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冬天，我们家从城南漆黑的大屋搬到了城西明亮的新居。那年我四岁，对于城南大屋的有限记忆就是阴暗潮湿。这种老房子是解放前某个大户人家留下来的，后来被人民占领了。七八户人家分住在这样一个狭长的穹庐里，左右对称，里面又分出几个单元格，中间有一方天井，是院子唯一的采光处。下雨的时候，四面瓦屋滴下水珠，淅淅沥沥，象唱一首千年不变的老歌。青石板地面，阴沟里积着墨色的青苔。我们家在穹庐的最底部，只有一间房，和隔壁汤妈妈家连着，共一个天花板，中间隔着木板墙，架个梯子可以从我们家直接翻到汤妈妈家。这种简易的、隐私安全性能较差的房子，对于我，却是好事。
那是我一岁时发生的事。妈妈上班去了，爸爸出差在外。那个年代的双职工，工作都是非常积极的。妈妈产假只有五十六天，就去人民饭店卖包子了。早班是凌晨五点上到下午一点，晚班是下午一点到九点。这见不到她的半天里，我就由门口的“四类分子”翟奶奶照看，每个月妈妈给她十来块钱，每天有两遍喂奶的时间，我被抱到饭店，与妈妈小会。断奶后，我就基本上寄放在翟奶奶家了，只偶尔在妈妈休假的时候被接回家来。
有一个星期天，我九岁的姐姐不用上学，自告奋勇，主动承担了照看我的重任。她象个小母亲一样，抱着我。一岁的我，玩累了，便开始睡觉。是冬日里难得的好天，阳光如蜜。妈妈一大早就把我摇篮里的棉絮拿到后院晒了。小母亲就很聪明地把我放在父母的大**安睡。他们的大被子也是刚晒过的，厚实松软，闻着太阳的味道，我很快就坠入香甜的睡眠当中。小母亲无事可做，于是将钥匙挂在脖子上，找人玩去了。对于一个摇篮小孩，一下子换到了一张宽敞的大床，想必就和一个刚从母亲子宫里释放出来的婴儿一样，自由的有些手足无措。睡着睡着，就不知不觉滑到了被子中间。那厚重的被子对一个婴儿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无法打开的魔咒。任盘古也无法撑开这个漆黑一团的混顿世界吧。人世奇怪而凶险！吃奶的劲全使上了，却越挣扎越惨。幸亏隔壁汤妈妈在家！这不隔音的房子救了我。她听到婴儿一阵阵闷哑的哭声，一声接一声，不大对劲。警惕性颇高的她，立即拔腿跑到我妈上班的地方。钥匙还挂在姐姐脖子上，我妈从汤家架了梯子翻过来，把我从黑暗厚重的深渊里捞起来，听说，我当时的脸已经憋紫了，整个人如同淹在水里，湿漉漉的。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妈妈说道。可是，这句千古格言，在我身上似乎并没有应灵，所谓的后福，迟迟也没有到来。当然，只要活着，总有希望兑现的吧！
这人生中的第一难，我是通过亲人的叙说得以知晓的。于我，并没有记忆。不过，也或许，人生的挣扎感，就化在我的潜意识里了。
妈妈每次叙述它的时候，脸上总是带着后怕的神色。至于我那疏于职守的姐姐，则咬着嘴唇，不发一言。
两个人的时候，她漆黑的大眼睛盯着我，问，你恨我吗？小妹。
哦，不，我怎么会恨她呢？我美丽的姐姐。她比我大八岁，正是我膜拜的偶像。
小孩子天生追慕那些比自己年龄大的大孩子，他们的穿着，举止，玩法，一言一行，都具有无比的感召力。孩子的世界其实是等级分明的，这个等级以年龄为杠杆。小的对大的来说是低等族群的一类。他们是不屑一顾的。
