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自从加入了日本籍以后，我心中一直想着把儿子的监护权再要回来。我想，我也应该像我的前妻刘老三那样，先礼后兵，先找他们谈，如果谈不通，那么我可以付诸法律。我想，日本的法律还不至于将我亲生儿子的监护权扣押在那个跟我儿子没有血缘关系的雷克萨斯手里。
然而，我怎么也联系不上他们，我专门打听到他们的居所，然后闯到他们家找，那所房子的现任主人却告诉我，几年前，这所房子就已经卖给了他，至于原来的房主人去了哪儿，怎么联系，现任房主一概不知。
我难以相信，我儿子和刘老三、她的日本丈夫竟然会失踪，我通过各种手段四处打听，却一无所获。他们三个人就像在地球上蒸发了，寻找我的儿子，成了我的心病。我还专门到刘大叔家里去打问过，刘大婶已经过世，刘大叔垂垂老矣，但是头脑还非常清楚，刘家所有人众口一词：自从刘老三到日本以后，从来就没有跟家里联络过。这我相信，刘大叔绝对不是一个撒谎的人。
我跑到警察局报案，寻求警察的帮助。但是，我拿不出我跟我儿子合法父子关系的法律文件，警察拒绝立案，寻找儿子只能靠我自己。我明白，不论是我的前妻刘老三，还是她的日本丈夫，都不希望我再跟我的儿子有任何来往，他们采取这种方式，企图彻底割断我和我儿子的联系。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在这个世界任何一个角落躲藏起来，甚至他们用不着离开日本，就能让我找不到他们。
我和我的法律顾问大岛茂认真探讨了通过法律要回监护权的可能性，他爸爸就是东京出名的大律师，他现在的名气不在他爸爸当年之下，他们家是律师世家，他个人除了是我的法律顾问，还是我的酒友。
大岛茂的答复令我非常沮丧，他告诉我，可以起诉，通过法律收回我儿子的监护权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我是儿子的亲生父亲，可是，我起诉谁呢？
“许君，起诉状上最起码要有对方的住址，你知道他们的住址吗？”
没有他们的住址，我就没办法起诉他们，我估计，他们正是想到了这一点，才跟我玩失踪的把戏。我痛苦极了，疯了一样的四处找我的儿子，可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在人海广宇中，我找不到他。
至今，我不知道我的儿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我的儿子还记不记得曾经有我这个爸爸。
命运不知道是在那我开心，还是在给我补偿，每当我的情感家庭和精神遭受挫折、陷入痛苦这时候，我的经商之路反而会格外顺利，机会不找自来。仓健忍向我传递了一个信息，他现在兼任我们公司的地产部经理，位于东京涉谷黄金地段的一座商厦，由于权属人遇到重大财务危机，急于出手，正在准备拍卖，如果我们能够支付现金，可以以极为优惠的价格拿到手。
“优惠到什么程度？”自从仓健忍在我面前说了让我警惕郭雅娜，最好不要让她控制公司的客户资料等机密文件以后，虽然在业务上我依然倚重他，但对他的人格有了质疑，我觉得起码他是一个爱挑拨是非的人，所以现在跟他说话完全是公事公办。
“四十亿。”
位于涉谷临街的商业大厦，不管什么样的大楼，底价都不止这个数。
我冷静地对仓健忍说：“明天我们去看看楼盘。”
仓健忍比我还急：“现在就去，要抓紧，我们公司有大量的现金，如果对方登记了拍卖，我们就失手了。”
他说得有道理，我跟着他立刻去了现场。那座大楼耸立在涉谷十字路口，外墙是用钢化玻璃装修的，如果拍卖，尽管现在经济不景气，最低也能拍出六十亿。如果放在正常年景，这幢大楼卖到八十亿也很正常。对方现在急着压价处理，我估计又是遇到了银行贷款方面或者债主的追讨，不然谁能眼睁睁地做这种吃亏生意呢。
在日本那种社会里，今天还是亿万富翁，一夜之间沦为乞丐的事例比比皆是。风险越大利润越高的冒险行为，银行宽松的贷款环境，巨大的社会竞争压力，导致了疯狂的投资行为，这些疯狂的投资行为成为经济泡沫的打气筒，复杂的资金链条中哪怕只有一环断裂，蝴蝶效应不知道会导致多少人家破人亡。我和仓健忍面前就有一个，一个衣衫油污成了毡片，披头散发凝结成毡片，满面污垢，目光呆滞的乞丐，躺卧在涉谷大街一家店铺关闭的卷帘门下，头边是一个罐头瓶，脚边是一根打狗棍。
“这个木头是大名商社的社长。”仓健忍告诉我。木头是他们对痴呆者的称呼，意味这个人虽然活着，但是已经没了灵魂，成了一段木头。
我不寒而栗，大名商社去年还是日本赫赫有名的成功企业，仅仅在东京地区，就拥有两家五星级酒店，他们著名的连锁酒馆“大名屋”自称是日本居酒屋的文明化改革样板，以价格昂贵、消费高档著称，比比皆是，遍布日本。在日本，你可以不知道首相是谁，却绝对不会不知道大名商社的社长是谁。
“不可能吧？”我看着眼前这个已经变成了“木头”的大名上岗，这是他的名字，过去曾经如雷贯耳。
