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这一生跟我爸爸相似之处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结了婚，却并没有谈过恋爱。我爸爸比我强的是，结婚以后，跟我妈夫妻感情好，两个人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吃苦也罢，享福也罢，肩并肩互相扶持着走完了艰难却也不乏幸福的人生旅途。
我的婚姻虽然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正经八百的经过了传统的、现代的种种程序，却最终闹了个劳燕分飞，咫尺天涯，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结果。
我跟我爸爸第一次正面谈及娶个女人成家立业的话题，是在四川成都跑场子的时候。那段时间我们的班子很不景气，少林程虽然后来恢复得不错，能够维持正常生活，却落下个毛病，摇头晃脑，很像当时经常访问中国的柬埔寨宾努亲王，这种病俗称摇头疯，没法治。少林程不能再上台表演他的少林功夫了，自然而然地退出了我们那个班子。
霍家兄弟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每次表演的时候都胆战心惊，而且年纪渐大，再玩冲天炮体力上也支撑不了，兄弟俩勉强又跟我们跑了两年也就退了出去，留下他们的后代，一个练了软功，跟我姐姐搭配着表演，另一个练了鞭子，跟我配合着演出鞭技。
我姐姐年龄大了，也嫁了人，嫁人以后，就不能再跟着我们浪迹天涯，卖艺为生了。于是班子越来越青黄不接，表演的效果和效益都江河日下，越来越不景气了。我爸爸年纪也大了，大多数情况下都只能是撑撑场面，真正的表演任务都由我接手下来。有的时候，看着我爸爸鬓边苍白的雪霜，脸上纵横的岁月，气喘吁吁地在台上表演他已经力不从心的武功套路，我心里一个劲往外涌泪水，却又不能真哭出来。
到成都以后，原来说好的表演场地因为是露天的，碰上下连阴雨，没法表演，就算我们不怕雨，硬着头皮演，也没有观众看。打道回府吧，一来已经跟人家签了合同，二来来回白跑一趟路费就白白搭进去了，所以只好在成都耗着，等老天爷开眼。晚上没事，我陪我爸爸聊天，我爸爸问我：“你刘大叔的三丫头你还记得不？”
刘大叔家的三个丫头，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老三，尤其是她闷不吭声抡着大棒槌砸白家兄弟的样子，让我终身难忘。后来，因嫌我当时没有出面帮她打架，骂我是傅志高，不再搭理我了，我也就懒得再搭理她。再后来，随着年龄增长，有了男女意识，开始假封建，男孩和女孩不说话，不来往，也就渐渐淡漠了。留在记忆中的唯一印象就是，她有一双小皮鞋，经常穿了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我之所以会对这件事情留下记忆，是因为我当时决觉得纳闷，他们家那么穷，她两个姐姐一向都穿着刘婶自己做的布鞋，她怎么会有皮鞋穿。
后来，我跟着我爸跑江湖，全国各地巡回演出，过年过节回北京，也没有再见过她，也没打听过她，在记忆中就慢慢淡忘了。我爸怎么又提起了她呢？
我爸告诉我，刘大叔从老家来信了，说是他三丫头现在在老家县城的学校里教书，还没有对象，那个年代，男女未婚青年开始谈婚论嫁的阶段，有个特定的名词，叫对象，不像现在，一律称之为情人，概念那么模糊，既可以理解为本质意义上的情人，也可以理解为未婚夫、未婚妻。
“你刘大叔一直挺喜欢你，想把他家三丫头说给你，你觉着怎么样？”
刘大叔在文革后，落实政策，纠正冤假错案的时候，平反了，去掉了脑袋上面革命意志衰退、从革命队伍中脱逃的罪名，落实政策的具体标志，就是终于给他在老家安新县城里分了一套房子，还按照三八年以前参加革命的标准每个月发养老金。他逐渐年老，在北京有今天没明天的混日子也混不动了，老大老二都在北京嫁人成家，他也就带着刘婶回老家安度晚年去了。只有老三和最小的儿子守在他们身边，老三下乡抽回来当了老师，儿子却不知道在干什么，按照年龄，应该也上班工作了。
我早就已经过了应该谈婚论嫁的年龄，那些年长年在外面奔波，对女人也就是想想而已，根本就没时间也没精神落实对象问题，所以我爸爸征求我的意见，我就说了个半推半就的话：“没见过人，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我爸爸听明白了我的意思，就让我趁现在在成都没事的时候，抽几天时间回去一趟，到刘大叔老家去看看：“要是你觉得成，人家闺女也能看中你，就定下来，你刘大叔家的丫头，知根知底，可靠，能跟你好好过一辈子。”
于是，我就急匆匆返回北京，让我妈给我置办了一套蓝涤卡衣裳，穿得整整齐齐，拎着稻香村的细点心，还有烟酒茶，凑了个四色礼，跑到安新县找刘大叔相亲去了。
女大十八变，一点都不假。那个在我眼中没有留下什么印象的刘老三，此时却已经出脱成了大姑娘，那张脸长得粉白粉白的，也知道矜持了，也知道走路的时候甩腰扭臀了。我把眼眶睁得快裂开了，从她身上却一点也看不到当年闷不吭声，抡着大棒槌朝白家兄弟脑袋上狠砸的那个小丫头的影子。就是不知道她现在眼中我还是不是傅志高了，我想问问她，没敢问，因为我一下子就看中了她。我相亲那天当着刘大叔、刘婶的面说了很多好听话，拐弯抹角地告诉他们，我对跟刘老三搞对象没意见。