在姐姐眼里我就是低等族群里的人，连跟屁虫都不够格。她和她的同伴们玩捉迷藏、跳绳、跳房子、举办学习小组，参加学校或向阳院的表演，或者集体浩浩****地出去打扫火车站，学雷锋，做好人好事。我只有羡慕的份。我遗憾，我娘怎么让我落草得那么晚，与姐姐相差那么多。姐姐用手点着我鼻子道，差一点就没你啊，妈妈是不能生的。原来母亲身体的某个器官与常人有异，姐姐是剖腹产出的。那个年代，剖腹产子是稀有的。妈妈吃了苦，她和父亲决定不再要孩子了。我的到来是个意外，妈妈因此又挨了一刀。我曾跟妈妈去澡堂洗澡，看见妈妈松胯胯的腹部爬着一条蚯引样的疤痕。这让我骇异万分。我问妈妈，女人都要生孩子吗。妈妈笑道，不生孩子算什么女人。这更让我惶恐。因为，我也是女孩，将来也要生孩子的。这种对未来的恐惧是不是伴着每一个小女孩成长？
说说我们春谷县吧。
这是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地方，学了地理的姐姐以饱学诗书的口吻告诉我，中国就象个大公鸡，而春谷只是鸡肚子上的一个小黑点。但这个微不足道的小黑点，在我眼里，却是全部世界。当然，我也知道北京，因为我们都会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可是，那很遥远，遥远的象在天边。隔壁红丽告诉我，她有一个小姨在上海，一个小舅在定海，我百思不解，那是什么地方？那里全都是海吗？红丽说，是的，那里到处都是海。我有很长时间操心着，她的舅舅和小姨在海上怎么走路吃饭。
我的地理行政知识就是脚下的这块地域。每次经过县委县政府大门看到的红字招牌。在“大小多少，日月田口”还没认全时，就首先熟悉了它——春谷。县政府所在地，在城中心偏北一点的地方。那里还有县公安局、法院，是这个小城的政治中心。法院的外墙上，时不时会张贴出一张白纸黑字的告示，下面打一个大红的勾。打了红勾，就说明有犯人要枪毙的。一个勾就勾掉一条命！被勾的人，是十恶不赦的坏人！罪大恶极的坏人要开万人审判大会的，常常是在中学的广场上举行，审判完毕，游街，再呼的一声带去某个山间，就被勾掉了。那个法院墙壁布告上的红勾，不是红，是血。触目。惊心。
我没有亲眼见过审判大会，但，街上的大游行却是见过不少。革命的年头，群众常常举着面红旗就上街的，连我的姐姐都兴奋地参与过。我还太小，只能被政治上不很积极的逍遥派妈妈抱着，当观众。
那是个锣鼓喧天慷慨激昂的时代。虽然，我没法投身其中。但，那浓烈的色彩，浩大的人群，嘹亮的充满战斗力的歌声，却仿佛绘制成一道浓墨重彩的画卷，成为个人历史背景的底色，铭刻在我的童年记忆中。
在这样鲜艳的背景下，我平淡无奇的生活开始了。
沿着我们春谷县东西向最主要的一条马路，一直向西走，拐进一条宽阔的胡同，胡同前面，有棵大桑树，四周砌了一圈石砖。桑树是门口周老头家栽的，这课树就好似我们大院站岗的哨兵，而周老头则是树的保护神，他经常黑着脸就出现在试图偷摘他家桑葚的贪嘴小孩面前。桑树后面就是一个开阔的大院。一排一排地平房，是单位分给员工的宿舍。有的是爸爸一个单位的，有的不是，总有不少人家。中间是开阔的空地。种着有槐树、泡桐，还有人们为了晒衣服方便而竖立的竹杆。天晴的时候，竹竿与竹竿之间再拴根竹竿，衣被，床单就晾晒上面。冬天，大好天气的时候，家家户户约好似的集体晾晒被单，那飘动的床单，就好象一幅幅招幌，小孩子在床单之间穿梭、捉迷藏、奔跑，间或听到妇人骂上一句，“弄脏被单啦！