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宫本是一个诚实宽厚的人，对日本的剑道、柔道都有很高的造诣。随他们日本武道协会出去表演，收入开销一向都是明来明去，不管是公益性表演，还是经营性演出，该我们得的，他一分钱也不会少。由于他们是以日本武道协会的名义出面展演，相当一部分的展演是公益性的，目的在于传扬日本武道文化。跟国内的那些协会不同，他们的经费绝大多数来自于向各种各样的企业、团体化缘，没有政府预算。那段时间，我和黄大满挣得虽然不很多，却也都有了自己的盈余，我大概又能有几百万日元的储蓄，按照我的消费水平估算，黄大满至少也应该有几十万。我挣得比他多，原因是，我是主演，他是龙套。此外，我兼的工比他多。
然而，我们跟宫本的良好合作却遇到了无法预见和无法控制的原因，导致不得不终止。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外向型经济在日元大幅升值的压力下，陷入了困境。依靠企业赞助维持的武道协会，在这种大环境大背景下，维持日常的开销都成了大问题，更不要说开展那些推介传播日本武道文化的活动了。
宫本专门把我和黄大满请到了他那儿，感谢我们长期以来跟他们的良好合作，也把他们遇到的困境直言不讳地告诉了我们：“今后，经营性的演出只好停止了，希望如果有公益性的武术表演，还请二位多多支持，多多关照。”
我马上答应，我们都明白他的意思，今后如果有公益性的展演，他们不能再支付酬劳了。黄大满当了宫本的面也表态支持，说得比我还慷慨激昂：“您放心宫本先生，只要您有用得着我黄大满的地方，一声招呼，我就是扔下日元不挣，也保证风雨无阻，义无反顾。”
过后，黄大满却对宫本他们的事情淡了许多，宫本他们没钱了，却还签了一些中长期的公益活动表演合同，这些合同是必须履行的。然而，通知我们参加的时候，黄大满却往往借口有事不去。我跟他合作惯了，而且中国武术和日本武道表演在台上的形态各殊，日本的武术家没办法像黄大满那样跟我配合得天衣无缝，而且他们也各有各的项目，很难在现场抽出精力帮我。
富士雄因为跟我相交的时间长，对我的武功路数也比较熟悉，有两次，黄大满不能去，他知道了，就主动跟着我去打下手、跑龙套。不但他去，每次去他还都带着他的儿子，让他的儿子跟着我们学。他儿子已经上中学了，那个年龄学武术已经太晚，但是学一些拳法套路还是可以的，尤其是跟我搭帮表演应该没什么问题。
“许君，让龙之跟着你，如果我没时间，他也可以帮你。”富士雄的话让我非常感动，所以只要有空，我就抓紧时间**龙之，即便他成不了真正的武术高手，起码能给我当个帮手也好。
就为了帮我，富士雄父子俩还出了一场大糗事。日本人讲究诚信，对老师说谎，尤其是家长出面向老师说谎，对日本人来说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事情。那一次，我受邀参加为日本慈善总会举行的一次募款表演。黄大满也许知道这是一次完全没有收入的公益活动，也许确实有急事要事不能参加，我如果自己去，临场有一些项目，比方说简单的对打、硬气功击打的砖头、石块就没有人能够帮我传递等等。
我只好问富士雄能不能帮忙，富士雄那天要去给几家重要客户送大米，唯一可以帮我的就是龙之，他的儿子。然而，他儿子却还要上课，于是富士雄就作出了一个让很多日本人看作荒谬绝伦的决定：给他儿子写了请假条，说龙之感冒发烧，请假一天。
于是那天龙之就没有上学，为我演出打下手。
让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电视台那天非常积极，对这次慈善演出进行了全程转播，龙之的老师晚上看了电视，第二天便追问龙之：“你不是感冒发烧不能上学了吗？怎么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你？”
龙之尴尬透了，只好继续顺着他爸爸编造的碴儿撒谎，说他是忍受着感冒和发烧帮助我的，如果他不去，我就没法表演。后来老师倒也没有责备他，毕竟他参加的是慈善演出。
宫本一天问我：“许君，你愿不愿意长期在日本工作？”
我跟他打交道时间长了，相互之间早就超越了见面鞠好几个躬的客气阶段，说话也尽可以畅所欲言，当下便回答他：“当然想了，不然到日本干吗来了？又不是走亲戚。”
宫本说：“如果许君愿意，我想帮助您办理永久居住权，有了永久居住权，许君就可以有更好的发展。”
作为留学生，尤其是像我这种打着留学招牌到日本谋生求发展的冒牌留学生，能够办永居应该是赴日的主要目的，在观念上也是到日本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他主动提出来帮忙，我求之不得，却又有些疑忌，他凭什么帮我这么大的忙？
