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是，基督教所笃信的《圣经》，与伊斯兰教的《古兰经》有着许多“要义”上的相同。人作为上帝造物之万一，既同于万物，又高于其他。其“生存痛苦说”，既是对于“原罪”人的惩罚，更是对人之生命过程的“监督”。故而也就使得“末日审判”和“永生”成了规范人类生命秩序的“约柜”。行善之人的灵魂，可以超脱死亡，获得永生，成为“上帝的子民”；“龌龊之人”的灵魂就被打入地狱，受到诅咒，被上帝遗弃。茫茫宇宙唯上帝不死。没有灵魂的肉体一文不值，如同行尸走肉。物质的肉体因罪而亡，灵魂却靠上帝复活。人们只有“至公至义”，行善积德，得到上帝“赎罪”的认可，把生的渴望与道德规操真正“契合”，死亡才会实现真正的“苦难的最后解脱”，以此远离罪恶，皈依“吾主”，才能死后复生，获得永生。也正因如此，真正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们有着相似的对待死后殡葬的认知：视躯体为灵魂暂住的寄存“公寓”，同样提倡速葬、简葬，并努力把肉体这“罪恶之源”，埋葬得彻彻底底、干干净净。尽管基督教的祭祀相对繁杂，但绝不允许标榜除上帝之外的任何“偶像”，即使是自己的先祖也不例外。这好像与中国人敬奉的各路“大神”很不相像。
黑格尔说：“生命本身即具有死亡的种子。”“生命活动就在加速生命的死亡。”关于生死观的形成，基督教派同样也不是一蹴而就，也经历了一个从《旧约》到《新约》的演变过程。前者因对死亡的恐惧，而看重现世的满足，今世的享受，更不会相信死后复生，“他们死了，必不能再活”。而后者则突出表达了死而不朽、再生的可能。只是掌握生死的大权全在上帝手中。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的一个“事实”是：亚当是上帝依照自己的模样亲自创造的，夏娃则是上帝为了解除亚当的寂寞用亚当的肋骨造出来的。“上帝使人生，也使人死。”戴罪的肉体也只有通过上帝给予的“死”，一切的“罪恶”“缺陷”得到上帝之手的修复和矫正，才可蜕变成具有灵性的“生”，从而兑现上帝给予的“一切眼泪都被擦去，并且不再有死亡”的承诺。生者必死，即使是圣子基督也同样被钉在十字架上。凡身肉体的死亡只是将人带出罪恶的现世，是肉体和灵魂的分离，是灵魂的升腾，也是上帝对游**灵魂的召回，“上帝为了拯救他们而使他们死了”。死亡不再狰狞，只是连接灵魂和上帝的“天梯”管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惩，似乎是所有宗教共同的教义，只是界定善恶的内涵和外延有所不同，甚至有的是根本的相左。但对待“自取灭亡”的自杀观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却是达到了完全的统一，甚至把“自杀”视为“罪”。在基督教的世界里，唯上帝是生命的主宰，生是上帝给，死亦上帝赐。生死的过程只是完成上帝所赋予的生命旅程，自杀不仅违背了上帝的意愿，是对上帝的不恭，而且被视为是对上帝权威的无理挑战。著名的卢克、莱西亚、加图，包括犹大，都有趋善去恶的意愿，企图用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罪恶的生命。犹大在出卖了基督之后的内心痛苦可想而知，试图自杀以谢“天下”的“妄想”，其实更加违背了上帝的“圣旨”，是罪上加罪。今日之“西方世界”开化的思想，自由的主张，充分的自我，不能不说与其皈依的教派、虔诚的信仰息息相关。“临终关怀”的提倡、“安乐死”的合法、“性工作者”的地位，以及霓虹摇曳灯光里领取“毒品替代品”的队伍，五光十色，换得了上帝“笑眯眯”的模样。
有个不一定准确，甚至会遭到严厉“谴责”的说法，即中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最恐惧死亡的族群。如果说句讨好或者是“和稀泥”的话：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怕的，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也不管是“装神”的，还是“弄鬼”的。在死亡面前，即使是畏惧恐怖也不为过，只是不要不说真话、不说人话！聪明的人类已制造出智能的测谎仪，完全可以精准地监测到临死前人们那过山车般心电图的“狂啸”。“已知”就在眼前，而“未知”却靠想象。没有“觉悟”和“信仰”的凡人，要升华到“无欲”的境界，确需“刀砍斧劈”“千锤百炼”。精英分子的精神是献身忘我的信仰，自然也是更大、更高的“积德行善”。世界最大广场上耸入云端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肯定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英雄们的“灵魂”再现。不管是再过十年八年，还是百年千年，即使是对最为实际的凡人而言，物质的“现实”，也会在精神的“鼓励”下，继续保持着“感恩”的道德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