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陈池龙根本就无法预料到战会打得那样快，简直迅雷不及掩耳。短短几个月时间，他们和兄弟部队一道挥戈南下，一气跨过长江，又一举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８月１７日，福州战役胜利结束，共毙俘敌５万余人。
８月２１日，闽中宣告解放。整个闽中，除了少量国民党残余和土匪躲进山林外，基本上被人民解放军驻守。那些日子，是陈池龙最为风光的日子，战斗的节节胜利使他变得很兴奋。这回，他已经再也没有什么理由去怀疑自己不能和任雯见面了。只要任雯还活着，他就是不去找任雯，任雯也会来闽中找他的。他觉得自己所有的希望这一下已经离他很近很近，几乎伸手可触了。
解放后，除了继续开展剿匪活动外，就是建立地方政权，成立当地人民政府。福建除了福州和厦门市外，还按区域成立了几个地区。闽中县划归闽侯地区。区址设在闽侯县。许多部队的同志这会也大都退了下来在地方政府任职，包括地委和行署的领导，一色都是从部队下来的。如马超已经任闽侯地区行署专员；原先在闽中地区坚持搞游击战争的周映丁这下也担任了地委书记。闽中一解放，陈池龙就被通知脱下军装回地方工作，等候安排。
不久，闽中县人民政府成立。地委选来选去，也没个合适的人选。最后选到了陈池龙。理由是，陈池龙在部队时已经是县团级了，回地方干个县长也理所当然，所以就报到省里让陈池龙当县长。没想到陈池龙根本就不买帐，说什么也不当，理由是他挑不了这么重的担子。地委行署领导和组织部门于是轮番找他谈话。领导说：“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所争取的不就是政权吗？如今政权来了，无产阶级不去掌握，难道还交给地主资产阶级吗？当然不会？不会可以学。边做边学。大家都是从奋斗中学来的，没有天生的才能。你才参加革命时会打仗吗？后来经过多次的实践锻炼，不就打得很好了吗？有些事起初也许不习惯，慢慢地就习惯了。上海才解放那阵，许多北方乡下佬进城看什么都不习惯，上海女青年穿短裙，大家笑她们不穿裤子，把白腿都露出来了。这不，没几天也习惯了？不但不笑了，许多北方人还把家里的老婆丢了，在上海找不穿裤子的女人结婚。一些话就不用多讲了，反正你得服从组织的安排，你是党员，你得为组织、为无产阶级去掌握这个政权。”陈池龙说：“无产阶级应当掌握政权这个道理我明白，但因为我是共产党员，我才对党说实话。说到底了，我就是一个农民，没有文化，又没有工作经验，怎敢把政权当儿戏？这可不像过去打战，冲冲打打，砍砍杀杀，凭一股胆量和不怕死就行了。这是掌握全县的政权！如果把庄稼地种砸了是我个人的事，一家子的事；如果把政权掌砸了，那还了得！我的要求其实很简单，给我一支队伍，等把山里的土匪消灭干净了，我就回去种地，图个安闲自在。”
不管是马超还是周映丁，他们都对陈池龙的情况非常了解。他们当然知道陈池龙心里在想些什么。马超说，上回渡江前部队休整，你私自离队已经很过份了，部队也没有对你的问题进行严肃处理，你不能处处跟组织上抵触。再说，这个县长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当的，如果不是考虑到你对革命做出那么大的贡献，就是想当也当不成。
周映丁也说，先把个人的事放放，干一段时间再说。到时，如果实在不行，组织上会重新考虑的。
陈池龙便不再说什么。心里说，别说当个县长，就是当了省长，要是谁敢阻挠他跟任雯结合，他照样辞官不干！
陈池龙正式当上了闽中县的县长，行政级别１４级。
县人民政府成立后，主要的工作是剿匪平乱，安定社会。地区军分区的一名副参谋长亲自带兵配合县大队进山区围剿残匪。事实上，当时闽中的土匪都还没有形成势力，三个五个一伙，十个八个一群的较多。也没什么正规的武器。土匪里，势力较大的只有王世吾，已发展到数百人。进山后期，王世吾拼命扩充自己的势力，无恶不作。妻子马素芬气得带女儿王梅跑了。王世吾一不作二不休，索性投奔了国民党，彻底与人民为敌。他的相当一部份武器也是国民党给的，而且都很精良。因此，在大军的压力和宽大政策的攻心下，许多小股土匪都纷纷缴械投降。只有王世吾残部继续跟政府顽抗。
由于还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选，上面至今还没派县委书记下来，陈池龙除了担任县长外，还得主持县委的日常工作，但他对党务工作不感兴趣，把精力大都投在政府这一块。他让剿匪的同志务必要活捉王世吾。他说他不要死的，就要活的。剿匪的同志听他那样讲，也不敢强攻，只能智取，这样无形当中给剿匪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结果打了好几天都没有结果。陈池龙便以人民政府县长的身份给王世吾写了一封信，劝王世吾认清形势，放下武器，下山投降。
陈池龙很快就收到了王世吾的回信。王世吾实际上并不知道现在的县长，就是１４年前找上门要跟他决斗的那个小青年陈池龙。他在信中说，你们不要得意太早，天下纷纷，还不知鹿死谁手？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台湾在美国的帮助下反攻大陆指日可待！你们共产党能坚持十余年的游击战争，我王世吾就不能坚持打三年游击战吗？那时，中国大陆又是国民党的天下了。
陈池龙看完信，怒不可竭，他拍案而起，心里说，岂有此理！小小一个王世吾难道共产党就拿你没办法了？你要记住，我陈池龙已经不是十几年前那个任你欺侮凌辱的小青年了。你妄想像游击队一样，坚持三年的游击战争吗？那岂不是太可笑了？告诉你，不要说三年，就是三个月三天你也坚持不了，我立马叫你完蛋！
第二天，陈池龙索性自己拉起一队人马进山围剿去了。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生擒了匪首王世吾。
当天晚上，陈池龙亲自对王世吾进行了审讯。
陈池龙发现眼前的王世吾简直老得跟十几年前不能比了。他五花大绑，被两个当兵的押着。他的目光无神而且空**，眼窝像两个杯子似的塌陷进去，胡子长得几乎可以编成辫子了。过去的那份霸气早已**然无存。陈池龙突然觉得有点失望。他发现，现在的王世吾已经完全不是自己的对手了。不是吗？只要他很随意的一个念头，就可决定王世吾的生与死。而他需要的却是十几年前的那个王世吾，居高临下，骄横霸道，不可一世的王世吾。那样，他就可以跟他一决高低，那样，才有刺激。
