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给我弟弟办了永居，他立马将老婆孩子领到了日本，恰逢房价暴跌，他又抄底买了房子，一家三口人过起乐呵呵了的小日子。他这样做，我也安心，就凭他跟那个郭雅娜那个热乎劲儿，我还真怕他们俩玩出点婚外恋之类的时髦来。万一让我弟媳妇发现，我敢断定，她能把我弟弟给骟了。我弟媳妇是刀马旦，脾气符合她的角色，在家里，绝对是统治者。
弟媳妇照例先去日语学校读书，闲暇，就到我的公司帮忙。中国话里帮忙这个词最逗，从字面上看，似乎是帮着忙，也可以看作是越帮越忙，可是实际理解上，谁都能明白它的真实含义是帮助你干活、你太忙了别人过来帮你等等。我弟媳妇是一个外向人，长得也漂亮，不漂亮也唱不成刀马旦，很适合做公关、协调，日语学得也很好，虽然有点嗑吧，总是带一口京腔京味儿，日本人反而很爱听。发挥她的特长，我就让她负责跑日本入管局那一摊子事儿。
对于我们公司来说，最难的就是给入国的中国人办理担保。杂技团的演员签证到期了，要重新办担保，合同到期了，如果续签还好说，如果不续签重新进人，也得办签证担保。文化交流活动，到中国去的日本文化旅游团，用不着办担保，可是到日本来的文化旅游团，却需要担保。几个日本朋友劝我索性归化入籍算了，我却一直犹豫不决。那毕竟是要脱离中国国籍的大事儿，我不知道我爸爸会不会因为我加入了日本籍而不认我了。而且，加入日本国籍应该算是世界各国中上最难的，像我前妻、公鸡他们属于同一类人，索性嫁给或者娶个日本人，顺理成章就能入籍。像我这种情况，只有一条路子可以入籍：特殊才能。
加入日本国籍，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享受日本国民待遇，就学、养老、医疗等等方面，都可以享受日本人民创造的物质财物，所以，人家严格控制入籍也是可以理解的。对我来说，最直接的好处就是，今后所有到日本从事劳务的人员，也就是我们公司需要的大批的文化交流人员，我们可以直接提供担保，不用再求爷爷告奶奶搭人情的找日本朋友帮忙担保。此外，日本籍，雇用外国人的时候，缴纳税收可以有合理避税的可能，大大降低企业的税收压力。
宫本告诉我，如果我想加入日本国籍他可以帮忙，条件也满够，对我而言，武术功底就是特殊人才，而且，这些年在日本闯出了名头，尤其是神户大地震，我们公司的杂技团参与赈灾公益演出、赴地震现场给灾民做精神抚慰演出，是唯一的一家外国文艺团体，令日本人民印象深刻，估计应该没有大问题。
“许君，在我们日本，最欢迎的就是有特殊才能的人员，你们这么多年从事中日文化交流活动，对我们日本也是有贡献的，你要是愿意，我出面帮你。”宫本说话挺硬气，他现在已经是日本众议院议员了，在日本政商两界都有相当的影响力。
我却不敢，我怕我爸爸骂我，也怕我的中国同胞骂我，其实，我个人心里对到底是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还是用日本国护照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不管用什么护照，我的血管里流的还不是我爸我妈的血，我的筋骨肉还不是吃中国饭长起来的？所以，这件事情我含糊其辞，拖而不办。现在有了我弟媳妇搞公关，专门负责给赴日员工办理签证，找担保人，我也轻松了一些，就更不把加入日本籍的事情放在心上了。
然而，我老婆却做了一件令我撕心裂肺般痛苦不堪的事情，也逼着我做出了放弃中国国籍，加入日本国籍的决定。
从离婚第二年开始起，她就不断地纠缠、逼迫我放弃对我儿子的监护权，把监护权交给她的现任日本丈夫。她拟了一份放弃监护权声明，追逼着让我签字。她有她的道理：孩子的监护权转移给了日本丈夫，就能加入日本国籍，上学、社会保障都能享受到国民待遇，就连今后出国留学选择余地和学校条件，都能比当我这个中国父亲的儿子更好。