哪家的小鬼！”。夏夜，大院是另一翻情形，一张一张凉床摆出来，人们忙完一天的活，摇着蒲扇，端着茶杯，开始乘凉了。大人们谈天说地，孩子们则窜来窜去地玩耍。夜深一些，孩子们被家长唤回，各自睡在凉**，也不肯老实地休息，而是睁着眼，数星星看月亮。据说，月亮里有一棵桂花树，有个叫吴刚的人在砍那棵树，那棵树永远也砍不断，那人就一直砍下去。后来，我读到古希腊西西弗斯的神话，他要推一块永远不能推到山顶的石头。他们是多么相像啊。执着于一项注定是失败的事业，却永不放弃。这故事令我着迷。月宫里有仙子嫦娥，她只有一只玉兔相伴。她的丈夫后彝是射太阳的英雄，那时天上有九个太阳，多亏了他射掉八个，不然天气就更热了。嫦娥偷吃了灵药，升上了天，她和亲爱的丈夫从此天上人间，星汉永隔。
这些传说都是夏夜里永远也令我听不厌的话题。不过，最带劲的还是鬼故事。大院里有个婆婆最会讲这类神神道道的鬼经。听众很多，她讲得活灵活现，甚至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前头老太太死了，她说，在老太太死前，人曾见到她夜里坐在院子的井口上，那是老太太魂出来收脚印的。听得我汗毛都竖起来了。
人有灵魂吗？
有一次，我发着原因不明的烧，吃了两天药没好，妈妈认为我是受了惊吓，夜晚，她在我的床头，一声一声地唤着，“小玫回——来——了——”“小玫回——来——了——”那声音含着哀求，好象我不是躺在**，而是躲在某个遥远的黑暗的角落。我很享受这样的声音，在平时，妈妈对我说话可没这么温柔过，她总是叫我死丫头。烧退了，妈妈认为是她的功劳，而不是医药。妈妈有时是挺迷信的。她还找南门的瞎子给姐姐算过命。瞎子说，姐姐生得好看，命带桃花，有才艺，一生平坦，中年有小劫。妈妈半喜半忧。瞎子高深莫测，话不说满，一副天机不可尽露的样子。妈妈问姐姐的学业、婚姻，瞎子只给了上面的一些话，让妈妈费尽心机去领会。我问什么叫命带桃花，她不耐烦道，小毛孩别瞎问。妈妈那个时候是不会想到为我这个小毛孩算命的。倒是瞎子，沉吟了一下，对妈妈说，你的二丫头很倔，会比她姐辛苦呢。妈妈怔了一下，向我扫了一眼。走在路上，妈妈突然冒出一句，“瞎子瞎，随嘴踏。”她似乎是在自我安慰。对算命先生的话，好的就信，不好的就扔掉。这就是我娘务实的态度。很多年后，妈妈又专门找瞎子来为我算了一命，她报上我的生辰八字，瞎子已经很老了，老到足以让人敬畏。妈妈真的迷信她了。当然，这是后话，暂时不提。
城西的家园，是我记忆中的乐园。
在我们院子后面有一大片的蔬菜地，圩埂围住，属于蔬菜队的领域。我们大院的公厕就建在蔬菜队的坡埂上，为庄稼们提供了天然的肥料来源。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每年，蔬菜队会给我们大院按人头分些蔬菜。拉屎撒尿还有犒劳，真是太好了！生命周而复始。
田埂的右边是荷塘，是大院人淘米洗菜洗衣衫的地方，我们吃的水不在这里，大院另有一口井。圩埂两边是茂盛的野花野草、还有灌木丛。地头田垅有各式各样的野菜，马兰头、荠菜、马芷苋……荷塘里有鸭子游泳，蜻蜓、蝴蝶上下飞舞。这儿可真是一片乐园！发现这个好去处是在我稍稍大一点的时候了。
刚到城西的时候，我才四岁多一点，我的活动区域就是家里，准确一点说，是家里堂前的一小块范围。
城西新居比在城南的老屋宽敞多了。青砖白瓦的一排新房，我们家是头一间，旁边就是公用的水井。房子有堂前即现在所说的客厅，里面有两间卧房，一大一小。外面还有个小厨房。
