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毙满爷的时候，我爸爸去送了他一程。满爷被五花大绑，后背上插着木牌，木排上有他的名字“满鹤”，满鹤两个字上用红笔打了大大的叉，头也剃秃了。到了小河沿，反穿着衣服的士兵摘下了他们那些死刑犯的牌子扔到了旁边，然后两个人架着他们的胳膊朝河沿上拖，一个士兵用枪口抵着他们的脑袋，到了河滩上，枪响的同时，架着他们胳膊的人一撒手，满爷就跟一袋子面粉似的摔倒在河滩上。
我爸爸吓坏了，有好长一段时间，他晚上睡了都会做噩梦，梦里边，满爷笑呵呵的，却从来不跟他说话。再后来，朝鲜战争开始了，全国都在抗美援朝，我爸爸也积极参加了抗美援朝，他参加的方式，是以武术家的身份，随同赴朝慰问团，到朝鲜给志愿军战士表演武术。
到朝鲜慰问志愿军战士的收获很大，他娶到了我妈。
6、我曾经偷偷看到过，在我们家的箱底，有一套平平整整的中山装，上面有浓浓的樟脑味道。那个时候我们家穷得家徒四壁，姐姐穿旧了的衣裳接长打补丁坚持穿到实在不能穿了，我妈就用染衣服的染料煮成一马色的蓝或者黑，再给我穿。我爸爸平常穿的衣裳是我妈妈手工做的便服，上面从来就没离开过补丁，我记得非常清楚，一直到文革结束的时候，我爸爸穿的裤子屁股上，总还有一块大补丁，上衣的袖口上，也都有补丁。
放着这么好的衣服不穿，压箱底，整天穿得破衣烂衫，我实在想不通我爸爸犯什么毛病。我向我妈妈要那套衣服，我妈妈告诉我，这套衣裳，是我爸爸这一辈子最喜欢的一套衣裳，舍不得穿，一直压箱底。因为，那是他参加赴朝鲜慰问团的时候，由国家统一制作、发给他们的团服。也就是凭这一身团服，我爸爸赢取了我妈妈的芳心。这一套衣服，可以说是他们恋爱婚姻自始至终的见证和纪念。
我爸爸他们那一拨赴朝慰问团成员，名人不少，说相声的侯宝林、郭启儒，唱京剧的马连良、梅兰芳，唱豫剧的常香玉，我爸爸属于武术界的。在那些人里边，我爸爸算是年轻的，却也已经周岁三十一了。一路闲聊当中，知道我爸爸尚且未婚，孑然一身，热心的老大哥、老大姐们就开始张罗着给我爸爸介绍姑娘。
我爸爸是北京体协的理事，也是北京市武术协会的常务理事，尽管没人给他发工资，全靠自己在天桥撂地摊耍把式糊口，跟体委的上层领导却也挺熟悉。当时贺龙是国家体委主任，我爸爸就好几次给他表演过硬气功，用脑袋把一块大石碑拦腰撞断，把贺龙这个大元帅佩服的够呛，一个劲摸着我爸爸的脑袋研究，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确定无疑之后，贺龙元帅跟我爸爸开逗，说我爸爸要是早点参加红军就好了，碰到敌人的碉堡，就让我爸爸用脑袋撞开。这可能也是我爸爸能成为赴朝慰问团成员的重要原因。
到丹东的时候，国家体委的一个女局长，也是一个老革命，说她表妹家在丹东，她表姐有一个女儿非常漂亮贤惠，非要拉着我爸爸到她表妹家串个门去。我爸爸跟团员们等着过境，还有一些麻里麻烦的手续要办，呆着也没事，虽然心里没抱多大希望，还是跟着这位局长到她表妹家去串门了。
一见到女局长表妹家的姑娘，我爸爸就被震撼了。震撼的原因很简单：姑娘长得太像樱子了，不但长相像，最要命的是那一颦一笑，那种羞涩和娇柔，简直跟樱子就如同一个模具里倒出来的。初时我爸爸甚至怀疑姑娘就是樱子，试探着问人家是哪个国家的人，差点让姑娘她爸爸当成神经病、彪子货给撵出来。过了一阵细细一看，我爸爸也才明白，这姑娘不可能是樱子，樱子是单眼皮，这个姑娘却是双眼皮，眼皮不是那种明目张胆的双，而是暗双，睁圆的时候是单眼皮，眼睛朝下面看，眼皮耷拉的时候就是双眼皮。这种暗双眼皮就像半绽放的花蕾，格外妩媚，妖娆。这是樱子无论如何也比不上的。