对这种无理的要求，我断然拒绝。我想，放在任何一个父亲身上，拒绝也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在国内，如果孩子的监护权给她，我也许会同意，然而，在日本，把我儿子的监护权交给日本人，这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的。
因为我儿子的法定监护人是我，所以，我老婆虽然自己加入了日本国籍，我儿子却不能加入。这样一来，上学读书，以及其他很多很多方面，我儿子自然也享受不到日本孩子应有的权利。这本来很正常，很多从国内到日本来的夫妇，孩子不都这样生活着吗？
“你难道还打算今后把孩子再送回国吗？既然不打算再回国了，你难道准备让你儿子，就这样在日本当一辈子外国人吗？”
我老婆成百次地逼问我，我没法回答她的问题，因为，我儿子还小，才读小学五年级，今后的日子还长，到底回国还是留在日本，对于我儿子来说，选择权应该由他在懂事以后，用法律语言说，应该有他在具有了独立民事责任能力以后自己决定。
围绕这件事情，我老婆纠缠不休，有的时候亲自追到我们公司堵在我的办公室里不走，也不让我走。现如今，她已经成了地地道道的日本人，跟我说话都不说中文，打扮得也跟日本中年妇女一样，有两次到我们公司来，还穿上了和服。就连日本女人，平常也很少穿和服，那种衣服穿在身上实在很不方便，她却能穿着跑到我们公司来。
“你既然是儿子的法定监护人，我就把儿子送给你，每天接送儿子上下学，每周周末参加儿子的家长会，每天管儿子的吃喝拉撒好不好？”
我承认，她说的这些我做不到，我是一个男人，我有一大摊事情，我承认我没有她那个条件关怀照顾儿子，可是，难道就因为这就要让我放弃儿子的监护权，把儿子的监护权转交给那个我几乎一无所知的日本人吗？
那天我要去到机场接一个从国内来的很重要的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将要跟我们公司联合组织长期的中日民间传统文化交流活动，性质和内容有点像黄大满上当受骗的那次活动，不同的是，这一次是真的。可是，我老婆却堵在我的办公室不准我出去，并且提出了一个新方案：“你也别一口拒绝，顽固不化对我们的儿子并没有好处，这样好不好？儿子已经十多岁懂事了，我们征求儿子的意见，他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不好？这个意见你如果都不答应，那我就只好跟你上法庭了。”
我有能力一拳头砸烂她的脑袋，我有能力把我的福民株式会社管理得井井有条，利润滚滚，我有能力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依靠拼搏从无到有开创出一片基业，供我的亲人们享受更好的生活，可是，我却没有能力面对我前妻，这个同在大杂院长大的刘老三的折磨和纠缠。我不能打她，也不能骂她，论骂，我也不是她的对手。我无法用公司的章法管理她，也不能动用我在日本建立起来的关系制约她，对她的胡搅蛮缠，我束手无策。那会儿，我还一直认为她要我把儿子的监护权转交给她的日本丈夫是胡搅蛮缠。
我别无选择，只能同意按照她的方案办，我也相信，我的儿子绝对不会舍弃我这个亲生父亲，而去投靠那个日本人。不是人人都说，血浓于水，亲情如山吗？我把希望寄托到了儿子身上，寄托到了血浓于水、父子深情上。
过了两天，我前妻通知我到“坏情人”居酒屋会面，我不知道她选择这个居酒屋是什么目的，也许，她是在暗示我，我们婚姻的破裂，主要责任在我。也许，她自认为这个场合有利于扰乱我的心神。
“为什么要在那儿？你什么意思？”我提出了质疑。
“怎么？你不敢到哪儿吗？你怕什么？”她这是激我，我却上当了，我坦坦****，没做过什么对不起她，对不起别人的事情，我没有任何可怕的。于是我去了“坏情人”居酒屋。