刘大叔明白我的意思，送我走的时候，告诉我，回家准备迎亲。我还担心刘老三看没看中我，刘大叔大咧咧地拍着胸脯子向我说：“自古以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放心回家准备，跟你爸爸商量好时辰，给我来个信，我也给姑娘准备一下，到时候你过来接人就成了，不过话可说在头里，结婚以后你要是对我家三丫头不好，可别怪刘大叔翻脸不认人。”
我赶紧赌咒发誓，结婚以后一定对三丫头好，一定要让她过上好日子，一定要孝敬刘大叔老俩口。刘大叔高兴得哈哈大笑，说只要对他丫头好就成，他们老两口半截都埋土里了，孝不孝顺都是次要的。
就这样，我就算把婚事定了，现如今回想起来也真够神速的，从相亲到结婚，我们只用了三个月时间，而且，这三个月时间里，我们只见过两面，一次是相亲的时候见过的那一面，还有一次就是她跟着爹妈到我们家踩窝窝的时候。
结婚就要房子，我们家多少年来，一直住在杨梅竹斜街拐弯抹角处的大杂院里，连正街都没沾上边。那是一套里外间的小平房，后来我们又尽可能的依傍着这套平房加盖了一个小厨房、一个比鸡窝大不了多少的储藏间。我姐姐嫁出去了，家里还有我跟我弟弟，我爸我妈。我爸我妈住在小套间里，我和我弟弟住在外间，家里的各种箱柜杂物挤得满满当当，再想在这个插只脚都要找地方的空间里增加一个大活人，安排一个新娘子，那可真的比登天还难。要结婚娶媳妇，我们家面临的第一道难题，就是房子。
命运在那会儿朝我们家绽了片刻笑脸，于是，难于登天的问题竟然有人找上门来帮我们解决了。相亲过后，我跟我爸爸回到北京，地质部一个管人事的干部找我爸爸，原来，他们要进行机构改革，人事调整，一查阅档案，我爸爸当年说是辞职了，打声招呼就跑了，却一直没办正式辞职手续，从理论上说，我爸爸还是地质部的工作人员。
这符合我爸爸的行事风格，什么事都以为自己说句话就成了，却不知道政府机关跟天桥把式摊完全不一样，天桥的把式摊你说去就去，说不去就不去，甚至连说都不用说。而从政府机关辞职，可不能说辞就辞了，还有一整套的手续要办。我爸爸辞职的时候，原来管人事的领导因为清查三种人，被隔离审查交待问题去了，新的领导是一个老干部平反恢复工作的，文革中身体造坏了，住院疗养一直没来上班，所以手续没人批，也没人办。
等到那个老干部上班开始履职了，又百废待兴，清查三种人、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学习、治理整顿，接下来又要搞改革开放，结果就把我爸爸的事情给压了箱底，谁都忘了还有过这么一回事儿。一直到这次机构大改革，人事大调整，档案大清理，人家才发现，还有我爸爸这一号人物挂在地质部的职工花名册上，档案还在地质部的人事处档案室里扔着。
地质部的人事干部很好，提出两个方案供我爸爸选择：一是正式补办辞职手续，工龄按照当年我爸爸提出辞职的时候算，可以拿一些退职金，大概有几千块钱，好像是按照北京市当时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乘上我爸爸的工龄。二是办理退休手续，我爸爸已经到了退休年龄，退休还能在现在工资的基础上，长一级工资，而且，今后还能拿退休金，一直拿到死。哪种办法合适，这种帐谁都能算得清，我爸爸马上答复人家，那就办退休算了。我妈听到这件事情之后，乐得合不上嘴，骂我爸爸是傻小子撒尿泚出个金豆来。我爸也高兴坏了，乐呵呵地说他那叫有福之人不用忙。
紧接着房子也送来了，地质部新盖了干部大院，给领导们分房子，领导们退下来的旧房子，按照政策，可以分给在地质部工作多年从来没分过房子的职工，退休职工优先。我爸爸又沾了光，他符合从来没有分过房、退休职工这两条标准，于是分到了一套两居室。谁说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这套楼房就是天上给我们家掉下来大大馅饼。
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比较好解决了：谁住楼房，谁留在大杂院里守老房。我心里奔着楼房，谁都明白，住在楼房里，敞亮，屋里就有上下水，厨房、厕所都在屋里，吃喝拉撒那点居家过日子的事儿，都可以不出门就解决。再说了，新结婚，能有那么一套楼房当新房，面对刘大叔和刘老三我们家也有面子。可是，这种话不能说出口，到底谁住楼房，谁住大杂院，得由我爸我妈来定。
我爸我妈征求我的意见，我假装随和：“咋地都成，你们说了算。”
我妈我爸就说：“那你还是住楼房去，我们住这已经习惯了。楼房虽然也是旧的，刷上白灰，还不是跟新的一样。”
正中下怀，我赶紧答应。我弟弟这个时候却在旁边闷不唧唧地说了一声：“做人不能太自私了吧？”
在我爸爸说不清是正确还是错误的教导下，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跟我弟弟争执过任何利益，什么事情都尽着他。小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真的值得认真整治的事情，大不了就是谁多吃了一个馒头，该谁刷碗了，谁应该睡炕头谁应该睡炕尾这些小小不然的事情。现在，他对我爸我妈的分房政策提出了反对意见，而且一张嘴就是冲着我来的，我本能的反应就是：“那你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我弟弟说出来的话，让我大吃一惊。
2、我弟弟的命运比我好得多，我打小就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攒功夫，文革结束了，别人复课闹革命，我却跟着我爸爸走南闯北的谋生去了。他一直上完高中，后来又读了个三年大专。毕业以后在家呆了不到一年，曾经跟我爸爸一起在天桥卖艺、吃张口饭的老京剧艺术家钟传芳一日偶遇我爸爸，他现在已经退休，说起来他的学生在北京京剧三团当了团长，我爸爸灵机一动，求他帮忙给我弟弟在京剧团谋个差事。钟传芳老先生一口答应，老人办事认真，答应了的事情就当个事情办，没多久，就叫我弟弟去面试。我弟弟长相清秀，聪明伶俐，一口京腔非常地道，钟传芳老先生的弟子就是团长，于是我弟弟顺顺当当地进了京剧三团，跟着师傅学武生。
