爸爸跟少林程和冲天炮霍氏兄弟商量，在西安我们一分钱没给地家交，总觉得心里不落忍，这些单位的人，都是凭兴趣、凭热情，没有收入，接待我们，给我们安排演出场地，即便没花钱，也要搭功夫、搭人情，所以，像西安那样一分钱没有拍屁股走人的事情不能再做，再做就把人情都断了。于是，在兰州演出结束的时候，我们不管事先有没有约定，都按照门票收入的百分之十给他们提了分成。
孙真对提成不感兴趣，他拿来一个大牌匾，上面写着：致谢兰州武术协会，下面的落款是：北京市武术协会，著名武术家……
大师后面的名字空着，他让我爸爸和少林程、冲天炮霍氏兄弟签名，按掌纹，然后又在他们签名指纹的后面自己注明：解放前首届全国武术大赛冠军、解放前首届武术大赛亚军等等名头，除了我爸爸，少林程、霍氏兄弟，都成了那一届武术大赛的奖牌获得者。我想，要不是我年轻，说出去别人不会相信，他肯定也要给我安个什么大赛季军之类的名头。
客随主便，既然他好那一口，我爸爸他们也就顺应他的要求，签上了各自的名头，按上了各自的掌纹。孙真高兴得咧了大嘴笑个不停，大鼻子下面配上咧开的大嘴，看上去活像谁把一头大河马给逗笑了。
“我给你们说，我最近跟市委书记在一起喝过酒，等你们走了，我就拿着这块匾找书记去，让他看一下我们武术协会为兰州市作得贡献，他一高兴，大笔一挥，明年我们就能进事业单位，列上政府预算喽。”
原来，他打得是这一手算盘，最终也不知道他的目的达到了没有。我们本来还准备在兰州再演几场，金川那边却等不及了，派了一台特高级的大中巴来接我们，还有一台大解放给我们拉道具。
“金川公司够意思呢，把他们最高档的车派上来接你们了，这车我知道，专门迎接省长以上领导才用呢。”兰州武协孙真秘书长送我们上车的时候，专门向我们介绍了这台车。不但派了专车来接我们，随车还来了一个工会干部，算是负责接待我们的。路上他告诉我们，金川公司是全国排名第三的特大型采选业企业，也是我们国家生产贵重金属的独一家大企业，那座城市，实际上就是一个大企业。
我们也不懂那一套，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吹牛，不过，到了金川以后我们却不能不感动得要死，他们居然把我们安排到了接待国家领导人和外宾的陇首山庄里，那是一个高级宾馆，四周林木葱茏，花草繁茂，还有一条小河贯穿其中，小河上模仿苏州园林的格式盖了几座小桥，住在那里头，大戈壁滩的荒芜和苍凉远离了我们。金川那座城市很奇妙，建在荒无人烟的大戈壁滩上，南边的大山怪石嶙峋，寸草不生，工会的接待人员告诉我们，聪明的脑袋不长毛，有宝的山头不长草，所以，这里的山都是秃山。
金川公司很大气，根本不卖门票，职工看我们表演都是集体发票免费观看，门票钱直接由企业工会跟我们结算。十几家二级厂矿，轮着看，我们也就连演十几场。到了这儿，用不着联系场地、买门票，我也就能集中精力上场表演武功。这一路演来，顺畅，收入丰厚，结果就应了那句话，乐极生悲，在霍氏兄弟跟少林程演练对打的时候，霍老大失手伤了少林程的脑袋。
霍家兄弟表演的冲天炮，严格意义上说不应该算武术，而是杂技。冲天炮指的是一根两丈来长的大竹竿，有人在下面举着耍，功夫的差别就在两点：一是看下面耍的人能用多少个身体部位耍起来，霍氏兄弟算是这个行当里最厉害的了，不但能用脑袋的各个角度位置、肩膀的各个角度和位置耍，还能用身体上所有的关节部位耍。二是看杆上面人的平衡能力，不管下面杆子怎么耍，上面的人都要能做出各种动作来，而且保证不走样、不松套。霍氏兄弟表演的时候，一般是老大扛杆，老二守护，上面则是老大或者老二的闺女儿子表演杆技。
