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们即将从日语学校毕业，毕业以后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继续求学还是务工赚钱。这两个选项都由不得我们自己，从我们的本意上来说，到日本并不是为了求学，而是为了赚钱，为了能给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创造一个相对美好的未来。但是，那个年代的日本，对外国人务工控制非常严格，如果拿到了日语学校的毕业证书，而又没有考入其他学校就读的话，按照相关规定是不允许就职从事劳务活动的。
跟国内大多数五零后一样，**彻底剥夺了我们接受教育的权利，我从小就没有上过几年学，学习日语那是没办法，要在日本社会里生存发展，不懂人家的语言就寸步难行。可是，学会日语，能够纯熟的使用日语，只不过是掌握了语言工具，就如仅仅学会了说话写字，以这点文化基础，不要说考入大学，就是考一般的专科学校都是很费劲的事情。
越是接近毕业，同学们越是焦躁，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进入日本留学的所谓留学生中，绝大多数跟我一样，目的并不是为了深造读书，而是为了掘金、挣钱，如果有可能，能够得到日本永居权，那就是最大的成功。毕业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失学、失业，如果不想成为东躲西藏的黑户口，那就只能被遣返。
我永远感激富士雄，如果不是他给我提供了做推拿按摩的场地，帮我招徕了那么多顾客，我就不可能在日本掘得第一桶金。如果不是他提议我到原宿广场表演中国武术，我就不可能遇到王参赞，也就不可能参加世界武术交流大会。如果没有那场世界武术交流大会，我也不可能在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拿到了日本的就职许可证。
日语学校经常会举办一些联欢活动，增进学生的友情，调剂学生的学习生活。自从我在世界武术交流大会上成了“明星”之后，每遇到这类活动，学校都安排我出场展示中国武术。学校还经常和日本的大专院校搞联谊活动，目的在于向这些学校推荐生源。从语言学校毕业以后，能够考进日本高等院校的学生越多，语言学校的成绩就越能得到社会的认可，知名度就越高，报名就学的人也就会越多。
在一次和京都工商大学的交流活动上，我表演的中国武术大受赞扬，京都工商大学的校长跑到我跟前找我套近乎，我们语言学校的校长亲自当翻译。我们校长是中国通，一口流利的京腔汉语，说得比我还地道。京都工商大学校长问我愿不愿意到他们学校就读，我自己知道自己的底细，即使他们手下留情，我恐怕也难以考过。我没好意思说我的文化底子差，怕考不上，告诉他说我已经三十大几，奔四的人了，有家有老婆孩子还等着我挣钱养活，如果我去上大学，别的因素不说，经济上根本就不可能支撑得了。
我们校长对我的情况比较了解，听到我那么说，就问我愿意在日本长期生活下去，还是想挣一笔钱就回国。我说当然愿意长期生活下去。我们语言学校的校长马上答应我：“那好办，我们出证明，试着把你的留学签证改成劳务签证，那样你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我们俩用中文说，工商大学的校长问我们俩在说什么，我们语言学校的校长把我们的对话翻给他听，工商大学校长哈哈大笑，说中国人就是现实，实际，这样很好，如果我挣够钱了，没有后顾之忧了，他们随时欢迎我到他们学校就读。
我暗自苦笑，心想，如果我真的挣够了钱，没有后顾之忧了，还用得着读大学吗？
那天的联谊活动非常成功，过去我也就忘了，没把我们校长说的事当成事，以为他也不过就是在那种场合，随便说说而已。可是校长接下来做的一切，给了我一个重要的教训：在日本，你万万不能把别人对你的许诺，或者你对别人的许诺不当一回事。
我们开始了期末考试前的最后冲刺，这也是我们在语言学校最后的一次期末考试，两年的语言学习，这次考试之后就算大功告成了，所以我们都在抓紧复习，口语、文字、文化历史、日本地理等等都是我们考试的内容。距考试还有一周的时间，校长亲自来找我，把我从教室叫出去，递给我一个信封：“许君，变更签证的手续我基本上给你办好了，剩下的程序需要你亲自到入管局办理。”
我那一刻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这就是日本，这就是日本人，言必信，行必果，似乎就是他们的行动准则。我自己都没有当回事，因为我对办理改签根本不抱任何希望，据我所知，在所有留学生当中，根本没有一个人能够还在语言学校读书的时候，就已经把留学签证改签成了劳务签证。他却把自己的一个承诺当成了义务和责任，认真地去办，并且基本上已经办好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就索性不说，我深深朝他鞠躬，仅仅说了两个最简单的字：谢谢。
日本入管局全称是入国管理局，是法务省辖下的专门负责进入日本国以及居留日本国人员身份和资格管理的机构。像我这样居留期间改变居留资格申请，必须获得法务大臣的批准。由于管理严格，审批程序复杂，留学生在没有取得语言学校毕业证书之前，基本上不做想望。而校长交给我的申请表上，已经盖好了法务省大臣的核准印章。变更理由写的是从事中日文化交流。