我直接了当的问了出来：“那当然好了，可是，您有什么条件呢？”
宫本摇头：“我没什么条件，许君为了帮助我们，做了那么多的没有酬劳的工作，多谢许君长期的帮助、关照，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明白了，他是用这种方式来感谢我长期跟他们的友好合作。于我而言，参加他们公益性的表演不拿酬劳，虽然是无偿付出，却也宣传了我自己，得到了日本社会的认可，有了这一点，我就满足了。他却一直为此忐忑不安，似乎欠了我很大的人情。
我在日本已经连续居留八年多了，尚未达到办理永久居留权的要件，按照当时的规定，办理用具要连续十年以上的居留时间。现在的问题就是需要以“特殊技能人才”的名目申请。这方面的申请如果由宫本他们日本武道协会出面，肯定要比我个人申请然后再个人寻找相关机构认证要好得多。有了在日语学校改签留学签证为劳务签证的经历，我对由宫本他们办理永久居留权非常有信心。
回去以后，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黄大满，黄大满提出，应该也同时帮他办了，他也没有少参加武道协会的活动。我觉得人家帮我办已经是很大的面子，如果我在出面要求也给黄大满办，很给人家添麻烦，就搪塞：“你要办直接找宫本去，转个弯由我带话反而不好，你跟他不是也很熟吗？”
在国外呆久了的人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你的利益只能靠你自己维护，不要奢望任何人会替你维护你的利益。宫本主动帮助我，应该算是天大的人情了。黄大满也明白这里边的道理，也认准了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第二天就跑去找宫本，要求也帮他一起办永久居留权。宫本一口答应，并且让他把我的永居申请书捎了回来。原来，一旦他明确得到了我的答复之后，马上就出面到入国管理局拿回了申请书。
“宫本还真的够意思，我昨天要是找他，今天连我的申请书他就一起拿回来了，明天我亲自到入国管理局跑一趟。”黄大满的情绪也非常好，如果情绪不好，可能就会臭骂宫本一通。
我和黄大满顺利拿到了日本永久居留权，有了永久居留证，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可以放心的把家属接过来了。在日本这几年，我老婆追问我最多的问题就是，她们娘俩什么时候能到日本来。其实，我的留学签证变更成劳务工作签证以后，她和儿子就能过来陪住，居留时间与我等同。但是，她们却不能来，来往的开销实在太大，我和她都舍不得。而且，她来了之后，不但要租房子，孩子也必须入学读书，她又没事情可做，按照我那个时候的经济基础，要维持这么大的生活开销，的确非常困难。
知道我办理了永久居留权，我老婆急不可耐要马上赴日：“你怎么回事？是不是不想要我们娘俩了？不想要就明说，我立马到日本跟你办手续，给你自由。”
我当时把那当成了玩笑话，连忙许诺：“我尽快给你们办手续，租房子，对了，你房子买了没有？”
我早早就把买房子的钱给她寄了过去，目的不能说没有一点私心，想的就是我们自己能买一套房子，她搬过去，给我爸妈腾房子。几年过去了，她却一直迟迟没买，我催办的时候，她有无数个理由等着我，或者是没有合适的地点，或者是太忙没有时间看房，或者是看中了的房子价钱太贵，或者是价钱合适房子不合适。我远在日本，无法帮助她，也无法管控她，买房子的事情就这样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的耽搁下来，好在，我爸我妈跟她住一起，毕竟比跟老二家住一起关系简单一些，而且还能帮她带孩子、做家务，成了名副其实自带饭票的老保姆，加上总算看着她从小长大的老街坊，心理上也少一份生疏感，所以倒还没有发生足以惊动我的矛盾纠纷。
听到我又提起买房子的事情，电话那头，她得意洋洋地说：“我就没错，迟早要去日本，我买房子给谁住？”
我恍然大悟，原来她迟迟不买房子，是打定了主意要到日本来过日子。早知道她有这个想法，我也就没必要把那辛辛苦苦挣来准备做投资的几百万日元汇回去。如果当初不把那几百万日元汇回去，也许我就能搭上上个世纪日本经济疯狂扩张的班车，现在早就发达起来了。也许我们早就能在东京团圆，也许就不会再持续吃那么多苦，受那么多罪了。
想到这些，我心里不由生气：“你不买房，把钱赶紧给我寄回来，我办公司要用钱。”
我老婆回答得很干脆：“那你得先把我们娘俩办出去。”