虽然京剧三团在北京京剧团里只能算得上三流的，可是那个时候的京剧团还是国家事业单位，进去了就是铁饭碗。于是我弟弟就成了捧着铁饭碗的演员，开始跟着师傅学戏。他学的是武生，过去对我跟我爸爸的武术从来不感兴趣的他，竟然也开始练把式，每到周末，一大早就拉着我陪他到天坛去练把式。翻跟头、站桩、下跨、亮相，他练的那些把式都是花把式，我知道他没有功夫，练这些把式有风险，不小心就能闪腰捼腿，就胆战心惊小心翼翼地护着他。他翻跟头，我就得一直用胳膊给他做支点，他练得兴起，从来也想不到我的胳膊撑着他那已经成年的茁壮身体，要出多大力气。说实话，陪他练一天把式，比我自己练一天还累，有时候我受不了，抱怨，我爸爸就呵呵笑着说：“你弟弟练把式是为了在台上有个好站相、好架口，你这当哥哥的不帮着，谁帮着？”
我爸爸那个时候已经不能登台表演他的武术了，我练功夫是为了养家糊口，我弟弟练功夫是为了上台有个好架口，架口是行话，就是京剧武生在舞台表演的时候，一招一式的样子是不是好看。我挣的每一分钱都要老老实实地交给我妈妈，因为我是老大，老大就是养家的儿子。我弟弟从上班开始，却从来用不着给家里交钱，我们也没人想着朝他要钱，后来还是我妈妈觉得那样不公平，让他每个月起码要交个伙食费。
我弟弟兴趣广泛，小的时候爱斗蛐蛐、掀三角、顶拐等等一切跟玩字沾边的东西他都尝试过。长大以后，曾经迷过麻将、跳舞，有了工作和收入，又开始迷上了照相，买了一架二手海鸥120照相机，没事就到处跑着“摄影”，他把照相叫摄影，如果我们说照相，他就不高兴，好像贬低了这个玩意的品质。有时候，他来兴致了，也会给我们家人照相，真对不起弟弟，也许我土，我就习惯把那东西叫照相，不习惯叫摄影。他的功劳是，给我们家人，尤其是我爸爸留下了不少练功的相片。每当他拿着冲洗好的黑白照片回家让我们观赏的时候，我们家上上下下都会兴高采烈，倒也显得家里其乐融融。
我们兄弟情谊深厚，感情良好，这一直是令我爸爸和我妈妈舒心、放心的事情。万万没想到的是，在我结婚分房这件大事情上，我弟弟却提出了异议。
我妈妈当时解释：“你哥哥这么大岁数了，整天在外边忙着挣钱养家，现在好容易找了个对象，结婚没房怎么能成？再说了，我跟你爸爸在这平房住了一辈子，习惯了，住楼上上楼下楼还觉着不方便。”
我爸爸也说：“你也是的，你有本事带个对象回来，我跟你妈妈二话不说也给你住楼房。”
我爸爸这话说得有点别劲的意思，他以为这么一别，我弟弟也就没什么话好说了，道理很简单：谁要结婚，就先尽着谁安排房子，轮到下一个了，到时候再说。那个年代，多子女家庭都是这么办的，除非那些家里有好几套房子空在那儿等着给孩子甚至孙子结婚用的高干。平头百姓，都是这样走一步说一步，谁先结婚先给谁安排住的地方。
我弟弟闷闷地说出来一句话，惊得我们大家面面相觑，一时半会儿说不出话来：“我也有对象了，怀孕了，马上要结婚。”
从震惊中清醒过来，我妈妈还不太相信，追问了一句：“你说得是真的？”
我弟弟这一次也不再扭捏，提高了声音，坦然自若地说：“当然真的，是我们团的，刀马旦，你们要见，我随时给你们领回来。”
我爸爸传统得要命，未婚先孕对他而言那是大逆不道、丢人败兴到极点的丑事，听了我弟弟的话，涨红了脸，胡子都气得翘了起来，跳下炕抡起大巴掌就要朝我弟弟扇过去。如果那一巴掌扇下去，那就破了我们家的历史纪录，从小到大，我爸爸还从来没有打过他。
我弟弟也害怕了，本能地抬起胳膊护脸，眼睛却从胳膊上边可怜巴巴地瞅着我爸爸，我当时就在他对面，那眼神是那么无辜、胆怯、可怜。
我爸爸那一巴掌终于没有打得下去，骂了一句：“孽障畜牲”，然后跑到门外躲烦恼去了。
我妈的反应比较平稳，也比较现实：“老二，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弟弟说：“那还能咋办，结婚呗。”
我们家面临一个小小的两难选择：我弟弟得马上结婚，不然女方肚子一天天大起来，谁也不好看。当然，不存在我弟弟不跟人家结婚的问题，人家肚子里揣着我弟弟的把柄，要是追究起来，我弟弟既吃不了，也兜不走。可是，他要是结婚，就必须要等我结完婚以后才行，按照传统规矩，没有说老大还在家里耍光棍，老二先把媳妇接回家的讲究。
“你先把女孩领回来，总得让我跟你爸看看吧。”我妈吩咐我弟弟。
星期天，我弟弟果然把那个女孩而领了回来，剧团里演刀马旦的女孩，长相肯定差不了。我妈妈很满意，也不知道从哪儿翻出来一个戒指，我估计可能是早年间存下来的老货，匆匆忙忙套在了那个姑娘的手指头上。姑娘话不多，看上去很稳当，不像个唱戏的，倒象个教书的，得了戒指，平静地对我妈说了声谢谢。
我爸爸对这个姑娘却不是很满意，过后，悄悄对我说了声：“女人颧骨高，杀人不用刀，你弟弟找这个媳妇，不是个善茬，今后你要多照应你弟弟，别让他吃了亏。”
我对这个准弟媳也挺满意，虽然颧骨高了点，可是人样长得还真不错，稳重大方，我觉得，我弟弟能找这样一个媳妇，倒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以我对他的了解，我过去认为，他找的老婆肯定是那种花枝招展、浅薄风流的女子。我爸爸对那位准儿媳说出那种话，我心里不以为然，却还是对我爸爸保证：“爸，您放心，我不会让老二吃亏的。”
如今回想起来，我跟我爸爸都非常可笑，非常幼稚，想着别让老二吃了他老婆的亏，却万万没想到，这位高颧骨杀人不用刀的弟媳妇杀的不是我弟弟，而是我这个大伯哥。
