茱莉亚·S.托瑞(J ulia S. Torrie)
介绍
1944年6月初，德国士兵库尔特·F.(Kurt F.)在等待盟军登陆法国时，写下一封给父母的信。一位朋友告诉他，他的家乡哈姆(Hamm)又被轰炸了。当他看着飞过头顶的飞机时，他想也许盟军永远不会降落，会试图完全通过空中摧毁第三帝国。他写道：“战争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像电影里那样，最好的地方在后方。”
典型的战争故事描述坚强的男人勇敢地面对敌人，而女人则在相对平静的家里维系家庭。我们倾向于从对立的两方来思考冲突：战争与和平；前线与家园；男性与女性。当然，这些对比只是方便思考的工具，但是像库尔特·F. 这样的信提醒我们，这种区分可能是武断的。家庭和前线之间有许多联系，因为士兵们经常写信，讲述他们的经历和感受，而他们的妻子、家人和朋友每天分担忧虑和希望。战斗的胜利，或许可能更多的是战斗中的挫折，影响着平民的情绪，而家里的士气打动着前线的士兵。除了共同关注的问题，“家”和“前线”是同一冲突的不同部分，正如库尔特·F. 所指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方不再像过去年代中那样安全。在战争期间，暴力从一个地区蔓延到另一个地区，士兵和平民都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本章在第三帝国战时大背景下，通过三大主题来考察德国国内战线的生活。第一个主题是民众的士气，特别是动员社会发动战争的必要性与政府担心对民众要求过多会削弱他们的支持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们鼓励读者考虑阿道夫·希特勒和其他重要人物的相互作用，如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警察和党卫军总司令海因里希·希姆莱、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及“人民共同体”。这些人在多大程度上关注民众的士气，这对他们追求战争有什么限制——如果有的话？
第二个主题探讨长期战斗如何依赖对德国所占领土的开发来为工业提供劳动力、粮食和原材料。德国人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他们对征服资源的依赖？他们如何与国内战线的许多非德国人——包括强制劳工和战俘——相互影响？他们知道多少对这些人的非人道待遇，以及对犹太人和其他人歧视、清除，然后大规模屠杀——本书其他章节较翔实论述的主题？
最后，本章强调在整个冲突中，家庭阵线和战争前线之间的关联性。随着战争的继续，最初的胜利被僵持和德国命运的逆转所取代，德国民众的反应如何？妇女的情况如何？确切地说，她们同工作岗位上的男人、休养的士兵、老人和儿童一起构成国内阵线，是其最大的群体。空中轰炸带来的威胁越来越大，它比其他任何威胁都更倾向于消除战争和家庭阵线之间的差异。当空战蔓延天际，平民们蜷缩在掩体里，看不出他们自己的处境与士兵的处境有什么差别。这一印象逐步加深——当最后的动员导致年轻人和老年人、妇女及男子一样被征召入伍时，从来没有完全分开过的家庭阵线和战争前线正逐渐融合在一起。与此同时，恐怖肆虐，秩序崩溃，第三帝国滑向崩溃。
战争初期的士气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即便是在人们一致支持希特勒扩张主义的德国，也没有多少民众对此抱有热情。从上一场战争结束到现在还不到30年，德国人并不想再卷入新的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显著特点是粮食和燃料短缺，同时人们普遍感到资源没有被公平地分配给全体人民。那场战争以惨重的损失和《凡尔赛条约》而告终，这一条约在未来几年里使德国陷于瘫痪。也许最重要的是，许多军事和政治领导人将失败归咎于家庭阵线，他们表示，如果平民的士气更加旺盛，德国可能就会赢得这场战争了。这显然是错误的，但对平民能否挺得过另一场冲突的担忧，影响着新的战争计划。