我答应了她，因为，我还指望她能把那几百万日元回笼，帮助我注册开办一家株式会社。会社的名称我都想好了：福民企划株式会社。同时我也知道，办这样一家会社，我靠不上任何人，只能靠我自己。我曾经想着和黄大满联营，成立一家有限责任制的公司，但是他却拒绝了。
我和黄大满庆祝有了永久居留权的第一个星期天，到船桥屋奢侈一回，墙上的电视正在播放中国节目，说不清什么单位或者什么地方的杂技团在国际上获奖，电视上正在转播他们的演出录相。
“老二，想过没有？我们除了卖艺、走场子、打扫卫生洗盘子以外，还能不能做点别的，更有价值含量，更能挣钱的事情？”
我怦然心动，电视画面，黄大满的话，就如一缕阳光，在我心中划开了一道裂隙，泼洒进来的是光明和振奋：“我想到了，我们应该在我们自身的技艺以外，彻底跳脱这种完全依靠自身本能一样的技能，还有体力，依靠出卖技能、体力换取劳动报酬的低级生存方式，我们应该依靠的是大脑，是组织动员能力，还有，我们在日本这么多年建立起来的人脉网络关系。”
黄大满有点迫不及待：“你说具体点，理论不能当饭吃。”
“我们现在有条件了，可以注册自己的公司，可以组织国内的文化团体到日本来表演，也可以组织日本的文化团体到中国去交流，甚至可以组织日本人到中国旅游，组织中国人到日本旅游……”
“切，怎么说来说去变成旅游了？旅游要有政策支持，现在国内还没有开放日本旅游，日本也没有开放中国旅游团，再说了，我们也不擅长那一套，专业的旅游公司动动手指头就能把我们挤扁。”黄大满打断了我。
我承认，黄大满说得很有道理：“谁说我们要办旅游了？我们要办的是文化交流，这就叫文化搭台，旅游赚钱。”
黄大满也明白了：“这样我们就成老板了。”
他没说错，永居权也给了我们当老板的权利。
然而，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却仍然是资金问题。办公司、租房子、聘员工等等开销下来，没有两千万日元撑着，八成不等业务开展起来就得收摊。
我当时征询黄大满：“我们要是办公司，搞那种有限责任的，你能投多少钱？”
黄大满嘿嘿一笑：“我哪有钱，不论你干什么公司，我都当员工，挣个工钱就满足了。”
我明白，他并不是没钱投入，他不愿意投入，绝对不是钱的问题。不管是什么问题，开公司办企业，我都只能完全靠我自己的力量。如果那个时候我老婆没有买房子的打算，实话实说，把钱给我汇回来，我就可以在日本注册公司，然后名正言顺地办永居，用不着拖这么久，也用不着再在这座寮里和老鼠蟑螂同居一室。
老婆孩子要来了，我开始着手找房子，按照我当时的经济实力，买房子也不是不可能，起码首付我能拿得出来，然而，我只能租房子，我要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无限的事业中去。况且，房子不是我一个人住，是我们一家三口住，买房子的地段、格局、大小等等问题，都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得了主的。
几年的辛劳，我们有了可以不再像狗一样住在破败简陋的寮中的经济基础。我和黄大满商议，我要租房子，因为我老婆孩子要来了，问他是一个人继续住在这儿，还是也换个地方。黄大满呵呵笑，说他早就想换个地方了，一直没好意思说，怕我舍不得多花钱，也怕我怀疑他不愿意跟我合伙住了。
我笑骂他：“你这个人啊，啥都好，就是一样不好，不实诚。”
不久，我们就各自租了房子，离开了那座我们栖身近十年的寮。回身看着那座破旧、寒酸的寮，想当初住进来的时候，离开这里，搬进更好的住所似乎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隐性目标，可是，今天真的要离开它了，一缕留恋、伤感、惆怅混杂在一起的情思竟然让我鼻酸。我们四个人结拜盟誓的情景，我们在这里经历的酸甜苦辣，我们在这里憧憬未来，我们在这里分道扬镳……
寮里还有人租住着，看到我们搬家，脸上流露出羡慕、嫉妒，我在心里对他们说，珍惜吧，不管是穷困还是富足，不管是悲伤还是欢乐，都是命运赐予你的、仅仅属于你个人的人生经历。
5、我搬离了东京大田区附近的贫民区“寮”，住进了浅草街后面正常的民居，这是一套位于二层三室两厅的公寓。我到富士雄家去做整体，顺便告知了他我的新住址，还有住宅电话和手机号码。
“许君搬新家了？那应该好好祝贺一下。”至美很高兴，苹果脸红扑扑地，给我奉上了一杯热茶。
至美是我到日本以后，关系最近的女孩。我的心目中，富士雄跟我的关系挺复杂，既有朋友的情谊，又多多少少有点两代人的尊敬，他比我大了将近二十岁。他的妻子我称呼美智子，感情上却觉得她像一个温柔体贴的老大姐，态度上更是有一种晚辈对长辈的尊敬和礼貌。对富士雄我有时候还能开开玩笑，对他的妻子，我在言语中却从来不会有半点不恭。她温文尔雅，尽管整天忙于家务，却让人由不得就会从心里产生出由衷的谦恭态。
