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战线的一些人与散乱的囚犯群体有接触，但难民营囚犯的悲惨处境并没有直接触动他们。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处境，随着德国周边战争的夹击加紧，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成千上万的平民难民逃离东部的红军和西部的英美盟军控制区，涌向德意志帝国的中心。1945年2月，帝国宣传部估计有1600万至1700万平民在迁移。一些家庭能够在较早的时候离开，秩序井然，其他则匆忙收拾东西，在越来越混乱的情况下逃离。有些人坐火车，与愿意陪同他们的亲戚一起；其他人的旅程则是在开阔的乡间长途跋涉，常常与陌生人一起步行，寻找不确定的住所。
虽然联邦德国人也逃亡，但受打击最严重的是民主德国人。到1944年夏天，军事撤退意味着大规模的平民流离失所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德国人害怕被苏联控制，因为红军士兵的强奸和残暴是司空见惯的，考虑到德国人自己在东线的残暴，没有理由指望敌人的怜悯。决策者没有及时安排疏散平民，而是等到最后一刻才下令让人们离开，把疏散工作变成了混乱和长途迁徙。
在这些困难的条件下，当平民逃离丹泽(Danzig)，撤退的士兵被向西转移以巩固中央帝国的防御时，丹泽就成了瓶颈。德国东普鲁士最西部的据点丹泽，估计有150万当地居民，加上1945年2月另外40万过境人口。当6000名德国人每天乘船和经陆路“跋涉”离开时，每天又有25 000人涌入这座城市。1945年1月30日，一艘满载丹泽地区士兵和平民难民的“威廉·古斯特洛夫号”欢乐轮船在波美拉尼亚海岸附近遭到苏联潜艇的鱼雷袭击。
一个月后，英美部队正逼近莱茵河，当看到国家社会党领导人乘坐被征用的汽车驶向安全地带，而其他所谓的“人民共同体”成员徒步前往时，平民们的幻想破灭了。民众不再依赖于党，取而代之的是坚强地自力更生，以弥补战争最后几个月普遍的行政混乱。人们只能面对现实，将就苟活，住在他们能找到庇护的地方，等待冲突结束。到5月初和平到来前，邮政服务已经几个星期没有运营了，许多家庭成员已经有三四个月或更长时间没有彼此的消息了。对于来自帝国最重灾区的家庭来说，确定自己亲人的位置都是一个巨大难题，更不用说考虑把他们召集在一起，找到回到家乡的路，重新开始。德国，一个位于欧洲中心的现代国家，已经成为一片废墟。
结论
如果说前几年没有人为地明确区别开家庭阵线和战争前线，那么在战争的最后几周，这两方都遭受了不可预测的致命暴力，暴力同样影响到平民和士兵。妇女承担了迄今为止本应是男子承担的战争角色，儿童和老人也暴露在广泛的空袭中。在整个冲突中相互联系的家庭阵线和战争前线现在几乎无法区分。当然，正如库尔特·F. 在1944年所意识到的，这场战争中最好的地方并不在后方。
除了家园和前线之间的许多联系之外，本章还强调了德国继续推行战争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其控制的欧洲领土的开发。占领区为工业提供了劳动力、食品和原材料。尽管平民并不一定承认这一变化，但德国的国内战线却成了一个国际空间，德国人在这里与波兰人、苏俄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和其他欧洲人一起工作和生活。与这些人的互动，包含了开放和同情，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爱，以及没有共通的人性的残酷。
控制平民与外国工人和战俘的交往，只是当局试图在整个冲突中引导德国人的行为和操纵士气的一种方式。尽管官方担心，但平民的士气并没有衰减，德国人继续相信他们会赢得战争，直到战争接近尾声。直到1945年4月，即使他们不再相信，他们也仍然继续在最后一个据点为撤离者提供社会服务和安置。总的来说，第三帝国的领导人成功地做到了国内阵线上的令人满意的程度。希特勒和他最亲近的顾问们跟踪民意，特别是通过可持续发展报告，有时改变政策，考虑平民的意愿。历经盛衰沉浮，尽管做出了许多牺牲，但没有出现群众背离国家社会主义的现象。国内阵线的持久支持是有效推进战争的一个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