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宫本约我会面，他现如今已经从武道协会转入了政界，正在积极争取竞选众议员的党内提名。他约我跟他的政治生涯倒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原来他有一个是叫野村谷的好友，是一家日本著名房地产商的继承人。时逢日本泡沫经济破裂，野村谷家族的房地产王国摇摇欲坠，他个人名下有一些房产想要出手，而且一定要赶在他母亲活着的时候出手，如果他母亲去世，房地产王国将由家族重新选举的董事会管理，他名下的房地产就得归入家族的资产统一管理，到那个时候，他想卖也卖不掉，资金无法回笼，他个人就得破产。
我问宫本：“您找我能帮什么忙？”
宫本说：“野村谷君的母亲年迈体弱，随时都有亡故的危险，他让我帮他找一个能够延长他母亲生命的人，这个人要非常可靠，而且绝对不能跟他家族任何一个成员有任何的来往，以便他能够有时间处置他名下的房产。我想来想去，许君是唯一的、最合适的人选。”
我没有明白他的意思：“我是中国人，跟他的家族肯定没有任何瓜葛，可是除了这一点，我想不出我能有什么办法延长她母亲的生命，这我很难做到。”
宫本笑了：“我知道你不是神仙，可是你会中国气功，可以尝试用气功提高他母亲的生存能力。万一不行，也不能把她母亲去世的消息泄露出去，这许君一定能够做得到。当然，这对许君很难，但是野村君也不会让许君白干，他会报偿许君的。”
我在日本曾经跟宫本长期交往，知道他是一个信誉良好的人，如果不是经济危机导致武道协会破产，他无奈之下投入政界，我现在肯定还会跟他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尤其是，在过去合作的过程中，他对我的帮助很大，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就很难在日本社会立足，起码，我不会那么快、那么顺利的拿到永居权。
我答应了他，没好意思问那个野村谷用什么方式补偿我。他却主动告诉了我：“他说，只要你能帮助他，延长她母亲的生命，他有一栋楼房你可以以优惠的价格，优先购买。”
这算什么补偿？有钱，用不着延长她母亲的生命我也能买大楼，没钱，即使我能让她母亲长生不老，我也买不起大楼。
“许君，你可以用十亿拿下他那幢大楼，那幢大楼的价格肯定远远不止十亿元，经济繁荣的时候值三十多亿元，现在至少也能值十五亿元，他是被银行贷款压垮了，今后不想再涉足房地产业，卖掉这栋楼房，也是为了保障今后的生活。”
我说：“宫本君，看在你的面子上，我答应帮助他，但是我不能保证她母亲的生命能够延长，我们中国有句话叫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尽力而为吧。”
宫本连连点头：“有许君答应就行了，明天我带你去看看房子，如果你有意购买，其他的事情我可以帮忙。”
对于看房子我没有什么兴趣，可是，碍于宫本的面子，我也没有拒绝。在日本，对于别人真心实意的好意，千万不要轻率拒绝，对方很可能理解你不仅仅是拒绝他的好意，而且是对他这个人的诚信有怀疑，你拒绝的也不仅仅是一件事情，而是他这个人，从此以后，很可能你们的交情就算彻底玩完了。
第二天，我碍于面子，抱着应付事的态度跟着宫本去看那栋楼房。楼房的位置很不错，在我们住的浅草附近的临街位置，五层，商居两用，外表朴实，跟日本的其它产品一样，质量扎实，就凭这个地段和楼房质量，宫本说得一点都不错，即使经济萧条，出让价也不低于十五亿日元。而我，十亿日元就能拿到手，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我动心了，却又不得不极为惋惜地告诉宫本：“我根本没有实力拿这幢大楼。”
“实力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说现金就是实力，我想，现在没有几个人能有这份实力。再说了，你即使有现金，野村谷君也不一定会卖给你。”
我对这个话题失去了兴趣，因为，正常的人一般不会对他根本就不可能买得起的东西产生购买欲望。
“你可以贷款，我提供担保。”
我在心里迅速盘算了一下，我现在的总资产还达不到一亿日元，贷款，我靠什么偿还？我向宫本说出了我的想法。
“如果偿还不起，就把房子交给银行，你将会损失你迄今为止得到的一切，如果能够偿还，这座楼房就会成为你永远的财产。”
我说：“我还要细算一下，看看我有没有偿还贷款和利息的能力。”我实在忍不住，问出了我早就想问的那句话：“你帮我这个忙，有什么要求？而且，如果由你提供担保，你将可能承担很大的风险。”
我相信天上不会掉馅饼，我也相信这个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恩赐，即便如宫本这样可以称得上朋友的人。
“哦，我忘了跟你说，我的要求很简单，希望你的杂技团今后用我竞选后援会的标志。至于说到风险，我觉得没有什么风险，房子在，怎么会有风险？”
我这才想起来，宫本已经是政治家了，他正在竞选众议员，需要后援会的宣传支持。我属下的杂技团那个时候还是在日本的唯一一个中国杂技团，平常的演出，尤其是积极参与神户大地震的义演和亲赴灾区慰问演出，让日本社会对我们这个杂技团的评价很高。如果由我们出面宣传、支持宫本，应该具有相当的正面效应。
我接受了宫本的条件，他帮我处理那栋大楼的购买贷款事宜，我帮他，或者说帮野村谷照顾他妈妈，尽我的力量让他妈妈能够活到他成功出售了房产以后。
回到家里，我又一次想到了我老婆手里捏着的那一千万日元。我想找她再谈谈，如果她能够答应把那一千万日元贡献出来，我的贷款压力会多少小一点。可是，她不在家。
“你妈呢？怎么还没回来？”我回来的时候已经晚上十点多钟了，儿子已经睡下，我老婆却仍然没有回家。
“妈妈说她要补课。”
我挂了她的电话，很晚了，我想问问她需不需要我去接她。电话响了，她却没有接，我有些担心，下楼准备到语言学校找她，我刚刚下楼，一辆黑色雷克萨斯停在门前，我老婆从车上下来，跟车内的人挥手道别，一回头看到我惊了一惊：“你站在这儿干什么？吓我一跳。”
“我打电话你怎么不接？我正要去找你，开车的是谁？”
“哦，给我补课的老师，顺路捎了我一程。”
我没有继续追问，据我了解，在日本，一个普通的教师，应该不会驾驶那种高档的雷克萨斯轿车。本来我还想跟她谈谈那一千万日元的事情，然而，突然间我对那一千万日元一点欲望都没有了。平心而论，相对于价值十亿日元的生意，一千万日元能够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