对龙之我则既有着对小弟弟的亲昵和随便，又有师傅的权威。因为他特喜欢跟我学习中国武术中的一些招式，他觉得那些招式好看、精神。我也不厌其烦地教他，从他身上我常常能回忆起跟我弟弟在一起的时光。
有一段时间，我弟弟想练武，他练武的目的跟龙之很相似，是看中了武术中的一些招式好看、精神，可以使他的舞台演出更显份儿，他是演武生的。他练武的那段时间，是我遭罪的时间，每天一大早，我就陪着他骑自行车，从前门大街跑到地坛公园，然后给他做教练兼防护。他舞台功底不错，要练翻跟头，我就得跟着拿自己的胳膊当他的转轴，以确保他既能翻得痛快顺畅，又能安全平安。一次他要练“原地小翻”，就是跟一个车轮空转似的原地翻个不停，我的胳膊长时间撑着他，又酸又痛又软，实在撑不住了，胳膊耷拉下来，我怕他摔了，连忙用身子去扛，结果他没事儿，我自己的腰扭了。回家以后，我爸爸不但不说他太麻烦人，反而把我臭骂一通，说我没用，这么多年功夫白练了，连自己的弟弟都护不好。我弟弟倒还算有情有义，过后买了几贴膏药亲手给我贴上，还叫我出去喝了一瓶二锅头，说是可以帮我通经活血。
跟龙之的交往中，我常常会把我对弟弟的那份感情转注到他的身上，在给人推拿按摩的闲暇时，以教他练功当作休闲。即使是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的招事、动作，我也非常尽力。他练成了螳螂拳中的螳螂出洞、螳螂寻路、螳螂捕食、螳螂登枝、螳螂穿林等等一些拳路，还练习了梅花拳中的各种腿法，他最喜欢的还是翻跟头，他告诉我，他练会了翻跟头以后，在学校的联欢会上表演过后，震动极大，尤其大受女孩们的追捧，让他非常得意。
我教龙之习武的时候，至美常常会在一旁观看，静悄悄地，脸上带着恬静的笑容，活像水面上**漾的荷花。休息的时候，她必会送上一条洁白的毛巾，毛巾散发出淡淡的雏菊香，待我擦干汗水，后面就是一杯热腾腾的绿茶等着我享用。我对至美的心理非常矛盾，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精神清爽，意气风发，但是却又常常觉得拘谨、羞赧。按理说这种情绪不应该出现在我这个已婚男人身上，可是就是没法控制自己。如果说我到他们家给别人整体初始目的完全是为了谋生赚钱，到后来就成了我的精神需求，在那里我可以跟至美呆在一起。
至美身上有日本女孩的特点，表面上看理智、温柔、雅致，实际上内心热情如火。论精神的开放和情感的火辣，比起以豪爽奔放、爱就爱个死，恨也恨个死著称的中国东北女孩有过之无不及。相较之下，东北女孩更加内外一致，外相缺乏日本女孩那种迷惑人的温柔和雅致。至美身上这种内热外冷、内刚外柔、表里不一的日本式特质，令我一直对她的真实感情抱有疑忌。不能否认，对至美我有爱慕之情，却一直受制于她日本式的暧昧情感表达，表现出若即若离、忽冷忽热，连我自己都觉得难受的态度。
“是啊，我妻子和儿子也要到日本来了。”我告诉至美和富士雄夫妻。
此话一出，刚刚还喜笑颜开的至美，脸顿时成了寒冰：“许君有妻子孩子，怎么从来没有说过？真高兴你们能在日本团聚。”扔下这句话，她起身离去。她的话语仍然平静、温柔，但是，我却知道，按照日本人的表达方式，那份平柔背后，表达的是深深的不满，那句话的话外音是不悦的谴责。
我呆呆地愣在那儿，我过去确实没有说过这些，但是我绝对不是有意隐瞒什么，我不习惯跟别人说自己的家长里短，况且，自始至终，我跟至美并没有任何越轨的行为，甚至连一句涉及到**的话都没有说过，从道义上讲，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任何不妥之处。即使我对她有爱慕之情，更大程度上说，那应该属于一种欣赏、赞赏的爱慕，就如面对一件精美绝伦却又易碎的瓷器。
至美的态度让我们大家都挺尴尬，富士雄和美智子的欣然笑容凝结在脸上，就像过期的果冻。我连忙起身告辞，以便他们能够及时从这尴尬中摆脱出来。
从他们家出来，我才想到，我此次到访，还有另外一个目的，想跟富士雄商议，邀请他加入我即将成立的“福民企划株式会社”，如果能有资金投入，成为股东当然更好。然而，我却忘了说，我在他们家一直没有得到适合这个话题的机会。过后，我也再没有提及此事，很多事情就是那样，机缘过了，就再也无法重新去做，这种机缘也包括心理因素。
有了永居权，老婆孩子的入国手续非常顺利。我从日本给他们定了由北京飞往东京成田机场的航班。我和黄大满去接她们。当我老婆带着我儿子走出成田机场的时候，我莫名地有些心慌，就像即将面对一个新的未来而心里发虚。因为，我忽然对她们有了陌生感。