后来我妈告诉我，她第一次见到我爸爸的时候，很震撼，我爸爸是标准的山东大汉，浓眉大眼，鼻梁高挺，穿了一身笔挺的中山装，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不论长相，还是穿戴，一看就是政府的干部。她嘴上没敢说，心里却早就已经答应了，巴不得跟着我爸爸到北京去过好日子。
可是，姑娘的父母却对这门亲事犹豫不决，基本上倾向于否定。原因很简单，我爸爸年纪太大了，周岁三十一，整整比姑娘大了十岁，姑娘才二十一。此外，人家父母看我爸爸穿着中山装，以为我爸爸是政府干部，我爸爸却老老实实地告诉人家，他在天桥卖艺。姑娘的父母，也就是后来我的姥爷姥姥脸马上就变灰了。领我爸爸去的那个体委局长连忙解释，说我爸爸是体协的理事，也是国家干部，回北京以后就能脱产了。
尽管这样，我姥姥和老爷面对我爸爸这样一个大龄青年，一个街头艺人，还是决定，此事缓议。其实所谓缓议也就是拒绝的委婉语。那个年代，虽然已经颁布了婚姻法，可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仍然是超然法律之上的传统风俗。
事情卡壳了，过去我爸爸是难得动情，现在我爸爸难得一见钟情，却因为年纪大、没有世俗意义上的正当职业而可能失去机会。
就在这个时候救星来了，救星就是我妈的老姑。东北人有一点很奇怪，小和老是倒着来的，老姑，其实就是小姑，老叔其实就是小叔，老舅其实就是小舅，唯一不能倒着来的就是老爸，老爸却不能理解为小爸。我妈的老姑嫁到沈阳，此时回娘家是来探亲的。因为朝鲜战争丹东地区戒严，后来战争形势缓和一些，才又开放东北居民可以进入丹东探亲访友，我妈的老姑连忙跑回来看望哥嫂。
那天局长大姐又拽着我爸爸去她表妹家串门，我爸爸看已经没有什么希望，婉言谢绝。局长大姐骂我爸爸没出息，没本事：“什么叫追？轻轻松松就到手还用得着追吗？走，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这位局长大姐是个老革命，对我爸爸就像对自己的小弟弟，我爸爸对她也只好尊敬不如从命，跟着她硬着头皮又去串门。我妈的老姑一看见我爸爸眼睛就直了，站在那儿手足无措，哆哆嗦嗦地问我爸爸：“你原来是不是在沈阳呆着？”
我爸爸看她也觉得面熟，却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点点头：“我十二三岁就到了沈阳，呆了十多年，四八年闯了大祸才离开的。”
我妈的老姑拍了大腿一巴掌：“我的天妈啊，你闯得大祸是不是打死人了？那天晚上，还记得不？”
解放后经过教育，我爸爸的阶级觉悟孔田提高，这个时候已经懂得，打死一个祸害百姓的国民党宪兵队长不是罪过，而是功劳，所以也就不再隐瞒那段历史：“嗯，碰上一个宪兵，正祸害老娘们呢，我拦阻他，他就要毙我，我急了，下手重了点，结果那人死了，我就跑了。”
刚刚说完，我爸爸自己也蓦然想起，面前这个娘们，正是那个让宪兵队长压在身子低下拼命挣扎的女人。此时此刻看到了她，我爸爸顿时瞠目结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脑子里跳出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门婚事有门了。
局长大姐跟我妈娘家是拐弯亲戚，此刻听到这件事情，大感兴趣，马上掏出笔来记录，让我妈的老姑把那天晚上的经过从头到尾详细讲了一遍，把我姥姥老爷听得直冒冷汗，一个劲倒吸凉气。