在金川公司表演期间，一天三顿饭都是鸡鸭鱼肉山珍海味，顿顿都有五粮液，他们说他们喝的五粮液都不花钱，是四川一个什么特殊钢厂拿来跟他们换贵重金属的。这种好日子我们哪见过，逮着了还不得可劲填补，谁都想趁这机会把膘好好贴贴。我爸爸、少林程和霍氏兄弟这一类武道中人，都是能吃能喝的主儿，不敢说是酒囊饭袋，说他们酒缸饭桶倒也恰如其分。
那天晚上，工会黄主席亲自到饭厅陪吃陪喝，给我们道辛苦，几个长辈高兴了，五粮液没够地喝，虽然都是海量，可是也一个个都有几分酒劲了。晚上黄主席又亲临现场观赏我们的表演，大家都鼓足了劲儿，一心要大大露个彩。
我表演的是硬气功，那是我的家传功夫，从五岁站桩练起，练了二十来年，脑袋和胳膊都已经练成了榔头，专门砸石头瓦块的榔头。玩了将近二十年的活，没有任何悬念，硬气功表演成功，照例是观众的满堂彩，接下来是霍氏兄弟的冲天炮上场。
冲天炮完事，就是少林程表演少林拳和少林棍。那个时候《少林寺》电影已经风火大陆，所以他表演的少林功夫格外受欢迎，早早的他就到了台侧，抖擞精神，准备等霍家冲天炮练完了他好上场。
霍家冲天炮也是家传，玩得熟透了的节目。节目表演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动作难度非常大，就是把杆子从头顶上甩出去，杆子以竖着平移的姿态朝后台侧面飞过去，然后由后台的助手接下来。在整个过程中，在杆上表演的演员照旧做着各种动作，一直到杆子落地以后，演员才从杆上跳下来，回到前台和扛杆的一起谢幕。
那天是霍老大扛杆，霍老二作防护，霍老大的闺女在杆上表演。平常都是霍老二扛杆，那天因为有黄主席亲临观赏，所以霍老大亲自上场，一者他的技艺比起霍老二当然更加成熟一些，二者也是为了向黄主席表示一份敬意。晚上喝得有点高，表演的时候霍老大就有点把持不住，动作比平时更大，更狂放，外行人看着刺激、兴奋，我们这些内行却提心吊胆，直冒冷汗。好容易表演完了，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就在这个时候，九十九拜都拜完了，就在最后那一哆嗦的时候，出事了。
霍老大把站在后台侧面等着上场的少林程当成了接杆的助手，当时少林程面朝后台，正在跟我说话，嘱咐我赶回北京之前把钱分了，他好私留一部分，他有前后两窝，前一窝还在河南农村，前妻加一儿一女，后一窝在北京，一个老婆俩孩子，他想偷着给前一窝寄点钱。我刚刚答应了他，霍老大就把那根大竹竿，也就是冲天炮甩了过来，冲天炮上边还有他的闺女，做了一个乳燕亮翅的优美造型。冲天炮扔得很高，力道很足，如果助手能够顺利接到，那就是一场非常出彩的表演。可惜，霍老大喝多了，他的助手在左边，他却把杆子甩向了右边，而且，正正砸在少林程的脑袋上。
少林程挨砸的那一刻，表情非常怪异，似乎刚刚想起来我还欠他八百块钱没还似的，用想要又不好意思张嘴的那种眼神盯着我，又有点像我突然变成了怪兽，吓着了他，紧接着，他就跟那根冲天炮，还有冲天炮上面惊声尖叫的乳燕亮翅，一起摔倒在后台滚成一团。
最终，那场接待最好，收入最高的表演以悲剧收场。少林程被砸得头破血流，严重脑震**。多亏金川公司的职工医院达到了三等甲级水平，医疗设备和医生素质都极好，及时抢救，才算挽回了少林程的一条命。霍老大的千金摔断了一条腿，也是养了好久才能一瘸一拐地走路了。
金川公司的医院怕少林程的脑伤出现反复，他们担责任，积极给少林程办理了转院手续，我们坐着大飞机送少林程回北京治疗，那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坐飞机，却是提心吊胆地护送重伤员少林程。这么一折腾，那一路挣的钱，都交了医药费、交通费。最终算账，不但没挣钱，还搭进去了好几千块，搭进去的钱，我们家和霍家承担了，没敢让少林程再掏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