陈池龙开始问话。他问得很平静。那是他很少有过的：
“知道自己犯下的罪恶吗？”
“不知道。”
“是真的不知道吗？”
“不知道。”
“这么多年来，你到底糟蹋了多少婚前妇女？霸占别人妻子对你将意味着什么？”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说。”
“你应该明白我为什么要这样说。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县长。”
“真的不认识我吗？”
“你是县长。”王世吾仍然说。
“知道一个叫九红的女子吗？”
“我不认识她。”
“还记得１４年前在你家的门口，被你又打又踢，受尽你侮辱的那个青年吗？”
王世吾听到这里，慢慢抬眼看了看陈池龙，像在回忆什么。忽然，他的脸色变得一片苍白，身子也开始抖了起来。当陈池龙再次问话的时候，他已经变得很烦燥、很绝望了。
“你还没回答我刚才提的问题。”陈池龙依然十分平静说。王世吾却已经嚎了起来，他说：“兄弟，我知道死定了，要砍要杀随你了，痛快点！”
陈池龙觉得自己心里的那团火又熊熊燃烧起来，但他极力把它压住了，不让它烧起来。他仍然平静地说：“我现在还不能杀你，你还得回答我的问题。你难道不知道那些被你糟蹋女子对她们日后的伤害有多深？这些年来，那些被你糟蹋过的妇女是怎么生活的，你知道吗？现在，你终于恶有恶报了。你说话呀！你怎么不说话了？你当初的那个精神气，狂气，霸气，都哪儿去了？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你说话呀！——你要是再不说，老子今天一枪把你给毙了！”
刚解放那阵，地方政权还没稳固，地方政府的许多官员身边都还带着短枪。陈池龙越说越气，一时火起，伸手就要去腰间拔短枪，结果摸了半天也没摸到，才知道枪放在宿舍里忘了带了。这时他就扑过去要掐王世吾的脖子。嘴里喊着，“我要掐死你！”两个当兵的动作快，已经把王世吾推出了门外。
王世吾主要的民愤罪行就是把那些未婚女青年抢到山寨，睡了一个两个晚上后放回去。被他凌辱的女青年无数。两天后，闽中县人民政府向各乡各村贴出告示，让那些遭受王世吾凌辱的妇女能够勇敢地站出来，有仇诉仇，有冤诉冤，揭发和控诉王世吾的罪行。但是告示贴了几天，却没有一点动静。陈池龙问分管这件事的副县长林中仁：“到底有没有人站出来控诉的？”林中仁说：“没有。一个也没有。”陈池龙窝着一肚子的火，骂那些妇女觉悟低，都什么时候了，连一点骨气都没有。陈池龙最气的是九红，都到了这种时候，她为什么还不站出来呢？她太让他伤心了！他更加无法原谅她了！
陈池龙本来想让林中仁去动员那些受害者，让她们站出来控诉王世吾。林中仁说：“开什么玩笑？女同志最要的就是面子，受欺侮也就自认倒霉了，谁还敢站出来把这盆脏水往自己身上倒？那样，不是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不贞之人吗？”
陈池龙气乎乎说：“罢！罢！说穿了那些妇女本身也是贱！”
又过了两天，闽中县人民政府举行公判大会，王世吾被执行枪决。
开公判大会时，陈池龙是坐在主席台上面的，他看着王世吾被一批当兵的押赴刑场枪毙了，回到家里，他没有一点胜利的感觉，心情一点也没有比过去好一些，反觉得很郁闷。他觉得，即使他已经出了这一口气，但心口的那道伤疤却永远无法被抹平。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任雯。解放后，他看任雯仍然迟迟不来，便知任雯的部队当初可能根本就没有参加渡江，而是留在了江北。他于是给任雯的老家太平接连写了几封信。等了很久，却一封也不见回。这就更加让他忧虑了，他担心任雯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他天天就为这事在心里愁着，做什么事都觉得没劲，提不起神来。他担心长此下去，自己会闹出大病来。
果然，不久后，他得了一场大病。
人民政府成立后，第二重点是征收粮食。那时福建的有些地方还没完全解放，征粮支前是刻不容缓的死任务。县政府专门指派林中仁副县长负责抓征粮工作。征粮虽然不是陈池龙的事，但他也跟着操心，整天带几个干部下乡追收粮食。跑了一些日子，又苦又累，病就来了。主要是胃口疼，呕吐、吃不下饭。后来发展到脸色黄、眼睛黄，大便如白灰一样白，并且全身发痒，连舌头都痒得利害。闽中除了过去美国教会办的一家医院外，也没有一家像样的医院，组织上就让他去福州住了一个月的医院，结果越住病情越严重。事实证明西医对这种病没有什么特效药，天天只是注射葡萄糖，打血管，一天打三次。由于天天打，一条胳膊肿得像一根大竹管。皮肤也都被打烂了，仍然不见病情好转。
医生查来查去也查不出什么毛病来，决定剖腹检查。陈池龙跳了起来，问道：“剖腹是为了治疗还是为了诊断？”医生说是诊断不是治疗。陈池龙说：“岂有此理！哪有这种诊断病的？你把我当猪当狗看了？你别在我身上做试验，要试验你自个给自个做试验好了。你们既然治不了我的病，马上给我办理出院，我这就走人！”
听说陈池龙病了，这天刚好马超带领地委和行署的一批领导来福州看望，知道医生要对陈池龙进行剖腹检查，当即警告说，没有组织部门批准，不准乱动刀，否则你们负不起责任。不管怎么说，陈池龙大小还是一个县长。
省城的医生并不把那些地方官看在眼里，当下虽然不说什么。马超他们一走，他又动员陈池龙动刀。这下陈池龙火了。他骂那个医生说：“我还没死呢，你就打算用我的身体做解剖试验？我不干！我出院了！”医生不让出院，陈池龙让通讯员小李带上行李连出院手续也不办就逃出了医院。
离开医院后，陈池龙也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他让司机漫无目标地开着车在街上转来转去。他想不到自己怎么会这么倒霉，得了这么个怪病，连医生都不知道他到底得了什么病。
他们就这样在街上转了一圈又一圈。
通讯员在县一级实际上就是领导的生活秘书。通讯员小李是永泰人，车子转了一阵，他忽然对陈池龙说，他们永泰老家有一个老中医特神，当地人不管大病小病都找他看，一看包好，不如去会会这位老中医。
