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场即将到来的核战争中,一群男孩乘坐着一架飞机向南方疏散,途中飞机被击落,男孩们虽然安然无恙,但却被迫降落到一座荒无人烟的海岛上。
这是一座热带海岛,景色非常漂亮,还有充足的淡水和食物,没有来自成人的约束,更没有家庭作业,男孩们可以在这里肆意地玩耍嬉戏。
起初,男孩们生活得还不错,会按照在文明社会养成的习惯来生活。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一个名叫拉尔夫的少年提出了一项建议,即谁拥有海螺,谁就拥有发言权和决定权,男孩们都同意了这项建议。会议结束后,男孩们按照拉尔夫的建议去采集食物、建造房屋,还做了向海上传递求救信号的工具。
这样的生活表面上看起来很美满,每个人都各司其职,但有不少男孩心生不满,搭建棚子和看守火堆的男孩觉得自己所负责的工作限制了自己玩耍的时间,很无聊,于是就决定跟着另一个男孩杰克去打猎,这样他们不仅会得到自由,还能享受打猎的乐趣,最关键的是还有肉可以吃。
渐渐地,海岛上的男孩分成了两个群体,分别以拉尔夫和杰克为首。这两个群体很快开始相互残杀,不少男孩都因此丧命了,剩下的男孩们则堕落成了一群毫无人性的野兽。作为首领之一的拉尔夫差点被杰克一方杀死,在躲避追捕的时候他幸运地遇到了英国皇家海军舰艇并被救下。
这是英国现代作家威廉·戈尔丁的小说《蝇王》中的故事情节,这部小说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部小说所表达的主题很明确,即认为如果没有文明,人们将会变成野兽一样去自相残杀。
其实这种观点早就出现过,例如英国17世纪的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就持这样的观点。不过也有许多人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即认为文明是造成人类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如果我们能生活在一个没有文明的自然世界之中,我们就会变得平等、自由起来,大家一起分担所有的工作,分享所有的美食,每天会有大量闲暇的时间进行娱乐。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这种观点也有相似的实例支持。
美拉尼西亚的六七个孩子意外被困在一座海岛上,他们在海岛上生活了几个月,但并未出现像小说《蝇王》中的血腥情节。
为什么会出现与小说《蝇王》相反的情节呢?难道卢梭的观点是正确的,霍布斯的观点是错误的吗?虽然上述案例是真实的,与《蝇王》也很相似,但却有两个重大的不同。其中一处不同是数量,上述案例中的孩子数量只有六七个,而《蝇王》中的男孩数量却有二十几个。另一个不同之处就是上述案例中的孩子们在困在海岛上之前,彼此之间的关系都很亲密,他们来自同一个家族,这意味着他们不会出现分裂,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属于同一个群体;而《蝇王》中的男孩们彼此之间都不认识或不熟悉。
美国作家杰克·伦敦曾写过一本小说《野性的呼唤》,小说的主人公是一条名叫巴克的狗,它从小生活在美国南部加州一个人类家庭中,它长期受到主人的影响,完全适应了人类社会。后来巴克被卖给了贩狗人,从此之后巴克的生活一下子从天堂掉入地狱。巴克被卖到了加拿大的荒野,成了一条雪橇犬。这里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为了生存,巴克战胜了狗王,成功成为雪橇狗群中的王者。
后来巴克遭到了主人的毒打,就在巴克快要被打死的时候,一个名叫约翰·桑顿的人解救了它,但桑顿从来不试图成为巴克的主人,他将巴克看成自己的朋友。此时的巴克已经转变成了一条狼犬,它能频繁地听到来自狼的呼唤,但它为了桑顿一直与狼群保持着距离。后来桑顿被害后,巴克终于回归了自然。
排除掉这部小说中的象征意义,只考虑一个问题,一只从小生活在人类社会中的动物,真的能回归自然,并在荒野中成功生存下来吗?或许像老虎这样的独居动物比较容易,但如果像小说中的巴克这样的群居动物,基本上不可能回归自然,因为那对它来说意味着死亡。