她和她的现任丈夫都在，我儿子也在。哪个日本丈夫闷不吭声，坐在一旁冷眼旁观着我们三个人。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莫过于杀子夺妻，我看到他，浑身颤抖，恨不得一掌拍碎他的脑袋。可是，我却不可能那么做，也没必要那么做。悲哀，父亲逼着我练了一辈子武功，这个时候我才明白，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事情是没办法靠武功解决的。我狠狠地瞪着他，用我的眼神杀他，他却扭过头去看着外边，回避了我视线。
儿子看到我，不吱声，我叫他，他才低声应答了一声：“爸爸，”声音低微的就像蚊蝇。
会面由前妻主持，她倒也不罗嗦，直截了当地问我儿子：“儿子，你愿意不愿意让龟太爸爸做你的监护人，今后由他接送你上学、放学，由他去参加你的家长会？”
我连忙插嘴：“儿子，我是你的亲爸爸，你是中国人，他是日本人，跟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你愿意今后给他当儿子吗？”
让我今生今世也难以平复的痛苦一幕发生了，我儿子点点头，那个头点得非常暧昧，以至于我和前妻异口同声地追问：“你愿不原意？”
我儿子终于说话了，说出了让我的心鲜血淋漓的话：“我愿意让龟太爸爸当我的监护人。”
我的前妻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喜悦，她把笔塞进我的手里，又把那份监护权转移书摆到了我的面前：“签吧，我是他亲妈，你还不放心？”
我的手抖得活象狂风中的枯枝，许宗衡三个字我无论如何签不下去，我抱着一线希望再次问我儿子：“儿子，你难道就真的不要爸爸了？”
我儿子没有给我机会，他这一次回答得很明确：“不是不要你，是让龟太爸爸当我的监护人。”
这句话让我万念俱灰，这句话犹如一把尖刀直接插进了我的心脏，我泪流如雨，眼前一片模糊，但是，我仍然用颤抖的手，握着那只残酷的日本造签字笔，在那份监护权转移声明书上签下了我的名字：许宗衡。这三个字扭扭曲曲，就跟这个世界一样丑陋，上面还有我的泪，泪洇湿了字迹，那三个字在我眼中恍然变成了天上的浮云，淡淡的，若有若无，我觉得，我自己也变成了浮云，变成了随风飘散的浮云。
2、鬼岛，在日本长崎县附近，上面人迹罕到，到处都是被遗弃至今空无一人居住的建筑物。近海处光秃秃的岩石上，潮涨潮落，海水啃着礁石，靠海的礁石变得就像搓衣板。人们传说，鬼岛是死魂灵洗衣服的地方，也有人说这座岛上建筑物很多却空无一人居住，鬼魂便到这里安身，所以，大家都把这座岛屿叫鬼岛。它的真正名字叫军舰岛，日本人习惯称它为阿欧岛。
儿子的监护权丧失了以后，我的胸腔就像被掏空了的布袋，脑子也成了空空****的壳，唯一存在的意识就是找一处没人的地方，或者大哭一场，或者索性离开这个无奈的世界。回顾今生，我迄今为止所做的一切，不论是过去在国内奔走四方，卖艺演出，还是后来到日本忍辱负重，忘死拼搏，我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我的亲人，为了我的妻子儿女能活得更好一些，能让我的家摆脱社会最底层人群必然要遭受的一切磨难和艰困吗？现如今，我有了资产，有了可以让妻子儿女、我的弟弟弟媳和他们的孩子、我的父母姐妹们生活得更体面的条件，可是面对我自己遭受的一切，我忽然觉得我所做的一切，一文不值，我付出的血汗就如这海边浮游的泡沫，一阵风吹来，就会消散得无影无踪。
迄今为止，我也想不起来我是怎么到鬼岛的，我只能记起那天傍晚，我默默地坐在那块鬼用来洗衣服的搓衣板上，海涛在脚下翻卷，涨潮了，我一点没有退缩的意识。我渴望鬼魂出现，我渴望自己变成鬼魂，我渴望能在这块搓衣板上洗净自己身上蒙受的一切羞辱和污垢。海浪卷上了我的腿弯，卷上了我的肩膊，我静静地躺着，没有躲避，没有恐惧，甚至没有意识。
潮水将我漂浮起来，我随波逐流，载沉载浮，苦咸的海水封闭了我的呼吸，我开始窒息，意识深处，一了百了的放任，和挣扎求生的本能，有如两股巨大的力量，拼命撕扯着我的灵魂。黑暗笼罩了我，我失去了知觉。