现在，我所要做的，就是带着护照，亲自去入管局相应的管理机构，重新核发签证，把留学签证变成劳动就业资格签证，拿到了这个签证，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从事伴有收入的业务活动或接受报酬的活动”，这是那个年代进入日本国大部分留学生梦寐以求的资格，我却轻而易举的就得到了。
办理入国资格变更许可的过程非常简单，让我多少有点沾沾自喜的是，具体工作人员竟然认出来我就是在电视报纸上广泛报道过的那个“中国武术家”，他告诉我，我是全日本语言学校里第一个获得劳务改签的中国人。当我怀里揣着盖有“劳务签证”的护照，我有了自信，我确信，我在日本的前景一定会像这东京的天空一样晴朗、光明。
第一件事，当然就是向我的结拜弟兄们报告喜讯，让我多少有点失落的是，弟兄们一个都不在。公鸡和赵刚可能还在学校冲刺，黄大满早我们几年到了日本，也早我们几年拿到了语言学校的毕业证书，考进了一个工商专科学校之后，也拥有了“劳动就业资格证”。劳动就业资格证和劳务签证护照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必须要上学，每周打工时间有限制。而后者如我的劳务签证，可以专门就职从业。所以，黄大满在学校挂了个名，学校的学业早就已经荒废了。
我到附近街头的售卖店里买了一些吃食、啤酒，等着他们回来。我来到露台上，高低起伏的屋宇铺陈起棱角分明的波涛，远处的高楼大厦背衬晚霞，活像黑黝黝参差错落的石碑，东京是一座没有喧闹的都市，我从心底里喜欢它，看着眼前寂静却又涌动着无限活力的建筑，不由暗暗感慨，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在这环境优良、气候宜人的国际化大都市里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个角落。感慨过后，心灵就如荒弃的房屋，破败、空落，惆怅就像伏兵袭击了人的情绪，觉得自己也跟这日落时分的天时相仿，灰蒙蒙、沉甸甸地。
公鸡和赵刚回来了，我把“在留资格变更许可”拿给他们看，他们表面上替我高兴，我却感觉到了若有若无、说不清是羡慕还是嫉妒的味道。
我征求他们的意见，是等黄大满还是我们先吃。他们俩异口同声：黄大满谁也说不清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等他回来我们都饿死了，先吃。
于是我就摆开吃食，打开啤酒，既是请客，也是庆祝我身份的改变。他们俩祝我“事业顺利、财源滚滚”，我也祝他们早日办成改签，拿到就业劳务证。公鸡啃着一只鸡腿，摇头晃脑终于对我那小小的成功表示出了不屑：“要那玩意没什么用，最重要的还是拿到永居权，拿到了永居权，想干啥不成？”
黄大满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他说他在外面吃过了，听到我改签了在留资格，拿到了劳动就业资格证，他非常惊讶：“看不出来你小子挺有路子，花了多少钱？看样子日本跟国内也差不多，都有腐败。”
我告诉他一分钱没花，是语言学校的校长帮我办的，他不信：“不可能，无利不起早，人家凭啥替你办这么大的事？”
我想用事实告诉他，在日本，确实有很多无利也起早的人，比方说我的朋友富士雄一家，还有这位中国通校长。可是看到他不以为然的样子，就没心情跟他辩白了。
我钻进壁橱睡下了，黄大满却又把我叫了起来：“老二，出来，出来。”
我问他什么事，他说有重要事情商量，我只好从壁橱里又钻了出来。他又叫赵刚和公鸡：“老三，老四，起来，起来。”
因为我睡在壁橱里，他叫我的时候用“出来”，他们睡在榻榻米上，叫他们的时候就用“起来”，这也经常是我们相互取笑的资料。公鸡说老大叫老二听着像老二是藏在洞里的逃犯。赵刚说老大叫他们，就好像他们是不能**的**。我们都曾经强烈抗议，要求黄大满改改，黄大满呵呵笑着说打死也不改。
黄大满问我们：“你们想没有想，今后该怎么办？就这么东一榔头西一棒棰的瞎捞，捞着了就有吃又喝，捞不着就干瞪眼？”
今后怎么办，谁都在想，谁也想不清楚，就像确定了目标要去北京，可是没钱，光想去不了。弄一个远大的理想装在脑子里并不难，难在实现的过程和途径。
“我刚才看了，老二的劳务证上从事业务是中日文化交流，你们从里边看出什么道道没有？”
赵刚和公鸡茫然摇头，不要说他们俩没看出什么道道，连我自己也没有看出来这里边有什么道道。
“这就是说，不论我们做什么，只要不是违法犯罪的，都可以用中日文化交流的名头去做。”
我有些恍然，却又有些茫然，恍然的是我似乎看到了一条大路，茫然的是我却不知道这条大路通向何处，而且路上能跑什么车，又有哪些规则。
“老二，你过去说过，你的理想就是每个月能攒十万日元，现在理想实现了没有？”黄大满问我。
我们虽然结拜了兄弟，相互之间却从来打听个人收入状况，相互之间也从不告诉别人自己的收入情况，在国外，那是个人的绝对隐私。当然，谁在干吗，大约摸能挣多少钱，相互之间虽然不过问，心里却也都有个大概的底数，黄大满他们都知道，我在富士雄家里开了整体所，收入应该不菲，再加上做清洁工，每个月积攒十万日元的目标早就已经远远超越了。
