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还没有离开A市之前,苏从周却先离开了。他要调去上海的大学。上海是他的老家,他希望儿子能在上海接受教育。他儿子那时小学毕业。

苏从周的离开让我既觉得松了口气,又觉得失落。一个城市能让人留念,其实是里面的人。自老莫走后,我断断续续地和苏从周的交往,他站在高处地安慰我,引导我。在我的内心深处,早就把他看成我精神上依赖的人了。

苏从周离开后,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他依然愤世嫉俗,著书立说,有了新作就给我寄来。并仍希望我考他的研究生,再三招呼着,不要放弃外语。

“当然,不考也罢,现在中国人都发了疯一样的搞钱,除此之外,一切都不关心,也许是穷怕了。你若有空可来上海看看。”

我一直没去上海,直到得知他已经患上了胃癌。

那是1996年的初春。我从A市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到了上海。这个洋派的摩登城市,人群熙攘,高楼大厦,酒店商馆,混迹着各种肤色,各种国籍的面孔。车站里尤其多的是如我们这样,提着包,表情急迫的被上海人称为“乡下人”的外地人。

虽然事先都打探好公交车的线路,但还是颇费周折地走了许多冤枉路。本来也想打的士,但听说出租车司机乱带外地人绕路的故事,宁愿辛苦双脚,也不愿拿钱兜圈子。何况钱也不多。

终于找了苏从周所在的医院。医院很大,门诊部到处是人。每天都有那么多人看病,就象每天有那么多人坐火车一样。尽管对你来说,只是很少的,偶尔的行为,但每一个人的偶尔,汇在一起也就是必然的壮观了。

我去到住院部,相比与门诊,这里安静很多。气氛宁然肃穆,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不苟言笑,过道门厅,不时走过焦虑的病人家属,或者手里提着花蓝水果营养品的慰问者。

我进了电梯,电梯比一般宾馆的都大,一个坐在医用轮椅的白发老人被几个人簇拥着,小心轻放地推进来。我靠着电梯门边挺立身体,那弥漫不去的来苏水味,病人脸上痛苦的表情,差不多让我胃都**起来。苏从周也是这样?我不敢去想。

上到十二层。我找到他的病房。苏从周正靠在**看书。

曾经的苏从周一米八的魁梧身材,他上课嬉笑怒骂,卓而不群,象青年导师,总是一大堆人捧场。他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里穿梭。而现在,他瘦了很多,躺在病**,穿着洗褪了色的蓝病号服,显得那么衰弱,那么陌生。

“苏老师。”我叫了一声。

他有点不敢相信似地抬起头,又似乎对自己现在这幅样子感到抱歉,他直起身要为我倒水。我赶忙让他别动,将带来的营养品放下,自己去倒了一杯水,然后在他对面的凳子上坐下。望着容颜大变的他,我一时说不出任何话来。人生真是残酷。

他说,上海的学生都有来看他,A大也有师生来看他,“没想到你能来。”颇感安慰的样子。

手术做了有三个多月了,这是第二次化疗。化疗很难受,吃不下任何东西,他的胃切了一半。

他说正在写一本书,还没完稿。来上海才两年,还没做出什么贡献即病倒了,他很遗憾着急的样子。

“苏老师,你要好好养病,我准备考你的研究生。”在那一刹那,我这个决定突然而生。

苏从周听了很高兴。他说,他的手术很成功,过一段时间就能重新回到学校。我们说着话,不一会儿有医生护士过来查房。一个中年妇女也捧着保温饭盒过来,苏老师介绍说,是他姐姐。听说我是苏从周A大的学生,她姐姐感激地对我笑笑。他前妻也来了。

探病的时间有限制,不好久坐,我说明天再过来看他,他问我住哪儿,我说在附近的旅馆。苏从周说,你既然来上海了,可以去东方明珠等地方玩一玩,“很可惜,不能陪你一起去。”

离开病房,走到电梯入口处,有两个医生正从里面出来,往外走。我觉得有个医生的侧影很熟悉,不觉多看了一下,那个医生正好也回了一下头。我们的目光对上,那一刹那,我以为出现了幻觉。这个医生,不是陈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