“现在他名下的企业都只能在两个地方见到，一个是银行的不良贷款名录上，一个是拍卖行排队等待拍卖的名单里。”
有些大商社的社长，由于经受不了这种一夜破产的打击，清醒的会去自杀，也有的完全被击垮，精神失常，成了行尸走肉。
我有些不忍，从口袋里掏出一千日元，轻轻放在了这位昔日叱咤风云的巨商大贾头边的罐头瓶子里。他木然地瞠视着我，眼球活像超市里的死鱼。
离开了涉谷，我对计划中的投资项目有点担心，也许这就是兔死狐悲：“仓健忍，你给大岛茂打电话，请过来一起喝酒。”我吩咐仓建忍。
我现在也已养成了日本男人习惯，下班以后不回家，跟同事朋友成群结伙，有时候也会独自一人跑到居酒屋喝酒。
仓健忍非常高兴：“好啊，我现在就联络他。”
在日本企业里，能接受社长的邀请一起喝酒，是一件极为荣耀，极受鼓舞的喜事。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在居酒屋拍板，决定收购涉谷那间商厦。我们支付二十亿现金，再从银行贷款二十个亿。收购以后，仍然采取那种以租养贷的手段，等待时机，市场上扬的时候，转手卖出。
“社长，我判断，不出五年，这幢商厦的价格就能恢复到八十亿元。”仓健忍不是一个随便说话的人，他说的话应该有他精心计算的结果作依据。
我问他：“你的根据是什么？”
“日本经济基本上是十年一个正负曲线，现在正处于第五年的向量负值点，从现在开始，会慢慢回升，升到下一个顶点，应该是三到五年的时间，我说五年，是保守的结果。”
我心里高兴，表面上却不动声色：“明天你就和大岛茂操作吧，你们俩办事我放心。”
他们俩哈哈大笑，大岛茂说：“我们俩可不是华国锋，我们俩是邓小平，改革开放一定成功。”
我敬了他们俩一杯酒，为他们对我们中国的了解。
6、我弟弟来找我，跟我谈起了我又买了房产的问题，这让我非常吃惊，因为在我印象中，他不是对这种事情关心的人。
“哥，房产能不能挂我们俩的名字？”
他一贯这样，对我提出各种要求，不管合不合乎情理，他说出来的时候都毫不经意，就像小的时候，我身无分文，他却可以轻松地要求我给他买冰棍吃。
我告诉他，房产登记手续已经办完，再加他的名字已经不可能了。我没有说出口的是，凭什么要加你的名字？亲兄弟明算账，小时候在一座屋檐底下可以不计你我，现在我们都长大了，都有了各自的家庭、生活，我作为当哥的，能保证的就是尽力给你创造一个优裕的生活环境，尽可能为你提供发展的机会，但是却不可能把我自己的事业送给你。
“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你一样，成为大老板啊。”
他感叹，我说：“你好好干，成为大老板并不困难。”
在日本注册公司当老板很自由，他们两口子都已经有了永久居留权，有五百至一千万元，相当于三五十万人民币，就能登记注册一家公司。按照他们两口子的收入水平，我都能替他们算得出来，他们现在注册两家公司都没有问题。
“对了，我听说你把杂技团的收入全都给……都由你掌握呢？”我险些说出“你把杂技团的收入全都给匿了”这句话，话到嘴边及时刹车，改成了“都由你掌握呢。”
他有些不好意思，随即却又振振有词：“你不是说让我管么？怎么了？你不相信我我就不管了呗。”
我这会儿资金都压在新购入的那栋商厦上，企业的流动资金比较紧张，就试探着跟他商量：“老二啊，我们是什么关系？兄弟，亲兄弟，杂技团那边的收入你收就收了，今后别这么干了，公司现在资金比较紧张，你容我度过了这段难关，我保证你挣的钱比现在多得多。”
我弟弟站了起来：“哥，你现在承认我和你是亲兄弟了？我到你手下几年了？工资你给我长了吗？从一开始就三十万日元一个月，到现在还是那么点钱，靠你这个当哥的，我这一辈子都得当工薪族。”
我的心忽悠一下，霎那间我明白我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把工资这件事情看得太淡了。我潜意识里，根本就没有把给我弟弟多少钱工资当回事儿，在我心目中，那也就是一个象征，一个当副社长的象征而已。这家企业是我的，他是我的亲弟弟，工资对于他而言，还会那么重要吗？谁知道，他，可能还有他老婆，却把工资收入看着非常重要。
这家企业我能管一辈子吗？最终肯定要交给他，至少是要和他共同管理。我让他担任副社长，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要让他历练，学习，我希望他能尽快适应企业管理的要求，我并不相信管理学院能教出企业家，管理学院教出来的大都是高级打工仔，真正的老板、主人，有几个是管理学院教出来的？即便这样，我还是希望他能埋下头，安下心，认真学习一些企业管理知识。管理一个企业，跟在戏台上蹦蹦跳跳绝对不是一回事儿。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弟弟还没有作出一件让我能够看到他管理才能的事情。他仍然是一个惯坏了的任性孩子，仍然是一个不太懂事理的京剧演员。我坚信，如果他不在人生的路上狠狠栽几个跟头，是不可能经营好这家我呕心沥血创建起来的福民企划株式会社的。