最终，我妈拍板决策：我赶紧结婚，然后马上给我弟弟办。现在的问题是谁住楼房，谁住大杂院。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明摆着的，按照惯例，弟弟优先，他选择了住楼房。
3、接下来的日子紧张、忙碌，却也让人兴奋。我们一家人像旋紧了发条的陀螺，开始飞快旋转起来，甚至连我已经出嫁当了妈的姐姐和姐夫都紧急动员起来，给我们兄弟俩准备成家。
我们先把分得的楼房粉刷一新，把家里的破烂和我爸我妈一古脑转移过去，然后又把我们住了二十多年的老房子从头到脚整修粉刷了一遍，将原来的外间大屋分隔成一间小屋和一个过道，小屋将来我爸我妈住，我们住里套间。收拾好了，再把破烂和我爸我妈迁移回来。按照家里的安排，我是老大，我爸我妈将来自然要跟着我过。
房子收拾妥贴了，接着给我和我弟弟打家具，家具打得很公平，一人二十四条腿，当年娶媳妇的社会标准。样式上，我弟弟的要求比较新，要了捷克式，我则是传统的样式，他那一套刷成了乳白色，我的刷成了赭红色。
万事俱备，刘大叔带着刘婶和刘老三专门到我们家来了一趟，这叫踩窝窝，我也说不清属于山东习俗还是河北习俗。踩窝窝的时候，我妈又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掏出来一个戒指，套在了刘老三的指头上，我还真没看得出来，我妈妈一辈子穷嗖嗖的，也不知道她怎么还能攒下娶媳妇的金戒指来。刘大叔、刘婶和刘老三对我们的安排都非常满意，刘大叔还专门到他的旧居去看了看，挺后悔的说，早知道跟我们家结亲，当年回老家的时候，那套破房子就不该卖了。
接亲那天，我向朋友借了一台山花牌面包车，山花牌面包车当时是北京街头跑的唯一一种面包车，国产的，动静很大，跑起来浑身哆嗦，就像寒风里的穷汉。再后来，国家开始大量进口日本的面包车，山花面包车就不见影了。我弟弟、我姐姐还有我的小外甥坐着山花牌面包车一路哆嗦到白洋淀边上的新安县接亲。
那头，刘大叔已经把一切都备办好了，喝了迎亲酒，吃了红皮蛋，我们便接上穿戴一新的刘老三打道回府。回到家以后，我爸我妈已经在院里摆好了桌椅板凳，把大院和胡同里平时有来往的街坊请了过来，还有几个我爸爸的老哥们，少林程、霍家兄弟等等，一起喝我的喜酒。
拜天地的时候，刘老三羞答答地，面红齿白，倒也能算个美女。我注意观察了一下，心里由不得咯噔一下，这个马上就要成为我老婆的女子，颧骨好像也不低。喝酒的时候，我悄悄问我爸爸，我老婆看着怎么颧骨也挺高，我爸爸瞥我一眼，发表了新理论：“哪个人没颧骨？没颧骨那不叫人，叫猴。”
我的婚事顺顺当当办完了，过了两个月，我们家又开始张罗着给我弟弟办婚事。那天，我弟弟带着弟媳妇回家踩窝窝，我妈心细，掐指一算，我弟媳妇怀孕已经有五个月了，便追问我弟弟：“该显怀了，你媳妇怎么还平平的？不会是弄错了吧？”
我弟弟嘿嘿一笑说：“我也是听她说的，孩子在她肚里揣着，我怎么知道。”
我妈紧张起来：“你们赶紧到医院检查一下，看看孩子正常不。”
我弟弟答应着，到后来也没信了，再后来，我妈妈又追问，他才说，到医院查过了，没怀上。我妈问他，是当初就没怀上，还是后来流了？我弟弟打马虎眼：“可能后来流了，也可能当初没怀上弄错了。”
当时我们家谁也没有特别在意这件事情，注意力都在紧张筹办的婚事上，过后许久，回想起来，我心里总感觉不是滋味，因为，我说不清，未婚先孕，然后跟我争楼房那场闹剧，是我弟弟的笔墨，还是我那个高颧骨弟媳妇导演的剧目。
我弟弟是个追新时尚的人，他没有在家里办酒席，而是带着老婆去游山逛水，叫旅行结婚。他们俩带着那台海鸥牌照相机，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把我爸爸和我妈妈给的一千多块钱花了个痛快淋漓，回到家里，叫上单位的同事们到家里吃了喜糖抽了喜烟，也就算结婚成家了。
几个月之内，连着给两个儿子都娶了老婆成了家，我爸跟我妈累得瘦了一圈，有钱难买老来瘦，过去我爸我妈年老发胖，看上去有了老态，经过这么一场折腾，俩人都瘦了，心情却非常好，所以看上去反而显得年轻了。我妈说，她跟我爸这一辈子的任务一下子完成了，反倒好像没有什么事可做了。
我说，我们没结婚前，也没见你们俩忙叨什么事，现在跟过去还不是一样吗？我妈说，那可太不一样了，你跟你弟弟俩大小伙子，明摆着都要娶媳妇花钱，攒钱最累，我和你爸爸忙了一辈子，加上你后来跟着你爸爸忙碌那么多年，积攒下来的家底，给你们兄弟俩办事，还紧紧张张的，现在家底空了，事也办了，反倒没有压力了。
我安慰她，没关系，钱没了还能再挣，能添人进口就是好事儿。我妈妈说，那倒也是，现在我跟你爸爸没别的盼头了，就盼着抱孙子。我说添人进口，其实就是暗示，我们家又要添人进口了，我老婆晚上偷偷告诉我，那个月她“身上的没来，可能有了。”
任何一个男人，结婚成家之后，如果听到妻子报告这个消息，心里的那份兴奋和激动都是不言而喻的，我当时差点蹦起来：“真的？没弄错吧？”
我老婆肯定地说：“那还能错？每个月的日子我都清清楚楚，事先也有征兆，小肚子有点疼，这个月一点都没有反应，日子过了二十多天了，我才告诉你的。”
我一把抱住了她，得意洋洋地扒着她的耳朵悄声说：“我真的要当爸爸了？那你就是孩子妈了，真没想到，这么快我就要当爸爸了。”我们跟我爸妈住在一起，原来是里外套间，结婚前怕我们结婚以后，晚上起夜出来进去不方便，就把外间屋各出了一个过道，我们可以从过道直接到外面，他们的屋门开在过道上。可是，我和我爸妈的房子，毕竟只隔着一层薄薄的土墙，所以，从结婚头一天晚上，我们俩说话办事都要小心翼翼，深怕动静大了让我爸我妈听见。
她却没有我那么兴奋，显得很冷静：“还不一定呢，没到医院检查呢，要检查以后才能确定，你先别给爸妈说。”
我问她什么时候到医院检查，她说过两天她请假，然后就去检查。片刻，她叹息着说：“万一真的怀上了，月份小还好说，月份大了，这县里城里两头跑，能行吗？”