我老婆上楼了，我跟在她的身后正要上楼，却听到不远处有人在叫我：“二哥，老许，二哥，老许……”
声音唤起了我遥远的回忆，忙碌的时光过得飞快，能够在日本这样称呼我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公鸡，一个是赵刚。而对于我来说，他们两个人都像是我上一辈子留下的记忆。这么晚了，在僻静住宅区的阴暗角落发出的这种呼叫很瘆人，他们俩无论是谁都不知道我现在的住处，能够在深夜找到这里，并且呼唤我……我有了毛骨悚然的感觉。
“二哥，二哥……”
叫我的人终于现身了，从楼门拐角处的阴影里，赵刚窜了出来，一把扯住我将我朝旁边拉：“二哥，是我，快点，别让人看见。”
我跟他已经有三年没见过面了，公鸡虽然也没有再见面，我却知道他大概还在歌舞伎町混事儿，赵刚从分手以后，我就不知道他的去向，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今天他突然出现，我的预感很不好，尤其是从来没有联系过，他却对我的情况知之甚详，甚至我家的地址他都知道，难不成他始终在暗中监视着我？
我跟着他来到楼侧面的街心公园，这里黑幽幽地，零落的街灯投下的光晕管不到树荫下面。我看不清楚他的衣着打扮，但是从他那瑟瑟发抖的身体，还有说话时候压低嗓门的样子判断，他混得很不堪，很落魄，我那会儿还没有想到，他不仅仅是不堪、落魄，他面临的是生死危机。
“老三，这么多年你跑哪去了？怎么也不通个信儿。”
赵刚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直截了当：“二哥，我遇到大难了，你得想办法帮我跑路。”
我问他：“怎么回事？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
赵刚还是那句话：“你有没有办法帮我跑路？”
“跑路”是我们中国人在日本对“逃跑”、“躲藏”这一类概念的习惯说法，我断定他肯定遇上过不去的坎了，不然也不会这么急三火四的贸然冲到我家来找我让我帮他跑路。
“你别急，跑不跑路也不在这一刻，找个地方坐下来慢慢说，慢慢商量，你总得让我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能不能不跑路啊。”
他点点头，我带他去了街区背后小巷道里的一家居酒屋，那家居酒屋跟其他的居酒屋略有不同的是，除了柜台前面的座位，在里套间还有一个小小的火车座式的半封闭包厢，很适合需要躲避外人眼睛的情人隐藏，我便带着他到了那间包厢。
灯光下我才看清，赵刚瘦多了，穿着一身脏兮兮的牛仔服，脚上是一双脏兮兮的登山靴，遮阳帽边沿外的头发就像女人披肩发。留这么长的头发，我不知道是他故意的，还是没有时间或者没有钱理发，过去，他一向留的都是小平头。
“弄点吃的，饿坏了。”赵刚前后左右打了了一阵，这个坏境看样挺合他的心思，坐定之后，立刻提出了要求。
我说：“你自己点，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喝什么就喝什么。”
他连连点头：“外面传说的不假，二哥你发达了，早知道这样，我一直跟着你多好。”
我问他：“外面传说？传说什么了？”
赵刚忙着低头点吃点喝，顾不上回答我。他要了双份烤牛排，双份生鱼片，我还以为他带了我的份，连忙告诉他我才吃过不久，吃不下去，一会陪他喝两杯酒就行了。他说他知道我吃不下，也没给我要，都是给他自己要的。
片刻之后，菜肴和日本吟酿都上齐了，赵刚狼吞虎咽，那副吃相告诉我，他至少一整天啥也没吃了。
“你这些年都在干什么？一直没有你的信儿。”我再次问他这个问题。
他摇摇头：“一言难尽，干的都是不能说的事儿，你别问，你不知道更好，知道了就是麻烦。”
他这么说，我也不好再问。吃饱喝足了，他用手背抹抹嘴，然后说：“二哥，你想一想，我一无特长，二无关系，一个中国人，在日本能混出什么样来？要想发财，不干点别人不敢干，不愿意干的事情，怎么生存？我告诉你一句吧，我这几年一直在卖肉。”
我愣了：“卖什么肉？你不至于去当鸭子吧？”
赵刚嘿嘿笑：“就差当鸭子了，我是拿别人当肉卖。”
“你跟公鸡一样，当案内人，拉皮条去了？”
“哪里，我还不至于那么低贱，我是批发，从东南亚、大陆倒卖人口到日本。”
我这才明白：“你是当蛇头去了？那可都是黑社会啊。”
赵刚苦笑：“我哪有本事当蛇头？真当了蛇头也不至于今天跑路了，我不过就是马仔，负责接货送货。”
我还想再问他到底犯了什么事，要跑路，他拦住了我：“二哥，别再问了，我不告诉你是为了你好，你要是还念我们结拜一场，还有兄弟感情，就帮我一次，借我三十万日元就成，我保证还你，我有钱，都汇到外面去了。要是不方便，尽管说，我也不生气，你就当今天晚上没见到我。”
我犹豫不决了，三十万日元不是小数，不管他的承诺多么认真，拿出去了，就别想着还回来。
我转了话头拖延时间：“你怎么知道我住在那儿？”
赵刚端起酒杯朝我举了举：“这几年你在日本名气不小，你名下不是有个在日中国杂技团吗？海报满天飞，电视广播报纸吹了个底朝天，我哪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我给你们公司打了电话，又到企业登记所查一下企业发起人个人资料不就什么都有了。”
我是福民企划株式会社的发起人，日本企业登记所有我的个人资料，这没有什么奇怪，奇怪的是，我的个人资料赵刚居然能轻而易举的查得到，这让我心里有些不快。
赵刚是个聪明人，他马上看出了我的不愉，从兜里掏出证件递给我：“别奇怪了，就凭这要查你很容易。”
我接过证件看看，惊诧不已：“你怎么又成了警察了？”
“假的，我现在啥都是假的。”说着，他摘下帽子，又摘下了头发，露出了秃瓢，他现在更加彻底，把脑袋剃秃了，手里拎的是假发。
他用手背摸着脑门上的汗水：“这假发戴脑袋上真不舒服，就像戴了一顶棉帽子，真他娘的热。”
“我现在身上没有那么多钱，谁出门也不可能在身上揣三十万日元现金，你急不急？如果不急，明天早上我到银行取了给你。”我下决心了，不管他能不能还，这三十万日元我都要给他。在他摘了帽子之后，我蓦然想起了那天晚上，他和公鸡从东京郊外的石材加工厂，给我偷回来一块表演用的石碑的情景。那天晚上，他也是摘下帽子，也是这样用手擦试着脑门上的汗水，那个场景历历在目，我永远也忘不了。
“那好，明天早上十点钟，我还是在这儿等你。”