那是一次死亡体验，我醒过来的时候，浑身上下湿漉漉地，海水令我的身体散发出腥臭，温暖的阳光明晃晃地，我一时竟然想不起来我在做什么，我为什么会躺在这里。后来我有了思维能力，我站起身来，豁然发现，我被横担在一块突出的礁石上，我猜想，是昨晚上涨的潮水将我送到这里的，我被担在这块礁石上，随即到来的退潮，又将我的生命还给了我。
我攀上了礁石，昨晚上的一切仿佛一场梦。我忽然想到，死亡，也并不是那么可怕，因为，死亡和每一个人的距离不过一张纸那么薄。当我失去意识以后，如果醒来，就像现在这样，那么我就没有死，如果没有醒来，那么我不就死了吗？
如果我死了呢？我想象着我死后的景象，我在这个世界上遗留下来的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吗？财富、亲人，包括刚刚否认了我的儿子，对我而言，还有什么意义呢？
远处的海面上，阳光斑斑点点，活像在水中洒满了金箔，海鸥嘎嘎欢唱着在天际翱翔，上天似乎在用这美若仙境的景色再向我昭示着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那就是：活着，这个世界就属于你，死了，你就跟这个世界毫无瓜葛。
眼前的一切让我确信，我跟这个世界的缘分还没有断，即便是为了看到我自己的落幕时分，我也应该继续奋力的活着。我不等潮湿的衣裳晾干，起身朝码头走去。东京还有很多需要我去做的事情，还有很多需要我的人。
3、我的前妻和儿子为了获得日本户籍，而硬生生抛弃我这件事情强烈的刺激了我，我决心归化入籍，成为日本国民。我奢望，如果我也拥有了日本国籍，也许，我还能再要回我儿子的监护权。入籍对我来说并不是困难的事情，我心中最大的障碍还是我爸爸的反对。我没有想到，我爸爸竟然比我更加开通。在正式递交申请手续之前，我给我爸爸挂了电话，挂电话之前，我就在心里想好了，如果我爸爸反对，我就放弃。
然而，我爸爸却说：“那不就是迁个户口吗？把中国户口改成日本户口，有什么？改就改，改成日本籍就不是人了？照样是人，我没意见。”
我爸爸简短的话语，豁达的态度，令我豁然开朗，是啊，就像我儿子，即使不再归我监护，他身上的血，他的遗传基因，还不都是我的吗？我加入了日本籍，又能说明什么？能说明我就变成日本人了吗？不会，我的心脏，我的血液，我的灵魂，不照样还是中国造吗？
在推而广之，我儿子在他母亲的操弄下，变更了我的监护权，把自己交给了那个日本雷克萨斯，然而，他能把自己的血液、遗传基因也变更成日本的雷克萨斯吗？
归化入籍申请过程虽然比较繁复，但是公司的法律顾问大岛茂全权负责，并没有耗我多少心思和精力。但是，提交申请之后，我就不能轻易离开日本，等待东京法务局事务官的面接。就在我等待面接的时候，我爸爸病了，我姐姐来电话，问我和我弟弟谁能回去，我正处在关键时候，自然不能轻易回去，只好派我弟弟先回去。
我吩咐我弟弟：“你到了以后，看看咱爸的情况，关键是要找最好的医院，别舍不得钱，钱我包了……”
我弟弟插嘴：“那我的费用呢？”
到了这个份上，他还担心计较他的费用，我真想抽他一巴掌，可是，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打过他，更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打他：“我包，我全包。”
我弟弟带着弟媳妇和他们的儿子，一家三口回北京照顾我爸爸去了。我弟弟很快来电话，告诉我我爸爸没大碍，就是老病复发，可能年轻的时候练什么功夫伤着内脏了，年纪大了就犯病。他们把我爸爸联系到了中日友好医院，住院治疗，还专门雇了护工照顾我爸爸。
接到了我弟弟的电话，我放心了。除了这些烦扰、忧虑和悲伤，那些日子也有值得高兴的事儿。别人都说情场失意，商场得意。我妻离子散了，婚姻失败了，可是我买的那栋楼房价格却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在几年中翻了几番。
“许君，该出手了，你还真的打算继续永远给银行贷款交利息啊？”宫本专门来电话提醒我。
