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佛“圣驾”中国，似乎有了不怕死的力量，就如《心地观经》所说：“有情轮回六道生，犹如车轮无始终。”故而也就希冀在生死流转的“道”上，放心大胆地自由奔放。至于“寿尽而死”“福尽而死”“意外而生”，豁达到“曾去几何”“无知罪福”和“常事万休”的洒脱。《俱舍论》有“生死泥者，由彼生死，故而生死如泥”；《成唯识论》说“未得真觉，恒处梦中，故佛说为生死长夜”；“当乘智慧舟，超度生死海”是《佛所行赞》的生死如海；《无量寿经》则有“慧日照世间，消除生死云”的如云生死，等等的诸事凡说，都在力图解说生死的“千秋故事”。但万源归根的仍是万变不离其宗，大凡人类一致共同地认为：生即是死，死也就是生；生死如一，表里实同。佛经上的“生又何尝生？死又何曾死？”也是努力说服“门徒”明白：生了又死，死了还生。耶稣说：“人从哪里来？”“人从上帝来。”“上帝哪里来？”“上帝本来就有，不需从哪里来。”佛说：“人从哪里来？”“人从死来。”“死从何来？”“死从生来。”这些还真不是“胡搅蛮缠”，更不是“理屈词穷”，至少可以理解为：在客观世界的物质条件下，造物主和各路神仙同样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凡俗子弟”的“真诚”“天真”和“友善”。
明代憨山大师在《梦游集》中说：“从古人出家，本为生死大事，即佛祖出世，亦特为开示此事而已，非于生死外别有佛法，非于佛法外别有生死。所谓迷之则生死始，悟之则轮回息。”多少年的儒道释三足鼎立，启蒙影响开化着中国。儒家的思想尽管也不可避免地论及生死，但其“谨小慎微”，在生死面前的“羞羞答答”，就把“生死”的“红利”自然地让给了不怕死、当然也不会死的佛陀。既解生死，又破生死，还要任生死，“生死重担”压在佛的肩上，却成就了人类亘古永恒的“生死”因缘。释迦牟尼的“缘起法”是其在吸收了印度教“业报轮回”的思想，又在禅思生死轮回、因果本末之后形成的佛法理论基石。《杂阿含经》中的偈语“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应是其大法之高度概括。尤其是被一致认同的“中道”，即对待任何事情，应如实认识本来面目，做到不偏不倚，不违背事实真相，更不堕于片面见解和偏执的理念，为对待“生死”的大题，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基础。“非断非常”“非有非无”中的“非断”或“非无”既表达了生死相继、因果互为，也对应地把生老病死、旦夕祸福以“非常”和“非有”的形式并列出来。甚至于在其初转法轮时就提出了“四圣谛”解脱说法，同时又有《瑜伽师地论卷第六十一》将人之死亡前的“面相”概括为：离别所爱财宝、离别所爱朋友、离别所爱自身、离别所爱眷属，以及命终之时的各种忧患疾苦等，事物情感的纠缠使得众生的生死附带上无数的“累赘”，以至于“黏黏糊糊”“喋喋不休”。即使是中国的顺治皇帝也有诗感叹道：“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长大成人方是我，合眼朦胧又是谁？”释迦牟尼在临终时说：“一切诸行，皆悉无常。我今虽是金刚之体，亦复不免无常所迁，生死之中极为可畏！汝等应勤行精进，速求离此生死火坑。此则是我最后教也。”乍看是句神话，仔细琢磨确实是句人话。尤其是“勤行精进”的用词，让“非断非常”的人生“无常”，又有了突出的重点，“教诲”的核心是对生死的态度、追求的品质和生命的格调，而无须顾念死亡的形式和死后的去处，只要“前世修德”，自然来世“福报”，有了精神的追求，就可解脱物质和肉体的“怀抱”，生命的光芒也就会得到绽放。现世的星云大师对佛经里关于“非断非常”“非有非无”生死轮回的“关门”和“开窗”，有比较形象辩证的譬喻：“死如出狱”“死如再生”“死如毕业”“死如搬家”“死如换衣”“死如新陈代谢”。这样的概括不一定“如实合法”，但在今日之涌动浮躁不安的世界上，不失为一剂难得的“醒世良药”。其不惜口沫笔墨罗列出一干佛家诸位大师的“洒脱去世”，当然不会是为日本人的“死亡美学”提供“支援”。宋朝宗渊禅师八十三岁作：“举世应无百岁人，百年终做冢中尘；余今八十有三岁，自作哀歌送此身。”另一位同样也是宋朝的叫性空的禅师坐水而死，不光传奇，其诗更潇洒：“坐脱立亡，不若水葬；一省柴火，二省开圹。撒手便行，不妨快畅；谁是知音？船子和尚。”还为与其“志同道合”的船子和尚赋诗一首：“船子当年返故乡，没踪迹处妙难量；真风遍寄知音者，铁笛横吹作散场。”又列举隋朝慧祥法师捧经而死、丹霞天然禅师策杖而死，唐朝良价禅师生死自如、遇安禅师入棺三日仍可不死，等等，不光是表达了佛家大师们面对死的坦诚洒脱、轻松自在，更深的寓意可能是教化今人端正生死的态度，有了“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疴溃痈”的认识，也许就会有了快乐地生、自然地死的生死境界，也不枉负了星云大师的良苦用心！据说释迦牟尼火化后得八万四千多颗舍利子，章嘉大师得一万多颗，其头盖骨上还显现出“嗡嘛呢叭咪吽”的字样，还有的高僧死后则烧出了观世音菩萨像，这也许就是“积德行善”“视死如归”“慷慨就义”的“福报”，也是真正意义上的“立地成佛”“精神不朽”“万寿无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