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渐渐冷起来。上海的冬天到了。一转眼，已在上海呆了一年半载了。1999年的阴历年，我回到了春谷。
已经有一年没有回家了。小时候，日子过得那么漫长，我和姐姐踮着脚盼过年，天还未冷，就开始掐着指头算，还有一百天，九十天，一个月，十天，五天……好不容易等到年三十，还不行，得等到日头偏西，爆竹声响，才算真正过年了。
过年有许多好吃的，妈妈一个腊月都在准备年货，灌香肠，熏腊肉，做芝麻糖，花生酥，平时那么节俭的人，一到过年都变得大手大脚起来，银子花花地往外淌，变成团团罐罐琳琅满目的食品。妈妈说，过年过得就是钱。
腊月二十七八，小灶已不够用，要开大灶，炸肉圆子，一炸就几篮子，够吃十天半个月。那时也没冰箱，制成的菜肴如摆龙门阵一样，放在凉**排成一排，好在腊月黄天，菜也不会坏。
过年，还意味着穿新衣服。即便象我这样，平时都捡姐姐的旧衣服，到过年的时候，也会得到一件新上衣，或者新裤子，好的时候，还能得到一套。妈妈扯上花布头，领着我们去裁缝家做衣。新年到来，我们穿上一身新，头上扎着绸子花，喜气洋洋地出门去给亲戚拜年，拿压岁钱。
记得我十岁那年，过春节，姐姐躲在房里不肯出来。我去找她，她忧愁地说，“嗨，我是十八岁的大姑娘了！”她第一次，对过年有了抵触。过年，意味着又长了一岁。女人对年龄的忧惧是很早就开始了。
现在，对过年抵触的是我。一事无成。日子越过越快，简直是象在飞。新年势不可挡地到来。我已经是二十八岁的老姑娘了。
可是，再惧怕，也还是要回的。
妈妈照例准备了许多好吃的，那香喷喷的油炸圆子，一下子勾起了我肚里的谗虫。我一手夹一个，很快就消灭了一小碗。妈妈叹息道，“人离乡贱，你一个人在外面，没人烧给你吃。”
她又来了！我最怕这个。
爸爸还好，他带着老花眼镜，看我带回来的杂志。对那些五花八门的栏目，他不感兴趣，只看我编写的文章。
对于我的这份新工作，他们也只有乖乖接受的份。离开A市，去上海，从国家公职人员，变成漂一族。妈妈纵有一万个不愿意，也无可奈何了。
我带了许多礼品。妈妈和姐姐的衣服，爸爸的老人头皮鞋，毛毛的玩具，还有杂七杂八的物件。以显示我的孝心和富有。
“钱花糟了，哪个叫你带那么多东西！你自己要存两个，将来结婚，要备点嫁妆。前头我找人弹了两床新棉絮，一个八斤重的，一个六斤重，到时还要再买两床……你和姐姐一样，我不偏心。”妈妈又絮叨起来。
我只好让耳朵自动屏蔽。她又小心翼翼地刺探起我的交友情况来。尽管在来之前，我做了一百遍的心理准备，可是，面对妈妈那副焦急的表情，我还是做不到无所谓。我告诉她，一定会在三十岁前把自己嫁出去。
妈妈将信将疑，又怕说多了，我不高兴。看着妈妈欲言又止的样子，我心里也是难过的。
大年初一，姐姐一家过来。毛毛九岁了，个子又蹿高不少，到姐姐肩膀了。将来她一定也是个高挑个子，姐姐曾担心，遗传了孩子她爸的身材，现在看来，不会的。她穿着小收腰翻领皮大衣，头发梳成高高的两个髻，碎头发都用漂亮的小发卡卡住，露出光洁可爱的额头来。简直就是个小美少女。
“小姨，你给我带了什么礼物？”毛毛一见面，就拉起我的手问道。
“这孩子真不懂事。开口就问人要礼物。”左永明打了她一下手。
我抱起她，说，“亲一口，就给。”
毛毛在我脸上一边一个贴了两个响亮的吻。我给她看带来的礼物，小羊皮靴，花发卡（姐姐说她很爱漂亮），自动铅笔等等。毛毛笑得嘴角一直下不来。
“这边都能买得到，何必带回来，累死了。”姐姐嗔道。
“不一样嘛，从上海带来的。”我笑道，“你不记得，小时候，我们都很迷信上海牌的东西。你十五岁生日的时候，妈妈给你买了一双上海牌丁字型小皮鞋，把我羡慕的要死。”
“你就天天盼着我把它穿小，好留给你穿。”
“我总是捡你剩的。”
“谁叫你是旧老二！”姐姐笑道。“你那时就是个跟屁虫！我现在带毛毛，她一天到晚粘着我，我就想起你小时候。”
“姐夫管不管孩子？”
“管个屁！他这个人只会做评论家，毛毛一犯错误，他就埋怨我，说我带得不好，说她小小年纪，就爱打扮，又没礼貌，等等，全是和他家人批评的一个样。可又自己不亲自出马培养。我告诉你，找对象最好不要找独子！在单位里混到现在还是老样子，人家科长，局长地往上升，他还是个科员。还叫嚷着要下海开公司，——他们单位就有个人，停薪留职，出去经商，发了大财。可是，他父母不同意，我也反对，他就怪我拖他后腿。其实，我是看穿他了，象他这样的，眼高手底，只能吃点大锅饭。好在我们养的是女儿，压力小。”姐姐忿忿地说。我赶快瞟了一眼姐夫，他在里面和爸爸看电视，应该没听到姐姐说他的坏话。
“又好酒，三天两头在外面喝得烂醉，回来就找我茬——”姐姐蹙着眉，许多话到了嘴边，又吞了回去。
这些年，我和姐姐聚得少，对于她的生活，我其实了解甚少。看样子，她过得并不好。我曾想起几年前，她和姐夫一度闹到离婚的边缘。
“唉，婚姻结一次，也就够了，也架不住再折腾。”姐姐现在倒不提离婚的事了，她说，她修炼出来了，和谁过还不是一样过。“况且，男人也没多少好东西。”
姐姐的话我并不太明白，她一定经历了些什么。后来，姐才和我透露，在群艺馆的时候，与一个导演好过，她那时与婆家闹得很僵，搬出来住，也有这方面原因。姐夫知道了，就打她。姐姐求左永明，只要别说出去，她就和那导演分手，那导演很有前途，他不能身败名裂。导演后来调离了，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又传出绯闻。姐姐因此觉得痛心，这也是她在左永明面前说不响的地方。
“小玫，你在上海怎么样？”姐姐把话题转到我身上。
我简单地说了一下我的情况，并告诉她，现在有了一处不用付房租的住处。下次，她可以去玩。
“是陈君帮我找的，他朋友的房子。”
“你和他经常见面？”
“也不。他很忙。上次红丽来，大家一起聚了聚。”
“他有没有问到我？”
“红丽倒说起你，说你那时和陈君要好。”
姐姐脸上露出一丝惆怅。
“你去过他家吗？”
我摇摇头。陈君曾邀请我去，可是，我竟然一次也没去过。
“他老婆你也没见过？”
我摇摇头。
姐姐抬起头，发出一声感叹，“这人生是讲缘分的，缘分不到，再好，也是白搭。”
这个观点我同意。当姐姐反过来，劝我抓紧找对象时，我就把她的话搬出来。属于我的缘分还没有到来呢。
在家里，我只逗留了几天，便返回了上海。临走，妈妈整了一大包行李，咸鸭子、香肠、腊肉，炒米糖，够我在上海吃上好一阵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