经过这些日子的折腾，陈池龙有点不太相信医生了。他想不到医生的水平会那样糟糕，完全是在干谋财害命的勾当。省城里的医生水平都是那种样子，永泰一个小小的坐堂医生还会强到哪儿去？他自然不会去相信。但不知为什么，他忽然又想起那年在皖南，他那病不就是任雯的父亲任裕昌给治的吗？而任裕昌也不是正规医生。这样想着，他让通讯员在头前带路，直奔永泰去了。
老中医名叫黄培椿。戴一副圆形的深度眼镜。陈池龙让他一号脉，他就告诉陈池龙说，病不十分严重，很快就会治好。陈池龙半信半疑，以为他在安慰自己。老中医便跟他说起中医诊治的道理。他说中医诊断病症关键在于认清寒热，西医不论什么寒热都叫发烧。但不管寒症热症，在体表表现出来的都是全身发烫，目红耳赤。这就必须认真诊断，有的表面大热则有可能是寒症，全身怕冷四肢发抖却不一定是寒，是真正的热。热有虚火真火，寒有实有虚，难就难在虚实之分，寒热认错会误大事。发烧严重不能用太凉的药，凉药一下如水灭火，脉膊一停就无法抢救。正确的疗法是，下温药，让邪火慢慢散发。他说陈池龙的病症很少见过，不细心推敲，很容易认错。现在病症已认定无疑，对症下药病很快就会痊愈。他给陈池龙开了一个方子。里面有附枣、北姜、桂枝、红花、麻黄之类的热药。其中一味麻黄，他不敢用太重，只敢用一钱半。第二剂两钱，一直加到三钱。他说想不到陈池龙的病会那样麻烦，他还从来没给病人用过三钱的麻黄。这回是破了天荒的。
陈池龙回去后边休息边治疗。他接连服了几剂药，果然病情很快有了转变，一星期后全身发痒消除，小便黑转白，大便白转黄。十二天后，陈池龙已觉一身轻松，什么病也没有了。陈池龙不由得大发感慨，连说神医！神医！赶紧包了一份脉金，让司机带通讯员连夜给老中医送去，以示答谢。心想自己真是福大命大，又逃过了一劫。
２
陈池龙重新回到县里上班。一上班，天天又是没完没了的各种事务，搞得他头昏脑涨。上班时做得最多的事还是下乡组织生产、征收公粮和一个村庄一个村庄收集国民党败兵扔下的各种武器。一看到那些武器，陈池龙心就又开始痒痒了。好像又回到了战火纷飞的战场上，看到了血与火的拼杀。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现在过的日子就是没有战争年代那阵子过得顺畅、舒心。战争年代那会单纯，没有那么多婆婆妈妈的事。他宁愿天天下乡去，也不愿一天到晚坐在办公室里。办公室里的那张椅子好像长了刺似的，让他坐着害怕，不舒服。地委行署的办事人员有好几次电话打到县长办公室里来都没找到他，就开口骂陈池龙好好地为什么不在办公室里呆着，到底跑哪去了？这话是由通讯员传到陈池龙的耳朵里去的。陈池龙听了心里很不舒服，说：“坐在办公室里是工作，离开办公室下乡就不是工作了？真是胡扯蛋！”
他一点也不把上级的话当回事，仍然天天跑自己的，就是不愿坐在办公室里。
实在跑累了，有时也要在办公室里坐坐。这时，很多烦心的事情就会找上门来。陈池龙最伤脑筋的事是接待群众来访。那些事剪不断，理还乱。甚至连一只鸡一只猫丢了都要来找人民政府解决。陈池龙已经习惯了在战场上冲冲打打，如此鸡毛蒜皮的小事，实在让他受不了，觉得自己哪里还像一个人民政府的县长，倒更像个街道的调解主任了。
陈池龙简直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他会在这种时候见到了自己的女儿陈小小和儿子陈冬松。
山里人有自己酿酒的习惯，当两个小家伙提着一个磁罐自制的红米酒站在陈池龙面前时，起初他还以为是两个普通的上访者。但很快，他就觉得不对劲，因为这时陈小小怯怯地叫了一声“爸！”陈池龙还是以为自己听错了，忙说：“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陈小小于是又叫了一遍。陈小小叫着，接着让自己的弟弟叫，陈冬松却说什么也不叫。陈池龙这下总算明白，这两个孩子是冲着他来的，是来认他这个爸爸的。
这事对他来说实在太突然了。他想不到短短几年时间，自己的一双儿女已经长得这么高这么大了。这之前的十几年间，他除了打仗还是打仗，家里的两个孩子差不多已经让他给忘了。陈池龙这才想起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站在他面前的陈小小已经１３岁了；陈冬松小一点，也有１１岁了。
陈池龙发现，瘦瘦黄黄，梳着两条小辫子的陈小小长得很像她的母亲：柳眉杏眼，直直的鼻梁，连那张椭圆形的脸也几乎是跟她母亲一个模子里倒出来似的，一模一样；而陈冬松则非常地像他这个父亲，浓眉大眼，大鼻子，大嘴巴，一脸的倔犟，一看就知道是他自己的翻版。顿时，他心里有点动情起来。他想这些年来自己怎么从来就没有想起过他们呢？他甚至完全忘了自己曾经有过这么两个孩子，他为自己的健忘和无情感到羞愧。他觉得自己太对不起他们，他的眼圈开始潮了。
自从到地方工作后，陈池龙一日三餐都在机关食堂里吃。因为刚刚解放，征粮开展得很艰难，财政一时又跟不上，机关干部都实行定量供应，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两种并存的制度，伙食标准按干部职务高低和参加工作年限，分为小灶、中灶、大灶三种。本来，按照陈池龙１４级的级别，他完全可以享受中灶的待遇。但他坚持伙食标准跟大家一样，大家吃什么，他也跟着吃什么，天天跟大家吃大灶，从来不搞特殊化。有一回，陈池龙得了重感冒，发烧发到４０度，嘴巴又干又苦，嘴角都起泡了，什么也吃不下去，通讯员看着心疼，让炊事员给煮了一碗面条。陈池龙刚接过面条时先是感到很高兴，便问通讯员今天食堂是不是改善伙食了？通讯员想不到他会问起这些，一时语塞，一会儿说是，一会儿又说不是，吱吱唔唔说不上来。陈池龙便看出其中有猫腻，愤愤地将盛面条的碗在桌上重重一放，说：“谁让你给我开小灶了？是谁给你的权力？你立马给我端走。否则，我不会轻饶你！”
通讯员本来还想解释什么，陈池龙却已经非常粗暴地冲他挥了挥手，让他把面条端走，一点也没有商量的余地。
可是今天两个孩子来，陈池龙却破了例。这时离中午开饭还有一段时间，他让通讯员通知食堂煮两碗面条来，超标部分在他今后的伙食里扣出。他特意关照说，要煮大碗一点，好吃一点，再加上两个鸡蛋。陈池龙好像觉得只有这样，他心里才可以平衡一点，好受一点。