我们俩分手了，我怎么也想不到，这竟然是我们的最后一面。
8、那天晚上回家以后，我老婆跟我吵吵闹闹，逼问我她上楼以后我又去哪了，我不能告诉她赵刚的事情，就说我心里闷到居酒屋喝酒去了。
她接着又开始责备我，到日本以后，没有学到好的，学会了晚上不回家，跑到小酒馆里喝酒：“你说你喝酒去了，谁知道你到底是不是喝酒去了，再这样下去，这日子没法过了。”
中国女人和日本女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中国女人心目中的好丈夫是下班就回家的乖男人，日本女人心目中的好丈夫是下了班不回家，有应酬、有加班、有朋友的人。日本男人如果下班就回家，在妻子心目中往往会认为是窝囊废、没本事，因为用不着加班说明在公司的作用不大，不去喝酒应酬说明没有社会关系，没有朋友圈子。我当时认为，我老婆之所以会这样，也就是中国女人的观念作怪。其实，让她这么一闹，再加上心理有赵刚那档子事儿，我忘记了一个应该向她追问的重要问题：她晚上不回家，难道真的是去补课了吗？那个日语学校的老师会有那么大的排场，上下班开雷克萨斯高级轿车，还专门把她送回家来？
赵刚的事弄得我心里很不平静，她反过来一吵一嚷更让我心烦，那天晚上，我睡到了儿子房间的地板上，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第二天一大早，我信守承诺跑到银行取了三十万日元，然后到头天晚上我们俩一起喝酒的居酒屋等他。可是，他却没有出现，我一直等到中午，又在那里吃了午饭，赵刚始终没有来。我估计他遇到了什么事儿，没有时间过来，心想，反正钱我备好了，他什么时候需要都可以找我来拿。于是我离开了那间居酒屋，离开的时候我看了看表，下午两点钟。
当天晚上的电视，播报了一条社会新闻：在东京台东区的一座公园里，发现一具男尸，男尸后脑遭到枪击，警察已经确定属于谋杀，具体案情警察正在调查中。
这条新闻，我当时并没有在意。过了两天，黄大满来找我，他现在全力投入到了中日建交三十周年的文化交流项目中，项目执行组单独在外面租了房子，他一直在那边忙碌，基本上不到公司来。他原来负责公司内勤管理，现在全力以赴投入到了那个项目，我只好又招聘了一个沈阳来的女留学生做总务，管理公司的档案资料和内部通联，大约相当于国内企业的总经理助理，公司里的中国职员都把她叫“郭助理”，她姓郭，叫郭雅娜。
黄大满今天专门跑过来找我，肯定有事，而且不是好事，因为他的脸色很难看。郭雅娜知道黄大满的身份是副社长，看到他来，连忙沏茶倒水，毕恭毕敬。黄大满对着她的背影问我：“这小郭怎么样？”
我对小郭还谈不上印象好坏，她做事倒也勤谨，跟我弟弟关系走得比较近，听说他们有时候会一起去泡酒吧、到居酒屋喝酒。我有时候也很担心他们别闹出什么事情来，可是工作一忙就把这些事情扔到了脑后，反正，迟早我弟媳妇就会办到日本来，到了那个时候，也就用不着我操心了。
我不想跟黄大满谈郭雅娜的事儿，这也确实不是值得一谈的话题：“你今天过来有什么事？气喘吼喽的，好像后面有警察追你。”
黄大满没说话，先掏出一张报纸递给我：“警察不会追我，我是良民，你看看这张照片，像谁？”
我接过报纸一看，心就凉了，照片是那天晚上在街心公园发现的死尸，跟电视不一样，电视还要照顾观众的心理承受能力，避免观众抗议播放不适镜头，报纸却可以如实地把现场情况用照片展现给读者。那具死尸无疑就是赵刚，假发套扔在了一边，秃头，衣服还是跟我会面的时候穿的那一套。而且，报纸的报道还披露，警方在他身上搜出了假护照、假证件等等。但是，由于这些证件都是假的，所以警方无法判定该死者的身份。
“你看这个人是不是赵刚啊？”黄大满问我。
我回过神来，点点头：“肯定是他，前几天他还来找过我，要钱，要跑路。”
黄大满说：“那就对了，我前段时间到歌舞伎町，听到那边的人传说，有一个中国人给歌舞伎町的老鸨子送人的时候，拿了五六百万的定金，然后把钱匿了，蛇头派人到处抓他呢。”
“赵刚什么时候开始干这个的？”我问道。
“不清楚，可能从离开我们就干上了，也可能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干了。听说他们那些马仔利用会日语、情况熟的条件，专门负责从船上把蛇头拐骗来的女孩子给开窑子的老鸨子送。先从老鸨子那儿拿到定金，然后把定金交给蛇头，蛇头交人由他们送给下家，再由下家付款。可能赵刚把人家的钱给吞了，人家自然要找他麻烦。”
经黄大满这么一分析，我算是彻底明白了，难怪赵刚说他有钱，都汇到国外去了，一定会还给我钱。看来他把吞了蛇头的钱已经汇到了国外，然后再偷渡离开日本，到他藏钱的国家生活。结果，把自己的命扔在了异国他乡。
“你经常去歌舞伎町，有没有公鸡的消息？”
黄大满说：“当然有啊，公鸡混到了海帮，娶了一个四十多岁的日本女人，归化加入了日本国籍，现在成了日本人了。这小子加入日本国籍之后，就又把那个日本女人踹了，现在又娶了一个开饭馆的日本女人，年龄还是比他大，听说这个女人的哥哥是海帮红叶组的组长，也可能有了这一层关系，公鸡现在混得还不错，起码不像原来那么受欺负了。”
海帮是日本相当有名的黑道组织，也是警方监控的重要对象，跟那种黑帮组织挂上了，很难说今后会有什么下场。公鸡最终还是走了这条卖身的路子，不管卖什么，在当今笑贫不笑娼的社会里，做什么，怎么做，已经并不重要，人们习惯了只看结果不看过程，我也只能在心里默默祝福公鸡一路走好而已。
黄大满有点担心：“你说我们跟赵刚认识这么久，警方现在调查此案，会不会牵涉到我们？”
我也开始担心，不过担心的内容不同：“你和赵刚有什么瓜葛没有？”
黄大满连忙摇头，就像我是警察：“没有，我敢保证，绝对没有。”
我说：“那你有什么可担心的？警察如果来调查，我们实话实说就是了。”
黄大满吃过午饭以后走了，吃午饭的时候宫本来电话，让我下午务必过去一趟。送走了黄大满，我连忙去找宫本，宫本便领我去会见野村谷。
野村谷四十多岁，瘦削的中等个儿，彬彬有礼，正守在他母亲的病床前边，愁眉苦脸。
以野村谷那样的背景，他母亲本应该在著名大医院里抢救治疗，现在却被安排在家里，当然，有专门的医生和护士照料，应急用的医疗器械和设备应有尽有。整幢房子被布置成了一所微型的急救医院。
宫本给我们二人作了介绍，野村谷话不多，就说多多拜托、请我用一切方法维持他母亲的生命。我也不知道宫本给他说了些什么，他说请我用一切方法维持他母亲的生命，我只好实话实说：“我会尽力的，但是中国人常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所以我不敢肯定我能挽救你母亲的生命。”