我儿子对我也感到陌生，这可以从他叫我“爸爸”的时候，那迟疑不决的表情，还有轻微的蚊子一样的轻声中感觉到。
我老婆并没有夫妻相见时候应有的那份高兴、热情，反而有些拘谨、客气。我也一样，事先想象的见面后的兴奋和激动并没有出现，当我接过她们的行装，牵起我儿子的手朝外边走的时候，我甚至有些胆怯，怀疑我是不是做好了跟他们一起在日本生活的准备，不但是物质上的准备，也包括精神心理方面的准备。
路上，她们贪婪地、新奇地看着车窗外掠过的景色，很少跟我说话，黄大满过去在北京的时候他们就认识，这个时候就充当了临时导游，不时地向他们介绍着途径区域的名称和临时想到的一些日本的习俗、风貌。反倒是把我晾到了一旁，像一个旁观者，或者接待员。
把她们接回家里以后，我送黄大满下楼，在楼下，我向黄大满诉说了我心中的忧虑：我跟她们生疏了，我担心今后我们一家三口的生活能不能和谐圆满，他们到日本以后，能不能尽快适应日本这个社会。
黄大满安慰我：“你跟他们分别已经将近十年了，不生疏才怪，生疏正常，别担心，在一起呆几天就好了。最重要的事情是，先给他们办上学的事情，你老婆要上日语学校，你儿子也要上日语学校，别的事情都不用急。”
上楼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我接通以后，愕然，电话竟然是至美打过来的。她问我接到夫人和孩子了没有，我说接到了，一切顺利，谢谢她的关心。她又让我代她向我的妻子孩子问好，我说谢谢，我一定带到。她又邀请我方便的时候带着我的妻子儿子到她们家做客，她们一家都渴望见到我的妻子和儿子。我说谢谢，等安顿好了，我们一家一定去府上拜访……
就这样聊着，不知不觉我就进了家门，我老婆问我：“你在跟谁说话？”
那一刻，我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也许真的是冥冥中真有看不见的神祗在拿我开心，我说了一个不值得说的谎言：“哦，我跟一个朋友说话。”
“男的女的？”
“男的。”
我老婆冷眼瞥我，没有再问什么，那眼神却告诉我，她听到了手机漏出来的话音，那不是男的。
久别胜新婚，我却不得不忍受严苛到了凌虐和羞辱程度的检验、甄别。我老婆命我洗澡：“去，把你洗得干干净净的，我不在的时候，也不知道你招惹了多少脏事儿。”
这毕竟是我们久别团圆的第一晚，我不能跟她计较，我把她的话当成夫妻间的戏虐。然而，在这里，我可以对着我爸爸的灵魂起誓：尽管将近十年，我一个人远在异国他乡，但是我做到了洁身自好，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她、对不起我儿子的事情。作为一个男人，我并不是没有精神渴望和生理需求，我既不是圣人也不是白痴，我不敢吹嘘我有多么圣洁，是沉重的生存压力和强烈的成功欲望抑制了我的正常需求。
然而，这些话我面对将我的**翻来覆去查看、嗅闻，甚至要强行检查我有没有性病的她，却无论如何说不出口。在她清仓查库一样的盘问、检查面前，我对于夫妻久别重逢后的渴望和期待变成了厌倦的沮丧，我退却萎缩了。
她却极为不满：“你怎么回事？好几年没见面了，你这个样子，肯定有问题。”说完，扭过身去，屁股还在**用力颠达几下，以示抗议。柔韧的席梦思被她的屁股墩得颤颤巍巍，就像我的心，也颤巍巍地上下不着边儿。
紧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进入了空前的忙碌阶段，给她们娘俩分别联系了相应的日语学校，开始着手筹办我理想中的福民企划株式会社。她们娘俩也投入了紧张新鲜的学习生活。也许因为大家都有事情忙碌，人一忙鸡零狗碎的麻烦事情就少，家里的生活很快进入了轨道。晚上，她也不再坚持履行妻子义务前必须的那复杂严苛的检查程序，这也大大改善了我们的家庭生活气氛。儿子，也逐渐从生疏中建立着对我这个爸爸的重新确认。
星期天，是难得的我们一家人可以聚在一起休闲的时光，我老婆提出要去我经常提及的对我帮助很大的富士雄家里拜访。这应该是正当的要求，即便单纯从礼节上说，我的家室到了，也应该去看望一下富士雄一家。可是，在我老婆那猜忌、敏感的眼神下，别人是做贼心虚，我是没做贼也心虚，我婉拒了我老婆貌似合理的要求：“难得一个星期天，不要去麻烦别人，你知道不，日本人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不给别人添麻烦，从反面理解，也就是没事你别给我添麻烦，还是不要打扰人家了，我们去浅草寺拜拜佛吧，让佛保佑我们一家在日本平安顺利。”