我的任务是看家。爸爸妈妈上班，姐姐上学。我就在家里呆着。妈妈把房门锁上（其实家里也并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让我一个人乖乖地呆在堂前。即便这样，我也是乐意的。因为再也不用寄放在翟奶奶家了。妈妈说，你大了，能看家了。被当着大人看到，是一种荣耀。我被嘱咐不要乱跑。
冬天天冷，堂前放着火桶，木制的，地下的火钵子里有木炭。我就蹲在火桶里，一个人玩。火桶好比孙悟空为唐僧画得金箍线，不得越界。起先，我老实地呆着。没什么玩具，我就玩姐姐不要的铅笔头，用过的作业本，在上面涂涂画画，或者，其它可以拿到手的任何东西。而大部分时候，我什么也不做，就是东张西望，看屋外的一切。白天，院子很静，几乎没人。屋外也没什么风景，一棵大树，一根竹竿，一堆石头（又要盖什么房子）。那堆小山一般的石头引起了我的兴趣，我离开了妈妈为我画好的金箍线，跑了出来。门口的石头正好对着家门，这让我一举两得，既可以不误看家，又开阔了眼界。我坐在最高的石头上，视野立即和在家里不一样了。终于有一些孩子出现了，他们和我一样，是还未上学的孩童。大家试探着，走到了一起。
和我一般大的是隔壁红丽。她爸爸和我爸爸是一个单位，妈妈是小学老师。红丽长得很可爱，冲额头，凹眼睛，翘睫毛，自来卷的黄头发，门口人都叫她洋娃娃。和她相比，我简直毫不起眼。我一直就是个毫不起眼的孩子，和姐姐比也是。我的到来，就是为了衬托别人的美丽。
红丽和我玩，我非常高兴。我们一起玩跳房子、踢毽子，用小刀，在地上分僵划土。妈妈见我有了新伙伴，也挺高兴，只是叮嘱我，不可打架。
但小孩子哪有不拌嘴打架的？漂亮的孩子总是喜欢逞强一些，红丽就很霸道。有一次，我俩竟打了起来，为的是她弄坏了我的小布娃娃。那是我长到五岁唯一的布娃娃，是我姐姐不知用什么东西与同学换来的，已经很旧了，但我非常喜欢，睡觉都捏在手里。红丽看到我的布娃娃就嘲笑，她抢过去，一拽一拽，布娃娃的腿就脱臼了。我心痛极了，在拉扯的过程中，就打了起来。我们无师自通地用了女人最常用的招数，互揪头发。疼痛让我俩谁也不敢轻举妄动，既不松手，也不放手，就那样定格在那里，引来许多人观看。他们看见两个小女孩象女人一样扯着头发，觉得非常好笑，不知谁还说了句，打啊，看谁打得过！
这样一煽动，我和红丽就更下不了台了。这时，走过来一个十三四岁的大男孩。他将我们的手分开。正好红丽的妈妈也来了，红丽立即哭哭啼啼地恶人先告状，红丽妈嫌恶地看我一眼，拉着女儿回家了。男孩子掏出一块白色的手娟，替我擦去胳膊上被红丽用指甲化破的血迹。我捡起踩脏了的缺胳膊少腿的布娃娃，伤心地抽泣起来。那个大哥哥安慰我，说，回去用针线缝一下，就好了。
这以后，我有了个新爱好，缝布娃娃。不仅那个弄坏的布娃娃被我缝好了。我还亲自做新的布娃娃。在妈妈的碎布篮里，找几块布头和棉花，先包一个圆圆的脑袋，然后再连身体，再做四肢。然后用水笔在脑袋上画头发，眉毛、眼睛，鼻子、嘴巴，在脑袋后面再缝上两根辫子。
这项手工活让我乐此不疲，要不是妈妈说她的碎布头还有用场，我大概会把她的布篮子做空。我把布娃娃送给姐姐，她笑道，原来小妹还挺心灵手巧啊。然后就把布娃娃放在一边。