我对他说：“你嫌工资低，那太好办了，马上升，你说要多少？”
显然他嫌工资少，却并没有真的去想应该要多少，我坚信，我弟弟虽然没有大本事，但是，本质上他是一个好人，善良，忠厚，没有坏心眼。
“多少？哥，你说多少合适？”他眨巴着眼睛，一本正经地征求我的意见。
我让他逗笑了：“老弟啊，你说说，从小到大，哥对你小气过没有？我卖了妈留下来补锅的牙膏皮，五分钱，你还记得不？买了一根冰棍，都让你吃了，我吃一口没有？你为什么不想想，我为啥就给你每个月发三十万日元呢？”
他摇头：“我不管你怎么想的，反正三十万日元太少了，哪有一个大公司的副社长每个月才三十万块钱的？”
我不可能当他的面说出：这家公司也是你的之类的没有原则的话，也不可能真的马上提升他的工资，因为虽然他是副社长，可是担任的实际职能、发挥的实际作用，还比不上福民小牛。况且，他的实际收入远远不止三十万，每个月有月奖，年终还有年奖，奖金总收入基本上和他的工资持平。现在，杂技团的演出收入基本上也被他收入囊中，他根本就不缺钱。
“我要一百万，每个月。”他忽然想出了具体数额，直截了当，一点也不含糊。
“不行，给你月薪一百万，别的人怎么办？”我当即拒绝，一点也不含糊。
他生气了：“我媳妇就没说错，你这个哥根本就靠不住，我们在你这儿，也就是个打工仔，连打工仔都不如。”说完，他拂袖而去。
我没有拦他，我很生气，他说这些话真的伤透了我的心。从小到大，我处处维护他，他都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了，到日本，从办理担保，到取得永居权，事事处处我都在为他付出，为他着想，最终，却落了这么个评价。我气得血朝上涌，胀得左眼钻心的疼，这个左眼，就是当年为了护着他，被胡同里的孩子用砖头打伤的，现在越来越严重，几乎失明，激动紧张就会疼痛难忍。
郭雅娜进来了，见到我心情不好，连忙又悄悄退了出去。
7、最近一段时间，我在公司经常能接到银行地送给我弟弟的明细，我们国内叫对账单。刚开始我没有在意，后来发现送过来的银行明细越来越厚，我仍然没有往坏处想，但是却产生了好奇心，他在干什么？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银行账目往来？
我打开了一封厚厚的银行明细，仔细一看我惊呆了，从那份明细上可以看出，我弟弟小额银行取款非常频繁，每天都有，有的时候一天竟然要有十几次，每次数目都不大，一万至几万日元。他这是在干什么？我蓦然想起了公鸡扒金库赌博的事情。我气怒交加，这边，我辛辛苦苦全心全意的挣扎、打拼，我弟弟名义上是领工资的职员，实际上一家的生活费用都是我在负担，我希望他能多攒点钱，他的老婆孩子都来了，今后孩子上学、卖方投资等等，都需要大笔的金钱。而他却有心情去赌博，拿着我们用血汗换来的日元去赌。
我打电话问我弟媳妇，知不知道我弟弟最近在忙什么，我弟媳妇说就是在上班，我没敢告诉她我弟弟天天去赌博的事情，但是，我却不能眼看着我弟弟因为赌博倾家**产，成为大街上的废品木头。在日本，因为扒金库赌博倾家**产，流离失所的人比比皆是。
我扔下手头的一切事情，到附近的赌场找他。我判断，即便他赌，也不会离公司太远，因为他也担心如果公司突然有事找他，他来不及跑回来。我一家家的赌场去找，找到第五家的时候，终于看到了他。赌场里生意很火，各种年龄性别的赌徒们醉心的围拢在斯洛多和弹子机前，疯狂地博着自己的运气。
日本的赌场里秩序井然，人很多，却并不喧闹，赌徒们静悄悄地。我弟弟混在其中，他赌的是斯罗多，俗称片子机，身前的盘面上，摆了一摞充当筹码的卡片。看到他那手势娴熟的样子，我知道他玩这一套邪戏已经是轻车熟路。从我的父亲到我，我们对吃喝嫖赌深恶痛绝，我们将正直、善良、勤劳、忠孝作为立身之本，可是他却在这里把我们的道德底线当绳跳，怒火烧得我太阳穴别别蹦跳，左眼针刺一般疼痛，我冲将过去，一把掀翻了赌盘，揪住他扇了一记耳光，二话不说就将他朝外边拽。
赌场都雇有看场的打手，打手冲过来拉开了我，三四个人围拢过来对我虎视眈眈，那个时候，稍有不慎，很可能酿成一场血斗。打架我不怕，但是这种架打过之后，绝对不可能轻易脱身，因为，开赌场的背后，肯定都会有黑社会势力。我向打手们解释，这是我弟弟，我到这里是来找他。
大手问我弟弟是不是真的，我弟弟点了点头，打手们收拢了散落地上的卡片，挥手让我们出去：“这些卡片没收了。”
我跟我弟弟从赌场出来，我痛骂他，质问他对得起父亲的在天之灵吗？他一语不发，默默地跟在我后面。打也打了，骂也骂了，我让他向我保证今后再也不赌博，再也不到这种场合来，他点点头答应了。