我回答：“应该没问题。”
黄大满说：“你的理想实现了，就这样守着你那个理想混下去啊？我帮你算算，一个月攒十万日元，一年一百二十万，按照现在的汇率，大概相当于五六万人民币，也就是说，再过十年，你才能积攒下来五十万人民币，那么点钱，在东京这样的地方还算得上钱吗？”
那个时候，日元兑人民币的汇率大概是二十三比一，九十年代初期，发生了日元大升值，达到了现在的十三比一。他这个算法的基础当然不是我的真正收入水平，那会儿，我的实际收入水平已经能够达到每个月刨去吃喝拉撒睡交通等等支出，每个月积攒三五十万日元都有可能。不然，我哪里能有几百万日元汇回北京，让我老婆买房子。我也不说破，含含糊糊地应答着，等着听他的主意。
黄大满命令公鸡：“别让我干说，还剩下啤酒没有？”
公鸡说还剩下不少，连忙过去把啤酒搬过来，我们谁也不吃亏，每人咬开一瓶，边喝边听黄大满发表演说。
“我想啊，现在我跟老二都有劳务签证，也都办了劳务就业资格证，今后还要办永居，怎么才能办永居？那就得有投资、有企业才行。我们不能给别人打一辈子工，一辈子当工薪阶层，你们说对不对？”
我们都连连点头，到了日本，谁不想办永居？在我们这些日本留学生的下意识里，办了永居就是成功，没有办到永居，就是失败，就等于白来了。
黄大满说：“我想，第一步我们先要联合起来，不能像现在这样单打独斗，既然我们是弟兄，就应该有活大家干，有钱大家赚。第二步，我们要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比方说，联合办个公司，或者合作搞个项目什么的。第三步，我们可以充分发挥老二的知名度，就先从中日文化交流开始，我们武术表演不也算是武术交流吗？”
我马上明白，他这是又想走老路数，重操旧业，像在国内那样，组织我们去跑码头、卖艺。那条路在国内都走不通，在日本能不能走得通，我怀疑。但是，怀疑我也不能说出来，我说出来，难免让他们错觉我是不愿意跟他们一起“有活大家干，有钱大家赚。”
我还不能沉默，沉默在外交上可以理解为默许，在我们这儿就可以理解为不满。我学习日本人，用委婉和暧昧来表达我的见解：“我觉得大哥说得很有道理，的确是这样，我们的理想不能局限于挣钱攒钱，当我们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能够生存下去的时候，就应该有新的更加远大的目标和理想，比方说，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我们的贡献，用国内的话说，就是争取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公鸡却首先表态他不愿意：“我觉得大哥的愿望是好的，可是真正实行起来恐怕比较困难。首先，到哪演？找谁联系演出？总不能满大街撂地摊收钱，那不成了街头艺人了？就算我们拉下脸撂地摊，警察能让吗？其次，怎么收钱？建账、分账、办税，是不是还得再聘个会计出纳？这是在日本，可不是在中国，想稀里糊涂挣钱不缴税恐怕不行。还有，挣来的钱按照什么比例分？二哥拿大头那是肯定的，我也没意见，别的呢？我们仨，怎么分？第三，三哥，你会什么武功？”
赵刚说：“我可不会武功，你说你的意见，别把我拉扯进来。”
公鸡便继续往下说：“我和赵刚都不会武功，大哥二哥能上场表演，我们俩干啥？就跑龙套当摆设？我想来想去，肯定不成。”
黄大满说：“什么事情都要先干起来，啥都没干呢，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就啥也别干，老老实实稳稳当当在家呆着，看谁能给你送钱来。”
赵刚性格比较随和，也没有什么主见，听黄大满这么说，就又随了黄大满：“大哥说得有道理，要不我们先试试看？实在不行再找别的路么。”
公鸡的态度也软化了：“试试看倒不是不行，我看大哥说得这个路子属于缸沿上跑马，悬！就怕忙乎半天白搭工夫。”
黄大满已经开始对公鸡不满了，乜斜他一眼：“公鸡，你要是当我是大哥，就别他娘的老当搅屎棍子，我为了什么？不是为了我们四个能有个好前景吗？你要是有好办法就拿出来，能行我们就按你的办，你要是没什么主意，就少说那种白开水加盐的闲话。”
公鸡是个从来不让份的人，尤其是嘴上更不会轻易服软，还在北京混的时候，我就说过他是鸭子扔进汤锅里，肉烂嘴不烂。黄大满话说得挺臭，公鸡梗起脖子又作出了斗架的架势，我和赵刚连忙从中调和，我掉转话头，说起了办理签证改签的过程，赵刚追问公鸡最近情场有没有斩获，总算是堵住了公鸡的嘴，没让他们俩吵起来。
什么事情好像都有个征兆，黄大满提出的联合作战、共同发展，大家一起跑场子巡回演出的方略，四兄弟中有三个并不看好，似乎预兆着他的方略肯定要以失败结局。果不其然，我们三个人拿到了语言学校毕业证书以后，黄大满就开始积极行动起来，他为自己的设想振奋，也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的可行性、正确性，还真地联系了几场演出，有在东京本地的，也有到大阪、水户等外地的，一来我们的表演项目太单调，二来我们的人也太少，能上场表演的也就是我跟黄大满两个人，正应了公鸡那句话，他和赵刚就能跑跑龙套，别的忙也帮不上，所以收入微乎其微，有的时候人家也就是给个车马费，真正属于赔钱赚吆喝。