我让仓健忍到市面上试探一下我这栋楼的底价，他报回来的价格吓了我一跳：现在出售，可以买到三十五亿日元。我不敢想象我一下就能变成亿万富翁。这个帐太简单了，当初我买这栋楼的时候，价格是十亿日元，大部分是银行贷款。现在一转手就是三十五个亿，刨去税收和各种费用，还了银行贷款，净赚二十个亿一点问题也没有。过去听到亿万富这个词，觉得是说神仙话儿。现在，只要我有决心，我自己就是亿万富翁。
“社长，请问您让我怎么办？”仓健忍是一个稳健、镇定的人，这种稳健、沉着，往往让人感到他是一个有城府、难以捉摸的人。在电话里问这话的时候，这个稳健、沉着的日本成年人，竟然声音发颤、干咳着，好像旱着了。
我蓦然醒觉，我自己也被这个巨大的数额惊呆了，我也忘了说话。我告诉他先回来，等我和法律顾问大岛茂商议以后再说。
他回来了，气喘吁吁，我问他：“你的意见呢？”
仓健忍沉默片刻，只说了一个字：“卖。”
我同意了他的意见，剩下的问题就由法律顾问大岛茂具体操作了，我委派仓健忍做我的执行代表。
那些天，我整天沉浸在暴发的激动中，人也有些失态，以至于在和东京法务局事务官面接的时候，说出了：“我在日本有二十亿的资产，现金资产。”
法务官草草翻了一下我的资料，告诉我：“许宗衡先生的资料非常充足，我做一件有些越轨的事情，我提前预祝你成为日本国民。”
我知道，他这一关已经过了，剩下的，就是等待法务大臣的签字，那应该更没有问题，那只是一个必要的程序，就如谈合作签合同，所有事项都已事先谈妥，盖章签字，只是履行一道手续而已。
发财的梦想像梦一样在不经意间变成了现实，加入日本国籍更是像到居酒屋喝酒一样轻松愉快。命运的光芒照得我有些眩晕，我刚刚从东京法务局出来，却接到了北京来的电话，我弟弟在电话里哭着告诉我，我爸爸刚才去世了，享年八十五岁。
我惊呆了，刚刚还兴高采烈跳动着的心脏突然间就被冷冻了，我几乎喘不上气来：“怎么回事？你不是来电话告诉我没事吗？”
我弟弟说：“不是我告诉你没事，爸的病其实很重，是他不让我告诉你，怕你回来影响你的事情。”
天塌下来了，那一刻，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四周的楼房倾倒了，乌压压地朝我压来。我悔恨莫及，将手机狠狠摔到了东京法务局门口的牌子上。四周，招来了惊愕不已的目光。我木然地上车下车，木然地回到了我的商社。那天晚上，我拒绝了所有邀请和应酬，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我亲手撰写了父亲的令牌，供在桌上，我跪在地上痛哭流涕，为了加入日本国籍，我没有能够尽孝，没有能够给我父亲送终，这值吗？我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是我不能承受的沉重。
内心的痛苦、悔恨实在难以消解，我随手抓起来桌上的裁纸刀，狠狠地切向我的食指，血液，这混杂着父亲血脉的血液，鲜红的血液从伤口汨汨流出。我从记事册上撕下了一页白纸，用我的血，在上面写下了四句话：父恩如山，啼血锥心，无以为报，但求来生。
然后，我把这张纸在我亲手制作的我爸爸简陋的灵位前面焚烧了。薄薄的纸张，在火焰的舔舐下很快化为灰烬，我呆呆地盯着那黑色的纸灰，心情灰暗、颓丧，人生说透了，最终不就是这样一捧灰烬吗？
4、仓健忍和大岛茂两个人办事情非常干练，非常周到，转让房产的法律手续和财务入账办理得妥妥帖帖。因为父亲的去世，这本来值得高兴、庆贺的事情也变得没了喜气儿。二十多亿的现金进入我的帐户，全公司的人都兴奋莫名。日本人团队精神特别强烈，忠于企业的观念深入人心，公司发财了，尽管从所有权上说，这笔财属于老板个人的，仍然让公司的日籍员工兴奋不已，他们不多说什么，但是干起工作来，能从他们精神倍增、信心十足的样子感受得非常真切。中国员工当然也挺高兴，但是表现形式却是大为不同，工作上他们依然故我，但是见到我，却每个人都会热烈祝贺，狠狠地恭维我一通。