我们结婚以后，她仍然在安新县城里当老师，每个周六或者节假日才能回北京，平常都在县城里呆着。好在她是教师，每年还有两个假期，假期可以在北京呆着。
“要是万一真的怀上了，你可要想清楚，这孩子要不要。”
这叫什么话？我的孩子，怎么能不要呢？况且，当时计划生育已经到了恨不得把计划外人口统统灭掉的程度，我们这个计划内的再怎么说也不能不要啊。
“我也想要，可是，你得想好了，我们能不能养得起。”
她说到这儿，我的心也有点凉，那个时候，我们家的经济状况确实不容乐观。我老婆刘老三跟我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她想什么事、做什么事，都格外冷静。而且，想定了想好了的事情，肯定会坚定不移，眼不眨心不跳地下手，这点倒符合她自小就能不吭声抡着大棒子砍人脑袋的个性。
她在县城里当小学教师，每个月不到一百块钱的收入，给爹妈交了伙食费以后，基本上就剩不下什么钱，连买件地摊上的衣服，都要再三盘算，咬牙跺脚才敢往外掏钱包。她这话里话外透露出让我心惊胆战的信息：有可能因为经济原因她不要肚子里的孩子。
我们的巡回演出也彻底黄摊了，关键还是电视大面积普及，看电视成了人们主要的消闲方式，谁也不会再像过去那样，跑到大街上看我们表演传统武术杂技，就算我们马不停蹄的奔波，往往连路费都赚不回来。
多年从事硬气功表演，我在行内多多少少也算有了点名气，挂了个北京武术协会理事的虚名，却一分钱工资也没有。偶尔协会组织表演，能有点演出费，却也就是一顿夜宵的补贴，根本就不能当钱。我没有稳定的工作，也没有固定的收入，朝不保夕，难怪妻子怀上了孩子，却高兴不起来。
我是男人，难道我混得连自己的孩子都养不起了吗？我是男人，我难道就没有本事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的妻子儿女过得更好一些吗？别人没有的我不敢奢望，可是，别人有的，起码我的老婆孩子也应该有。
那一夜，我失眠了，僵僵地躺在**，假装睡着，却一丝睡意都没有。我不敢翻身，不敢动弹，怕惊醒妻子，怕她知道我并没有睡着。天亮了，我妻子悄悄起床，我也跟着起床，身子僵了一夜，胳膊腿都打不过弯来，脑袋好像也僵了，什么事情都没法想。我强迫自己起床，却懒得穿衣服，呆呆坐在**，实在不知道起来能做什么。外面，传来了我妈妈和我老婆的对话，我妈妈问我老婆，早上想吃什么，我老婆说随便，什么都行。
我爸爸插嘴：“那就喝豆汁，吃油条，我去买。”
我老婆懂得套我爸爸高兴：“还是爸了解我，我正想着那一口呢，没好意思说。”
我妈妈明里抱怨实则疼爱地说：“这孩子，在自个家里，还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今后想吃什么了，尽管吱声，妈给你做。”
我不知道，当初我爸爸跟我妈妈开始有我们的时候，他们的心情是怎样的。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那个时候，他们养活一个孩子，并不比如今的我们轻松。然而，他们仍然生下了我们，并且为我们做着他们能够做的一切，不管是在六零年的灾荒年代，还是**的残酷岁月，他们都尽自己所能，用自己那并不伟岸的身躯替我们遮风避雨，竭尽全力养育我们长大成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尽享着付出之后得到的欢乐。
我作为一个男人，难道能够对自己即将出世的孩子挂出一张哭丧脸吗？
外面传来了我弟弟声音：“妈，我们回来了，我爸呢？我要正式向你们宣布一个好消息，我媳妇怀上了，我马上就要当爸爸了。”
我妈妈怀疑地问：“这回是真的？”
弟媳妇扭捏中夹带着骄傲：“这回是真的，我已经到医院检查了，阳性反应。”
我苦笑，我这个弟弟真行，啥事都跟我标着劲儿，在生孩子这种事情上也是一样。这个老弟，难道就不能在我们之间留个空儿，让全家人都有个缓神的工夫吗？我连忙起来，穿上衣服，去给他道喜。我挺欣赏他的一点就是，我弟弟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好像比我更积极乐观一些。他并不比我富裕，虽然两口子都上班，都有工资，可是那点工资，供他买胶卷都困难。尽管这样，他还是能够兴高采烈的迎接自己的孩子，不像我们俩，面对自己制造的新生命，瞻前顾后，愁眉不展。
我弟弟两口子的到来，提醒我，今天是星期天。也提醒我，一定要做好我老婆刘老三的工作，孩子我要定了。
4、为了即将跟我们一起成为这个家庭成员的孩子，为了不让我妻子为即将加入到我们家饭桌上的张小嘴忧心忡忡，我重拾我爸爸的旧业，去撂摊卖艺。那个时候，天桥已经不准撂地摊卖艺，我们就到北京郊区比较热闹的地方表演。我表演的项目除了从我爸爸那儿学的七星螳螂拳和太祖长拳，还有纯表演性质的刀枪剑戟，器械不是我的长项，我清楚，舞扎那一类东西，我跟我弟弟在舞台上表演得武功差不多，都是花架子，中看不中用。我的长项是硬气功，硬气功的表演也是我每天的压轴戏。
为了能够吸引观众，我打出了我爸爸的招牌，在我身后边挂了一幅“民国首届全国武术大赛总冠军山东许唯一传人”的大横幅，这一招多少还管用，不少观众看到这个横幅，出于好奇，纷纷围拢过来观看，看过之后，懂行不懂行的还都能送上个好。在那儿，一天累下来，能挣几十块，顶得上我弟弟在京剧团上一个月班。我爸爸对我干这个买卖也很热心，抽空就跟着我去看，有时候来兴致了也下来串个场。我爸爸虽然年事已高，但是一招一式仍然扎实地道，干净利落，腿还能踢过头顶，不时招来一阵阵喝彩。每次他到场，就会有过去曾经跟他一起趟过场面的老兄弟、老哥们过来捧场，有的兴头起来，也会下场陪着我爸爸走一趟拳，倒也热热闹闹，让我那个摊儿成了北京武术界老辈人聚会、扎堆的场所。