我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老话说，长兄如父，我却根本就没有父亲的权威，即便是我父亲从另一个世界亲自过来管教他，我猜想这个时候的他也不会真地听从。
过后，我弟弟没有来上班，我以为他在跟我执气，没有太在乎，我想，等我们双方气都消了，找他好好谈谈。也许，他气先消了，就会主动上班。
然而，不但他没有再来上班，郭雅娜也失踪了。公司的重要资料和档案都由她管着，她不来上班，对公司的正常运转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我派人四处找她，她却像突然蒸发了一样，租的房子已经退掉，谁也不知道她的去向，电话更是没人接听，后来索性连号码都注销了。
我想起了仓健忍曾经提醒过我的话，把仓健忍叫来问他到底知道些郭雅娜的什么情况。仓健忍这才告诉我，有一天他加夜班，到外边吃了点夜宵，回到办公室的时候，碰到我弟弟和郭雅娜搂在一起接吻。
“这算什么问题？你就凭这判断她不可靠？”关于我弟弟和郭雅娜的关系，我曾经有所警惕，后来我弟媳妇来了，她们并没有出现矛盾，反而处得很好，我就以为自己多心了。现在看来，我弟弟跟她还真的有事，而且在我弟媳妇来了之后，还仍然保持了关系。但是，这终究是个人隐私，感情问题，并不能由此判断一人对公司的忠诚程度。
“当然不是，”仓健忍看了我一眼，低下了头，我蓦然发觉，仓健忍看我的眼神很怪，有一丝怜悯，又有一丝讥讽，我想起了当初他提醒我不要太信任郭雅娜的时候，对他的斥责，脸上火辣辣地。
“一个人做事情，应该由道德支配，我发现那件事情以后，不好说，但是可以看出，郭雅娜的品性道德有缺陷。后来我又发现，她在跟社长的弟媳妇讨价还价什么事情，具体我说不上，因为我不习惯窃听别人说话，可是，我有分析判断能力，女人的敏感决定社长的弟媳妇不可能对郭雅娜和副社长的关系一点都不知道，她们本来应该是情敌，却又为了什么事情在讨价还价，这说明什么？她们能讨价还价的东西，除了公司的利益，还能是什么？”
我沉默，仓健忍多少有点怜悯地看着我：“社长，你没事吧？要不要我陪你喝两杯酒？”
我站起身，拍拍他：“走，天塌不下来，我们喝酒去。”
我太自信了，我的判断失误了，天还真塌下来了。接下来的日子，我的那些商业伙伴忽然不约而同地纷纷给我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又开设了连锁公司，因为一家叫做“富民企划株式会社”的企业，也是搞文化交流、中日旅游项目的，给他们挂电话协商合作事宜，他们报的价格普遍比我们要低百分之十。
商业合作最保密的就是价格，这家“富民企划株式会社”的报价普遍比我们低百分之十，不但是商业上的不正当竞争，而且暴露了我们的利润水平，商业伙伴了解了我们的利润水平高于他们的预测，心里肯定会很不舒服，对我的商誉势必造成极大的损害。
我只能一家一家的解释，我们的利润水平已经比银行存款利息还低，那家所谓的“富民企划株式会社”的报价，实际上是恶意竞争的手段等等。
跟我们比较熟悉，了解情况的商业伙伴百思不得其解：“富民企划的社长是你弟弟啊，你们是兄弟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过去，为了让我弟弟增长见识，建立社会关系，每次跟那些商业伙伴应酬、交流的时候，我都带着他，所以，大多数商业伙伴、朋友都认识他。
人家这么问，我羞愧难当，实在没法解释，家丑不可外扬，兄弟阋墙，不足与外人道，只好说：“我弟弟想发展自己的事业，这是好事，拜托你们多多关照。”
人家自然明白其中的缘由，大都会安慰我：“不管价格怎么样，我们还是相信你，今后有业务还是和许社长联手放心。”话是这么说，我心里却明白，在商言商，谁也不会因为熟悉，就舍弃商业利益扔下价格优惠的项目，跟我继续维持商业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唯一的选择就是跟着压价，为了保护我的企业，我只能这样。我的优势是，我的企业底子厚实，我还有那个名声挺大的杂技团，压价竞争，最终结果是我们和那家“富民企划株式会社”两败俱伤，可是，我没有别的选择。
我的心情非常矛盾，我的处境非常难堪，既要在兄弟相争的竞争中保证胜利，又怕我弟弟失败他承受不了，万一因为我的竞争压制他的企业垮了，他出个三长两短，我将情何以堪？
我弟弟他们的能量和策略超出了我的想象，商业竞争激烈，毕竟是商场台面上的事情，还有规则可循，他们却对我施了又一记冷拳，这一记冷拳处置不当，我有身败名裂的可能。
入管局的官员找上门朝我要郭雅娜，我的大麻烦来了。
入管局的全称是“入国管理局”，职能大致相当于我们国家的出入境管理局。我给郭雅娜提供个人入国担保，我什么公司是她的聘用商家，也就是说，之所以给她办理劳务签证，是因为我们商社的业务需要她长期在日本居留。现在她失踪了，一切法律后果都要由我和我的公司承担。