我妈的老姑是个典型的东北女人性格，当即拍板：“我们家英子不嫁这样的人，还能嫁什么人？英子，你愿意不？”
我妈没好意思直接说愿意，说了一声：“我听老姑的。”
于是我妈的老姑当即拍板：“成了，就这样定了，”然后才想起来征询哥嫂的意见：“哥，嫂子，你们说呢？”
我姥爷表态：“英子都说听她老姑的了，我们也没意见。”
于是乎皆大欢喜，我姥姥当下给我爸爸端来了粘豆包，粘豆包上点着红点子，我爸爸吃了两个，就算定下了这门婚事。
让我爸爸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妈的小名居然也叫英子，我爸爸还以为他命中注定要娶一个叫樱子的女孩，就那么一直叫着，一直到我后来跟着他周游四方表演武术挣钱混饭吃的时候，闲聊起来，他跟我聊起了那个日本樱子，我认真追究之下，我爸爸才弄清，我妈妈是英子，那个日本女孩是樱子，一个是英雄的英，一个是樱花的樱。
7、那是一次让我爸爸光辉了一辈子的经历，尽管这光辉深藏在他的心里，并没有给他的物质生活带来任何的改善，他却仍然念念不忘。
我爸爸告别了我妈和我的姥爷姥姥还有我妈的老姑，随慰问团去了朝鲜。他们下到部队，会说相声的说相声逗战士们笑，会唱京戏的唱京戏唱得战士们活像听天书，会耍把戏的耍把戏把战士们耍得云山雾罩，我爸爸表演的是他拿手的武术，尤其是硬气功，最受战士们欢迎，每次成功的表演，换来的都是战士们最为热烈、热情的回应。没有哪个战士会围着侯宝林、马连良要求学相声、学京戏。可是，每次我爸爸表演完毕，大批的战士就会不顾领导的呵斥，不顾纪律的约束，蜂拥上前，要求拜我爸爸为师，跟我爸爸学武功，因为，武功他们最用得上，跟美国兵肉搏的时候，一掌砍下一颗美国脑袋，一脑袋撞瘪一个美国胸脯，这个前景让战士们想想都热血沸腾。
部队首长命名我爸爸为：最受志愿军战士欢迎的慰问团成员。
我爸爸每当想到当年在朝鲜慰问志愿军战士时候的情景，都会叹息：那些战士真好啊，可惜他们不懂，这门武功要从小就开始练，他们都太大了，练不成了，而且，那也跟拼刺刀、打枪、扔手榴弹是两回事，不是一年两年，更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成的。我想，没能把自己的武功传授给志愿军战士，多多少少也是我爸爸心头的遗憾。
从朝鲜回来，路过丹东，我爸爸就娶了我妈，带着对未来充满美好憧憬的我妈回到了北京，回到了杨梅竹斜街上那所大杂院里。我妈跟着我爸爸一进到屋里，就傻了。我爸爸的家，用“家徒四壁”这四个字形容最为妥贴，一铺大炕，上面的炕席到处都是破洞。地当腰有一个小铁炉子，大炕上挨着窗户有一张小炕桌，除此以外，就是刀枪剑戟鞭那些武器。而且，就连窗户纸都是东破一个洞，西破一个洞，我妈妈到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补窗户纸，把所有的破洞都用纸贴上，结果我们家的窗户纸就变成了尿褯子，不但上面满是雨水留下的黄渍，还满是大补丁，就跟我爸爸的裤裆差不多。
我爸爸趁我妈补窗户纸的空当，跑出去买了两根红蜡烛，又买了一斤洋糖，那个年月，把用纸包着的糖块叫洋糖，然后又买了一只烤鸭。回家以后，把红蜡烛竖到炕桌上，点燃，拽着我妈妈拜天地。然后两个人把烤鸭吃了，又每人吃了两颗洋糖甜甜嘴，就关灯过新婚第一夜。