姐姐对布娃娃不感兴趣，她感兴趣的是绣花，那一阵子，大院里象她这么大的女孩都迷上了绣花。她们弄来一个圆型的花绷子，将要绣的布撑开，画上图案，然后用各种颜色的线开始绣起来。小动物，花朵，绿叶。那时女孩子若穿上一件绣花衣，是很神气的。只有细心讲究的人家才会这么打扮自己的闺女。隔壁红丽妈妈会缝纫，也会绣花。她总是把红丽打扮的漂漂亮亮，在人群中，象个骄傲的小公主。有一次，她穿了件灯芯绒裤子，裤子上绣了一排小动物，在我们面前炫耀地走过，简直神气极了。
我们家境没她家好，妈妈爸爸家各有一大堆穷亲戚，他们那一点工资还要各自补贴娘家和婆家。
当时，我们家唯一的一件绣花衣衫是姐姐白的确凉衬衫——那是她十岁时的生日礼物。卖的确凉布时，百货公司的人都挤破了头，妈妈好不容易买到了一块，给爸爸和姐姐各做了件衬衫，姐姐的那件，托人绣了花。那件白的确凉衬衫，姐姐穿了好几年，现在她正啪啪地蹿个子，白的确凉已经吊在身上了，我指望着，她别撑坏，等到留给我穿。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破老三。我的衣服都是捡姐姐的。我不愿意总穿旧衣服，但我确实喜欢这件绣花白的确凉。
“唉，我们妈妈不会绣花！”姐姐感叹着，自己动起手来。
她最开始是在碎布上操练，后来就自作主张在自己的衣服上绣起来。她绣的显然不如红丽妈妈那么精致，但在我眼里却是好看的。妈妈本来是要发火的，怕把好好的衣服弄坏，但看到姐姐的手工作品后，也就默许了，还夸姐姐聪明。妈妈向来让着姐姐。若是我，保不定就是一顿斥骂呢。
大院的女孩子们，后来集体演出了一场刺绣舞。
前面我说过，在我们大院里，有个向阳院，经常根据形势的需要排演些节目。姐姐长相俊俏，在学校就是舞蹈队的，因此也是向阳院的主力演员。她演过“草原英雄小姐妹”里的龙梅、“红色娘子军”里的琼花、“洪湖水浪打浪”的韩英，还有“白毛女”里的喜儿。我为有个做主角的姐姐感到自豪。她演的时候，我热血沸腾，好似我的灵魂附了她的体，是我在演。而实际上，我只有看的份。有一次，人数不够，我被选上场，在里面演一只走失的小羊羔，出场大约只有一分钟，可把我高兴坏了。
姐姐在向阳院演喜儿，我看她们排练的时候，惊讶地发现，演杨白佬的是那个上次拉架的大哥哥。原来，他也住在离我不远的大院旁边。我从没见他参加过任何孩子们的活动。姐姐说，是她请来的。他们是同学。他叫陈君。
陈君有些拘谨，他穿着黑色的开襟布衣，旁边有人伴唱：“扯上二尺红头绳，给我喜儿扎起来，扎呀扎起来……”他将姐姐黑油油的发辫捧起，做起扎花的动作。
这出戏演得好好的，却又生了变故。有个戴红袖章的组织者，突然问起大家的成份。问成份是那个年代一点也不见怪的事。许多人自豪地说贫农、工人，平民，轮到陈君，他没有立即回答。这时一个男孩替他说到，他家是地主！我震住了，立即向陈君投去将信将疑的一瞥。陈君仿佛被谁打了一巴掌似的，他迅速地向姐姐望了一眼，然后转过头去，没有出声，离开了。
陈君演杨白佬的事泡汤了，怎么能用一个地主之子去演苦大仇深的杨白佬呢。
姐姐在家里有些忿忿不平，说，没想到向阳院也问成份。
这以后，我就没看到陈君参与过任何向阳院的活动了。而他被问到成份，仿佛遭到致命一击的表情却深深烙在我脑海里。
姐姐说，陈君在学校就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什么活动都没份参加的，就是学习好。她有点同情他。但成绩好，算不得优点。那会儿，交白卷，才是反潮流英雄呢。
1976年。