我老婆答应了，那天我们逛了浅草寺，拜佛进香。然后乘车去银座，我老婆在那儿买了一块最新款的镯表，给儿子买了他最想要的恐龙特急克塞号的全套模型。晚饭，我带他们去了著名的船桥屋烧烤店，吃了烤龙虾和鲔鱼片。那是一个美好的星期天，也是我们在日本度过的一个难得完美的星期天。
6、我的福民企划株式会社相当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从理论上说，除了我以外，还有黄大满，我想，他之所以会那样，还是对我缺乏信心。好在，只要有两人以上名义合营，我们就能注册株式会社。我老婆来了，就又加上了她，她也算一个股东，其实她一分钱也没出。话说回来，她出不出，出多少，对我而言并没有实际意义。为了注册的好看一点，我把几年来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血汗全部作了资本金，一共有一千多万日元。
我动员我老婆把我早年寄给她让买房子，她却没有买的那笔几百万日元一起作为注册资金，那样别的不说，起码公司的脸好看一些，做生意的时候，能不能得到别人的信赖，往往就看注册资本数额。
我老婆严辞拒绝了我的要求，她有她的道理：“那笔钱我要留着以防万一，在日本生活，我心里没底。”随着日元汇率的提高，现在这几百万日元已经等于五六十万元人民币，是一笔不小的财产。
“那笔钱也不是你的，起码不是你一个人的，我用它还不是为了给家里挣钱，让我们在日本过得更有安全感吗。”我还想再纠缠一下，她下意识紧紧抱住自己的胸部，似乎那笔钱就藏在她的胸部，又好像我朝她要那笔钱就等同于街上袭胸的流氓：“动那笔钱你别想，死了那条心吧。”
我担任社长，黄大满是副社长兼企划部长，主要负责项目策划、国内联络等等。我老婆原来说好要当财务部长，可惜她没有日本会计师资格证书，如果聘用她当会计，我们的企业会受罚。于是我聘用了一个日本会计美惠，一个日本职员仓健忍担任联络部部长，主要负责日本国内的演出联络事宜。
我们成立福民株式会社的初衷，是要通过开展中日间的文化交流活动来开发文化产业。按照我们的设想，首先就是要组建一个中国在日杂技团。杂技团演员完全从国内选拔，然后由公司负责办理赴日签证手续，在日本组织演出。
那段时间，是我们疯狂忙碌的时间，我这个时候才领悟到，当老板并不比打工轻松，甚至某种意义上说，比打工更加耗人。因为，打工出力，当老板，不但要出力，更要劳心。心的疲劳，比体力的付出更加难以得到物质的弥补。我们要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国遴选杂技演员。因为这种签证都是劳务签证，管理相对严格，对提供工作岗位的企业，比如我们这样的公司，也有相对严格的资格审查。而且要有我们公司提供担保。
经过几个月紧张的努力，我们公司获得了二十个员额的劳务签证。我回国了，我的任务是到国内各杂技团选拔演员，并且要说服他或者她肯跟我到日本演出，时间是半年，到期如果双方都有继续合作的愿望，还可以续签。我相信，没有谁会不愿意跟我到日本来，不但可以出国到日本生活，还有比国内高得多的收入，这些是难以抵御的**。
这是我到日本以来第一次回国，飞机降落首都机场的那会儿，我腿软软地有些站不起来，我是最后一个走下飞机的人。“岭外音信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初唐诗人宋之问的这首著名的思乡名句，真是我那会儿心情的真实写照。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当然是看望我的父母，让我奇怪的是，我敲开本应由我父母居住的那套楼房的房门时，开门的是我弟弟。
“哦，哥啊，你怎么回来了？”
我弟弟看到我，惊愕极了，这也难怪，我回来之前没有告诉他们，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怕父母担心。我知道，从我告诉他们我将回北京那一天开始，我爸我妈肯定连觉都睡不好，人越老越担不住事儿。在我们看来再平常不过的旅程，在他们心目里，就是险恶无比、危机四伏的征程，尤其对于儿女，想象出来的千百个危机都会危及他们儿女的安全。
“你怎么住回来了？咱爸咱妈呢？”这是我的惊愕。
“他们住不惯楼房，还是爱住老院子，嫂子走了以后，我们就又调回来了。”
既然如此，我也不能扭头便走，于是进了我弟弟的家。弟弟忙着给我沏茶倒水，我四处打量，房子的墙很白，显然是重新粉刷过的。家具却是他们原来的旧款，也许经过了搬来搬去的折磨，家具的边边角角有累累的伤痕。我断定，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改善。果然，弟弟在给我端过一杯茉莉花茶的同时，马上提出了他的要求：“哥，什么时候带我去日本？我都等不及了。”