我妈妈告诉我，新婚第一夜她别的没怎么记住，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我爸爸的那床炕被，又臭又脏，油腻腻地让她恶心了一晚上。第二天一大早，我爸爸就外出撂摊挣钱去了，有了媳妇，也就更有了一份责任，我爸爸更加不敢偷懒惰性，恨不得把一个时辰当成两个时辰的赚钱，所以一点也不敢耽搁功夫，尽管那是他新婚的第一天。
我爸爸一走，我妈妈就开始大扫除，大拆大洗，同院的老少爷们一觉醒来，发现大杂院里突然多出来一个年轻漂亮的新媳妇，好奇之余，纷纷出来跟我妈招呼问候。东厢房的刘婶还过来帮我妈拆洗被褥，边拆洗边骂我爸爸不像话，新婚头一天就把新娘子一个人扔家里，过去一个人过日子，就像一口猪，现在好了，有媳妇了，今后就能活得象个人样了。
西屋的老白家男人是伪警察，解放以后留用，就自以为是国家干部，比院里所有人都高一等，有事没事的就要显露出来，什么事都要露个头，显个脸，看到我妈，就逼过来审问了一阵子，问我妈老家是哪的，又问我爸爸跟她办没办结婚登记，还追问我妈的家庭成分是什么。帮我妈拆洗被褥的刘婶实在听不下去了，把她损了一通：“老白家的你这是干嘛？查户口还轮不着你，审犯人你更挨不着边，回家做饭去。”
刘婶她男人是老革命，一个倒霉的老革命。抗战时期就在白洋淀参加了雁翎队，抗战胜利了，他以为革命彻底胜利了，该享受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生活了，就谢绝了当官的任命，没有继续革命，申请回家种地去。没想到打败了日本人，国共两党又干了起来，他有点犯迷糊，过去打日本人，出生入死目标明确：抗日救国。现在中国人跟中国人打，两方面都说得振振有词，好像真理都在自己这一边，刘大叔是个认死理的人，弄不明白的事情他就绝然不参与，最终共产党胜利了，搞土改分地，因为他主动退出了革命阵营，属于革命意志衰退，而且在解放战争的时候态度消极，组织上多次动员他都没有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于是组织上一气之下，没有给他分田地，理由是他没有成分，既不是地主富农，也不是贫下中农。
没有地在农村就过不成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好日子，他便跑进了城，跟我爸爸一样做了原始的农民工。刘大叔体格健壮，为人豪爽，对自己的境遇没有一丝一毫的抱怨，整天在外边做苦力，辛辛苦苦地养活着他那一大窝孩子。好在他那些当年的战友、同事倒还没有忘了他，不时就有小汽车停在大杂院门外，从车里钻出来一些当官的，跑到家里给他送吃送喝送温暖。
刘大叔来者不拒，走者也不谢，高兴了跟过去的战友喝一盅二锅头，不高兴了就骂骂咧咧地赶人家走：“滚蛋，我该和老娘们睡觉了。”这是他赶别人走的口头语，老娘们指的就是他老婆，我的刘婶。老白家在这个院里，唯一怵的就是刘大叔，一来他体格壮健，脾气火爆，一言不合拳头砸到脑袋上那是非常大的可能。二来他有很多战友现如今都进了北京，成了大大小小的官员，虽然他不跟他们有什么钩扯，可是毕竟也是有背景、有后台的人，真的遇上事了，说不准哪道风就帮他给摆平了。所以，刘婶一通数落，老白家的娘们倒也没敢炸翅。
老白家的娘们讪讪离去，嘴里却还在唠唠叨叨：“一个耍把式卖艺的，也不知道从哪拐来的女人，看那长相就是戏子出身，也不是什么值钱货。”
这些话我妈听到了，却没敢回骂，她新来乍到，本身又是个腼腆老实的人，听到这种难听话，只能假装没听到。倒是刘婶劝慰我妈：“那老白家就是白天抓老鼠的夜猫子，颠倒是非的货色，这大院里人人烦，你别搭理她。”转身又臭了老白家一句：“再怎么着，也比伪警察强，小心我到政府告你们家欺压良民。”
