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祖的一句“现在的你,一无所有”倒是和“less is more”(少就是多)这句二十世纪德国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的口头禅意味相同。现代人的思维是“天真”的活跃,不经意就把“简约”进化到了“极简主义”,并推崇为人们纯粹的生活方式回归,进而把艺术殿堂的表达形式,融进了现实社会平常人的吃饭睡觉。当然日本的杂物管理咨询师山下英子提出的人生整理观念“断舍离”更是成了一种时尚。“断”就是断绝不需要的东西,“舍”即为舍弃多余的废物,“离”则是脱离对物品的执着。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北欧,甚至掀起了“极简主义”的“风暴”。19世纪的艺术评论家约翰·拉斯金说:“每一样增加的物品,都会添增我们新的疲倦。”同样如同一位智人所说:“你的宝藏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朴素的理解,也是“极简”的解释,极简主义的益处也许就在于少则明,多则惑。当然如若单纯地理解为只是物质的“极简”,那就太单纯和机械了,应是在纷繁复杂的苍茫世界,分辨出至关重要的东西,捡起并装进心里,轻装上阵,一路高歌,人生也就简单并敞亮,及至天堂抑或是地狱,上帝还是阎王,再者即使是佛祖也都会笑脸相迎,合掌相望。南朝无门慧开禅师的《颂平常心是道》:“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据说被非常成功的商人李嘉诚请了书法家写好挂在办公室的墙上。境由心造,但凡诸事不求非分之想,顺其自然,为所当为,去繁就简,生死的话题也就不是累赘。喜欢台球的人大都是知道路易斯·福克斯这个高手,但就是这样的大师,在1965年的国际台球大赛上,因为在关键的决胜局,一只苍蝇落在母球上,而与冠军失之交臂,心高气傲的路易斯竟为此而跳河自杀了。一只苍蝇要了一个台球天才的命,看似时运不济,实则定力不足、心力不够,更多的是身上背负的太多——荣誉、金钱和美女。
拿破仑有句名言:“能控制自己情绪的人,比能拿下一座城池的将军更伟大。”就连当年叱咤上海滩的“黑帮老大”杜月笙都会说出“头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末等人,没本事,大脾气”的话。有人统计,平常人生活中80%的物品是没用或基本不用的,但大多数的又都像“守财奴”一样,一辈子守着,还要充满感情地要“留给孩子们做个念想”,不但自己“坚守”一生,还要把“包浆”了无限情感的“物件”永久流传。精神的希冀和物质的实在,融合在一个客观的存在,甚至还要沁入灵魂。尽管始皇帝的陵墓几千年保存完好,但终究一日会“重见天日”,其陪葬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以及金银珠宝,一并都会曝光,那时嬴政身上的黄袍不知是否还在,手中的玉玺是否还有效,一切的威严,是否还能“君临天下”?灭六国、统文字、制货币、同车轨、修灵渠、建长城、征南越、击匈奴的始皇帝尚是如此,今人又能怎样?附加的太多,强加的不少,尤其是违背“自然”的意愿,又特别是看似“合理”的强盗“理念”,以及数不清的“约定俗成”的观念,还有“胡同”里老少爷们、姥姥舅舅的“老理”,愣是把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整得一身是汗。还大言不惭地用一摞摞厚厚的本子教说这是你姥姥的姥姥的姥姥的“遗愿”,及至两眼一闭,其实都成了人生戏台上“扯淡”,但又实实在在左右了客观世界的生死观念。至于颜回贫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也包括李嘉诚一副用了十几年的眼镜和台湾塑料大王王永庆27年不换的毛巾,真还不是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的吝啬,美国19世纪作家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独居两年得出的“一个人,只要满足了基本生活所需,不再戚戚于声名,不再汲汲于富贵,便可以更从容、更充实地享受人生”。人生感悟之所以让人们乐道,肯定是有其道理的。
余华说:“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死亡不是失去生命,而是走出时间。”“一个人命再大,要是自己想死,那就怎么也活不了。”“人啊,活着时受了再多的苦,到了快死的时候也会想个法子来宽慰自己。”搞不清余华这些关于“活着”的论说与西方人叔本华“哲学的起点是死亡”有什么关联。倒是鲁迅一百年前的“中国人向来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人生最痛苦的,莫过于梦醒了却无路可走。”且对国民性的批判最多的是“看客”和“奴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麻木、卑怯、自私、狭隘、保守、愚昧等词句频繁地,也可以说是不厌其烦、翻来覆去地出现在他的小说和杂文里。当年鲁迅弃医习文,立志唤醒中华民众的“民族的脊梁”,恨不得扔掉“匕首”,拿起可以喷出火焰的机枪,扣动扳机,对天对地对爹娘,歇斯底里地为一个本来就也应该始终优秀的民族“鸣枪”,以期用划破夜空的“哒哒”,惊醒“假睡”的族人。