吃过午饭，陈池龙带上钱和两个孩子逛了一趟县城。在路上，他问两个孩子有没有上学念书。陈小小说，她已经上小学四年级了，冬松上二年级。陈池龙又问，除了上学，平时在家里都干些什么？陈小小说，有时帮助母亲干点家务活什么的。
一提到九红，陈池龙的心情就变得不好了，忙转开了话题。
闽中的县城不大，还不如人家大点的一个集镇。街两边几乎没什么店铺。陈池龙带着两个孩子才走了几分钟，就把一条街走到头了，便又往回走。来来回回走了几趟后，他问孩子要买些什么。孩子面对这个陌生的父亲，自然不敢提出任何要求，都摇头说不要。陈池龙说，不行不行，今天非得给他们买点东西。说着就带他们进了一家县城最大的百货店，陈池龙也不管他们喜不喜欢，一人给他们买了一套衣服。接着又在文具柜给他们一人买了一些像写字簿、橡皮擦、铅笔、钢笔之类的学习用具，陈池龙在做这些事情时，像在把欠下的债一笔一笔给还了，心情变得很轻松，很愉快。他对两个孩子说，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来找他，不过，他不会去找他们的，他已经跟他们的母亲离婚了。他不可能再回那个家了。他还告诉两个孩子说，他已经有了自己所爱的人了，要不了多久，等她一来福建，他们就要结婚了。陈池龙接着问他们今天来找他，是不是他们的母亲让他们来的。陈小小忙说，不是的，母亲从来就没叫他们来。不过，母亲曾经告诉过他们说他们的父亲在县里头当县长，父亲还喜欢喝酒，他们就找上来了。陈池龙说：“你们骗不了我。你们的母亲不但让你们来了，连那酒也是她让你们给带来的。”陈小小急得眼泪都下来了，她说，母亲真的没叫他们来，真的是他们自己要来的，作父亲的怎么可以不相信自己儿女的话呢？陈池龙看她委屈的样子，心里有些不忍，忙说：“好了，不说了！不说了！”
陈小小擦了擦泪，她十分不解地问陈池龙说：“你为什么要把母亲和我们给扔了？要知道，母亲这些年来过得很苦，母亲其实是很善良很好的一个女人。”陈池龙一点也不喜欢自己的女儿用这样的口气来跟自己说话。他说，这是他们两个大人之间的事，小孩子永远是闹不懂的，等将来他们长大了，自然就会明白的。
孩子的话不可能说服陈池龙；陈池龙也不可能因为两个孩子而改变自己对九红的看法。陈池龙发现，自始至终，陈冬松没有跟自己说过一句话。从孩子那一脸倔犟的脸上，他看出他们在恨自己。
一个月后，陈池龙下乡，去离他的老家龙潭村很近的一个村庄搞粮食征收。事情办妥后他本来打算顺路拐回村里看看，犹豫了半天，最后只让随行的通讯员去买了一锭纸钱、几柱香、一瓶酒到父母的坟前烧了，然后又赶回城里去。通讯员知道陈池龙是龙潭村人，并且隐隐约约知道陈池龙和九红的一些事情，但不是很清楚。他问陈池龙为什么不回去看看。陈池龙并不打算回答。通讯员以为陈池龙没听见，又问了一句，陈池龙便有点烦了。他说：“你哪里来的那么多废话？”
通讯员便不敢再做声了。
这事过后没几天，地委办公室给陈池龙打了一个电话，通知说地委周映丁书记过两天要到县里检查工作，请陈池龙做好征粮工作的书面汇报安排。陈池龙一听就来气说：“什么事嘴上说说不行，为什么还非得写书面汇报？实在是罗嗦！”
陈池龙说归说，仍然让秘书连夜赶出了一大堆的汇报提纲，准备向地委汇报。他让秘书从五个大方面，十六个小方面阐述了县人民政府当前开展各项工作顺利和不顺利的各种因素，秘书提纲写好后，陈池龙接过去粗粗浏览了一遍，发现秘书在执笔时，离题万里，完全没有按照他的意思去写，整篇材料空洞无物，废话连篇，虚假得要命。他懒得再看下去，厌烦地把它们丢进了废纸篓里。
其实，周映丁不过是到县里走走看看，甚至连听口头汇报都不是很感兴趣，更不要说要县里用书面进行汇报了。到县里后，他只和县里几位处级领导象征性地坐了一会儿后，他让大家该忙什么的还忙什么去，他说他已经好久没见到陈池龙了，想跟陈池龙坐坐，聊聊天。
这时已天近中午了，陈池龙让通讯员去食堂弄了几样小菜，回来要留周映丁吃饭，他忽然想起了上回两个孩子给他送来的一磁罐红米酒，他一直舍不得吃，于是就拿出来两个人有滋有味地吃起来。
自从北上抗日后，陈池龙跟周映丁几乎就没有见面的机会了。尽管如此，他们也没有更多的话要讲，说来说去，话题仍然离不开战争年代的事，都感慨战争那会就是比现在单纯，除了打仗，也没有更多的事情去操心。现在就不一样了，让人心烦的事多了。军人到地方工作就是跟长期作地方工作的那些干部不一样，很难适应。
说着说着，说到了陈池龙个人的问题上。周映丁早就听说陈池龙已经休了原配九红，一直狂热地在追一个皖南姑娘。他觉得那样很不好，他动员陈池龙赶紧回到九红身边，跟她复婚，像样地过着日子。不要瞎等那个皖南姑娘了。他说现在陈池龙的身份已经跟过去更不一样了。作为一县之长，应该处处树立自己的形象，而不能像过去当木匠和在部队时一样，想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一点也不像个当县长的样子。
陈池龙说：“这个县长本来就是你们让我当的，我一点也不想干。”又说，“反正我早晚得把这个县长还给你们。要是等不到任雯，就是找遍全中国我也要找她去。”
周映丁说：“你就是那个老毛病。我想你的那个脑袋瓜怎么就是跟人家不一样，里面都塞石头了，怎么讲也讲不通？”
这顿饭吃到最后弄得两个人都很不愉快。你一句来我一句去，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吃过饭，周映丁要离开县里回地区去，陈池龙对周映丁掏心掏肺说：“老周，你们不要改变我好不好？我陈池龙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人家不愿做的事你们硬塞给我。人家想做的事你们又不让做。你们给我一点空间，给我一点自由好不好？过去在闽中时你天天教育我，到皖南后马超天天在教育我，从今往后呢，就更热闹了！我想，早晚有一天我会被你们给逼死的！真的，我一点不骗你。”
周映丁听了很反感。他说：“你话可听清楚了，不是我周映丁或马超要改变你，而是组织上要改变你，改造你！因为你的行为与组织上的要求格格不入。不过，我算彻底看出来了，要想改变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非有一天你自己觉悟了起来。反正我已经对你越来越失去了信心。”陈池龙说：“那你赶紧趁早死了那条心吧，我们的日子都会好过一点。”