当过伪警察是老白家的软肋，如果有居民认真的告状，说他们作为伪警察，至今仍然仗势欺人，欺压良民，政府也不会不管的，轻则辞退，重则关押。所以，刘婶一提起这档子事，老白家就老老实实钻进屋，不再敢瞎说八道了。
我妈妈倒没想到，这个大杂院看着不怎么样，住的人倒还都挺热情，却也挺复杂。从那天开始，她就跟刘婶一家比较亲近，跟老白家比较疏远。我懂事开始，记忆中我妈妈最常叮嘱的话就是：“别招惹老白家，那一家人硌色得很，惹不起躲得起。”
8、我爸爸还真有过一次当国家干部的机会。从朝鲜回来以后不久，那位介绍我爸爸跟我妈成亲的局长大姐就找到我爸爸，告诉我爸爸说，贺老总亲自点名，要调我爸爸进国家体委，当武术教练，级别定副处，干得好，两三年就能当处长。
我爸爸迟疑了两天，最终还是推辞了，那位局长大姐百思不得其解：“你这是干嘛？这可是贺老总亲自点名的，你不给贺老总面子？”
我爸爸没敢说他拒绝的原因，其实，原因很简单：我爸爸对老爷子有承诺，一辈子不入官场，不做官。我爸爸对老大姐说出来的理由是自己没文化，一介武夫，耍耍把式，赚几个钱养家糊口就满足了。
老大姐“咳”了一声说：“没文化怎么了？我也没文化，九一八事变，就跟着家里人逃进关里，直接当了八路军，现在还不照样当局长？放心，不让你干文化事，就是当武术教练。”
我爸爸又借口说他自由散漫惯了，进了机关当了干部，受不了那份管制，不习惯让人家拘束，还是自己靠本事挣钱，靠力气吃饭心里安稳。
老大姐提醒我爸爸：“你这么想就千错万错了，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有了媳妇，马上就有孩子，你没有稳定固定的收入，老婆孩子今后怎么办？就靠你在大街上撂地摊耍把式养活他们？”
老大姐说得非常实在，如果我爸爸进入体委，当了干部，副处级，虽然他的资历浅，每个月工资至少也有七八十块，那个时候，一个月一个人的基本生活费用二十块钱就能过得很好。如果当了副处级国家干部，我爸爸和我妈妈就能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
可是，我爸爸有老爷子的规矩束缚，也有自己的承诺束缚，如果进入官场，当了官，那就等于背叛了师傅，也背叛了自己。我爸爸脑子不拐弯，其实现在已经解放了，即便他进入官场当了官，老爷子知道了也不见得能把他怎么样。况且，老爷子现在还在不在人世都不一定，即便还活着，也不见得会再管他干什么。可是，我爸爸就是那种人，答应过人家的事情，就不能反悔，尤其是答应了对自己有再造之恩的师傅，那就更不能违背师命，违背自己的良心。
最终我爸爸也没去国家体委当干部，不过，还是那句老话，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如果当初我爸爸真的响应贺老总的征召，进入国家体委当武术教练，**开始以后，贺老总下场凄惨，我爸爸受到牵连那是毫无疑义的，能不能活下来，也很难说。
新婚浪漫热情的幸福日子很快就过去了，柴米油盐成了我爸爸和我妈妈生活的主旋律。我爸爸赚的钱却越来越少，原因很简单，我爸爸老是一个人单打独挑，武术的套路老是那么一套，七节鞭、单刀、长枪，再加上梅花拳、七星螳螂拳，一个人舞舞扎扎的表演，观众们逐渐就对他那一套失去了兴趣，围拢过来观看他表演的人越来越少，愿意给他扔钱的人更少。