那天天气不太好，一大早我来到五棵松的广场上撂地摊，街面上还没有上人，突然大批的警察把四周警戒起来，挨排查验证件，一般人不准进出。我的摊儿刚刚撂定，看到警察警戒，我估摸今天不知道又出什么事了，我们那些街头艺人，抱持的宗旨之一就是：躲事儿，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要症候不对，最好的办法就是提早收摊，赶紧撤退。这种本性是由长期朝不保夕的生存状态、屈辱受压的社会地位、既自卑又自立的矛盾心态交互作用形成的自我保护本能。
我赶紧收拾家伙什准备撤退，却被警察拦住了：“干嘛呢？好好的跑什么？让我看看你的证照。”
那会儿，北京城市管理已经逐步走上正轨，在这儿摆摊卖艺，要到管理部门办理手续，还要到工商所、税务所那些政府机关登记注册，登记注册需要本地户口、身份证，还要有相关单位的证明信。我的户口和身份证没问题，单位就找北京市武术协会出证明，所以我的证照齐全，也不怕警察察看，就拿出来给他查验。
查验过了，我背起东西准备撤退走人，眼看着今天一天废了，心里不由有些惆怅、失落。
警察却不让我走：“你干吗走啊？别走啊。”
我说你们不是戒严了吗？也没人看了，我还在这耗什么功夫。
警察吓唬我：“别造谣，谁说戒严了？我们是维持社会治安，你好好的练，没事。”
警察这么说，我也没办法，走也不是个走法，练也不是个练法，练，也没人看，就把摊儿又撂开，坐在地上啃我妈给我带的午饭虾米皮白菜馅大包子。
片刻之后，街面上突然涌过来一群一群的人，有学生、市民，有老有少，有的手里还拿着红花彩旗。我还在蒙着，警察就开始安排这些人，号召了一堆人到我的摊儿跟前，让他们看我表演。
我又惊又喜，今天是个好日子，多年以后，每当听到这首叫做“今天是个好日子”的歌，我就想起了那一天警察给我动员观众的情景。那天，我脑子里迸出来的就是这句话：今天是个好日子。既然有了观众，我就要完成我的任务和义务：表演武术。至于这些让警察动员来的人，会不会像一般观众那样掏钱，那由不得我。干我们这一行，吃的是良心饭，撂摊表演的要有良心，有真功夫就一定要拿出真功夫，没有真功夫光说不练的主儿也要全心全意地吆喝出彩头来，起码让观众能得到个乐子。观众也要有良心，因为我们不能像在剧院或者其他表演场所那样，买了票才能看，不买票就不让看，这里都是先看着，看着好了就掏钱，钱多了帮个钱场，没钱了帮个人场，说的就是观众的良心。买的和卖的，没有契约，没有合同，全都靠三寸良心。
我正在表演那套已经熟透了的梅花拳，人圈外边突然传过来热烈的掌声，我可以断定，这掌声不是送给我的，它在圈外。紧接着，围拢着我的人丛就像退潮的浪花，朝两边哗然分开，中间留出一条刀切一样齐整的通道，一位要人，就是那会儿经常在新闻纪录片上和电视机里露脸的哈哈努克亲王在一帮人的陪同下，还有那位著名的王妃，出现在我的眼前。
这位仁兄的本名叫西哈努克亲王，因为露面的时候总是咧着嘴作出笑脸，嘻哈、西哈又分不清楚，胡同里的老百姓就都称他为哈哈努克。那会儿我一个劲儿犯晕，觉得恍若梦境，我偷偷掐了自己一把，挺疼，知道这不是梦境，于是一个问题就涌现到了脑子里：这人跑这儿干吗来了？总不至于我名气达到了那个程度，麻烦这位西哈努克亲王亲自跑到这儿来慰问我吧？
与此同时，我也恍然大悟，原来一大早这边就开始戒严，就是为了迎接他，这些围着看我、看别人卖艺表演的人，都是有关部门组织来的，他们此刻的身份跟我差不多，也都是表演。
陪同西哈努克的也是当时中国排前五位的大人物，打着哈哈跟我表演随和、亲民：“这位同志，给亲王陛下表演一下，谢谢你了。”
我这样的小老百姓，名义上叫武术家，实质上不过就是大街边上撂摊卖艺的草民。草民，含义就是跟路边野草一样的人民，能够有幸和这么大的官儿面对面说话，有幸能给世界著名的西哈努克亲王表演，当时的心情的确激动。好在我这些年跟着我爸爸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倒也不至于慌了心神，乱了阵脚，我想，既然今天表演给西哈努克这样的人物看，就得让他看到我们中国最最厉害的招数，我向那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请示：“首长，我给他表演硬气功行不行？”
首长连连点头：“好啊，好啊。”
我便搬来了事先准备好的一摞砖头，然后运好气，挥臂朝那摞转头砍了下去，转头应声断裂，四周顿时激起了一哄声地叫好和掌声。硬气功，是我自小就练的项目，我爸爸说我的骨骼身形适合练这东西，我想练他的那一套少林内功，他不敢教我，说他自己都没有能练到三成，如果硬要给我教，弄不好会废了我。说是硬气功，其实最终还要靠脑袋和胳膊硬碰硬的对付砖头石块，是不是真的能把所谓的气息聚到脑门和手掌上，至今我也没有得到科学的证明，我只有实践，那就是不怕苦、不怕疼的长期磨练。
西哈努克的嘴惊愕成了瓢，半天合不拢，他那个据说是法国美女的老婆莫尼克公主也惊声尖叫起来。西哈努克平静下来之后，先是仔细查看了一番散落在地上的砖头，然后又拽着我的手摸来捏去的，我倒希望他老婆来摸摸我，可是他老婆没摸也没捏，就那么在一旁一连声地嗷嗷叫唤。我的手臂上，由于长期练功，已经生满了老茧，甚至连骨头都变型突出，好像骨头长在了外边，成了骨包肉，有如螃蟹、大虾等等那些海鲜的构造。
接下来，我又竖起一块石碑，一脑袋顶过去，石碑应声断裂，又是一阵哄堂的喝彩和掌声，这一回西哈努克的老婆莫尼克公主总算是走上前来，扒着我的脑袋欣赏了半会儿。我的脑袋因为长期练功，已经变形，中间的部分隆起，由硬茧和肌肉生成的肉垫，我爸爸说那是气室，很不好看，却很实用，可以有效地缓冲脑袋冲击石碑时受到的震动，避免大脑受到损伤。莫尼克公主惊叹不已，竖起大拇指在我眼前晃，我注意到，她的手并不好看，骨骼突出，很像我们中国男人的手，比不上我老婆的手那么圆润、细嫩。