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不少实例。亚利桑那州的一些鸟类学家就曾犯下过这样的错误,他们养了88只濒临绝种的鹦鹉,等鹦鹉长大后,鸟类学家在训练鹦鹉们掌握了一些野外生存技能之后,就将鹦鹉们放回到了一片丛林之中。结果很不乐观,鹦鹉们基本上都死了,很多都沦为老鹰的盘中餐。为什么会这样呢?鹦鹉是一种群居的鸟类,而这些被鸟类学家养大的鹦鹉根本无法融入野外长大的鹦鹉群中,失去了群体的保护,这些鹦鹉很容易死亡。
人类也是群居的动物,在远古时期,群居生活能最大限度地保护人类的繁衍生息。虽然我们现在完全可以独居,但群居的心理需求却依旧存在,这就意味着离群索居很容易让我们出现心理问题。或者可以说,社会化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经历的过程,我们可以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获得心理上的满足。而社会化是一项需要学习的技能,这需要我们从与同伴的相处中进行学习。
人类不仅有成为某个群体中一员的需求,还会被群体所影响。行为主义者在研究人类行为时往往会在动物身上做实验,然后将实验结果推到人类身上,例如斯金纳做的鸽子实验。但行为主义者往往会忽略一点,即实验的动物数量很少,无法形成群体规模。
对于群体动物来说,个体在独处时会有一种表现,处于群体中会出现另一种表现,当它所处的群体规模较大时,它的行为表现就会变得复杂起来。例如所罗门·阿希做的从众实验。阿希在实验中使用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即让参与者看一张画着一条直线的卡片,然后再看一张画着三条直线的卡片,最后让参与做出判断,第二张卡片上哪条直线的长度与第一张卡片上的直线一样长。这是个很容易做出判断的问题,因为第二张卡片上三条直线长度截然不同,一眼就能看出哪条直线与第一张卡片上的一样。当一个人回答这个问题时,每个人都能回答正确。但如果将这个人放在被阿希事先安排好的一个小群体中,很多人都会选择从众,即给出错误的判断。
当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喜欢聚集在一起玩游戏。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开始参加集体活动,例如作为班级的代表参加学校举行的运动会。这其实就是个社会化的过程,我们会从中学会合作、竞争、分享和自我控制。
认同所属的群体或集体是我们的本能,我们会喜爱自己所在的群体,并尽量和群体成员保持一致,但出现竞争时,我们就会仇视敌对的群体。
社会心理学家穆扎菲·谢里夫曾进行过一项实验,这项实验与上述理论十分吻合。谢里夫及其助手选择了22个健康的男孩,他们年龄相同,都只有11岁,都来自相同的地区,说话口音也很相似,都是白人孩子,都信仰基督教。不同的是,他们来自不同的学校,他们相互之间并不认识。这22个男孩被告知,他们需要到罗伯斯山洞国家公园参加3个星期的夏令营。
谢里夫将22个男孩平均分成了两个小组,一组命名为“响尾蛇”队,另一组命名为“老鹰”队。他们分别被安排在不同的住处,渐渐地,两个小组变成了两个群体。每个男孩都成为各自群体中的一员,和自己的同伴越来越相似。例如响尾蛇队的男孩认为他们是一群坚强的男子汉,流血不流泪,老鹰队则不是这样。当出现受伤的情况时,响尾蛇队的男孩会强忍疼痛,而老鹰队的男孩则会出现抹眼泪的情况。
谢里夫为了激发仇恨,常常组织一系列的竞争活动,例如棒球比赛、拔河比赛等。在比赛过程中,响尾蛇队和老鹰队之间充满了火药味。例如在棒球比赛中,两个队不仅相互攻击,还烧毁了对方的队旗,就在双方准备打群架的时候,研究者及时出面制止了。随着竞争活动的增加,两队之间的仇恨越来越深,从最开始的叫骂变成了打架。
为了尽快制止情况的恶化,谢里夫决定举行一项让两队成员合作的活动,他告诉男孩们供水系统被人破坏了,想要保证水源,就必须得检查所有水管,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需要两队的合作。几天之后,两队成员之间的仇恨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