我应召到入管局去面接，事务官告诉了我一个令我震惊的消息：有人给入管局发去了信函举报，说是我们商社提供担保的郭雅娜属于非法滞留，因为她并没有在我们商社从事“长期劳务”，我们给她提供的担保文件是伪造的。
“许先生，请你给与解释，并且提供合法的证据证明事实。”
我便开始向这位事务官解释，我解释得非常吃力，我告诉他，我弟弟跟我闹翻了，他自己独立成立了公司，这个郭雅娜原来确实是我们公司担保的劳务人员，现在可能转到我弟弟的单位上班了，由于住址和电话都更换了，我暂时找不到她，我一定全力以赴找她，如果找到了，我一定及时向入管局官员报告……
那位入管局事务官目瞪口呆地听着我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满脸的迷惑和不解让我无地自容，末了，他不无讥讽地问我：“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他不是你的弟弟吗？”
我无言以对，羞臊得恨不得马上在他面前蒸发。作为日本人，他，那个入管局的事务官可能很难理解在我们兄弟之间发生的这种事儿。因为，在日本，不会出现这种事情。日本的传统是长子是理所当然的继承人，次子以下的子女，没有继承权，只能出外独自创业谋生。所以，在日本，很少见到几个儿子为了争抢家产和家族利益发生严重冲突。而在我们中国，这种事情，兄弟间的你争我夺，尔虞我诈，无论是历朝历代的皇家王室，还是平民百姓，却屡见不鲜，习以为常。我在入管局饱尝了无地自容的羞臊，我们兄弟真应了那句话：丢人丢到外国去了。
从日本入管局出来，我知道我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按照日本的相关规定，如果我找不到郭雅娜，如果我不能提供她真实可信的去向证明，我和我的企业，就会承担严重的法律责任，被注销企业资格，划进信用黑名单都是现实的可能。
情急之下，我动员了我所有的社会关系，律师，警察，甚至还有一些在社会上混事的朋友，到处查找郭雅娜的下落。最起作用的还是媒体，我通过媒体发布寻人启事，要求郭雅娜一周之内到入管局说明情况，否则法律后果将会完全由她个人和收留她的企业承担。
两天以后，郭雅娜主动打电话找我，说要跟我谈谈，我说没什么可谈的，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跟我到入管局说清楚，不然后果你自己明白。她哭了，坚持要跟我谈谈。我这个人最见不得的就是女人哭泣，女人的眼泪对我绝对有强大的杀伤力。我心软了，答应她在我的社长室见面。
郭雅娜来了，进门见面先哭，我再一次心软，连忙劝她，又是给她沏茶，又是给她拿纸巾，似乎我的社长室成了茶楼，她是客人，我是茶小二。等她哭够了，雨过天晴，我才有机会跟她说正经事儿：“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坑我干吗？这么多年我对你不薄吧？”
她又要哭，我连忙拦住她：“行了，你别哭了，该说什么就说，说完了我们去入管局。”
她说：“社长，请你原谅我，我也是没办法。你可能也知道，我跟副社长有一段时间关系比较密切，那段时间，我们都是单身在异国他乡，相互之间寻求点安慰也不为过吧？”
这种事情，在出国的人员中间并不新鲜，孤独的灵魂和寂寞的肉体，都需要别人的抚慰。所以当初我发现她和我弟弟关系比较近，并没有干涉。现在，我已经从仓健忍那儿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所以一点也没有感到吃惊。
郭雅娜接着告诉我的事是让我有点恶心，我弟媳妇来了以后，很快就发现了我弟弟和郭雅娜之间暧昧，尽管他们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撤离，逐渐疏远，仍然被我弟媳妇抓住了把柄。我弟媳妇跟她谈判，交换条件就是她不追究郭雅娜，但是郭雅娜必须把公司的所有客户资料，以及财务经营报表之类的机密材料交给她。
郭雅娜屈服了，既不敢开罪我弟媳，也担心我知道了以后对她不利。我相信她的说法，像她那样一个独自出国谋生的女人，可以算作天下最弱的弱者。
后来，我弟媳妇策划跟我弟弟另起炉灶，自己开办自己的事业，可是，他们别的又不会干，只能走跟我相同的路子，公司业务也只能做跟我相同的项目，于是就要挟她曾经给我弟媳妇提供公司客户资料。
过后，由于我的公司实力雄厚，在竞争中他们有点吃不消了，我弟媳妇就让她离开我的公司藏起来，然后他们向入管局揭发我。他们给郭雅娜的承诺是，只要能把我的公司整得无力跟他们竞争对抗，就给郭雅娜办理转担保手续，聘任郭雅娜到他们公司担任事务部部长，月薪比在我的公司高一倍。
“郭雅娜，你还有没脑子，就凭你跟我弟弟那段烂事儿，我弟媳妇能容你到她们公司，到她老公身边藏龙卧虎吗？再说了，没有我们公司的证明书，你能办得成转职担保的事吗？”