野村谷点头：“许君说得很对，如果家母万一辞世，还请许君主持一切，包括暂时保密。”
野村谷的话说得很明白，也就是如果他母亲去世了，也要我负责保密，不向外界公开。
“很对不起，这是出于家族利益考虑。”他又补充了一句。
这件事情宫本已经给我说过了，密不发丧，这在我们中国人中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一国之君、一家之主死了之后，为了特定的利益考虑，秘而不宣，比比皆是。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他们竟然在靠墙处准备了一个硕大的冰箱，冰箱里空空****什么也没有，显然，如果野村谷的母亲去世，这口冰箱就是她的临时住所。
宫本告诉我：“许君，你先看看野村君母亲的情况。”
医生和护士都被野村谷请了出去，我凑到野村母亲的跟前察看，老人家气息微弱，神思迷离，处于半昏迷状态。我拿起她的腕子把脉，脉细微弱，但是绵长，根据脉象，我认为老人家还没有到他们想象的那个程度。
“怎么样？”宫本和野村谷两个人异口同声地问我，我反问他们：“医生怎么说？”
野村谷说：“医生说已经没有抢救的必要，只能维持。”
我说：“我用中医疗法试试，同时也不能脱离医生护士的照顾，这在中国叫中西医结合，我们尽量吧。”
野村谷说：“那就拜托许君了，医生护士听许君的安排，如果我母亲弥留之际，拜托许君及时请医生护士避开。”
我更明白了，原来我还有这样一份责任：不能让医生护士掌握老太太确切死亡时间。
无论是宫本的交情，还是那栋大楼的巨大利益，都令我无法推辞这份重托，我答应了他们，然后给我老婆挂电话，告诉她我最近有个重要项目要去处理，大概要离开……我用手势加表情征求野村谷和宫本的意见：需要多久？宫本看野村谷，野村谷悄声告我：“至少十天，当然越长越好。”
我就告诉我老婆，大概要离开一个月的时间。我老婆好像挺高兴，连连答应着，连我去哪儿、干什么都没有追问。我当时注意力都灌注到了野村母亲身上，对于我老婆这反常的表现没有在意。按照常理和她的性格，我离开一个月，居然都不当面跟她道别，她应该不满、牢骚才对，而像这样欣欣然，太反常了，可惜我那会儿没有注意。
从那天开始，我就住到了野村谷家里，每天用气功外加我爸爸教给我的养生方子熬了中药对他母亲实行补充治疗。内力的运用非常耗人，每运一次，我浑身都会大汗淋漓，身上就像虚脱了一样。我爸爸曾经说，我还是功力未到，他那个山野师傅老爷子，运起功力一两个时辰都大气不喘。我不知道这是我爸爸吹嘘他师傅，还是真事，反正我感到非常吃力。
我至今也说不清楚，到底是我所谓的气功真的有神效，还是我爸爸传给我的中药养生方子有作用，老太太过了十来天不但没有死，反而好了起来，不但清醒了过来，还能在护士的扶持下在病**坐一会儿，就连原来苍白如死人一样的脸上，也有了活人的气色。不过，老太太不知是体力太弱，还是有什么心事，不太说话，坐在**也就是发呆。她儿子野村谷好像很忙，几乎没有来看过她。
其间，宫本倒是来过两次，一次是朝我要证件，还有一次是带我到银行办理贷款手续。宫本看到老太太大有起色，非常高兴，连连谢我，倒好像那个老太太是他妈，而不是野村谷的妈。
大概过了半个月，野村谷终于出现了，看到他妈妈身体好转，跪倒他妈跟前痛哭流涕，知道的是他妈好了他激动，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妈死了呢。看到这种情况，我连忙退了出来，让他跟他妈在屋子里哭个痛快。
“给，”宫本递过来一个大信封套，我以为是答谢我的日元，正想推辞，他却说：“那栋楼归你了。”我接过信封一看，里边果然是房地产所有权证书。
我晕了，我万万没有想到，我这半个月在这儿守着，他们在外边竟然已经把那么大的事情办妥了。
“许君，这是你应得的，银行那边的关键要还利息，贷款数额大，利息压力重，我提醒你，不管压力多大，能不出手尽量不要出手，这栋房子价格肯定会涨起来。”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宫本为我做的一切，也确实不是能用一声谢谢来结束的。我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赶紧把这栋房子租出去，不论是分割出租，还是整体出租，能租出去，我的贷款压力就会小得多，我可以用租金偿还贷款利息。
我对宫本说：“我会保护好属于我的一切，我就不向野村君告别了，请你转告他，我感谢他。”我内心里，对野村谷有些愧疚，在他艰难的时候，我以这么低的价格收购了他的房子，多少有些趁人之危的意思，所以，我不好意思当面向他告别。
野村这个时候走了出来，脸上泪痕未干，对我是千恩万谢，我歉疚地说：“对不起，我应该谢谢你，为了那栋房子。”
野村说：“应该感谢的是你，因为你，我妈妈又能跟我说话聊天了，而且能够亲手把遗嘱交给我。”
我说：“野村君，我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处理，如果你母亲身体再有不适，请随时告诉我。”
野村谷难过地摇头：“谢谢你，不用了，我妈妈刚才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
霎那间一切我都明白了，并不是我的中药有什么特殊的疗效，也不是我的气功真有起死回生的功效，他妈妈之所以身体忽然好转，那只不过是在久病卧床的老年人身上常常发生的一种现象：回光返照而已。
9、如今，我过了知天命的年龄，我不敢妄称自己能够知天命，然而，回想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往往会从中寻找出命运对人发出的预警。可惜，这种命运之神赋予的预警，常常是那么神秘莫测，在不经意间显示出来，所以，人基本上没有办法把握命运的暗示和提醒。
那天，当我和黄大满挂在社长室里的合影照片从墙上掉下来的时候，我尚且没有察觉到我们的交情已经到头了，而且，是以背叛的丑陋笔触画上了令人心碎的句号。照片从墙上掉下来我并不知道，第二天我上班的时候，一开门便感觉情形不对，一股浓重的煤气味道扑鼻而来，整个楼到里面都能听地丝丝拉拉的响声。我意识到肯定是煤气管道泄漏了，连忙给消防队挂电话，消防队片刻到来，经过他们认真排查，才发现，墙上掉下来的照片，砸开了冬天用来取暖用的管道阀门。奇妙的是，那个阀门在墙角，既是我们专门瞄准了去用什么东西砸，也不一定能够砸开。偏偏我和黄大满的合影照片掉下来，却不偏不倚力道恰好的砸开了那个阀门。