我这一回回来，手里捏着二十个赴日劳务签证的指标，这是已经经过日本入管局审批过的。指标看起来数目不少，但是距离我们的需求还有很大的差距，二十个人，很难组织起一支真正意义上的杂技团。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对国内杂技团出色的演员和出色的节目进行了筛选，我们需要的人数至少要三十个，现在却只有二十个指标，如果带我弟弟出去，那么，势必要少办一个杂技演员。
我从来不擅于对自己的亲人说假话，我把真实情况告诉了弟弟，他急不可耐：“演杂技么，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有什么？不成，我这一回一定要跟你走，在国内，唱戏的越来越难混了，体制改革，剧团企业化，自己养活自己，又没人看戏，这不明摆着等死吗？”
我不能正面拒绝他，也不忍心看到他遭到拒绝之后的失望，就含糊其辞：“你别急，我再看看，如果有可能，我尽量。”
我急着去看我爸我妈，告别了弟弟，回到了我那老胡同里的大杂院。几年不见，我爸我妈都苍老了许多，头发都已经全白，脸上也有了老斑，但是身板都还硬朗。我回来之前，跟大部分回国省亲、公干的人一样，做了一些修饰打扮，换上了名牌的西装，戴上了名牌的手表，做出在外面混得不错的样儿。这既是为了安慰家人，也是为了撑个面子。好在，在国外不管你是打扫厕所还是刷盘子，国内的人都不知道，挣来的钱照样可以买一些新鲜时髦的东西充门面。
我爸爸呵呵笑着调侃我：“你怎么变种了，我越看你越像日本人。”
我问我爸我妈他们过得怎么样，他们说挺好，就是有点想孙子：“不过问题也不大，大孙子走了，还有二孙子。要是二孙子也走了，我们就上大街上扭秧歌去。”
我惊问：“他们上哪去？”
我爸爸也惊问：“你这次不带你弟弟到日本去啊？”
我说可能不成，指标太少，我们需要的人才都不够用，他迟早会去，这一回却不行。
我爸爸不高兴了：“你弟弟整天盼星星盼月亮，就盼你这个当哥的回来带他去日本，你的指标再少，二十个还缺你弟弟那一个？打虎还得亲兄弟，上阵要靠父子兵，我就不信你弟弟去了，对你还能不如别人可靠？”
我这才明白，我刚才还没到家，我弟弟已经给我爸爸通了电话，做了工作，让我爸爸帮他说服我带他去日本。
我妈也开始出面帮我弟弟说话：“我跟你爸爸都老了，照顾不了你们几年了，我们走了，扔下你弟弟一个能放心吗？你把你弟弟办到日本去，在日本你们兄弟之间也相互有个照应，我跟你爸爸就算是走了，也能放心。”
看着父母脸上沟壑一样的岁月刻痕，听着他们对我们未来的忧心渴盼，我还能说什么？只能承诺，这一次一定把我弟弟带出去：“你们就放心吧，我答应你们，还好，我弟弟是京剧团的，搞演出应该也有经验，杂技团办起来了，就让他管这摊事。”
我向父母屈服了，满足了弟弟的愿望，但是，我没有告诉他们的事，仅仅是为了能带弟弟出去，我额外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去日本就演出就业的人员，都是经过入管局审查过的，现在要将其中的一个替换成我弟弟，就要重新填报申请，而且这一切手续都要在日本国内办理。就是为了把弟弟办理出国，我又往返日本两次，最终总算是把手续办妥了。那一次我不但带回了十九个国内年轻拔尖的杂技演员，还带回了我弟弟这个京剧演员。
我弟弟并没有让我失望，他分管杂技团，把那个新成立的杂技团高的井井有条，设置的节目在继承原有传统的基础上，还增加了一些新的元素。例如，过去舞狮表演，就是演员在台上，我弟弟改为狮子在舞狮者的引导下，步入观众席，向每一个身边的观众摇头晃尾的致意，张开大嘴欢迎每个观众把手探进他的嘴里接受亲吻，日本人的讲究，受到狮子的亲吻，是健康、发财的祝福。
半年内，我们的杂技团几乎走遍了日本，到处巡演，向日本人民展示着中国的杂技艺术。我如果有空，就会参加他们的演出，中间插播一段我的武术表演。
我任命我弟弟担任副社长，主管演出，月薪三十万日元，月末还有奖金，年底还可以拿到尾牙。这个收入超过了日本政府机关的课长，相当于当时国内每个月两万三千多块钱的收入，在日本也属于中上等收入水平。我弟弟兴奋极了，积极性空前高涨，我那段时间有意脱手，尽量把杂技表演这个文化交流项目交给我弟弟去做，其一，他可以做得很好，其二，我和黄大满正在全力以赴的着手一个大项目：为中日建交三十周年，组织一次大型中日文化交流活动。
这项活动是黄大满联系的，合作方是日本中影株式会社社长大冈先生。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利用中日建交三十周年的机会，开办大型的两国传统技艺巡展交流活动。
