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３年，我能读完初中，已经是很幸运的了，两个姊姊没进一天学堂，十三岁就参加“农业社生产队”挣工分，大哥读到小学，也辍学了。
所以，父亲对我考上高中，喜忧参半，喜的是：一个“出入皆白丁”的家庭，终于出了一个会写“正”字记工分的人；忧的是：我上学的一切费用从何而来。
当时，学校又不许我们用煤油炉子开小灶做饭，早上一块半两苞谷面馍，两勺子土豆菜；晚上一碗小麦面条。怕细粮填不饱肚子的父亲，几亩责任田全种的是粗粮，我只好中午交上两份饭票，将两份土豆菜吃了，两份包谷面馍分四分之一吃了，四分之三留下等别的同学晚上吃小麦面条时充饥。
当时落魄的情景多么酷似在大庭广众之下偷吃，偏偏又被人当面逮着的贼。
我躲藏在集体的宿舍里，等他们拿着各自的碗用筷子敲着交响乐”去打饭时，我偷偷溜出校门，带着我那干裂的包谷面馍和学校图书室借来的课外书籍，钻进学校附近的树林，读得入了迷，上晚自习才进教室。
可这样“平静”的生活仅维持了一周，那个城市户口的同桌，上晚自习一声惊呼：“我的饭票被人偷了！”
同学们的目光一齐聚焦在我的身上，我尽力克制住自己的情绪，拿着书走出教室，在食堂的微弱路灯下，企图借读书排解郁闷。
更可悲的是：未考上高中打工的堂兄一年挣了一千多元，率先购进了黑白电视，录音机。堂叔特意邀父亲喝酒，微醉的堂叔，取笑我读书前途不大，即使考上大学，一则供给不起，二则朝中无人，就业无望；考不上，将来打工又吃不下苦，眼晴又近视了，最终怕连个女人都找不上，一辈子只能打光棍。言辞凿凿，说的父亲供给我的心开始动摇。
所以，怕我读书无结果。到头来打工又吃不下苦，占不上媳妇的父亲。高三上半学期就给我定了一门亲事。家乡的风俗，定了亲的女子。一年得送两次节：端午节，中秋节。
本经济拮据的家，父亲考虑刚定了亲，我上学又急需钱，所以，端午节送节的礼薄了，过了几天，女方家退婚了。
我至今记得父亲刚接到女方家退婚时说的话：“叫我老脸搁哪里呢？想不到养了这么个被人小觑的儿子！”我望着父亲那痛苦的样子，我狠命咬着下嘴唇，渗出血来。
经历了那件痛苦的事后，父亲对我占女人的事再不愿提，似乎想把我推到万丈深涧前，面前只横着一根独木桥，我只有咬着牙挤过去，才有生路，否则，只能一辈子打光棍。我只好将心思全用在学习了。
随着阅读的课外书增多，写作的欲望也像鹅毛般撩拨，一篇杂谈居然上了《甘肃日报》。从此，当作家的梦潜滋暗长，以致于高考前夕，仍做着文学的梦。残酷的现实：１９８７我因２分之差，高考落榜，当时的家境再无力供我复读，我只好打起简单的行囊，加入打工的盲流之中。
一个不谙世事，又体弱无援的学生娃刚步入社会，寻找一份适合自己体力的活干谈何容易？在堂兄的极力乞求下，好不容易进了一私人工地，工头又嫌我身单力薄，只让我干点零活，有活了干，无活了就躲在简陋的工棚了看带来的书籍。忘记了蚊子的叮咬，也忘记了白天工头的辱骂。
那年，县政府招考民办教师，父亲“电报””催我回家。我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了，从此一心扑在教学上，希望三年之后，通过进修，成为一名正式教师。
岂料，三年教学后，我们这些八四年后的“民办教师”，被硬性定位“代课教师”，不予转正录用，无奈之下，我报考了甘肃广播电视大学。
三年离职苦读，终于取得了大专文凭，希望命运有个转机，岂料省上又取消“五大生”的招聘。酷似一只苍蝇飞累的我不得不飞回我的小学，当一名“代课教师”。
奔波在学校，家两点线上，月薪仅１７５元的我，当时的处境可想而知，但读书写作的欲望有增无减。
２０１１年，省上终于放开政策：让我们这些合格的在职“代课教师”，参见全省“一万名大专生就业”考试，在末尾并列的幸运中我被录用了。
即将三十年教学生涯中，读书写作的癖性一直未减，教学之余，业余创作，已先后在国家级，省，市报刊发表不同体裁的文章数百篇（首），也多次获奖。
如今，饭后爱喝两盅的父亲，周末。我一旦稿费换来上档次的酒，都会邀堂叔边喝边聊。
经历了诸多风霜雨雪，严寒酷暑磨练的一对老人，有时喝得微醉，总不免一番感慨：感叹我当时的决定还是对的，一个农家孩子只有通过读书，才能跳出农门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