多亏我发现的及时，多亏我采取了正确的处置方法，经过一整夜的泄漏，如果我进门后点燃一支烟，或者打开任何一个电门开关，都会发生猛烈的爆炸，后果不堪设想，附近就是加油站，不但我的这座大楼会化为废墟，附近的居民区肯定也会遭受巨大的祸害。
然而，我仅仅把这当作一次偶然的过失，当成一次未遂的重大事故，在大为庆幸没有酿成大祸的时候，却没有用唯心的、神秘的观念去深入思考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我是凡人，我想，所有凡人可能都不会想到，或许，这次由我和黄大满照片遭致的未遂事故，预示着我们之间发生了无法调节的严重问题。
那段时间，我重新调整了工作重点，让仓健忍跟着我，再招收一些临时工，把全副精力放到出租那栋如今属于我的大楼上，到处寻找客户，到处散发招租广告，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我的精力都深陷其中。如果这栋楼不及时出租出去，我偿还银行贷款利息都很困难。
就在我把那栋大楼的事情基本安排妥当的时候，我接到了神户市生活文化局总干事长的电话。我跟他的友情是在神户大地震以后，带着杂技团到神户给灾民作慰问演出的时候建立起来的。这一次我们组织的庆祝中日建交三十周年中日传统文化交流活动，也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他们组织到中国旅游、展演的日本传统文化艺术团参加人数达到了三百多人，是我们联络的各地方区域文化团体参与人数最多的几个县市之一。
他在电话里问我，为什么不再参与这项活动了，我告诉他，没有啊，这个活动自始至终我都是执行总裁、法人代表，我最近忙于其他事情，可能具体的工作做得比较少：“山田先生，不管我是不是直接在抓，你都得大力支持啊。”
他纳闷：“不对啊，现在的执行机构总执行长、法人代表不再是你，前段时间还专门召开了董事会议，根据你们福民企划的要求，把项目总裁、法人代表更换成黄大满了。”
我估他弄错了：“不会，你可能弄错了，等到山田君到中国去的时候，我一定亲自奉陪。”
山田言之凿凿地说：“我不会弄错，我把最近召开的项目团体成员名单传真给你，你自己看看。”
我收到了他发过来的传真，一看传真内容我就傻眼了。传真件的标题是《庆祝中日建交三十周年民间传统文化交流活动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纪要》，《纪要》中对原来设置的五人执行机构进行了改组，黄大满任总裁、法定代表人，中影株式会社的大冈担任副总裁、执行长。我的名字在这份纪要中消失了，就像我从来跟这项活动没有任何瓜葛一样。
我连忙打电话找了数家董事会成员单位的负责人核实情况，结果都一样：我们福民企划株式会社和中影株式会社作为这项活动的发起人，联合提出申请，要求改组大会执行机构组成人员，我因为公务繁忙，辞去了活动总裁、法人代表，由黄大满接替。由此一来，这项活动就跟我彻底没了关系，忙乎半天，我倒成了局外人。
我马上打电话找黄大满，黄大满的电话通了，却没有人接听。我再打，对方索性关机了。我知道大事不好，连忙跑到执行机构办公室去找黄大满，这里的工作人员全都变成了生面孔，我们原来招聘的工作人员一个都没有了。工作人员告诉我，黄总裁不在，我问他到哪去了，所有人都摇头，说不知道总裁到哪去了。
预期五个亿的项目，就这样不明不白的从我的手头溜跑了，我实在不甘心，找到我弟弟跟他商量，可惜的是，他出不了什么高招，除了陪着我叹气，就是埋怨我不该那么相信黄大满：“我一直不好意思说，你这个当哥的不够意思，难道黄大满能比我这个亲弟弟还可靠吗？这么大的活动项目，你不交给我，却交给那个黄大满，谁见了钱不想揣到自己的腰包里？”
我心烦，他这么一说我就更烦，扔下他守着半瓶清酒，我冲出了居酒屋，满大街瞎转悠，脑子里乱哄哄地，觉得太多的事情需要我去做，却又不知道该做什么。
10、我找不到黄大满，黄大满过了两天却主动找上门来，他拎了一根白坚木木剑，我见到他怒火中烧，恨不得一巴掌拍死他。他进门以后，把木剑递给了我，我还没明白过来他要干嘛，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然后对我说：“二弟，我知道我做得不对，可是我必须这么做。”
“你凭什么必须这么做？你这么做还有没有一点道义？你这不是骗子还是什么？”我愤愤地责备他，却已经没有了刚开始的那股火气。
黄大满说：“这个项目，这个机会，对于我来说，可能一辈子就这一次。这次做成了，我也就能开办我自己的公司，我总不能永远在你手下当职员吧？而对于你来说，同样的机会多得是，起码你现在有福民株式会社，还有做大生意的机会。”
我责问他：“你就为了这么一次机会，把做人的道义，把我们结拜的情谊，把我们的关系都扔了？”
他说：“我知道我这么做很不仗义，很不地道，可是，我不能失去这次机会。我知道我这么做不对，对不起你，然而，我不这么做可能今后就永远没有机会了。今天我请你用这把木剑打我，我就跪在这儿，我躲一下就不是男人，你放心打吧，一直把这把木剑打断。木剑打断了，从此以后，我们互不相见，就算你从来没有我这个大哥，成不成？”
我气坏了，高高举起木剑，日本的白坚木木剑材质好，加工质量好，说是木剑，其实和木棍差不多，要是真的把木剑打断，我想他的骨头也就断得差不多了。可是，即便我把他打死了，对我又有什么意义？兄弟都没有了，我还要那么一个项目做什么？我高高举起的木剑实在无法朝他身上打，可是胸中闷的那一口气又实在难以消散，我把木棍狠狠地砸向了社长室的玻璃砖门。
爆炸一样的巨响吓呆了外边的职员们，黄大满却面不改色，我对他说：“你走吧，从今往后，就像你说的，我们永不相见。”
他站起来，朝我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慢慢地走出了大门。以往，见到黄大满都毕恭毕敬打招呼的属下们，呆呆地目送他离去，就像一帮送葬的孝子。
痛定思痛，我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有时候回想起我们结拜的情景，我心痛如焚。公鸡、赵刚早早的就离开了我们，虽然他们离开了，但是却并没有做任何对不起我们的事情。黄大满一直跟我在一起打拼，我们共同经历了那么多喜怒哀乐，可是，最终他却伤我最狠，害我最深。由于他的背叛，我不但蒙受了经济上巨大的损失，银行贷款压力更加沉重，而且声誉、信誉也必然会受到严重的损害。在日本那样一个极为看重诚信的社会里，声誉、信誉的败坏，比破产倒闭还要可怕。