那一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难忘的一年，也是中国人眼泪最多的一年。一月份周总理去世，很寒冷的一天，妈妈的人民饭店里搭了小灵堂，人们脸上挂着悲愁。接下来朱德总司令去世，唐山大地震。人心惶惶。大批的伤病员来到春谷县，连姐姐都被派到学校做一些照顾的工作。我们的大院里搭起了防震棚，大家晚上都睡在防震棚里。一家挨着一家，只用一块纺布隔着。我和红丽能从各自的家中钻到另一家去玩，对于小孩子来说，再艰难的环境，也能找到乐趣。那时的人仿如惊弓之鸟，随时准备迎接重大事件。五岁的我，已经反复被告之了不少逃生的知识，第一步要赶快逃到外面开阔的平地上，第二步，万一逃不掉，要赶紧躲在桌子和床低下。地震是什么样的可怕情形？他们说房屋会倒塌，大地会裂开，变成汪洋大海，人会掉下去……种种描绘，让我遐想翩翩，浑身颤栗。我可不想死。死了就什么也没有了。
还好，地震终是虚惊一场，可是，另一场似乎比地震更大的灾难来临了。九月，毛主席去世了！“毛主席”这三个字，是多么神圣啊！他不会死的，他怎么会死呢？他永远万寿无僵！
那天，我从外面玩回来，看见妈妈正在门口搓洗衣服，她一边搓衣，一边神情悲哀地抹着眼泪。“毛主席——去世了——” 她含着泪告诉我。我很少见妈妈哭，看她那么伤心，我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不止妈妈在哭，所有的人都在哭，收音机、喇叭里，到处是哀乐。姐姐学校也不上课了，大家排着队，开追悼会，集体痛哭。我是无组织的，偷偷地跟着姐姐学校的队伍，听见她的同学哭喊着，“我——爸——爸——”“我——妈——妈——”“我——伯——伯——”“我——大——大——”所有能喊到的亲人，都被他们挨个喊个遍。
春谷县城一片哭声，广播里一遍遍播放着哀乐。爸爸、妈妈、姐姐和我都戴了黑袖章，姐姐头上还戴着白花，他们眼睛都是又红又肿。春谷县的大戏院变成大灵堂，各个单位的人前去哀悼。人们排着队，低着头，心情沉重。
在一片哀声中，有人却闯了庇漏，那个人是春谷县的一位副县长，秃顶，平时都戴着一顶帽子，开追悼会的时候，没有摘下来。大家低头默哀，县长的帽子给人掀开，县长下意识地护着头，眼尖的人看见县长的秃顶，忍不住笑了。大家听到动静，都抬起头，都忍不住笑了。严肃的追悼会受到干扰。这位倒霉的县长立即被隔职审查。大家又继续哭泣。
那一年中国人的眼泪如果蓄起来，会不会变成一支河流？“青春的岁月象条河，岁月的河流汇成歌，一支歌，一支深情的歌，一支歌，一支沉重的歌，一支蹉跎岁月里追求的歌…..”这是我小时候听过的，总忘不了，它让我想起那个悲情的年代。
1976年，三位领袖人物先后而去。向阳院策划排了一出节目“绣金编”。
姐姐们换上各民族的舞蹈服装，各人手里拿着一块布，她们悲痛欲绝地哭唱着，用虚拟的针线做着夸张的刺绣动作。“一绣毛主席，人民的好领袖，你一心为我们，我们维护你。二绣总司令，革命的老英雄，为人民谋生存，能过好光景；三绣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鞠躬尽瘁为人民，我们怀念你……”我觉得那是她们跳得最好的一支舞。而姐姐是其中跳得最好的，她的大眼睛蓄着一眶热泪，谁见了都要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