这种事情干了大概有多半年，终于在我们中间引发了第一次激烈冲突。因为演出都是黄大满联系的，所以一般组织演出的单位都是直接对黄大满结帐，我过去在国内就和黄大满一起干过这种事情，心里有数，搭帮跑场子，根本不可能挣多少钱，所以也并不在乎结了多少账，仍然把主要精力放在当清洁工、到富士雄家里做整体。
公鸡和赵刚心里却总觉得东跑西颠分不到钱，亏得慌，情绪受到影响，脸上经常挂着不满，就像进入雨季的东南亚。
那天又有一场在日本富士电视台广场的表演，事先说好了是公益性的，公鸡和赵刚就嘟囔着找理由、找借口，就是不愿意去。我们要带道具，还要有人帮着解说、在台上作保护，还真少不了他们俩。黄大满动用了老大的权威，我又在旁边再三劝说，还许诺事后请他们喝酒，他们才勉强跟着我们出发了。没想到的是，表演结束了，富士电视台却又改变初衷，给我们每人发了两万五千日元的辛苦费，因为这种演出，尽管是公益性的，但是对于电视台来说，也有广告的作用，所以人家不昧良心，虽然事先没有说，该给的人家也一定要给。
这本来是好事，意外的收获，公鸡和赵刚却多心了，觉得很可能过去很可能每次都有这种钱，我和黄大满私分了，没有给他们。这一次是人家当面分发，我们没有机会私吞，他们才能拿到手。有了这份猜忌，他们俩的心情不可能好，我兑现承诺请他们喝酒的时候，他们借酒遮脸，放屁崩砂子，说了很多夹枪带棍的话。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是黄大满，我仅仅是演出主力，并没有参与联络、经营。他们喝着酒吃着烤鱼片，你唱我和，冷言冷语，把黄大满气得直哆嗦。
当公鸡说：“亲兄弟明算账，何况我们还不是亲兄弟，更应该把话说到明处，忙乎大半年了，到底挣了多少钱？别拿我们当棒槌”的时候，黄大满终于忍耐不住，在台面上狠拍一掌，就像酒屋里谁突然放了一炮，把四周的日本客人吓得目瞪口呆，连柜台里边忙着给大家伙调理牛排的厨师都扔下手里的活，怔怔地看着我们，嘴张成了棉鞋口子。
“从今天起，咱们各干各的，谁要是再张罗这种事情，谁他妈就是大姑娘养的。”撂下这句话，黄大满起身离去。
我们都没有想到黄大满反应会这么强烈，这似乎不是他的性格。闹了这么一通，再好的酒菜佳肴我们也没有心情享用，我匆匆结账，带了他们俩出去追赶黄大满，外面夜灯朦胧，街上人群潮水般汹涌，哪里还能看到黄大满的影子？
2、大使馆的王参赞又把电话打到了富士雄家里找我。富士雄现在已经知道，只要王参赞找我，肯定会有重要事情，连忙穿越半个东京过来给我传话，让我尽快给王参赞回电话。
我给王参赞挂了电话，王参赞约我跟他到一家叫“北国之春”的咖啡馆见面。
咖啡馆里灯光暗淡，我和王参赞坐在角落里，我有些忐忑，这种气氛让我联想起早年看过的反特电影，我们就像正在上演接头戏码。王参赞穿了一身便装，见面先问我最近在忙什么，我把我和黄大满他们的情况给他说了一遍，王参赞认真地听着，低头搅着杯里的咖啡，他那样儿挺好笑，看上去好像婚介所拉过来会面的大男大女，我是男的，她是女的，羞羞答答。
我说完了，王参赞仍然搅动着咖啡，好像什么东西掉到咖啡杯里了他正在找：“我倒觉得黄大满的方向没有错，中日文化交流是一篇大文章，不光两个国家的官方要积极推动，民间的力量，人民和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从某个方面说，更加重要，能发挥官方起不到的作用。现在的关键的问题是具体操作问题，也就是具体的方式、项目，搞好了，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应该没有问题。”
我估计王参赞百忙之中找我，绝对不会是找我瞎聊天，肯定有他的话要说，有他的事要办，连忙请教王参赞：“您说路子该怎么走？给我们指条道吧。”
王参赞说：“文化交流并不光是武术，我们中国五千年的灿烂文化浩如烟海，你们一定要从中选出能够在日本展演同时又能得到日本人民喜爱的项目。反过来，日本也有丰富的文化宝藏，我们也有义务、有责任把日本健康、优秀的文化介绍到中国去，文化交流，就是要有来有往，单方面输出那还能叫交流吗？另一方面，你们也应该和日本的有关方面紧密联系，互相帮助，比方说你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和日本武道协会多多联系，宫本会长对你印象非常好，你们可以联手做一些项目。”
王赞参的话说得比较原则，作为官员，他的话也只能说到那个程度。可是话里话外透露的意思我却听明白了，他是让我们跟日本武道协会加强联系，并且做一些具体的交流项目。开展中日文化交流我也愿意，能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贡献，对于我来说当然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关键是我得过日子，不能扔下谋生的路子全身心地投入到那里边，生存对于我仍然是最重大、最现实的课题，只有能够生存下来，才能谋发展，这是最简单的道理。
“王参赞，你的意思是让我主动去和宫本联系一下？”我试探着问。
王参赞点头：“是啊，有什么为难之处吗？”
我说别的为难没有，就怕耽误我挣钱。