佛教的一条公理“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其意也就在于任何事物都有其共同性,而一切事物又可以融为每一事物,九九归一。进而也就是自然界的两个重要的普遍性规律:整体决定局部,整体是由局部组成的,由于整体大于局部之和,局部由整体主导;微观决定宏观,宏观是由微观形成的,由于微观的不确定性,大量不确定的微观构成确定的宏观。故而对任何事物及人的分析和评判,在一个与之相呼应的环境中,以全面和系统的观点来辩证客观地进行,独立的片段,甚至是主观而又局部,更甚是断章取义的“行为”,必然是错误的,甚至是“灾难”的,这样的教训在人类历史上数不胜数、祸害无穷。看似“公理”的理解,最终的确是“生死”的代价。对事物本质的尊重,嘴巴上谁都会说,但人为的、自主的修为,却常常是背道而驰、南辕北辙、似是而非,以致把整个人类社会搞得颠三倒四、不知所措、天旋地转、人仰马翻。不管是距今已有3500年、拥有30亿信徒之众的旧约圣经《出埃及记》,降至已有1300年、拥有穆斯林教徒13亿之多的《古兰经》,再到有2500年、拥有教徒3亿之众的诸多《佛经》,也包括诸如犹太教、印度教、道教等在内的近达上万的各色各类教派所信奉的“教义”,尽管都以“五彩缤纷”“绚丽多彩”的“封面”,力图展示着各自高尚的思想、深邃的内涵、伟大的追求,但纸张书墨,甚至是每张每页、字里行间,无不渗透出一股“血腥”的味道。但就是发生在1994年4月7日至6月的卢旺达大屠杀,胡图族对图西族及胡图族温和派又组织的种族灭绝屠杀,就造成近百万人的死亡。获得了入围奥斯卡金像奖的《我是杀人魔王》纪录片,对发生在1965年9月30日的印尼屠杀华人事件做了真实的记录,短短的几天就造成数十万华人的死亡,其手段之残忍,场面之血腥,无不让世人震惊发指。看似因物质利益,或是“仇富”“仇官”的贫富不均,实则背后无不有其深厚的宗教背景。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法国胡格诺战争、中东战争,包括中国黄巾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等等,无不都是以“上帝的名义”“神的旨意”当作统一思想的“开路先锋”。今日乃至未来世界的人类争斗,也无法摆脱“宗教”的“光辉”,一着不慎,同样会打翻“宗教的醋坛”,世界同样会因“理论思想”激烈争辩,而以“现代”的方式展开生死搏杀,酿成更加“血腥”的场面。
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纶数百家,出入千家言。一切诸相看似虚妄不实,尤其是形式的千变万化,随顺而变,经常是把非树的菩提、不台的明镜进行多余的修剪和除尘。一切因缘聚合形成的万物现象,都会如露水闪电,转瞬即逝,并运动着无穷的变化。正所谓: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万事万物的千变万化,如同时间永不停息,过去将会更远,现在也会过去,即使未来也必定会成为过去。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19世纪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不自我们始,也不由我们终。”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说:“世上本来无所谓好和坏,思想使然。”心若无物,自然也就有了一砂一极乐,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一念一清静,更会是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流水下山非有意,片云归洞本无心。莫言在《檀香刑》中有一句话:“世上的事情,最忌讳的就是十全十美,你看那天上的月亮,一旦圆满了,马上就要亏厌;树上的果子,一旦熟透了,马上就要坠落。凡事总要稍留欠缺,才能持恒。”如若你我不死只活,莫言肯定不应,阴晴圆缺,生老病死,是为道法的自然。庄子有“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达·芬奇也有“正像劳累的一天带来愉快的睡眠,勤劳的生命带来愉快的死亡”的感言,只是生死的观念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同,但生的该生,死的必然,存在的消亡,自然伴随着精神的转变,并一直到永远。不然爱因斯坦也不会发出如此感叹:“我们这些活在世上的人真是奇怪!每个人来到世上只是匆匆过客。目的何在,无人清楚,虽然人们有时自认为有所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