实话实说，对中国员工，从感情上我更贴近一些，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日本员工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对中国员工的指责、批评，如果真有哪个日本员工对中国员工找事、欺辱，我想，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炒他的鱿鱼。也许，正因为如此，当仓健忍喝了点酒，借着酒劲提醒我注意郭雅娜，把公司的所有机要资料、客户资料交给她掌管不妥的时候，我狠狠地训斥了他：“郭雅娜的事情你不准管，也不归你管，你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比什么都强。”
仓健忍和大岛茂在变现房产的业务中，做了很大的贡献，所以，当我丧父的悲痛平复下来以后，我仍然邀请他们到居酒屋喝酒，以示感谢。仓健忍很高兴，我给他和大岛茂每人发了十万元红包。也许太高兴了，忘乎所以，居然在我面前说起了郭雅娜的不是来。
郭雅娜是一个沈阳女孩，说是女孩不太准确，因为她已经过了三十岁，是一个已婚妇人，在我们公司的时候，已经离婚，当起了单身贵族。她是我们商社元老之一，从商社筹办开始，就跟着我鞍前马后的奔波，现在已经做到了部门经理，月薪四十多万，对她的待遇，比对我弟弟待遇不差，而我弟弟是商社的副社长。我根本就不相信她会对我有什么不利之举，我把仓健忍的提醒看作挑拨，看作嫉妒，看作对中国人的歧视。
仓健忍收到我的斥责，显得无辜又无奈，也很尴尬，大岛茂及时扯开了话头，追问什么时候喝我的喜酒，才把我和仓健忍从尴尬的气氛中解救出来，那顿酒总算勉强喝到了底。
第二天上班，郭雅娜照例给我烧好开水，沏好茶，这个女人，算来跟我已经将近十年了，从来没有做过出格的事情，尽管和我弟弟过往从密，我也曾经担心他们俩玩婚外恋，事后证实，他们关系亲密，但是并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男女关系，却也不是模糊了性别界限的哥们，至于他们到底应该归类于什么关系，我懒得研究，反正我弟媳妇来了，这个研究项目应该由她承担。
让我惊讶又放心的是，我弟媳妇和郭雅娜的关系也处得挺好，两个人上班的时候，如果有闲暇，便会头砥头的在一起窃窃私语，样子很亲密，典型的闺蜜。我有时候挺羡慕我弟弟，这家伙在这方面比我有本事，如果我有他那个本事，前妻刘老三会不会也跟至美成为朋友，而不是把至美当成了仇敌，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当成了跟我分手的借口。
郭雅娜把热茶恭恭敬敬地放到了我面前的桌上，学着日本人的样子，鞠躬后转身离去，我叫住了她：“小郭！”
她回过身来，怔怔地看我：“社长有什么吩咐？”
我问她：“你对社里的日本职员有什么看法？”
郭雅娜对我这突兀的问题有些懵，想了想才说：“没什么看法，跟我们也没什么区别。”
我抑制住了把仓健忍对她的议论转告给她的冲动，我是社长，在下属面前拨弄是非不合身份，况且，不管怎么说，仓健忍在我面前说的那些话也许真的是出于对我，还有公司的关切，我一个大男人，在他们之间拨弄是非，显得无聊、卑劣。
我说：“现在，我们公司日籍员工越来越多了，你别多想，该怎么干就怎么干，要是仓健忍他们敢欺负你，你直接来找我。”
我这话明显的是给她撑腰，我的偏见存在于心底：日本职员肯定会欺负中国职员，我却忘了，我自己已经加入日籍，日本已经敞开胸怀接纳了我。
郭雅娜愣怔片刻，那仅仅是个瞬间，不注意是发现不了她的反应的，然后坦然一笑：“谢谢社长，没什么啦，我们除了工作也没有什么接触，再说了，也不在同一个部门，没有什么冲突。”
郭雅娜走了，我弟媳妇却来了，她一屁股坐到了我的对面：“哥，你发大财了，还没请我们庆祝呢。”
她一直负责对外公关，在我们公司是兼职，她还在读日语学校，马上就要毕业了。平时并不常到公司来，有事直接去办，没事就学习、干家务。我估计我那栋楼倒了个好价钱的事肯定是我弟弟给她唠叨的。