首长代表哈哈努克和莫尼克公主向我致谢，周围组织来的群众也一个劲鼓掌，实在弄不清楚这掌声是送给我的，还是送给亲王阁下的。他们走了，警察也撤了，围观的群众也散了，我这才想起来，西哈努克没给钱。我这是亏本赚吆喝，白搭工。我只好自我解嘲：人家没给钱也正常，人家到中国来就是要钱的，不是给钱的，八成他以为我是中国党和政府专门安排在那儿给他表演逗乐子的，别说给我钱，没朝我要钱就不错了。
第二天，回家的路上，刚进胡同口，熟悉的街坊马上凑过来向我打听昨天是不是给中央首长和哈哈努克亲王表演武功了，不熟悉的街坊不好意思直接过来追问，就在一旁指指点点，从神态表情上可以看得出来，不是议论什么不好的话，而是羡慕和敬佩。
我很纳闷，他们怎么知道的？他们七嘴八舌地告诉我，电视上已经播了，而且播了三四回了。回到家，我妈我爸也追问我，我们家没有电视，他们跟我自己反而都没看到我在电视上的“英姿”，我们非常遗憾。
那个年代，电视机已经大普及了，我们家却从来没敢想着也买一台电视机。按说结婚的时候，就应该买，好在我老婆没有那方面的要求，而且那个时候买电视要发票，我们家也没那个本事搞到票。后来商店里电视机敞开卖了，我们家却从来没有想到我们也应该买一台，买电视，那时候对于我们家来说，就像现在的下岗工人买轿车，根本就没敢往那上面想。我爸跟我妈妈也很有意思，从来不上别的有电视机的人家去看电视，我理解，他们不是不想看，而是假装对那玩艺不感兴趣，用这种方式保管着一份可怜的自尊。
过后，我爸爸从街上买了一份晚报，上面有西哈努克亲王在中央首长陪同下，视察北京天桥市场的报道，里边有一张大照片，拍的就是哈哈努克看我表演的场面，可惜，主角是他，我是陪衬，他和他老婆大特写，我小小的缩在角落里，不拿放大镜看不出来眉眼。那张照片我爸爸非常珍惜，仔细地收藏到了他的铺底下。
好容易有了一次在大庭广众面前露脸的机会，我们家却因为没有电视机谁都没有看到，这让我们家人非常遗憾。这种遗憾谁也没说出来，可是却像空气中的浮尘，看不见摸不着，却总能让人感觉到不舒服。这件事情表面上没有在我们家引起什么波澜，可是，生活的气氛中却多了那么一层隐隐约约的缺欠、若有若无的失落。
有一次我们家在一起吃饭，我妈看着我，满脸的慈爱，突然冒出来一句：“老大，”我妈习惯跟着我爸爸喊我老大，好像我上面没有姐姐似的，也好像随时随地在提醒我，我是家里的老大，应该承担老大在这个家里的义务和责任：“妈那天要是在电视里真的看到你多好。”
我爸爸马上把话拦了过去：“整天看着真人还不够，电视里的人这么大点有真人好看吗？”
我爸爸说这话的时候，还伸出小拇指头比划了一下，做出一副对电视机不屑的样儿。那个时候虽然电视已经开始普及，但是大多数人家的还都是十二吋的黑白，谁家有一台二十吋的彩电，那可就是了不得的财产。我懂我爸爸的意思，他嫌我妈说那话怕我心里面不舒服，脸上挂不住。
如果没有我跟我弟弟扎堆结婚，按照他们老两口省吃俭用的劲儿，买一台电视机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们的积蓄，都花在了我们身上。我没吱声，心里却暗暗确定了一个近期目标：一定要给家里买一台电视，而且一定要二十吋的大彩电。
5、那会儿，一台二十吋的原装彩电一千五百块，但是要凭票才能买到，国产的还没有。一千五百块对于当时我来说，倒也不是高不可攀的数额，关键还是攒够了舍不舍得买。舍得了，决心下了，买也就买了。
真正为难的还不是钱，是票。过了不到三个月，连攒带借，买彩电的钱我还真就凑足了。现在的关键是买电视的票，没有票，就得买高价的，我没搞到那么多钱，也舍不得花钱买高价的。这个时候我想到了公鸡，公鸡是一个人，他姓鞠，名字叫红旗，姓名加起来就是鞠红旗。公鸡是他的绰号。这个绰号的来源是因为他身上具有公鸡的两大特征：好斗，热衷踩蛋。
我和公鸡的相识，是因为他爸爸。他爸爸很早很早以前，就给当时的红军将领当警卫员，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由一个警卫员成长为师级干部。如果不是因为没有文化，至少也得当上军级干部。那位老领导后来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对这位老部下挺关怀，赶在他离休之前，地质部即将撤销的时候，安排他当了最末尾的一个副部长，总算在他离休以后，享受上了副部级待遇。这位没文化的副部长战争年代把身体折腾坏了，老来以后，浑身都疼，不知道谁给他推荐我爸爸是武术高手，推拿按摩那一套精通得很，于是他派秘书请我爸爸给他做推拿按摩。
从小，我爸爸就教我跟武术配套的两大必备技能：抗击打，推拿按摩。我爸爸说，要想打别人，先要能挨打。怎么样才能做到能挨打呢？一是抗击打，每天用棍子或者其他物件，在自己身体的各个部位打击，经过这样长期的训练，身体各个部位的抗击打能力就会大大增强，随便挨上几下拳脚，根本就不会受伤。二是自疗，自疗主要依靠的就是推拿按摩，即便自己随时受了点伤，扭了筋骨或者发生了劳损，在没有别人帮助的情况下，也不至于束手无策，可以通过推拿和按摩，自己给自己作治疗。
对于这两项和武术配套的系统工程，我爸爸抓得非常紧，好像我随时随地都会被别人打坏似的。练这种技能，还有另外一个现实的好处，可以作为一项增收项目，通过给别人推拿按摩增加收益。我爸爸给那位老领导推拿按摩，却是免费的，不管怎么说，我爸爸理论上是地质部的退休职工，人家还是我爸爸的单位领导，这种人情关系，不可能收钱。那位老领导倒不是西哈努克之类的吝啬之人，虽然表面上我爸爸是尽义务、人情活，可人家也真没有亏过我爸爸，高级烟酒从来没断过档的给我爸爸送，我爸爸喝酒不抽烟，那些高档烟都让我弟弟给消费了。