那些日子，我的情绪糟透了，干什么都打不起精神，心里头憋满了苦水，却没有合适的人交谈、倾诉。我弟弟对我内心的感受根本不感兴趣，这也正常，打小他就那样儿，除了自己的事情，别的事情很难引起他的关注，也许，这是我和我爸爸给惯的。我老婆跟我越来越陌生，同在一个屋檐下，见一面却非常难，我忙，她比我更忙，我知道我在忙什么，却不知道她在忙什么，在这种状态下，我很难跟她坐在一起沟通交流。宫本、富士雄那样的日本朋友可以跟我交流，我却又羞于向他们说起这些，潜意识里，我仍然把他们和中国人分成内外，我们中国人之间的事情是家里事，不好对他们那些外人说。
朋友的背叛，经营的艰困，无处诉说的苦恼，就像酷刑隐藏在我的心里，折磨着我的灵魂。那段时间，我经常一个人跑到居酒屋，独自守着一瓶清酒熬到深夜，然后在酒精的麻醉下踉跄在东京孤寂清冷夜色中。我还有几次独自一个人跑到了歌舞伎町，我给自己的理由是我颓废的神经需要刺激，就像灭火的汽车需要重新启动。实际上，下意识中，我是希望能在这里巧遇公鸡，我不愿意主动去找他，传统的道义要求仍然束缚着我，让我对他的生活方式和从事的职业，如果案内人拉皮条也能算作职业的话，不能容忍。
我坐在歌舞伎町临街的酒吧窗后，从暗淡的酒吧里观望着外面光怪陆离的街市。红男绿女穿梭于灯火斑斓中，如过江之鲫，案内人盯住了游人，就如嗜血逐臭的蚊蝇围攻伤口和大便。无聊，百无聊赖，一杯一杯的酒喝下，换来的是更加怅惘的迷蒙。有两次，醉眼迷离中我去过那家“安慰者”酒吧，但是却没有看到黄大满的女朋友。
我至今不知道富士雄是怎么知道我精神状态不好的消息，他打电话过来，约我过去聊聊。我这才想起来，碌碌繁忙中，我已经有将近一年没有见过他了。其实，内心里我会经常想起这个日本朋友，然而，对至美那种难言难诉的情感纠葛却让我对他的家望而止步，尤其是现在，当我老婆孩子来了以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更怕见到至美了。
我到了他们家，只有富士雄和他的太太在家。我跟他们聊了起来，我把心情不好的原因归结于经营压力大，工作太繁忙，没有跟他们说起黄大满，还有赵刚的事情。我了解普通的日本市民，他们听到这些事情，一定会大为惊诧，也很难理解我们这些中国人在日本社会谋生、挣扎的艰难，尤其是心理承受的巨大压力。
我没有掏心里话，富士雄也只能泛泛地对我劝慰、鼓励一番，话有些空洞，但多少对我也是一个安慰。我告辞出来，走过街角，至美却在后面叫我。我站下，她迈动日本女人特有的快步跑到我跟前，问我要去哪儿？我这才明白，刚才她也在家，只不过没有出来跟我见面。
我有些茫然，因为我确实不知道我现在要去哪儿：“去哪？不去哪，回公司吧。”
她说：“许君如果有时间，能不能陪至美去喝酒？”
我还从来没有单独和至美在一起喝过酒，就答应了她。我至今记得还很清楚，我们去的那家居酒屋有一个很怪的名字“坏情人”。
跟至美在一起，我莫名就有一种紧张、压力感，说来可怜，那个时候我并不懂得，这其实是一种爱恋之情。我们要了吟酿，至美说她不吃荤腥，这几天要去大庄神社参拜，她自己要了一碟浅渍，浅渍是日本独有的腌菜，用淡盐水把萝卜、黄瓜、芹菜、茄子等淡淡地浸泡以后，在碟子里摆放成花瓣一样的“新香”，清香爽口，是日本雅致女人的最爱。男人一般不太喜欢，仅仅用来做食用鸡鸭鱼肉之后的清口之物。
几杯酒下肚之后，紧张感被酒精驱散，我们之间话也多了起来。至美问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难言的事情：“我从许君的面色上看，许君的情绪很不好。许君夫人孩子来了以后，就很少到我们家来了，你们都还好吧？”
原来，她看到我心情不佳，怀疑我跟我老婆夫妻感情出了问题。我也说不清楚是什么心理作怪，我连忙否认：“没有，我们感情还好，再说，儿子都那么大了，也不会出什么问题。”
“那许君怎么看上去闷闷不乐的，我今天听许君跟我父亲谈话，也是言不由衷，有什么不可以对至美说吗？”
至美的温柔可人，彻底解除了我的武装，也许是有了酒劲，也许在那种心境下，我也本能渴望有一个红颜知己听我述说，于是我把我们四个人结拜兄弟，后来分手，以及最近赵刚死去，黄大满背叛的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说到伤心处，我不知不觉流下了眼泪，至美也眼泪汪汪，握住我的手安慰我：“许君，请你放开胸怀，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跟我们企盼的原本不同，我们都是命运手中的玩物而已。我们应该做的是，不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能坦然相对……”
那一天，我们俩在那个“坏情人”居酒屋谈了很久，喝了很多，其中，除了在我悲情大作的时候，两手相握，相互安慰以外，没有任何出轨的话，也没有任何出轨的言辞。从小受到的教育，无论是我父亲的耳提面命，还是舆论的软压力引导，都让我难以突破道德的樊篱。而且，面对至美那么美好的女孩子，我就像面对一件珍贵异常却又易碎的工艺品，只有默默地观赏，没有一丝占有的贪念。尽管这样，我们这一次的聚会仍然成了我命运中的灾难。
其实，现在想起来，即使没有那一场聚会，我老婆也会寻找别的机会和借口来实现她的目标。从小，她闷不吭声甩着大棒子砍男孩子脑袋的往事，其实已经暗示了她狠辣、绝然、冷酷的性格特征，可惜，我没有把那些性格特征跟我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没有把那种性格特征跟可能给我们的家庭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联系起来。
我回家的时候已经很晚，我老婆现在似乎也已经习惯了我的晚归，我回去再晚，她也不闻不问。她也经常回来得很晚，有的时候她带着我的儿子，有的时候把孩子一个人扔在家里。我曾经问过她都在外面干什么，她说她结识了一些日本妇女，跟那些日本妇女一起学习茶道、插花。有的时候说她在外面补课。她的语言天分比我好，在语言学校的成绩比我好得多，日常对话，日语熟练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我这个已经在日本呆了十年之久的人，这也让我相信，她可能真的在外面补课。