王参赞说：“日本武道协会这种组织和国内的事业单位性质的协会不同，他们是单纯的社会团体，没有政府的投入，纳税人也不会允许政府把钱投到这种社会团体里去。所以啊，创效益，以商养武，也同样是他们要解决的问题。你有功夫，他们有人脉资源社会关系，你们如果联合起来，不但可以给中日文化交流增加民间基础，也可以优势互补，说不定还能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呢。”
我连连点头：“让您这一说，我还真的明白了，我们前段时间做的那些事情，很大原因就是没有人脉，缺乏社会关系，回头我就专门找他们聊聊。”
王参赞很高兴，抢着买单，显然，能够增强中日两国民间的文化交流，是他的愿望和责任。
还没有等我去找宫本，宫本却主动来找我了，电话还是打到了富士雄家里，富士雄听到日本武道协会的会长居然亲自打过来电话找我，惊讶之余，更是不敢怠慢，立刻跑过来传话，我一听就知道，王参赞肯定也找过宫本了，不然，宫本不会知道我在东京的联络电话。
我和宫本约定，到日本武道协会去找他，跟他面谈。去的时候，我带上了黄大满。
黄大满跟赵刚、公鸡闹了别扭之后，三个人不太说话，过了几天虽然恢复了交流，却客气了许多，也疏远了许多。有一次，黄大满跟我一起参加一场公益表演，赵刚和公鸡那天确实有事去不了，我倒没觉得怎么样，黄大满却一路沉闷，下车的时候幽幽地说了一句：“唉，什么结拜兄弟，兄弟情谊也就值两万日元啊。”
这话口气平静，却很沉重，我暗暗担心，我们四个结拜弟兄之间，已经有了深深的裂痕，怎么样才能弥平裂痕，我觉得有心无力。
也许正因为跟赵刚和公鸡的关系疏远了，黄大满跟我的关系却比以前更近了，只要有表演，我们俩一定会同时出场，即使有时候他有事情，也会推托跟我同进同退。我劝过他，不要太跟赵刚和公鸡较真，他们俩年纪小，有时候不太懂事，能在日本结拜弟兄，这份缘份难得，应该珍惜。黄大满对我的劝说不置可否。
我和他到了日本武道协会，和宫本的商谈非常友好，也富有成果。宫本提出一个可行，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也挺有难度的建议：我们双方合作，开展以中日双方武术为中心内容，范围涉及杂技以及其他文化交流活动，在交流活动中，可以包含一些自费性质的旅游接待，这样就能够给双方增加收入。然而，难度就在于，采取这种合作方式，不能以我或者黄大满的个人名义，必须也是相应的社会团体或者企业。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拿到永居权，不论是注册企业还是社团法人都不可能，即便可能，我们也没有那笔钱。
宫本提出了一个可行的方案：我们加入日本武道协会，参与武道协会的各种活动，除了正常的工资收入以外，有特别的表演演出收入，还有额外的演出酬劳。这种参与性质，等于我们给武道协会打工，身份和层次都大大低于作为他们的合作伙伴。可是，对于当时的我和黄大满，这是最好的办法。
我们只有一个选项：同意。
从那以后，我每天基本上要赶四个工：早上到NEC大厦做清洁工，上午到武道协会帮忙，下午到富士雄帮我开办的整体所推拿按摩，晚上再到料理店帮着洗盘子。好在当清洁工和洗盘子都是计时工资，如果有表演任务，参加武道协会组织的演出，不去打扫卫生、洗盘子最多少拿几个钱，不影响大局，而且，黄大满的劳动密集程度跟我也差不多，整天忙得脚丫子打后脑勺，回到寮里倒头便睡。
虽然仍然同住在一间屋子里，我们跟赵刚、公鸡却好像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空间里，难以照面。早上，我和黄大满急匆匆地外出奔命，他们俩还在睡懒觉，晚上我们已经睡熟了，他们却还不见踪影。偶然闲暇，我追问他们都在忙什么，公鸡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赵刚轻描淡写：“跟别人做进出口生意呢。”
黄大满过后对我说，看他们的情况，可能不好，可千万别做违法勾当，这可不是在国内，出了事情，没人能帮得了他们。我看他说的郑重其事，追问他是不是知道些什么，他摇头否认：“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知道？你现在跟他们俩还能说得上话，你抽空跟他们说说，他们现在对我意见大得很，觉得我匿钱了。”
人的性格在很多方面往往会决定一件事情的成败，甚至会决定一个人的终身命运。黄大满表面上随和、热心，骨子里却有一股与其说是清高，不如说是倔强的傲慢，他没有匿钱，给赵刚和公鸡解释清楚并不难，他却憋着劲，就是不说。反过来，赵刚和公鸡当面说了他，他却反而发火拂袖而去，本来人家是猜忌，他又不作解释辩白，误解在赵刚和公鸡心里已经成了定势，这个芥蒂化解不开，我们四个结拜兄弟的关系就永远难以复原。
黄大满郑重其事的让我提醒赵刚和公鸡，虽然他努力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是直觉却告诉我，黄大满肯定知道一些什么，他仅仅是不愿意说而已。但是我却暗暗在心里装了一件事情：抽空把他们拢到一起，吃顿饭，该说的说说，既然结拜了，就是亲兄弟，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不能让任何一个人在异国他乡遭遇厄运。