３
陈池龙觉得自己越来越想念任雯了。因为想任雯，他变得比过去更爱抽烟，更喜欢喝酒，而且一喝就醉。
陈池龙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给任雯寄去多少封信，却没有收到一封任雯的回信。这使他紧张了起来。全国都解放了，又不是战争年代，如果不回信，那就说明任雯那头真的出了事。陈池龙急得没办法，索性以县人民政府的名义给任雯家乡的县人民政府发去一张信函，要求协助查找任雯这个人。不久后，太平那边回信了，只简简单单的几个字：查无此人，建议另函他处继续查找。下面是县人民政府的一个大红印。
这下，陈池龙算是彻底地失望了。他知道自己这些年来的所有热切地盼望和期待，都可能要成为一个泡影，再也无法实现了。这也是他最最无法接受的事实。几年来，自己左盼右盼，苦苦等待，难道等待他的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吗？难道任雯变心了，另有心上人了？要不就是在战场上牺牲了？除了以上几种原因，就是爬，到现在任雯也早已爬到福建来见他了。陈池龙分析，除非任雯真的牺牲了，否则，直觉告诉他，任雯永远不可能变心，永远不可能背叛他。
陈池龙的直觉并没有错，任雯当然没有变心，她仍然是他陈池龙的任雯，那个傻丫头！有一点陈池龙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年，任雯也一直在苦苦找他，心都急碎了。陈池龙更想不到的是，他正为找不到任雯急得团团转的时候，任雯却已经在几个月前就已经赴东北参加剿匪去了。
原来，陈池龙的部队跨过长江一路打到福建时，任雯所在的部队医院则连淮河都没过，继续留在了徐州以北，负责救治从战场上送到医院的大批伤病员。她知道陈池龙这会一定随部队南下去了。从她内心来说，她也希望自己能够跟随陈池龙一路打到福建去。但那是部队的安排，她总不可能一个人找部队要求要跟着去福建，那样人家该怎样讲？她可不像陈池龙，她是一个绝对遵守纪律，听从指挥的战士。
几个月后，全国解放。任雯还来不及打点行装去福建找陈池龙，东北剿匪开始了，部队医院也接到上级命令，动员部分医生护士随剿匪部队赴东北参加剿匪。任雯在思想意识里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地主的女儿，处处不敢落后于别人，便第一个报了名。刘香兰跟任雯已经亲如姐妹，她看任雯要去东北，也跟着（也）报名参加。任雯在心里想着，要是没有什么意外的话，这会陈池龙应该回地方工作了。一到东北，相对固定的通信地址一落实，她便急急忙忙给陈池龙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她毫无掩饰地渲泄着自己对陈池龙的思念之情。她一遍又一遍呼唤着她的傻大个，问他这些年都去哪了，怎么连一点消息都没有？他是不是把她给忘了？她告诉陈池龙说，眼下，她已经参加东北剿匪了。本来，她完全可以不去的，完全可以很快到福建找他去的。但因为她是地主的女儿，她不得不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挑人家不想做、不愿意做的事去做，处处冲在人家的前头。只有这样，她才可以换取别人的信任和理解。她还告诉陈池龙说，等东北剿匪任务一结束，她就会像一只鸟一样飞到福建，飞到他的身边的，从此，她就再也不离开他了。
这封信结果在路上辗转了好几个月，最后才到了陈池龙的手里。
陈池龙读着信，激动得眼眶潮潮的，他当即给任雯写了一封回信，信中写着：
任雯，我的最爱，傻丫头！收到你的来信，你简直不知道我有多高兴。你一定不知道，你的信对我来说有多么的重要。收到你的来信，我才知道你没有牺牲，更没有变心。说来可笑，因为一直跟你联系不上，我曾经还担心你已经光荣了，要不就是变心了。现在想想我自己有多么的可笑！我太鼠肠鸡肚，太把你给看扁了。我完全可以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完全同意你报名参加东北剿匪。但前提是作为一个地主的女儿，那就太不公平了。我就闹不明白那些人为什么老是要用那样一种目光来看你？地主跟地主还有不同的呢！更何况你只是一个地主的女儿，你本身又有什么错呢？而他们，却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棍子全打了，实在是太不像话。
任雯，我的傻丫头！闽中一解放，我就已经从部队转到地方工作了。组织上安排我当人民政府的县长。真是的，扛扛枪打打仗还马马虎虎，我还能当什么县长？连我自己都觉得好笑！
其实，所有一切对我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的身边来。那是我连做梦都在盼望的一天。到了那时，我可以什么都不要，我们可以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我们还可以回乡下继续当我们的农民，自己种地栽菜，养鸡喂猪，我们的日子可以安排得相当丰富。谁也不用来管我们，来影响我们，我们可以过自由自在，不受任何约束的生活。让人高兴的是，那一天终于要来到了。你可要答应我，等剿匪一结束，连一分钟也不敢耽搁，正如你在信里说的那样，像一只鸟一样赶紧飞到福建，飞到我的身边来。我一天也等不下去了，再等下去我要发疯了！
陈池龙信寄出去不久，土地改革开始了。
这次土地改革，使得我国延续了数千年的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得以彻底废除，使全国近３亿的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这次土地改革，还镇压了许多不法地主。由于看法不一致，县里有人提出凡是地主，该毙的都要毙掉，不要心慈手软，姑息养奸。陈池龙却说，这是哪家的政策？谁规定凡是地主就该毙掉？中央领导里有那么多人是地主出身，你把他们老爹拉出去全毙掉？地主也有好坏之分，有善有恶，有民愤极大的，有没有民愤的。有些地主本身就不是坏人。如果不分青红皂白把他们全毙了，人家头脑会想得通吗？