几天后，宫本邀我商谈帮他竞选众议员组织后援会的事情，回到家已经深夜十二点多钟了，我惊讶地发现，我老婆在家，而且没有睡觉。她满面寒霜地把一叠照片甩给了我：“自己看看，我说你怎么对我们娘俩那么冷淡，原因我明白了。”
我拿过照片一看，愤怒和羞耻感搅成的邪火烧疼了我，我问她：“这些照片是怎么来的？”
她不屑：“先别管照片哪来的，你先把你在哪和那个女的干吗说清楚。”
我这个时候说了一句最不应该说的话：“这个女孩子是富士雄的女儿，我们是朋友，你别瞎胡猜忌，你可以说我，不能羞辱人家。”
我的本意是为了解释清楚我和至美的关系，却忘了，也根本不可能想得到，对了心怀恶意的她，我的解释实际上等于出卖，等于给了她闹事的借口。
她“哼”了一声，然后极为刻毒地说：“我说么，一个男人独身在日本这样的花花世界，怎么可能那么老实，这不，狐狸尾巴露出来了，你选择，两条路，一条我们离婚，另一条，我到他们家去，让他们给我说个清楚。”
这两条路对我而言，都是绝路，离婚对我来说，简直是从来没有想过的噩梦，我不敢想象，我的儿子，没有父亲，或者没有母亲。她去找富士雄家，可想而知会闹成什么样子，我同样不敢想象，善良无辜的富士雄一家竟然因我而招致羞辱，今后我还怎么面对忠厚善良的富士雄。
面对无法面对的选择，我只能一走了之，因为我没有办法再和她那样的女人对话，我当时还没有想到她这只不过是一个圈套、陷阱，如果那个时候我能冷静地想一想，她居然能够雇人跟踪、监视我，背后意味着什么，我也许不会遭受后来那么残酷的羞辱和失败。
当时，我避开了她的锋芒，心想，睡一觉起来，她和我可能都会冷静一些，这些事情不难解释清楚。然而，我老婆，同一个大院杂长大的、刘叔叔的第三个女儿刘老三却一点没有继承她父母的品质，绝对不是一个善良之辈，反而，沾染了足够的大杂院、小胡同里的痞气。她竟然果真跑到了富士雄家里，揪着至美质问人家跟我到底是什么关系，骂人家是第三者插足，破坏别人的家庭。
这种中国式的折腾让富士雄一家人都难以招架，面对一个中国女人的混闹，富士雄那种日本男人唯一的选择就是给我打电话，通知我过去领人。我接到富士雄的电话连忙朝他们家奔，一路上我的脑子就像燃烧的煤球，恨不得炸开来才好，按照我当时的火气和温度，如果我赶到的时候，我老婆还在那儿闹，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抽她一顿大嘴巴。然而，我老婆却是一个极为机智的女人，她知道这种行为肯定会招得我火冒三丈，也估计到我在怒火之下，八成会做出不计后果的事情，于是见好就收，赶在我到来之前撤了。
我到了，第一件事当然就是向富士雄、美智子，还有至美道歉，深深地道歉。可是，还没等我张嘴，富士雄反过来向我道歉，连连鞠着躬说：“真对不起许君，给您家里人添麻烦了，小女不懂得中国家庭的习惯，冒昧跟许君单独相聚，给许君家庭造成了困扰，万望原谅。”
我连忙解释：“请你们千万不要误会，千万不要生气，是我老婆的不对，给你们家造成了麻烦，千万请原谅。”
富士雄说：“对不起许君，我们的友谊存放在这里，”他指了指胸口，“今后我们不会再给许君家庭添麻烦了，拜托。”
说完，富士雄和他妻子还有至美，深深鞠躬，不再起身，我的心一阵荒凉，阵阵寒潮掠过，就如冬天的戈壁。日本人的表达方式我懂，富士雄的意思是告诉我，我们过去的友谊就此打住，今后希望我不要再去他们家，也不要再跟他们见面，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我从他们家退了出来，一直到我离开，他们一家三口的身子都没有直起来。我的泪蒙住了双眼，富士雄，这位令我深深崇敬的日本汉子，忠厚、善良、乐于助人，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心目中的恩人。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不知道我如今在日本能混个什么样儿。今天，却主动提出来跟我断交了，而且断交是这样一种方式，明明我老婆做得不对，他们一家三口却那么低垂了腰身，向我深深地鞠躬、致歉。日本有谷仓那种恶人，也有海帮那种恶势力，但是，富士雄用他的行动告诉我，日本人的主流是他那样的。
11、事后，我老婆振振有词地告诉我，她之所以跑到富士雄家里闹，目的就是要让我跟他们家彻底了断：“什么好人、恩人，少拿那一套瞎话蒙我，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好人，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你还不是为了人家的姑娘？”
对这个话题我已经彻底厌倦，我也明白，跟她讨论这个话题只能证明我傻，除此以外，没有任何意义。当时我还没有想到，她跟我这么闹，有什么别的背景。后来我才明白，她这是在积累跟我摊牌的分量。她要通过嫁给日本人，取得日本国籍。
就在我后院起火，内外交困之际，我接到了一个电话，看看来电显示，电话号码是陌生的，接听以后，才知道竟然是黄大满找我。
“你还找我干吗？我们不是已经发誓永不相见了吗？”我余怒未熄，新火正旺，回话的口气自然非常不耐。
“老二，我完了，看在我们兄弟一场的份上，你得救我。”黄大满恳求我。
我问他：“你不是作了五亿多的大生意，已经发了吗？怎么能完？是不是拿我开心呢？没那个必要吧。”
他告诉我，我们当初就都上当了，那个中影株式会社的社长大冈根本就是一个骗子：“我们收的客户预订金都让他卷跑了，现在日本警视厅都开始追查了。”
原来，那个大冈本身就是日本警视厅追缉的诈骗犯，跑到东南亚作了整形，换了身份，又跑回日本做了这么一场大案，然后卷了三千二百万的客户预订金一跑了之，尽管有日本警视厅插手调查，却也是马后炮，根本连他的下落都找不到了。
黄大满露出了哭腔：“老二啊，你要是念在我们一起同甘苦共患难这么多年，借给我三千万日元，我就能把那些客户的预订金还上，还上了我还能再想办法，不然我就彻底完了。”
我那会儿刚刚收购了野村谷的那栋楼房，欠着银行大笔贷款，资金周转非常困难。但是，如果我真心愿意帮他，以我在日本的社会关系来说，筹措三千万日元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我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理智上都不想帮他这个忙。感情上，他背叛了我，我现在听到他的声音都会厌恶。理智上，我怀疑很可能他这是又一次欺骗。