我说：“一家人分那么清干吗？不发财也能请你们，你们什么时候想吃好的，又舍不得花钱，就来找我。”
弟媳妇咯咯笑了：“行，有个你这句话我就满足了，请不请都无所谓了。”
我相信，她绝对不是没事跑到我这儿瞎聊天的人，中国人到了日本，好像就都改了性子。在国内的时候那份闲散、懒惰，到了日本马上没影了，整天四处奔波忙得脚打后脑勺，就像屁股后面有狼撵着。依我的体会，到了日本，身后确实时时刻刻都有一只狼在撵，这只狼就是生存危机感，就是社会提供的向上提升的公平机会，就是四周日本人忙碌苦干的群体行为造成的无形压力。我弟媳妇到了日本以后，也变了一个人，学习、打工、做家务，整天忙得要死要活，却没了在国内的时候那种小姐架子丫鬟命造成的愤愤不平和怨天尤人。
今天，她在百忙之中，扔下大大小小的事情跑到我这儿，肯定有事。
我问她：“找我有什么事？”
她说：“没事我就不能来了？”
我说：“当然能来，别人不能来，谁敢不让你来。不过，我猜你还是有事，没事你哪能舍得把时间浪费到我这个大伯哥身上。”
她嘻嘻一笑，话题却非常严肃：“福民小牛不能用了，让他回去算了。”
我愣了，福民小牛是杂技团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我亲自从国内办过来的。他是杂技科班，擅长的是高空表演，他表演的软钢丝、高空旋转曾经获得过莫斯科青年杂技大赛金奖、蒙特卡洛国际杂技节银奖。当初把他弄到日本来表演杂技，我还着实费了一番力，这样的演员一般都是团里的招牌，他们的杂技团当然不愿意放他。为了要他，我承诺到了日本就给他办理永久居留，如果他自己愿意，还可以办入籍。同时，我费尽口舌给他们领导和上级主管部门讲中日文化交流的重大意义、在日本普及中国杂技艺术对中国杂技真正走向国际挣大钱的价值等等这些大道理，都快把我的嘴磨出茧子了。后来还是王参赞出面，通过国内的文化部门做了工作，福民小牛的单位才放了他。
在杂技团，福民小牛不但是台柱子，也是演出节目的编排者、组织者。他的身份是杂技团团长，享受公司课长的待遇，月薪二十五万日元，此外还有演出补贴，平均每个月能拿到四十万日元左右。我很喜欢这个孩子，他的日本名字福民小牛就是我给他办永居的时候起的。现在，我弟媳妇提出让福民小牛回国，不用他了，这让我大为讶异，我很难想象，那个一说话就咧嘴笑，跟演员相处极为融洽的福民小牛怎么会得罪了我这位弟媳妇？
“怎么了？为什么？”我问她。
弟媳妇说：“那个人不可靠，再这么弄下去，杂技团就成他的了。”
她这么一说，我反倒放心了，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弟弟作为副社长，分管杂技团，福民小牛虽然是团长，也得听我弟弟的。再说了，日本是一个法制社会，杂技团登记的社团主管是我们福民株式会社，闹独立，政府机构那一关就过不去。还有，忠于团体、忠于企业的观念深植于日本人的心里，如果福民小牛带着杂技团背叛公司，最终伤害的还是他们自己，会受到社会的谴责。
“你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你老公主管杂技团么？他自己怎么不来找我？”
“你弟弟那个人你又不是不了解，厚道人，大大咧咧的，根本就不了解杂技团的内部情况，人家表面上把他当社长一样看待，他就真的以为自己是社长了，人说啥是啥，当不得事情。”
这一点我倒是认同，我弟弟自小到大，荫庇在我爸爸和我的羽翼之下，缺乏主见，也没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多少有些少爷、玩主的习气。让他分管杂技团，主要还是考虑他长期从事京剧表演，又有武生的功底，稍加用心，具体事情又有福民小牛跑腿，搞好杂技团应该没有问题。他刚到日本那阵儿，还是比较上心、比较肯干的。后来生活稳定了，老婆孩子也来了，就故态复萌，松松垮垮，对工作也不再上心。现在问题出来了，但是，问题到底出在谁身上，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