陈池龙想起了任雯的父亲任裕昌。他对他们说，他在皖南时就碰上了这么一个地主，他不但支持革命，还把自己的女儿送到部队参加了革命。有人说地主不会革命，但恰恰相反，他实实在在地参加革命，他替新四军治病疗伤，把家里的粮食全部送给了新四军做军粮。为配合当时的反围剿，部队向地主征募粮食，任裕昌主动担负这项工作。作为地主，谁有粮，谁粮多粮少他都明白，他也不怕得罪那些地主，开列出名单一家一家征收。多的上百担，最少的也有十来担，很快征收了两千余担粮支持新四军，最后他的命就断送在一个不法地主的手里。你能说这个地主不革命吗？所以说，有些事情是不能那么绝对的，更不能一棍子打死。
陈池龙的观点亮得有点离谱，大家都无法接受。嘴上不敢说，心里都在替他捏一把汗。这时，陈池龙已经不再主持县委工作了，上级已经派一个姓王的来担任县委书记。王书记知识分子出身，做过几年地下工作，做事谨小慎微，他从来没听说过这么偏激的话，自然更是紧张得不得了，忙向上级作了汇报。周映丁听后非常生气，说这还了得！这个陈池龙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不好好洗一次脑子，看来真的要犯大错误了。
春节一过，陈池龙就接到地委的通知，让他上华东党校学习半年。说是学习，实际上就是洗脑子。那时福建没有铁路，要到江西上饶乘火车。陈池龙从福州搭轮船到南平，再从南平乘汽车到上饶。在火车上，遇到了龙溪县县长李天才。李天才是过去在皖南时，陈池龙跟他认识的。这次全省各地都有过去打游击的干部到华东党校学习，除了李天才，陈池龙一个都不认识。他问李天才是不是也要到党校洗脑子。李天才苦笑了笑）。原来，李天才也存在思想问题，他把农村的妻子给休了，找了县政府机关的女打字员重新组织一个家庭。陈池龙开玩笑说：“你真行呀！你跟我的思想一样先进。地位高了，官当大了，就当陈世美了！”李天才有苦难言，只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没有道德的婚姻。他问陈池龙到底因何要去洗脑子。陈池龙说，该洗的东西实在多了，他从包庇地主，到想要娶地主的女儿做老婆；又从抛弃糟糠之妻，说到道德败坏，斤斤计较老婆的贞洁问题，他说洗脑子哪里行？就是给他换脑子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李天才说：“扯蛋！谁不想找个贞洁的女人做老婆？那能算问题吗？！”
到了华东党校，大家几乎来不及喘口气就开学了。在这批学员中，大都是工农干部和从部队下来的，普遍文化水平低，学校先组织大家学习文化，待文化提高后再转入学理论。内容和过去在皖南打鬼子时学的大同小异，说来说去就那些东西。不过更深刻了。开始学近代史，是国际近代史，说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发展壮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封建王朝，打倒皇帝，建立资本主义制度。陈池龙不懂得那么多，就知道这本书写的大部分是法国的历史，也有英国的。英国资产阶级改革不彻底，成为了改良主义。当革命**威胁封建王朝时，不是尽力进攻，而是向即将崩溃的王朝屈服，和平谈判，形成君主立宪制度，留下封建王朝一点余威和福利，政权归资产阶级，皇帝为国家之首，留个名而已。战后的日本和它一样。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模仿英国的不少，相当多的国家还有皇帝、国王。
学近代史就是要使学员知道马克思主义起源、产生和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一对孪生子，有资本家就有工人；资本家与工人相互依赖，但又相互斗争。没有资本家开办的工厂就没有工人，没有工人，资本家就无法生存。
其次，学哲学，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唯物主义没有现成课本。以马克思著作为课本。然而其著作内容并不是专讲唯物主义，而是马克思批判过的德国机械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著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本书为课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是好的，但他把一切事物写成固定不变，所以称他的著作为机械唯物主义。
学辩证法也没有课本。只用斯大林写的一本小册子辩证法提纲作教材，只千把字。写着：①事物是发展变化的，不是静止的；②事物开始微小变化，量变；③事物由量变到质变，变得面目全非，形成一种物质；④事物突变，突然变成另一种东西。以人为例：母胎出生是一个幼小的婴儿。但他从一出生就开始不停地发生量的变化。后变成儿童、少年、青年、壮年，但从壮年起又逐渐开始产生变化，皮肤变粗变黑，两鬓变白，眼花耳聋，变成另一种模样——老人。这是本质的变化。叫做质变。老人过后就是生病死亡，变为一具死尸，不是人了。叫做突变。但就是死尸还要产生量变，质变、突变的过程最后变为一捧土。任何事物都是由生到死，经历量变、质变、突变至死亡的过程。一只椅、桌，一座房屋，一株树及地球，皆是如此。有些东西变得快，消亡快；有的东西变得慢，人们看不见就以为它不会死亡。如地球到底是多少亿年产生，多少亿年毁灭，人们看不见就以为它不死，叫天长地久。毛主席的矛盾论就是以辩证法的原则写的，所以发展了辩证法。
历史唯物主义，说的是经济生产与国家权力相适应。经济是基础。国家权力机构为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从基础产生的。何为建房？先用石打底基，基打好了，房就基本建起来了。打什么基，建什么房要互相适应，房才能牢固。上层建筑从基础产生，但它又返回保护基础，促进基础繁荣和发展。奴隶社会经济基础是奴隶生产，产品大部分归奴隶主所有。奴隶社会上层建筑形式是王或皇帝。它是保护奴隶主利益的。封建社会剥削方式有所改变，剥削有所减轻。奴隶成为自耕农，剥削形式是地主收租，上层建筑代表为皇帝。这种上层建筑是保护地主利益的。农民被剥削不满引起反抗，皇帝就下令出兵镇压。中国历史上多次农民革命运动未成功，都是遭严重镇压所致。