然而，还没有等我抽出空来，公鸡却出事了。
那天，没有演出，我在富士雄那儿把推拿按摩的人应付完了之后，富士雄留我吃饭，放在以往，晚上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我会在他们家就餐，餐后跟富士雄聊天，享受一杯日本绿茶。可是，我看到了至美的眼神，仅仅是一瞥，她眼神里面的火苗，那种掩埋在黝黑深处的暗火，令我心惊胆颤。我不是怕她，我是怕我自己，我没有抵御至美温柔、美丽的能力。
我知道，她希望我留下来，我胆怯地谢绝了富士雄的好意，逃跑样的匆匆离开。然而，我能逃脱至美，我能逃脱我自己吗？
回到寮里，我却惊讶地看见公鸡躺在榻榻米上，脸上有伤痕和血渍，身上的衣裳灰土土地，活像刚刚在地上打过滚。我惊问他怎么了，出了什么事情？他说街上碰到了混混，打了一架。显然，他在说谎搪塞。日本社会秩序良好，人们彬彬有礼，我到日本以来，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吵嘴打架的，更没有见到过他所谓的混混。他一个外国人，能和什么样的日本混混打架呢？即便真的打架，警察也会及时出现处置，不会就让他这么跑回家里。
我再次追问：“到底出什么事了？是不是有人欺负你？有什么事你给二哥说，二哥帮你。”我说的是真心实话，如果有人欺负他，作为结拜兄弟，我不可能袖手旁观。
他摇摇头，口气挺不耐烦：“给你说了，没事，就是遇上两个混混捣乱，打了几下。”
我连忙跑到街头的药店，买了红汞、纱布之类的药物，又到售卖店买了一些吃食、啤酒，又要了一些冰块，回到屋里之后，给他涂上了药水，包扎了一下，肿胀的位置做了冰敷。我做这一切的时候，他很顺从，默默地，任我摆布，却一句话也不说。我让他吃点东西，他吃了，却没吃多少，他的胃口一向很好，今天却吃不下东西，我猜测，不是胃口不好，而是心情不好。
晚上，黄大满回来了，见到他那个样儿，也不好再绷着，问长问短的关心，找出他的换洗衣裳，让他换下身上的脏衣服，跑到露台的自来水管上给他洗衣服。
我跟到露台上，悄声问黄大满，他是否相信公鸡是在街上跟不相干的混混打架了？黄大满欲言又止，我再三追问：“你有什么话不能说？有话都憋在心里，我们还是兄弟吗？你在这么掖着藏着，等到出了大事，你后悔来不及。”
逼到了这个份上，黄大满才告诉我，他在歌舞伎町看到公鸡在作案内人。
我大吃一惊：“怎么，你跑到歌舞伎町去了？”
歌舞伎町位于新宿，在几乎所有人的印象中，那是世界有名的红灯区之一。事实上，歌舞伎町是一个庞大的娱乐中心，是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烟花之地。案内人，就是国内俗称的皮条客、黄牛。歌舞伎町有很多“无料案内所”，“无料”是免费的意思，案内所就是给前往歌舞伎町观光、消费的人推介吃喝玩乐的场所，反过来说，就是给那些吃吃喝玩乐的场所拉客的人。他们不向客人收费，而是从那些从事娱乐行业的商家那儿提成。
我的问话，尤其是惊诧的口气让黄大满有些不好意思，但是却也没有隐瞒：“我去过，你难道没有去过？”
迄今为止我还真没有去过，不是我假冒正人君子，也不是我无欲无求，而是谋生压力太大，没有时间和精力。此外，我也胆小，怕在那种地方遇上麻烦。
黄大满告诉我：“我在那边有朋友，女的，坐台的，没事过去看看，有时候也在一起喝酒聊天。”
我明白他说的“女朋友”是什么意思，人非圣贤，孤身在外，精神和肉体，心理和生理都需要慰籍，这我能理解。再说了，我也没有权利干预人家的私生活。可是，公鸡到那里当案内人，靠拉皮条挣钱，却太出乎我的意料，也太让我不安了。那种地方鱼龙混杂、藏污纳垢，在那种地方从事那种最下贱、低级的职业，如果那也能算作职业的话，我没法想象，他会遇上什么事情，也没法想象，他今后会落个什么下场。
我扭头回到屋里，公鸡已经入睡，时断时续的鼾声证明他即使在睡梦中也很难安稳。我没有叫醒他，我想，这几天一定要安排个时间跟他好好谈谈。几天以后，公鸡回来得早一些，我把他叫到露台上，直截了当地问他是不是到新宿歌舞伎町做了案内人，他也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是的。
我开始唠唠叨叨滔滔不绝地劝说他脱离那个圈子，脱离那个场所。我给他分析那种黑白道混杂、藏污纳垢之处的种种风险和肮脏；我指出他的红色出身、高干子弟背景与现在从事职业的可悲位差；我向他说教做人的尊严和道义，处事的原则和伦理……我自己都没有感觉到，我突然由一个语拙的人变成了能言善辩之士，突然由一个扮演兄长的男爷们变成了苦口婆心的婆婆。
公鸡一直保持了沉默，对我的唠叨不置可否。我说了一个多小时，口干舌燥，实在找不到话头的时候，只好闭嘴。他抓住我闭嘴的空隙，声音不大，但非常坚定地说：“二哥，干什么真的那么重要吗？我不觉得当案内人，比你和大哥跑场子卖把式低级。再说了，我不去干那个，我能干什么？跟着你们满世界跑着卖艺？你们能卖艺，我能卖什么？算了吧，这是日本，不是中国，没人在乎你干什么，在乎的是你兜里有多少日元。”
说完，他扔下我，转身就走，走到露台和过道联通的门口，他回身叫我：“该睡觉了。”
我一个人呆在露台上，我不能不承认，公鸡说得有道理，面对生存这个大命题，干什么都无所谓了。