后来我爸爸年事已高，不再适宜，也不愿意再给人推拿按摩，就想推辞掉，不再给老领导推拿按摩了。我爸爸长期给那位老领导推拿按摩，那位老领导竟然上瘾了，就如同长期服用去痛片的病人，离了去痛片就没法过日子，浑身上下哪都疼，我爸爸就是他的去疼片。我爸爸不想继续，人家又离不开他，我爸爸就把我推了出去，让我接班。父命难违，我也只好遵命，每周两次到老领导家里给老领导推拿按摩。
我毕竟年轻，气息足，手劲大，每当我运上气给老领导按摩的时候，老领导都会嚷嚷：好啊，太好了，一代更比一代强啊。
我武功方面不敢跟我爸爸比，推拿按摩方面的确比我爸爸还强。我有文化，虽然文化不高，但是读书写字没问题。在学推拿按摩的过程中，我不但接受了我爸爸那一套武术的传统手法、气息运用等等，还有目的的阅读了一些中医药学方面关于经络、穴位、气息方面的理论书籍，如果说我爸爸在推拿按摩方面是自如自在，那么我就是自由自在，起码，在理论上比他占居了相当的优势。
经常往来于那位老领导家，便也就认识了公鸡。第一次见到公鸡，另外印象深刻。他穿了一条盖着脚面的喇叭裤，烫了满脑袋的卷卷毛，看上去好像肩膀上顶的不是脑袋，而是新疆细毛羊的小羊羔，跟小羊羔唯一不同的是，小羊羔是白色的，他的脑袋是黑色的。他手上拎着一个摩托车头盔，脸上挂着一副大墨镜，活像当时正火的港台片上哪个捞仔从银幕上跑了出来，急匆匆地闯进屋来，跟他爸爸打了个招呼，他爸爸让他跟我招呼一下，他就又急匆匆地跟我说了声：“哥们谢谢您了，我还有事，改日请你吃饭，拜拜。”然后，就消失了。
开始跟他接触比较多，是他那次让人给打了以后。那天我从天桥回来，正在洗脸，就听外面有人打听：“请问您那，山东许老师傅是在这儿住吗？”
紧接着，就有街坊大声嚷嚷：“许师傅，来了一个香港人找你。”
紧接着他就不请自到的闯了进来，走路一瘸一拐，一瘸一拐就一咧嘴，一咧嘴就呻唤一声。
我爸爸过去常去他们家，自然认得他，惊问：“红旗，你这是怎么搞的？”
这小子还算挺有礼貌：“许大爷，可不成了，红旗让人给揍了，您老先给我疗疗伤，完后再帮我出这口气去。”
我爸爸那么一把子年龄了，哪能让我爸爸动手给他疗伤，我连忙过去截活：“我爸爸年龄大了，我来吧。”
他也不客气：“您就您了，谢谢您了，改日请你吃饭。”然后一脑袋栽到我们家炕上，爬得直挺挺的让我给他推拿按摩。我边给他推拿，边问他怎么了，让人给揍成这样。褪去衣服，我看到了，他的腰上、肩膀头上，腿上、胳膊上，到处都有乌青红肿的伤痕，显然，打得不轻。
他哼哼唧唧地骂着：“他妈的，靠人多算什么本事？三个打我一个，你说我能不吃亏吗？”
我暗笑，三个打一个，对我而言，根本算不上人多。我虽然从不跟别人打斗，但是我估计，如果跟寻常人打斗，我一个对付一帮应该没什么问题。
“哥们，对了，你叫什么？”他这才想起来问我叫什么。
我告诉他：“我叫许宗衡。”
知道了我的名字，他仍然把我叫哥们：“哥们，你说说这帮混混讲不讲理？谈恋爱，搞对象，那是自由的，受国家法律保护的，你说对不对？”还没等我说对不对，他就接茬说了下去：“小青跟我好，那是她愿意，两厢情愿的事情，你说对不对？”这次我有了经验，也没打算应合他对不对，他却执拗地追问：“你说对不对啊？”
我只好说：“对。”
他接着说：“既然两厢情愿的事情，别人就无权干涉你说对不对？他妈的，孙子长得像个蘑菇，还是个金针菇，人家小青哪能看得上他？他就带了两个孙子找老子的麻烦，说是要跟老子谈判。也怪我，太大意，没带朋友，落了单，让他们这顿狠揍，我的妈妈耶，好哥们，您轻点成不成啊……”
我看到我爸爸在一旁直咧嘴，我妈妈想笑又不好意思笑，硬憋着，把老太太的脸憋得通红，看上去倒好像突然变得青春了。
他唠唠叨叨，最终我总算听明白了，原来他跟一个叫小青的姑娘好了，可能那个小青原来有对象，对象就不干了，把他约出去揍了一顿。
那天我给他做完推拿按摩，他站起来就能正常行走了，一个劲地谢我，然后又是那套话：“哥们，改日请你吃饭。”说完转身就跑，跑到院里，又翻回头叮咛我们一家：“许大爷，大婶，哥们，你们千万别把今天的事告诉我爸爸，千万千万啊。”
我们一同声地答应，他才急慌慌地跑了。他刚走，我妈就哈哈大笑起来，我爸爸也苦笑着摇头：“人都说虎父无犬子，他们家老爷子怎么着也算领兵打天下的人，怎么揍出来这么个活宝。”
他走了，我也没当回事儿，可是这一次他还真的说话算数，过了两天，就骑着那台雅马哈摩托车跑来接我，说是要请我到东来顺吃涮羊肉。东来顺的涮羊肉那会儿还很便宜，可是我从来没舍得吃过，他过来请，我也没必要装矜持、玩清高，立马坐在他的摩托车后边跟着他去了。
一路上他的摩托车开得风驰电掣，我坐在他后边胆战心惊，既怕他撞了人或者翻了车我跟着倒霉，又怕警察过来干涉耽误我们吃涮羊肉，就扯着嗓子劝他：“鞠红旗，你慢点，别让警察抓了。”
他扭过脑袋对我喊：“哥们，放心吧您，在北京城里，哥们我鞠红旗就是党中央国务院，别说小警察了，就是警备区的孙子，见了我鞠红旗也得鞠躬敬礼。”
我一听就知道这家伙在吹牛，既然在北京你就是党中央国务院，那么你这个党中央国务院让那几个孙子给揍得满脸花、满身青，怎么不派兵抓了他们，偷偷摸摸跑到我们那个大杂院找我疗伤呢？
途径长安街，一个交警站在马路中间，他扭过头冲我吩咐：“不信你冲那个警察喊一声马路橛子，看他敢不敢瞅你一眼，不是吹的，我这台车的牌号是在公安局备了案的，谁都不准拦，不准查。”
我没傻到那个程度，也没狂到那个程度，不管他是吹牛还是真的，我都没必要跟警察挑衅较劲，我们的人生哲学是：民不跟官斗，鸡不跟狗斗。尽管他拿摩托车驮着我去吃东来顺的涮羊肉，我心里却很清楚，我跟他不属于同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