奴隶和封建社会把各种各式的大小的国王和皇帝宣传得神乎其神，说什么是天生的，是真主，是天子！代天行道，代天巡狩。一日无君，天下大乱。皇帝说的话就是圣旨，不能违抗的。骗得被压迫的人民头脑昏迷，俯首贴耳，心甘情愿受压迫。马克思把这种骗局彻底揭开，他说，皇帝以及各种大小的王都是人，他和任何人一模一样，奴隶社会的国王和皇帝是奴隶主，封建社会的皇帝是地主，资本主义社会的总统、总理是资本家。他们是代表各个时期的阶级利益在那里发号施令的，主要靠的是政权，就是所说的上层建筑，包括他的武装部队，这个大厦一倒，他就什么都没有了。马克思把数千年来人类迷惑不解的社会发展史彻底解开，用科学的观点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不是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这叫做历史唯物主义。
陈池龙过去从来没有接触过那些理论，党校每天又把课程安排得满满的，听得陈池龙脑袋瓜都大了起来。接下去说资本主义兴起，说政治经济学，说共产主义产生运动发展过程等等，他一句也没听进去。学习了几个月，他问和他一同来党校的李天才，到底听没听懂那些课，李天才说，半懂半不懂的，基本上没听进去。陈池龙说：“可不是吗？这哪里是洗脑，越洗头脑越糊涂起来了。”他对李天才说，“你要不要回去？你不走我也要先走了，我一天也呆不下去了。”李天才说：“回去不合适，反正听不懂你就在这里泡时间吧。”陈池龙说：“我可没有你那么好的修养和耐性，再呆下去我要得神经病了！”
陈池龙说到做到，当天晚上一个人坐火车离开了华东党校。
这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两个月了。
４
回到闽中，陈池龙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看任雯到底有没来信。他已经又有好几个月没跟她联系了。通讯员看他回来，十分高兴，他说陈池龙走的这几个月，县里都有点乱套了。现在回来就好了。陈池龙不关心那些，只问他到底有没有任雯的来信。通讯员说：“有，都收到一个多月了。”陈池龙说：“快，还不赶紧拿给我看？”
陈池龙看过信后大失所望。原来，朝鲜战争一爆发，任雯便报名赴朝参战去了。任雯在信里说，作为一个地主的女儿，赴朝参战仍然是她的唯一选择，她必须这样做。她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建立别人对她的理解和信任。否则，即使别人没当着她的面指指点点，她也会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挺不起胸膛来。她希望陈池龙能够理解她，支持她，耐心等待。好在一切都是暂时的，他们相见的那一天很快就要到来了。同时她让陈池龙放心。她告诉陈池龙说，与她一同去朝鲜战场的还有她的好友刘香兰。
军人出身的陈池龙，他当然知道战场对一名军人将意味着什么。而且他也没有理由阻止和反对任雯的选择。更何况，当他读到任雯的信时，任雯早已跨过鸭绿江，战斗在朝鲜的战场上，他就是想反对也已经来不及了。
陈池龙只能开始了新一轮的耐心等待。
陈池龙自己的工作也比过去更忙了。至于忙些什么，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反正就是觉得手头上有做不完的事。他偏偏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人，做什么事都非常认真，要么不做，要做就认真得让人心服口服。
陈池龙觉得最忙乱的事是机关人员的工资调整。新中国成立后，工资制人员一律以大米计发工资。并自１９４９年９月起分等级发给大米。第一次调整工资制度是在１９５０年６月。行政机关人员提高至每人每月平均发大米１８１．５斤。其中最高的为每月３００斤大米。最低的为每月１２０斤大米。第二次调整在１９５０年１０月，根据上级通知精神，对工资制人员待遇进行第二次提高工资。共分２０个等级。县团以下自９级至２０级，级制最高的９级大米３００斤，最低的２０级给大米１０５斤；第三次调整是１９５１年７月，按照规定，薪金制人员薪金采取半钱半米，也即一半发钱，一半发米。而这次调整是在原来薪金制的工资米制上改为工资分制，并重新进行评级。事情麻烦就在这里，该谁评高谁评低，该高多少该低多少又没有一个比较规范的衡量标准。结果弄得那些被评低了的同志一肚子牢骚，都去找陈池龙要工资，陈池龙接待了这批又来了另一批，整天就为大家工资的事心烦着。陈池龙动不动就骂那些人，你们算哪路好汉？工作不好好干，争起工资来比谁都积极，你们还知不知道羞耻？吓得那些想加工资的人一个个都跑了。
那时，一般干部的级别为２２级以上，科级则定在１８级与２２级之间，副处以上通常在１４级和１７级。按照原来定的级别，县里工资级别最高的是陈池龙和县委王书记，都是１４级。陈池龙看大家吵工资吵得那样凶，他主动让财政科的同志把自己的级别调低了一级，为１５级。这样一来，大家就没话可说了。通讯员小李已经跟陈池龙几年了，知道陈池龙的脾气，说话随便了点，他替陈池龙抱不平说，人家都吵着要加工资，你倒好，自个把自己的工资调低了。你难道不知道工资是一个人一生一世的事吗？你怎么会那样糊涂呢？
陈池龙被通讯员说着，一点也不生气，反而笑呵呵说：“够吃够喝就行了，要那么多钱干什么？”通讯员说：“满天下去找，可能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你这样傻的人了。”
陈池龙说：“我就是我，这个世界也只能有一个陈池龙。如果有第二个第三个陈池龙就不好玩了。”
后来，陈池龙自己给自己降低级别的事让地委领导知道了，便通知县委王书记给纠正过来。陈池龙却一点也不知道。