天桥原来吃张口饭的那帮人却越来越火了，原因就是北京有了广播电台，有事没事的把吃张口饭的侯宝林、郭启儒那些说相声、唱大鼓的曲艺演员请去录音、播放，他们名声大振，很快就成了国内知名的大师，有了名，也就有了身价，国家成立了曲艺剧团，归文化部管，他们就纷纷成了国家养活的艺术家，有了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就连唱京剧的马连良、梅兰芳都因为拍了电影，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有了名气，火得不得了，成了国家京剧院的台柱子。唯独我爸爸他们这帮靠武艺耍把式的人没人亲没人疼，还孤独地在天桥挣命。
在这帮靠武艺耍把式谋生的人中，我爸爸又属于最孤独的，总是一个人闷着头在那儿耍，而别的人基本上都组了班子，有夫妻结对的，有兄弟帮衬的，对打，叫口，群舞，各司其职，分工合作，各种形式推陈出新，吸引了大众的眼球，生意还算不错。我爸爸却有点惨，生意越来越不成，家里经常连锅都揭不开。
我爸爸面临困境，就开始想办法，他想的办法很实在，就是动员我妈妈上阵助拳，参与表演，起码也能凑个对打的场面，不至于太冷落。两个人的日子自然应该两个人过，我妈妈也抵挡不住我爸爸的劝说、拉拢，勉颜上阵，跟着我爸爸趟进了天桥这潭混水。
人家夫妻表演、合练，都是经过长期的磨合、练习的。我爸爸对自己的武功很有自信，相信自己能把握好，只要我妈妈假装个样儿就成，而且他对我妈妈也很有信心，觉得我妈妈长得好看，人又灵气，出场肯定能获得满堂彩。
果不其然，天桥著名的武把式山东许的媳妇出场了，慕名来观看表演的人果真很多。可惜的是，夫妻俩事先没有经过很好的练习磨合，我妈妈对武术根本就是一窍不通，我爸爸让她配合一下，拿把单刀，我爸爸的七节鞭过来，她就要闪避一下，然后回手把我爸爸的七节鞭抢下来，再然后我爸爸假装狼狈，她满场追着我爸爸砍就成了。
我妈却没有一点表演意识，我爸爸七节鞭过来了，她闪避的动作太慢，如果我爸爸配合她，那就太露假了，只好硬着头皮砍，尽管收了劲道，七节鞭磕到我妈脑门上也疼得我妈眼冒金星，泪水横流，脑门上顿时就起了一个大包。看客们却以为这是我爸爸跟我妈有意编排的戏剧，还一起声地喝彩，赞扬我妈妈表演的地道、真实。
那段时间，我爸爸跟我妈夫妻俩真真假假的表演，虽然也让我爸爸的摊儿火了一阵子，钱也挣得多了，付出的代价是我妈浑身上下的伤痕。夫妻俩回到家里，最常见的场面就是我爸爸给我妈疗伤推拿，我妈趴在**动弹不得，哼哼唧唧地呻唤不止，按摩到疼处，受不了，唉吆吆地大叫几声也是常有的。大杂院的小破房不隔音，我妈痛苦的呻吟听到别人耳朵里还产生了误会，连刘婶都嘻嘻笑着悄声提醒我妈“两口子做那种事情，别闹那么大动静。”把我妈臊得恨不得钻到地里去，想给她解释一下，刘婶却嘻嘻哈哈笑着走了。
我妈怀孕了，肚子里揣上了我姐姐，于是不能再配合我爸爸到天桥表演，我爸爸又成了孤家寡人。好在河南过来的耍少林拳的程师傅，人称少林程，还有河北沧州过来耍冲天炮的霍家兄弟，同样都是吃把式饭的，看我爸爸一个人闷着头耍傻把式，心里不落忍，有时间就跑过来给我爸爸帮场子，我爸爸总算还能每天给我妈把饭伙钱赚回来。
这里说的每天给我妈把饭伙钱赚回来，不过是个笼统的概数。在天桥撂摊谋生的人跟农民差不多，都要靠天吃饭。收入是刮风减半，下雨全完。原因很简单，刮风天上街的人少，看他们表演的人也自然很少。下雨就更不会有人冒雨站在那里看他们表演。冬天，天暖和生意就好一些，天冷，照样就没人看。这个规律，跟政治制度无关，不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都一样。