这项活动的具体内容就是从中国寻访一些有民间传统文化的技能人士，比方说剪纸、面人、武术、国画等等方面的人才，组织他们到日本旅游展览表演。同时，寻找一些有日本传统文化的技能人士，比如插花、茶道、武道等方面的人才，到中国进行旅游展演，以民间传统文化技艺展演为主要内容，开展两国庆祝建交三十周年的大型文化交流活动。有意于参加这项活动的人士，费用自理，并且还要交纳报名费、活动费等等。
那段时间，我频繁往来中日之间，回国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征求有特殊技能又有意赴日展演的人士，二是联系日方代表团展演的场地和场次，还有旅游参观的项目等等。
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涉及的方方面面非常广泛，好在我回国之前，找到了王参赞，向他汇报了我们的方案，得到了使馆的大力支持，回国联系的事情非常顺利，甚至有关方面还答应这项活动的开幕式，可以放在人民大会堂进行。
我们跟中影株式会社正式签订合作协议的那一天，我和大冈社长亲自出席。大冈年约五十，西装革履，温文尔雅，典型的日本商界名流派头，对人非常和蔼、客气。我们双方商定：邀请日本各县市文化管理部门参与这个活动，所有参加这项活动的各县市文化管理部门组成“中日建交三十周年传统民间文化交流活动董事会”，董事会下设项目执行机构，采取项目负责制，单独设立专项帐户，机构由董事会推选出来的五名成员组成，我担任项目总裁、法人代表，大冈担任项目副总裁，黄大满担任执行总裁。执行中有什么问题，由五名机构成员投票表决，机构成员无法处理的重大事宜，由交流活动董事会决定。
在日本方面，我们还联络了各个地区的文化机构，凡是参与这项活动的地区，都可以获得项目展演优先权。经过多方努力，这个活动进展顺利，根据登记报名的人数测算，整个活动的经营额至少可以达到五亿两千万日元，毛利将近一亿日元。
我们为有这么大的项目而振奋，同时也预期这个项目一定可以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老二，咱们可算是捞着大鲸鱼了，你放心，大哥我从现在开始就把全副身心投入到这里边去，别的事情我就不管了，公司里别的事情你多操心啊。”黄大满兴奋激动得就像打了鸡血，坐都坐不住了。这项业务是由他承接的，据他说，他是和大冈社长在慰问神户地震义演的时候认识的。
神户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杂技团刚刚组建不久，承接了好几项商业演出合同。然而，在大地震发生后，我们停止了一切商业演出，所有为赈灾义演我们都积极参加。还直接到地震灾区未受灾的神户人民做了两天三场慰问演出。他这一说，我对那位大冈先生似乎也有印象，肯定当时也见过面，可能由于当时忙乱，没有记住。
“老二，弟媳妇来这么长时间了，怎么样？”黄大满转了话头问我。我们俩聊天是在我即将回国落实央视转播我们活动的头天晚上，他叫我到居酒屋喝酒，算是给我饯行。长期在日本生活，我们不知不觉中也染上了日本男人的习惯，下班以后，工作忙完，并不急于回家，他倒无所谓，至今还是独身一人，原来的老婆在他到日本第二年就另结新欢跟别人跑了，现在他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正在日本女人和中国女人之间徘徊不定，他想找日本女人，又担心养活不起。找中国女人，他前妻那个中国女人又伤透了他的心，所以一直跑单帮，混日期，心理生理有了需求，就跑到歌舞伎町找他的那个相好的。
“还好，就是太忙了，顾不上家，她也忙，经常晚上还要补课，儿子一个人扔家里挺不忍心的。”
我老婆在读语言学校，已经将近两年了，功课好象很忙，白天上学，晚上常常还要补课。我知道她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可能是为了在班里争取好名次，所以格外刻苦。
“老二，家庭该关心还是要关心，别象我似的，光想着挣钱干事业，把老婆都弄丢了。”
我当时把他这话当成了对他自己命运的感叹，却没有想到，他这是话里有话。
项目运转顺利，我们对前途满怀信心，那会儿，在我们面前展现的是一条通衢大道，大道的尽头就是阳光明媚、花繁叶茂、果实累累的天堂。然而，命运有的时候就像阴谋家，它在向你绽开笑脸的时候，却暗暗设下了打死你你也想不到的阴暗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