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晨，父亲脱下了平日里被汗水侵得发污的汗衫，换上雪白的的确良衬衣；脱下那双灰不溜秋的“沂蒙凉鞋”，换上崭新锃亮的皮鞋。母亲在一旁笑话：你当新郎官时，也没这么隆重。父亲却说：不能给闺女丢人呢。
那天早晨，父亲要送我去上学。我初中毕业考上了泰安的一所学校。虽然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中专”，但在父亲眼里，他的女儿从此要成为“吃国库粮的”的了。于是就总是摆出一副郑重其事的样子，其实离开学时间还有一天时间呢。他说，早去一天吧，万一有什么事，也好有个周转的时间。我想能有什么事呀，但终是拗不过他。
穿戴一新后，父亲从橱顶上掏出一盒未开启的香烟。如今我已记不清是什么牌子的了，只记得那是农民一般不舍得抽的“过滤嘴”儿，气宇轩昂地走了出去。
父亲在村里转悠，逢人就递上一棵烟，说：今天送闺女上学去。人家就接了烟，恭维道：闺女有出息了呀。父亲就咧了大嘴笑。直到烟盒里剩下最后一棵，他自己点了，喜滋滋地回了家。
吃过饭，父亲把包望肩上一撂，我们一老一少就迎着朝阳，上路了。父亲肩上的行李很庞大，里面装着一床母亲给我新絮的棉被，很厚，那是母亲密密麻麻的爱意。父亲背着它，显得更加瘦小，但他却不让我背，他摆摆手说：不沉不沉。
我俩坐汽车，转火车，直到夕阳西下，才碾转到了泰安。站在人流如织的宽阔的马路上，有些发懵，因为提前了一天，也没有接站的人员。但父亲仅仅呆怔了五秒，就放下行李，冲一个人奔去。鼻子下面是路，父亲说。
少顷，父亲充满自信地折回，他说：还有三站的路。不过，现在没公交车了，咱们走着去学校。父亲说着这些相对他来说很陌生的城市术语，像一个贪玩的儿童背书一样，结结巴巴。 走走问问，直到天上黑影了，我看见了学校的牌子。可父亲兀自朝前走，我说：到了。不识字的父亲冲着门口烫金的牌子仔细打量一阵，我感觉他暗暗松了一口气。
虽然，繁华的街灯已把我俩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但是学校里依旧熙熙攘攘的，很热闹。看来有很多家长和父亲的想法一样，提前送子女来上学。我进了女生宿舍，父亲则被接待的老师安排到了男生宿舍，暂住一晚。
翌日清晨，我刚起床，父亲就过来找我。他说，他已顺利地把我安置好了，他可以放心地回家了。
我想起来新认识的同学昨晚告诉我，来泰安岂能不爬泰山？就对他说：要不咱今天爬泰山去？父亲犹豫了会，说好。
泰山就在我学校的后面。一刻钟的工夫，我们就到了泰山脚下。往里进的时候，被一个保安模样的人拦住，他问：票呢。我们这才知道爬山是要买票的。父亲连忙说：这就买。
站在卖票的小窗口，父亲决定豪爽一回，他遂大声地问：多少钱一张？里面的人回答：六十。父亲掏钱的手就停在兜里不动了。
我永远清楚地记得，那是1990年9月1日的上午，父亲终因不舍得六十块钱而没有爬泰山。那天，他迎着灿烂的阳光眯着眼久久地看着雄伟的泰山，一脸的神往。我站在旁边看着已有白头发的父亲，情不自禁地流下了酸楚的眼泪。
（原载2004年8月30日《齐鲁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