我答复他，态度非常决绝：“不可能，别说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就是有，我也不会借给你，你这是咎由自取。”
咎由自取四个字从我的口中说出，我忽然有了一种阴暗的窃喜、畅快感觉。黄大满听到我如此决绝，没有说话，挂断了电话。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他接触，由电话传递的一次接触。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他就像一阵轻烟，从我的世界消散得无影无踪。有人说他跑到南美洲去了，也有人说他跑回国了，还有人说他被追债的人派的杀手给灭了。
如果他还活着，我祝福他今后能有好日子，如果他已经不在人世，我祈祷他能够进入天堂。
那一年，似乎命中注定我要遭遇太多的背叛和分离。不久，我老婆正式向我提出了离婚，她的理由都是她自己编造的，却又都有证据，证据里包括那一叠在“坏情人”居酒屋拍摄的照片。
“你要是不同意离，我就到法院起诉，你在外边胡搞，婚姻过错方在你，根据婚姻法我有权追究你的损害赔偿。”
她说的是中国的婚姻法，我不知道日本的婚姻法这方面是怎么规定的。不管日本这边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我都不可能跟她走上法庭，因为，如果跟她走上法庭，势必要牵扯上富士雄一家，尤其是至美。我不可能把无辜的富士雄一家人拽到法庭上去遭受羞辱。
我签了离婚协议书，我唯一的条件就是：我要保留我儿子的监护权。她争执了一番，我告诉她，如果她不同意这一条，即使闹到联合国去，我也不可能离婚。
拿了离婚协议书，她带着儿子和我让她在北京买房子的那几百万日元走了，那几百万日元她一直牢牢把在自己手里，似乎那本来就是她的钱。儿子才上小学，一直由她带大，而且我工作太忙，不可能给他很好的照顾，所以，她带着儿子走我并没有异议，我想，我拥有我儿子的监护权就够了。
她紧接着就嫁给了那个开雷克萨斯的日本男人，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他们早就已经两情相悦，明铺暗盖了许久，我却一直还被蒙在鼓里。那个男人是一个商社的社长。三个月后，她，我的前妻，跟我在同一个大杂院长大的刘老三就正式申请归化成了日本籍。
痛定思痛，我扪心自问，我和她，结婚，育子，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认真想过，我们爱吗？也许她想过，我却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的结合，充其量应该称之为成家过日子，是一个由社会和习俗构成的定式而已。我想，如果我或者她，相互之间能有我和至美那种感觉，恐怕不会这么轻易就分手。想通了这一点，离婚分手的就成了很快就能过去的阵痛，也许，就此分手，对我，对她，未免不是一件好事。
春节到了，我弟弟回国探亲，我警告他，不准他把我离婚的事告诉我爸我妈。他提出了一个条件，马上给他办永居权，然后他要把老婆孩子带到日本来。我答应了，我弟弟就是那么一个人，无论你多么苦闷、多么倒霉、多么痛苦，你都别想感染他，他对别人的主观感受天生具有免疫力。就在我妻离子散的当口，他还能提出为他办理永居权的问题，还能想到回家带他老婆孩子到日本过好日子。而我这个当哥的，遭遇婚姻破裂，妻离子散，巨额的银行贷款压力，等等这一切，对他而言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对了，哥，我走的时候你让仓健忍送我一下，我回国一趟，带的东西多。”临出门，我弟弟站下，返回头对我说。
我苦笑：“行啊，没问题，你直接找他就行了。”
公司的车平常由仓健忍开，我自己没有车，我不习惯驾车，更不习惯让别人给我驾车，我喜欢坐公共交通工具。
日本人的春节跟我们中国人不同，我们的春节是农历初一，他们的春节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元旦。春节到了，我弟弟回国了，过去曾经跟我一起熬过那么多除夕夜，在一起熬过那么多大年初一的公鸡、赵刚、黄大满先后离我而去。今年，我原来以为可以过一个三口人团团圆圆的春节，现在却落个孤家寡人，不但没有了老婆孩子，连朋友也一个都没有。
这是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悲凉春节。大年三十的那天早上，我出门购买一些晚上吃的东西，我还买了几瓶酒，准备用酒帮助我渡过漫长的除夕之夜。我做这一切有些机械，身体按照预定的目的行动，大脑却停留在另外的地方，也许这就叫神不守舍。我从商店的扶梯下楼的时候，明明看到了台阶，却忘了迈脚，结果我从扶梯上滚了下去。已经付过款的食物滚落满地，四周一片惊声尖叫，我感到左腿就像被榔头敲打一样剧痛。我挣扎着想站起来，左腿的剧痛却让我再一次跌跪在地。旁边有人叫了急救车，有人想帮助我站起来，还有人在帮我捡拾散落四处的食品，记忆最深刻的是一个老大娘提着摔破了的酒瓶，满脸歉意：“真可惜，这么好的酒全都撒了。”
我挣扎着朝那位老大娘笑笑，急救车来了，急救中心的医生护士训练有素的将我抬上了急救车，在急救车声嘶力竭的呼啸声中，我被送进了医院。我的胳膊、肩背上都有软组织挫伤，最严重的是左腿，左小腿胫骨断裂。
看着病房洁白的四壁，我苦笑，看来，这个春节我就要在这间病房里度过了。那天晚上，显得格外寂静，腿上的剧痛已经缓解成钝钝的隐痛，不能再那么残酷的折磨我。可是，我的内心却一片荒芜，肉体的疼痛在精神的痛苦面前，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在这中国传统的大年三十之夜，回忆成了我唯一用来消磨时间的活动。大概是心境太糟，回忆的内容几乎没有可以令我高兴的事情，从小到大，我遇到的所有痛苦和磨难，似乎都顺着回忆这条快车道再次回来折磨我。不知不觉中，泪水顺着我的眼角洇湿了枕头。
我渴望睡眠，睡眠能够把我从眼前这孤独寂寞的除夕之夜解救出来，能够把我从往日痛苦的回忆中解脱出来，我按响了呼叫铃，让护士给我拿一点帮助睡眠的药物。那一年的春节，是让我刻骨铭心的一个春节，我一个人孤零零，依靠安眠药在东京的医院里度过了此生最为凄凉的除夕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