郭雅娜又哭了，这次没作泪飞顿作倾盆雨状，而是那种抽泣，幽幽地、静静地流泪，偶尔从喉头深处抽搐几声。我这才发现，这种抽泣状哭法更有杀伤力，楚楚可怜的抽搐，若有若无的泪痕，我的心彻底软了。是啊，从头到尾她都不过是一个受人摆布的弱者，她这个人并不坏，包括我弟弟、弟媳妇，他们就是坏人吗？答案是否定的。可是，金钱至上的环境，还有难以满足的欲望，都让他们的所作所为变的偏激、可恨。
“社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回公司吧。”郭雅娜楚楚可怜，我拒绝了她。同情不能取代理智，企业的规则不容许有背叛，不管什么原因。
我给郭雅娜出具了转移劳务单位的证明书，她答应第二天就去入管局说明情况，这样一来，既能解除了入管局对我们公司和我个人的追究，也能让她继续保留劳务签证。我问她下一步打算干什么，她说她想回国了，回到中国去，她现在有日本一家三流大学的本科学历，估计回到老家，找一家外资或者合资公司应该没有问题。
郭雅娜走了，我的心情很不好，郭雅娜在我面前揭示的那些丑陋和肮脏有可能是她编纂的，也有可能是真的，最大的可能是半真半假。不管怎么样，我都没有心思去追究真相，也没有必要追究真相。亲情的沦丧，让我痛苦万分，一切都显得那么无聊、无奈、无趣。
我闷坐着，内心的痛苦无以言表，左眼突然刺痛难忍，我到卫生间涮了一条凉毛巾敷在左眼上。左眼的疼痛很快消失，我拿开凉毛巾，左眼前面好像蒙了一层薄雾，薄雾越来越浓，终于变成了沉甸甸的黑布，我的左眼什么也看不见了。奇怪的是，我当时竟然没有一丝惊慌恐惧，我坦然极了，我被一种有些变态的放任俘虏：管它呢，瞎就瞎了，这只左眼几十年前就为我的弟弟付出了，今天，就算我彻底把它送给了我弟弟吧。
天近黄昏，昏黄的晚霞懒洋洋地窥探着我显得空空****的社长室。茶几上，残留着郭雅娜擦拭泪水鼻涕的纸巾，呆在这宽敞却略显杂乱的社长室里，我感到了从心底深处涌上来的悲伤、失落。迄今为止，我的努力，我的挣扎，我争取到的一切，在我亲弟弟的背叛面前，显得一文不值，荒诞可笑。下楼，遇到了福民小牛，他正在兴致勃勃地跟他爸爸聊天。由于我弟弟、弟媳妇还有郭雅娜突然出走，公司业务人员出现了缺口，我把他调回公司，负责原来我弟弟分管的那一摊事情，杂技团的事情让他兼管。
我下楼，潜意识似乎下楼到了街上，就能摆脱那难言难诉的孤独和寂寥。临近元旦，大部分人都已经放假，街上人流熙熙攘攘，车流井然有序，我有些茫然，不知道该去哪里。我已经习惯了晚上在外边泡到深夜再回家的生活方式，今天我又应该去那里消磨这难言难诉的孤独寂寞呢？
我乘车来到了新宿，来到了歌舞伎町，自从和黄大满分手之后，我有时候会下意识地来到这里，找到那家“安慰者”酒吧，那是我第一次到歌舞伎町找公鸡的时候，黄大满带我去过的地方。说实话，我有些想念黄大满，想念那些我们还有赵刚、公鸡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的苦日子。
8、这里是歌舞伎町，一群案内人见到我这个孤身男人，想当然地认为我肯定是寻欢客，一拥而上，自告奋勇要为我介绍我想要的一切，美食、好酒、歌舞、博彩，还有妓女。这些年轻的案内人大多操标准的普通话，我用日语跟他们对话，他们也能讲很熟练的日语。我不会英语，因此无法判断他们是不是已经真正达到了国际化要求，用英语也能无障碍交流。
看到他们，我想起了公鸡，经过这么多年，我猜想，公鸡八成已经被遣返，或者已经判刑，此时正在不知道那座日本监狱里吃晚饭。或许，他早就成了火葬场无人认领的骨灰，在这种鱼龙混杂、黑白道夹击的环境中，要想活下来，并不比取得日本国籍的难度小。
我脑子一热，冲口而出：“你们谁认识鞠红旗，外号叫公鸡？”
紧紧围拢我的案内人，也就是皮条客们，轰然而散，就像我在他们中间扔了一颗炸弹。我莫名其妙，因为，无论是鞠红旗，还是公鸡，别说仅仅是名称代号，就是真人活生生站在面前，也不属于炸弹之列，更不可能有炸弹的威力。
还有两三个人没有散去，站在一旁眸子澄澄地盯着我看，看得我身上发毛。我并不怕他们，即使他们对我施暴，我自信也有能力冲出重围。
“怎么了？不给我介绍乐子了？”我半是自语，半是解嘲，朝仍然在场的几个案内人问道。
那会儿，我的心情被郭雅娜和我弟弟他们**得很糟，还没喝酒，头就晕糊糊地想冒犯别人，或者被人家冒犯，然后凶猛地打一架。在北京，人们把这种状态叫没事找抽，我现在就像没事找抽，最好是抽别人。
一个案内人小心翼翼地问我：“您和公鸡认识？”
他说得是标准的京腔，我听着很亲切：“是啊，您也是北京来的？”
他点点头：“公鸡是我们的前辈，现在就在那儿……”他回身指指头顶上霓虹灯描绘出来的招牌，上面恬不知耻地写着：“中国京菜第一家，北京鸭王鞠红旗”。
案内人告诉我：“你说的那个公鸡，现在就是这家酒楼的老板。”