3、相比公鸡，赵刚似乎更神秘一些。他越来越少回寮跟我们在一起，整天在外边不知道干什么。我问过他，他含糊其辞，说他在外边打工，作一点小生意。我不好再多问，作为结拜兄弟中的老二，我算他的兄长，可是我并不能给他提供想要的生活。初时四个人在一起共创大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誓言犹在耳畔，却已经貌合神离，即将各奔东西了。
过了一段时间，他忽然要搬走，说是自己租了房子。我们问他搬到哪去，他不说，我们要帮忙，他也不用。结拜兄弟，突然独自搬出，难免让人神伤，我试图挽留他：“老三，你能不能再忍忍？我们结拜的时候怎么说的？不是说有难同当，有福共享吗？现在我们条件是比较差，可是住在一起毕竟相互之间有个照应，你一个人搬出去住，万一有个什么事情，连个帮忙叫人的人都没有。”
赵刚咧嘴笑笑：“我们中国人一向就是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还是各干各的好。”
我的心让他说得冰凉，他仍然在怀疑我和黄大满挣了大钱，独自私吞了，为此至今对我们耿耿于怀。他却没有想想，在异国他乡，靠我们这样辛勤劳作，能够挣什么大钱？谁不是靠省吃俭用一点一滴的把血汗储存到银行，以为那就是出国的成就？即使我们挣了大钱，他又做了些什么？谁又能把自己挣的钱无缘无故地送给别人，即使这个人是亲兄弟？
话说到这个份上，再说无益，我们也只好随他而去了。我站在露台上，那里过去曾经是我们四个人经常相聚在一起乘凉、晒太阳、喝酒聊天的地场，也是我们四个人结拜兄弟的地方，我目送赵刚离我们而去，他背着、扛着提箱和包裹，踽踽独行在狭窄的巷道中间，我的心头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浮上了一层悲凉。
第二个离开我们的是公鸡，他和赵刚不一样，赵刚走前好赖还给我们打了个招呼，他却连招呼都没有打，我们回家以后，发现他的个人物品不翼而飞，刚开始还以为遭窃了，我正要报警，黄大满拦住了我：“别报警了，人家走了，如果是小偷进来了，不会光偷他不偷我们。”
公鸡早年就跟我在北京混过，虽然我们从来就不是一类人，我们却长久保持了友谊。能到日本来，也跟他的帮助分不开，尽管他和他爸爸提供的帮助里边夹杂着明显的利己性和唯己的契约性，这也不能改变我承受他父亲那位高干恩惠的性质。我从来不否认，来日本之前，我曾对他父亲有过承诺，要保护他，有我一口吃的，就不会让他饿着。我相信，我的承诺我可以做到。然而，公鸡能满足于不挨饿吗？我能给他提供他想要的那一切，比方说永居权、女人还有扒金库的资金支持。
公鸡的不辞而别，令我倍感忐忑，因为就关系而言，他和赵刚相对于我，太不一样了，潜意识里，我仍然认为我对他承担着一份责任。况且，他这种分手方式，包含了深深的决裂、愤懑色彩。我不能就让他这样不辞而别。他没有留下联系电话，也没有留下联系地址。我逼着黄大满陪我到歌舞伎町找他，黄大满推辞，可是见到我态度坚决，也就陪着我去了。
歌舞伎町位于东京新宿，路口有灯火辉煌的牌楼，用光怪陆离的斑斓色彩组合成的“歌舞伎町”几个大字，毫不羞涩地向人们展示着这一方神秘却又充满魅惑的区域，就像色情场所**裸向嫖客展示身体的妓女。我头一次到这里来，歌舞伎町的界面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宽阔，窄窄的街道如果两辆汽车交错都难免擦碰，当然，这里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汽车通行的。街道虽窄，灯光却非常灿烂，从街道两旁的霓虹灯招牌看，这里干什么的都有，既有挂着“川香苑”之类招牌的中餐馆，也有挂着“烧料”、“本烤”之类招牌的日本料理，既有麻雀馆之类的传统赌窟，也有扒金库这样的现代博术馆，既有色情**漾的歌舞伎表演场所，也有卖艺不卖身的歌舞展示。更多的还是各种各样售卖商品的店铺。我去了之后，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比比皆是的“无料案内所”，以及一看到我和黄大满，便蜂拥而来的“案内人”。
案内人争着抢着给我们介绍歌舞伎町：“先生，吃饭吗？请到无冕之王料理店……”、“先生，要看歌舞表演吗？请到疯狂至歌舞厅……”、“先生，要小姐吗？欧美风格，日本东南亚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各色美女应有尽有……”
我和黄大满两个人无论从年龄还是举止打扮，看上去都像极了到这里来讨夜生活的欢客。从那些案内人争先恐后的介绍中，我也才恍然明白，皮条客们介绍的并不仅仅是妓女，他们中介的项目非常广泛，吃喝嫖赌抽都是他们介绍的项目。
蜂拥而至的案内人让我有些慌乱，黄大满比我老道一些：“让让，我们不是来玩的，我们是找人的。”
绝大多数案内人听到这话，知道没什么油水，悄然撤离，还有一两个依依不舍，死乞白趔地想勾引我们成为他们的客户：“先生，不管你们到这里的目的是干什么，既然来了，都不应该放弃机会，欢乐的机会……”
我问最靠近我的那个案内人：“你们谁认识鞠红旗，外号叫公鸡，中国人。”
那人愣怔片刻，摇头：“不认识”，刚才那股给我们拉皮条的热情瞬间消失无踪，人也一瞬间消失无踪了。