9、小时候，留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傍晚的时候，我饿了，也等急了，就会跑到大院门外等我爸爸和妈妈。我不能远走，如果远走，刘婶就会扯着喉咙满胡同嚷嚷着叫我。我爸爸跟我妈妈还有我姐姐去撂地摊，我一个人在家呆着，我妈把我托付给刘婶代管。
太阳坐到西边的屋檐上，我爸爸背着我姐姐，身上挂着撂地摊用的家伙什，我妈跟在他的身后，挺着大肚子肩膀上扛着破包袱，三个人顺着胡同口疲惫不堪地回家。如果天气好，夕阳就会在他们身上镶上亮亮的金边，我看过去就好像他们是从太阳里边飞下来的。那个时候，我妈妈肚子里又揣上了我弟弟。
我姐姐从落地就成了我爸爸撂地摊耍把戏的组成人员。家里多了一口人，为了赚钱糊口，我姐姐刚刚出月，我妈就抱着她跟我爸爸一起上了天桥。下场子的时候，我妈用随身带去的破被褥烂棉花围成一个小窝窝，把我姐姐放在里边，她下场跟我爸爸配合表演，表演的空闲，就揪空给我姐姐喂一口奶。有一次附近耍马戏的佘家班子养的一条大蟒蛇不知道怎就钻了出来，盘踞在我姐姐身边，不时用蛇信子舔我姐姐的脸蛋子。我姐姐躺在破包袱窝窝里，不知道怕，还伸出小手逗弄那条大蟒蛇蛇信子。我妈妈一转眼看见了，吓坏了，疯了一样扑过来，一把将我姐姐抱起来，被蛇咬了一样惊声尖叫起来。
我妈跟绝大多数女人一样，最怕蛇蝎之类的爬行动物，我爸爸却不怕，过去拎起那条大蟒蛇，正要甩几下拆了它的骨架晚上拿回家炖蛇肉，佘家班子的班主一阵风的跑过来，及时拦住了我爸爸，说了半天好话，我爸爸才把蛇还给了他。佘班主告诉我妈妈，这条大蟒蛇非常有灵性，根本就不会祸害人，让我妈妈别怕。可是我妈妈仍然非常怕，从那以后就再也不敢把我姐姐放到地上，从旧货市场上买了一个大摇篮，就是东北人用的那种吊篮，把我姐姐吊到旁边大旗杆上，然后她才能跟我爸爸安心地表演。
“你妈真聪明，”我爸爸多次在我面前表扬我妈，他说我妈聪明，就是因为我妈进步很快，不但能完全表演性质的配合他的武术套路，还学会了叫口，就是吆喝买卖。叫口一项是我爸爸的弱项，我爸爸实在张不开嘴，所以他成了天桥有名的“傻把式”，谁都知道天桥有一个只练不说的“傻把式”山东许。有了我妈帮腔亮叫口，我爸爸的生意好了很多。我妈妈怀上了我，快临盆了，不能再帮我爸爸了，我爸爸又陷入了孤独奋战、闷头傻练的境地。家里头马上又要添人进口，我爸爸的收入却因为我妈妈的暂时退场而大大下降，这让我爸爸非常焦急，如果就这样混下去，我爸爸真不知道还能用什么来养活自己的老婆孩子。
于是，我爸爸开始在我姐姐身上打主意，想让我姐姐帮他一把。我姐姐从三岁起，就开始跟着那条大蟒蛇的主人佘班主练软功，佘班主认为我姐姐天分好，跟他的大蟒蛇又有缘分，如果从小练，长大了肯定能出类拔萃。我爸爸却已经等不及自己的女儿出类拔萃了，他需要帮手，哪怕是刚刚五岁的女儿。
于是从五岁起，我姐姐就开始跟着我爸爸闯天桥，她表演的是软功。刚开始，我爸爸表演一段硬功，她插空表演一段软功。再后来，佘班主出面，**了一下我爸爸和我姐姐，让他们把软硬功结合起来，我爸爸表演武功拳脚的时候，我姐姐就负在他身上、手上，表演软功。这一下子大为出彩，居然又为我爸爸拉回了大量的看客。然而，我姐姐吃的苦，受得累，却远远不是那那么小的年纪能够承受得了的。
“这一辈子，最让我揪心的就是你姐姐，从小到大，你姐姐从来没有享过一天福。”我长大懂事之后，我爸爸经常给我说这话，他脸上流露出来的痛苦和惋惜，让我愧疚，因为我知道，姐姐那么小，就吃苦受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为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