“什么？你说什么？公鸡现在当老板了？”
他肯定地点点头：“如果你说的那个公鸡就是这个公鸡，这个公鸡原来也是作案内人的，现在不做了，开了这家酒楼，生意火得很，发大财了。”
我的心脏别别乱跳，我说不清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感觉，激动、紧张、好奇还是迷惑、惊讶、期待？那一刻我的心里五味杂陈，感慨万端。赵刚死了，黄大满失踪了，或许也已经死了。我们结拜的四兄弟，现在唯有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是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已经消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也从我脑海里消失的公鸡，今天，在我意志消沉，心情痛苦的时候，却又冒了出来，不管他现在混得怎么样，起码，他还活着，他还在东京坚持混着。
我迈步朝酒楼走去，那个案内人连忙跟了上来：“先生，我送你去，给你领路。”
我知道他是要从公鸡那儿收取抽头，也不管他，由他在前面领路，至于他能不能拿得到回扣、抽头，那就要看公鸡了，跟我无关。
上了楼，拐了几道弯，过道站了两排小姐，穿着倒还正规，不像从事艳情职业的，合乎酒楼招待的身份。
“老板，老板，有客人点名找你。”案内人一路嚷嚷，穿过通道，把我带到了一个包厢里。
我看到了公鸡，他也看到了我，我们俩都愣了。
9、送我来的案内人悄然退下，竟然没敢提钱的事儿。公鸡挺有派的吩咐服务员：“去，给他一千块钱。”
服务员愣住了，以为自己听错了，没动弹，公鸡板着脸训斥：“没听见？让柜台给他一千块钱。”
服务员这才答应着匆匆离去。打发了案内人，他才对我叫了一声“二哥”，他着意尽量把话说得平静，声音却在颤抖，暴露了他内心的激**。
我没吭声，默默看着公鸡装模作样的在我面前装大款摆谱。他沧桑多了，脸上、额上的皱纹比我多，鬓边已有霜雪，额头至面颊有一条长长的伤疤。
“公鸡，你还好吧？”
“你不是看到了吗？就这样，马马虎虎。”他过来跟我握手，“二哥，你有些发福了。”
我知道，“发福”是“见老”的委婉表达。哈哈一笑我对他说：“老四，你可是一点没有发福，还是那熊样儿。”
他哈哈大笑：“二哥，你真能逗，还跟以前一样，老欺负我。”
他一笑，我发现，不但他的脸上有了那道伤疤，鼻梁上也有伤痕，以至于过去挺直如脊的鼻梁有些歪斜。可是，这小子底子好，尽管脸上有伤疤，鼻梁也有点歪，可是依然是一个中年帅哥，沧桑感反而让他更显成熟的魅力。
“快，坐啊，我都忘了招呼二哥坐了，该打，该打。”公鸡招呼我坐下，转脸声色俱厉地骂服务员：“都干什么呢？发什么愣，快去沏茶，要毛尖，赶快去啊，告诉你们，这是我二哥，你们都听说过的，好好伺候，我二哥一指头就能捅死你们。”
他在这边声色俱厉的骂人，我发现，服务员们并不怕他，窃笑着跑了，这也符合他的品性，假模假式，却并不拿人。
他又叫人：“来人啊，来人啊。”
一个男服务员跑过来：“老板，有事儿？”
他吩咐：“叫老板娘过来认大伯哥，安排一桌，要五粮液。”
服务员跑了，他嘻皮笑脸对我说：“我老婆一会过来二哥给打个分，这是第六个老婆。”
我苦笑，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想到他在北京的时候，我们都把他叫公鸡的缘由，我也就不奇怪了，他哪怕娶十个老婆，我也不会惊讶。
我打趣他：“我记得老大说过，你娶了一个日本娘们，四十多岁，比你大二十岁，这么快就已经换了六茬了？”
他呵呵哂笑：“当了二哥你的面我也不隐瞒，头三个老婆都是目的明确的借用性质。第一个老婆借用她的身份，办了归化入籍手续，成了日本国民，我就把那个娘们蹬了，哥们口再粗，也不至于娶个妈搂着。第二个老婆她哥哥是海帮组头，没有他的支持我在歌舞伎町混不下去，后来她哥让警察抓了，我接管了他哥手下的马仔，她老想插手我的事儿，我也就把她给蹬了。第三个老婆她爸爸是管新宿这一带的巡警头儿，等我跟警察都混熟了，她爸爸也退休了，我也就跟她友好分手了。后来的老婆倒都是爱情的结果，可惜我这个人不感情不专一，不持久，这你是知道的……”
他正在兴致勃勃地介绍他的婚姻历程，突然戛然而止，还没等我明白过来，一个明眸皓齿、艳若桃花的女孩子走了进来：“老公，听说二哥来了，我已经安排好了。”
从口音可以听出，这是一个北京女孩，公鸡连忙站起来给我们介绍：“我媳妇，青青，我二哥，许宗衡，你知道的。”
青青？我哑然失笑，这种名字现在坐台小姐最喜欢用。公鸡聪明透顶，嘻嘻一笑：“青青原来坐过台，是我捞出来的。”
青青倒也落落大方：“二哥别笑话我，我坐台可是卖艺不卖身啊。”
公鸡嘿嘿笑：“那倒是，要卖也是专卖，专门卖给我。”
青青踹了公鸡一脚，踹得很实在：“让你再胡说八道。”