陈池龙嘴上说钱没用，心里头却仍然清楚钱的重要性。他让通讯员从他的工资里拿出一部分，每月固定给在乡下的两个孩子寄去。陈池龙虽然有他粗心的一面，但他不可能粗心到连两个孩子的生活费都不懂得拿的地步。他觉得他休掉九红，想重新建立一个家庭是一回事；而照顾培养两个孩子又是另一回事，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那些日子，陈池龙一直心情不好，老担心有什么事要发生，他先是怀疑任雯在朝鲜战场上出了什么事，结果吓得冷汗都流出来了。可是时隔不久，他就收到任雯的来信，告诉他在那边除了生活艰苦一点，战斗环境恶劣一点外，一切都好好的，请他不要挂念。陈池龙那颗悬着的心总算踏实了下来。尽管如此，他的心还是莫名其妙地烦着，干什么事心里都发虚。很难一心一意用心去做。陈池龙小时跟爷爷做过几年道士，对迷信那一套历来半信半疑，也相信，也不相信。如今虽然已经参加革命多年了，那种观念仍然无法改变过来。他总觉得当一个人心烦意乱不能用心做事时必然要发生什么事，这也是他多年来得出的经验，不管是错觉也好，偶然巧合也好，反正他就认这个理。
陈池龙担心有事，事情果然就来了。
一天下午，陈池龙正准备下班，女儿陈小小突然来到了他的办公室。陈小小脸色发青，额上全是豆粒般大小的汗珠，她气喘吁吁的，显得很不安，很悲伤，像随时都要哭出来的样子。陈池龙忙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陈小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了）。她告诉陈池龙说陈冬松病了！眼下已经住进县医院里了。
陈池龙一听“咚”的一下，脑袋瓜涨得有米瓮大。赶紧随陈小小去了医院。后来陈池龙才知道。陈冬松生病后，先是在乡卫生院里治疗，可治来治去，越治病情越重，九红就赶紧转院，送他来了县医院。九红并不打算把陈冬松生病的事告诉给陈池龙。她想，所有的灾难让她一个人承担好了。但她心里又非常矛盾，就像上回两个孩子说要去城里看看县长父亲，她既希望他们去，又担心陈池龙会怎么看待这件事。现在陈冬松生病了，她的心情一样很矛盾。她想不到陈小小会跑到县里把（陈小小）陈冬松生病的事告诉给了陈池龙。因此，当陈池龙进了病房时，九红感到非常的突然，四目相对，弄得两个人都很尴尬。陈池龙心里想着，大概已经有十几年没见到九红了吧？他发现眼前的九红简直跟过去判若两人，变得又老又黑又瘦。陈池龙心里突然涌起一股酸楚。觉得自己多少有对不起人家的地方，不说别的，两个孩子就已经够她操心了。而孩子也有他陈池龙的份，又不光光是她一个人的。但当他一想起她曾经失身于王世吾，而且上回镇压王世吾时连站出来揭发的勇气都没有，他的心情又变得非常非常的不好，觉得无论如何不能原谅她。
陈冬松患的是急性肺炎，高烧４０度。烧得他满脸通红，一直处在半昏迷的状态中。医生并不知道陈池龙是一县之长。但看他那样子，就知道他是孩子的父亲。便一个劲地埋怨他不该那么不负责任，等孩子病成这样了才送到医院来。陈池龙觉得自己理亏，连连点头称是，承认自己是太大意了，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
陈冬松高烧一直烧了几天才退了下来。那几天陈池龙几乎寸步不离病房，天天就守护在陈冬松的病床前。一会儿给他做冷敷，一会儿端水给他喝，一会儿又端尿盆给他小便，看得那些医生护士都感动了起来，说看起来那么粗枝大叶的人，做起那些事情怎么会像女同志一样，那么细心和认真。最难熬的是下半夜，由于烧一直没法退，到了下半夜医生仍然得给陈冬松挂点滴，这样一来搞得在一边看护的人都不能睡。陈池龙就让九红睡去，自己坚持在一边看护。九红心里疼惜陈池龙，她哪里忍心让陈池龙熬夜呢？她说，她要是给累倒了就倒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事，过几天自然就好了。陈池龙却不一样，肩上还挑着重担子，倒了可不得了！她说就让她看护孩子吧。
没想陈池龙却生气了。他几乎不容置疑甚至有点冷酷地说：“你以为我让你睡去是心疼你吗？我心里放不下的是孩子。”
九红便不敢再说什么了，由着陈池龙去。但孩子病成那样，她哪里还有心思睡，只在孩子的床前眯了一小会眼就又惊醒了过来，不敢再眯了。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没有了一点睡意。夜深人静，病房里的病人和负责伺候病人的家属这时都已经睡了，一个病房里这会就陈池龙和九红两个人没睡。陈池龙突然发现这种场合非常的微妙，让人觉得很别扭。他和九红到底算是什么关系呢？夫妻吗？显然早已不是了。那么，他们现在到底该算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陈池龙终于打破了沉默。他对九红说为什么不可以重新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呢？别对他抱有任何的幻想。他当初下定决心要离开她就没有打算要重新回到她的身边了。因此，九红如果对他还存有什么念头的话，那真是枉费心机了。陈池龙说，他参加革命这么多年了，他原先很多不好的习惯都已经被改变过来了，可就是对女人的贞操他始终看成比天还要大的事。那个观念怎么也改变不过来。他相信就是到了他要死的那一天，也没有人能把他改变过来。他说他真的是王八一只，吃了称砣铁了心了。连他自己都弄不明白为什么会那样死心眼。
陈池龙发现他在说这些话时九红面无表情，眼睛始终一眨不眨地看着一滴一滴往陈冬松的血管里流去的吊液，又好像用心在数着它们。陈池龙的话对她来说似乎一句也没听进去。甚至根本就不觉得那些话是冲她在说的。陈池龙觉得他和九红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的话好讲，说来讲去，就是那么些话，有什么意义呢？第二天一大早，陈池龙看陈冬松烧也退了，就离开了医院回县里上班去了。
陈池龙一旦忙起工作来，就什么都顾不上了。他天天都在提醒自己，一定要抽出时间再去医院看看冬松，可提醒来提醒去，最终还是把那事给忘了。等到两天后他想起儿子还在医院，急急忙忙往医院赶时，陈冬松曾经住过的那间病房里已经住进了新的病人，哪里还有陈冬松和九红他们，一问，才知道九红他们早已办了出院，结果心里懊悔了老半天。觉得自己实在是对不起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