其他案内人也四散离去，速度和神态似乎忽然间发现我们是什么传染病毒的携带者。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却隐隐感到了诡秘和不安。
黄大满猜测：“可能他们这里是不能打听具体人的？或者什么事情都不准告诉我们这些外来人？”
我茫然地站在街头，拿不准是继续找公鸡，还是就此打住，跟黄大满回我们那间简陋破烂，却能给人安全感的寮。
“老二，回去吧。”
我说：“来了就回去，那还不如不来，既来之则安之，再找找，就这么大点地方，我就不相信公鸡还能钻进洞里。”
黄大满叹一声：“唉，现在他肯定已经知道我们在找他了，如果决心不想见我们，我们肯定找不着他。”
“你要是着急你先回，我再找找。”初到这里的迷乱过去之后，歌舞伎町已经在我面前失去了神秘和诡异，以及由此带来的紧张、胆怯。这里不过就是非法、合法、半非法半合法的吃喝嫖赌娱乐相对集中的一个区域而已，在国内，这种地方随处可见，只不过不像歌舞伎町这么名声远扬而已。这种地方我并不怕，小事凭我的武功我肯定能应付得了，碰上大事我相信日本警察的效率，我也自信能撑到日本警察赶到。
他无奈地看看我，又看看四周，脸上有了对某件事情作出决定的表情：“反正也没什么事，回去也是呆着，我带你去认识一人，也许从她那能打听到公鸡的消息，顺便我们喝两杯，歇歇腿。”
他的表情告诉我，他要带我去认识的，就是他的那个坐台的女朋友。
我跟着他来到了一个名叫“安慰者”的酒吧。酒吧里昏暗，到处都弥漫着一股**糜、慵懒的气息。背景音乐是中国三十年代靡靡之音的代表作《美酒加咖啡》，这让我煞是诧异，黄大满告诉我，之所以会播放中国音乐，因为这里的客人有很多中国人，既有大陆、台湾、香港过来的留学生，也有旅游团体。
黄大满的女朋友也是中国人，昏暗的灯光混淆了她的年龄，浓妆艳抹之外，她本能地表演少女态。黄大满叫她过来陪我们，她自作主张，给我们叫了价格昂贵的苏格兰威士忌，还有一堆罐装朝日啤酒。我知道，她能从中提成，有点想不通，这种女人黄大满怎么会认作朋友。
中国人、日本人搅混在一起唱起了卡拉OK，乱哄哄地不好聊天，我们尽量凑近在一起，以便能听明白对方的话，我想，别人看我们，一定会觉得我们三个人正在利用这里的昏暗做那些暧昧、色情的事情。
她果然知道公鸡的消息，告诉我们，公鸡在这里挺扎眼，因为他长得帅气，而且日语很好。跑到这里当案内人的留学生不是没有，可是像他那么帅气，日语那么好的，没有。所以他来之后，在色情行当里很受女人的关注，也正是这样，她也才知道，歌舞伎町最红火的案内所来了这么个人。
“他已经到这边干了挺长时间，能说会道，人又长的精神，尤其善于把女客往那些鸭窝领。”说到这儿，她不屑地撇撇嘴，撇嘴的动作很大，尽管昏暗，我也看得清清楚楚：“你知道，台湾那些富婆特别好这个，到这边来图的就是这一口，也不管脏不脏，尤其好日本男人，真他妈的给中国女人丢脸。”
我差点问出口，你在这儿干这个，就不给中国女人丢脸了吗？话到嘴边，我及时刹车，总算没有说出口。她是一个贼精贼精的女人，能听到别人没有说出口的潜台词，她毫不掩饰地瞪了我一眼：“为了生活挣钱，和千里迢迢跑到这儿**花钱找男人挨日，性质完全不同。”
我连忙顺情说话：“是啊，两回事，两回事。你知道他现在在哪不？我说的是公鸡。”
“前段时间听说他出事了，好像跟海帮一个马仔争客人，结果让海帮给修理了。现在在哪，我也不清楚，我都是听姊妹行瞎聊的，我也不认识他。”
黄大满忐忑不安：“你知道海帮吗？据说是在东京新兴起来的黑帮，势力发展很快，做事也从来不计后果，警察对他们都非常头痛，公鸡怎么跟他们干上了？”
她却并不在意：“其实也没啥，这的人都这样，今天跟这个帮，明天跟那个帮，谁也说不清楚，反正有奶就是娘，我还听人家说，前些天又看到公鸡跟在海帮组长的屁股后边混呢。”
我觉得自己头脑发昏、发胀，也许这里空气太污浊了，也许是他们说的事情让我无法理出头绪来，公鸡明明跟所谓的海帮冲突了，也挨了揍，怎么又跟在海帮组长的屁股后面混起事来？
酒喝完了，黄大满的女朋友还要要，我连忙谢绝了，借口太晚，第二天还要上班，告辞。结账的时候，算了三万多日元，自然要由我买单。
回去的路上，黄大满劝慰我：“算了，也算你尽心了，人家也不是孩子，即使是孩子，你也不是监护人，没有监护权，各人有各人的活法，就别管他了，哪天他混不下去了，来找我们，我们给他留个睡觉的地方，有他一口饭吃，也就算对得起他了。”
我想想，黄大满说得也有道理，我现在也只能做这些，对于公鸡，我没有能力满足他的欲望，更没有权利决定他的生活方式。
没了赵刚和公鸡，我们的寮宽敞了许多，也冷清了许多。在一起的时候不觉得，真的分开了，心里确实空落落地不好受。只剩下我和黄大满了，我们俩处得更和谐、关系也更近了。有时候，甚至有那种相依为命、惺惺相惜的贴心感。
黄大满一次喝过酒之后对我说：“看起来，还是咱哥俩缘分深，不管你还是我，有朝一日发达了，还是那句老话，苟富贵，毋相忘。”
我让他说得活像空肚子灌了姜汤，热辣辣地舒服，连忙回应他：“你发达了，我鞍前马后，我发达了，待你若上宾。”
他哈哈大笑。我也哈哈大笑。如果能够预见到我们俩的结局竟然会以背叛和决裂画上丑陋的句号，我想，肯定我们那个时候谁也笑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