公鸡疼得龇牙咧嘴。公鸡有个好处，就是会对女人好，只要是女人，他天生就会哄，我敢断定，他踹了的那五个女人，现在一个个都跟他有联系，断不了根。
青青朝我嫣然一笑然后又说：“二哥的大名我久仰了，他老给我说，说报纸电视上常见的那个中国武术大师就是他二哥，过去我还以为他瞎吹呢，没想到还是真的。”
青青的话让我感动，我发现，公鸡和我虽然这么久没有来往了，可是彼此的心里却仍然不时记挂着。我是不知道他的下落，可是他明明知道我的下落，为什么不跟我联系呢？
酒菜上得很快，果然有北京烤鸭，公鸡重点介绍了一番：“我这是从北京鸭王引进的，二哥你尝尝，是不是比全聚德的更好吃？全聚德的鸭子太肥腻了。”
多年没有吃烤鸭了，不是东京没有，而是没有正宗的，不能不承认，公鸡的鸭王烤鸭的确几乎没有脂肪，既保持了烤鸭的味道特色，又不会让人感觉油腻。
“来，多吃点，告诉你吧二哥，鸭王烤鸭有独门秘决，能把鸭子的脂肪在烧烤的过程中消化掉。”
我们开吃，为了便于聊天，青青在旁边伺候，不要服务员，服务员只够资格在外面传菜。五粮液我也很久没有喝了，在日本普遍喝清酒，条件好的喝吟酿，条件差的喝混成酒，混成酒比较便宜，味道很差。今天重温中国的五粮液，简直让人忘情，我们俩干了一杯又一杯，边喝边聊，青青不愧坐台出身，察言观色的功夫炉火纯青，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应付自如从容不迫。
“我是不知道你的下落，你知道我怎么这么久不跟我联络？”我抽空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公鸡叹了一声，放下筷子：“二哥，我知道你跟大哥来找过我，在这里，外面的一举一动我都能知道。可是，我不好意思跟你们联络，我知道，你们打心眼里看不起我干的那个行当，一说拉皮条的，连坐台小姐都不如。你们找我，就是想拉我出去，可是你们不知道，进了那个行当，想轻易脱身，实在太难了。”
此时提到黄大满，我心里有了深深的愧疚，如果黄大满那天打电话向我借钱的时候，我不跟他执气，心胸宽阔一些，做人豁达一些，帮他凑够了那三千万日元，可能他就不会遭到后来的厄运。现在，也许我们仍然能够坐在一起喝酒。
我埋头喝酒，也没有邀公鸡共饮，公鸡感觉到我的情绪低沉，劝慰我：“二哥，别难受了，我现在明白了一点：谁也别跟命较劲，再大的本事也没有命运的本事大。”
我也转移话头，黄大满的事情让人压力太大，太沉重：“你这么多年也不易吧？”我看着他已经显得沧桑的脸，还有脸上那刀疤。
公鸡嘻嘻哈哈的那副样儿顿时消散无踪，喝了一口酒，吃了一口菜，才说：“一言难尽，跟您这么说吧，跟我同时干这个活的那一波案内人，现在只有我一个人还在歌舞伎町扎着，其他的呢？运气好的被遣送了，运气差的早就不知道在哪个火葬场的骨灰待领处排队呢。”
我举起酒杯：“公鸡，来，碰一个，我祝你修成正果，永远平安。”
他喝干了杯中酒，我又问他：“那么多案内人，你是怎么混过来的，还混得不错？”
公鸡幽幽地说：“像我们这样出国靠自己挣扎的人，不管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或者是正在奔着成功走的，剖开肚子看看里面装的东西都一样：血泪。”
“血泪”两个字说出来，公鸡的眼睛湿漉漉地：“二哥你问我怎么混过来的，说起来也简单，为了生存，为了活得更好，我就当自己的蟑螂、老鼠，唯独不是人。有的时候，你就得屈辱、卑贱地活着，当然，该咱当豺狼虎豹的时候，咱也不缺尖牙利齿。适应各种环境，能在最不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里生存下来，才是真男人。”
他的话对我而言极为震撼，因为我对此深有同感，过去却从来没有认真想过。
那天晚上，我们喝到很晚，越喝心情越沉重，无论聊起往事，还是近日发生在我身上兄弟阋墙的悲剧，都是让人伤怀的话题，都能让人痛苦得发疯。
我们一直聊到午夜，结帐的时候，服务员拿来的账单是两万多日元。这让我大为错讹，我并没想着让公鸡打折优惠，更没奢望公鸡请客，我心里明白，这桌酒菜，即便是在日本最繁华的歌舞伎町，也超不过五千日元。我本能地要跟服务员计较，可是看到公鸡佯装醉酒，一只胳膊直伸在桌上，脑袋枕在胳膊上，另一只胳膊抬起来舞舞扎扎，嘴里还喃喃不休地劝我再喝几杯，我便没有计较，实实在在的支付了两万日元。
然而，就在支付那两万日元的一刻，我感觉心里有一根热辣辣的线断裂了，那根线我看不见，摸不着，平时也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可是此时，它的断裂却让我觉得锥心一般疼痛。金钱社会，物欲横流，人情冷漠，世态冰凉，这一切能够将人的五脏六腑冰冻成石头，可悲的是，你却不能不接受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