“哥，你再不把杂技团抓到手里，不把那个福民小牛弄走，杂技团就不姓许，改姓牛了。”弟媳妇临别的时候，谆谆告诫我。
我找来了福民小牛，假装了解杂技团最近的情况，让他谈谈杂技团最近人员情况。小牛告诉我，杂技团的演员，大都是年轻孩子，没什么心眼，除了演出，就是逛街、打游戏机，盼着多挣点钱带回家。
“社长，你放心，我们绝对不会给你砸锅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
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是我给他们讲话的时候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号，在日本这个注重社会公益的社会里，杂技团这样的表演单位，不能光盯在日元上，必要的公益性演出，只要邀请单位出个路费，我们的原则是一概积极参与，有的时候，还分成两个小团分别到两处参演。这样做，既可以宣传我们自己，也能得到日本社会正面观感，说大道理，对于宣扬中华文化，沟通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有很好的意义，说小道理，也有利于我们进行商业性演出，增加收入。
“副社长经常去你们团不？”
福民小牛显然对我这个问题没有准备，愣怔片刻才说：“副社长忙，不太常来，我们主动汇报的时候，他让我们放手干，好好干。”
我笑了，这我相信，符合我弟弟的领导风格，大撒手，现在他已经没了刚到日本时候的那股干劲。故态复萌，整天关注于自己的那点事儿：接送孩子上学放学，买菜做饭，闲暇了到公园吼京剧，如果能引来一大群日本群众围观，他就特有成就感。
“不过，”福民小牛想说什么，却又犹豫不决，我鼓励他有话直说，他才说：“副社长的夫人经常到团里来，让我们少参加公益性演出，还让我们把杂技团的收入都交给她。”
“你们交给她没有？”
“那哪能呢，我们杂技团是公司的，收入不交回公司，那不成了贪污了。”想了想他又说：“社长，我建议还像以前那样，收入你直接经手，别让我们经手了。”
过去，杂技团的收入是我们公司收入的重要来源，后来，业务开展顺利，我们的主要注意力放在组织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团体的组织和接待上，这部分的收入大大高于杂技团。再后来，我倒了一栋楼房，发了财，也就不像刚开始那样重视杂技团的收入，正跃跃欲试的等待楼市降温，整天想着再涉足房地产挣大钱，所以就把过去杂技团我亲自签演出合同、亲自授演出费等等事情交给了我弟弟，合同由他出面代表我们公司签，对方付费自然也经由他交给公司。
他可能也嫌麻烦，索性把这一套都交给了杂技团，具体经手人自然就是团长福民小牛，现在我弟媳妇要求把收入交给她，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她不放心小牛，另一个就是她要吞了这笔收入。以我对她的了解，我宁可相信她的目的是后者。
我叮嘱小牛：“你别想那么多，杂技团的事情你听两个人的，一个是我，一个是我弟弟，你还是把那些事情交给我弟弟，我事情太多，顾不过来。”
小牛为难地说：“我给副社长交过，他说他懒得管。”
我说：“他懒得管也得管，不然要他那个副社长干吗？你就对他说是我说的。”
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到此为止，我已经处置妥当了，我自己的亲弟弟有什么可不信任的？退一万步说，即使他把杂技团演出的收入装进私囊，我也不会觉得吃亏，肥水毕竟没有流进外人田里。但是，这个话我不能明说，明说了等于鼓励他作弊学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