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家社会主义者在经济、政治和宣传上都在为战争做准备。市民们被鼓励不要把第三帝国看作一个扩张主义的侵略者，而是一个被四面八方敌人包围的被围困的岛屿。战争开始时，他们自认为是不情愿的战士，为责任所迫而保卫家园。
战争最早的一些影响是在西部边境地区显现出来的，特别是从1938年起，类似于建造“西墙”这样的防御工事将数千名年轻男子送到沉睡的乡村。到1939年8月下旬，为军事行动清扫德国边境以及避免平民落入敌人手中，大约50万人被从萨尔、普法尔茨和巴登(Baden)预先撤离。尽管大多数人在与陌生人一起不舒服地待了几个月后返家，但这次撤离显现出整个战争期间大规模人口转移将带来的挑战。
随着冲突的深入，党和国家机构的最高成员观察民众的情绪，查找衰弱迹象。整个战争期间，帝国安全部(Sicherheitsdienst或SD)的详细报告追踪了普通德国人的希望、担忧和恐惧。尽管一些学者认为，帝国安全部报告告诉我们的更多的是编撰者的观点，而不是民众的士气本身。但柏林当局要求提供这样的报告，因为他们希望得到有关当地情绪的清楚反馈。对于一个独裁政体，希特勒政权对民意非常敏感，并做出回应。它需要人民的支持以继续战斗，这种敏感性有时给平民以惊人的力量去影响家庭阵线的政策。
与此同时，当局竭力确保顺从，特别是向那些收听国外电台、与战俘亲密接触、抢劫撤离人员的房屋或以其他方式破坏战势的人公布惩罚措施。虽然警察可能希望控制帝国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其极权主义的愿望受到其手段的限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公众的合作。基于邻居、熟人甚至家庭成员的告发，警察可能会调查违法行为并定罪。演说者变得小心翼翼，担心会泄露自己一直在收听外国广播，或者让邻居怀疑自己可能在这么做。发表批评当局的意见，或对战争结果表示关切——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也是很难的。
尽管政党把人们告发察觉到的犯罪行为的意愿视为支持其政策的一种表现，但这一点远不明确。事实上，历史学家罗伯特·格拉特利曾指出，所有告发中约有四分之三是“提供这些信息的原因与明显或明确支持纳粹几乎没有关系”。相反，它们是嫉妒、竞争和吸引关注的结果。尽管如此，不断出现的被告发的危险还是起到了吓唬民众的作用，并加深了当局对日常生活的渗透。
初步成功
随着希特勒的军队轻松击败波兰，德国人那种发动战争的被迫感很快就得到释放。整个冬天，人们热切地关注着丹麦和挪威战争的消息，但也都知道真正的较量是在西方——对法国和英国。直到春天来临，在英军被赶出欧洲大陆前，法国也被德军打败时，滋长的焦虑情绪才得以缓释。战胜法国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因为德国人战胜了他们的“死敌”，为1918年的失败报了仇，并纠正了被他们视为非公正和平的《凡尔赛和约》。
这是战争大获全胜的阶段，西部占领区沉浸在欢乐中的士兵的热情即为明显标志。年轻人写信回家，讲述他们参观法国的历史古迹，第一次在海里游泳，大口大口地吃高卢美食。就在巴黎被征服后，美国记者威廉·谢勒(William Shiler)看到了占领者，“拍摄圣母院、凯旋门、荣军院”，他写道：“数千名德国士兵整天聚集在无名士兵的墓前，那里，火焰仍在圣弧下燃烧。他们仰起露出金发的头颅，站在那里凝望。”
尽管他们在家中的亲人都知道士兵们在光荣地履行职责，他们表现得像踏上土地的征服者一样。1940年的西部战争，仅延后于东部战争一年，就没有了当初表现出来的残暴，但这也不是一场完全“干净”的战争。两条战线都处于不断升级的暴力之中，正如学者拉斐尔·舍克(Raffael Scheck)所指出的，1940年，法国殖民地约1500～3000被俘士兵被屠杀就是明证。尽管这种针对某一特定群体的暴力行为，与最初对法国平民的普遍温和是并存的，但平民的财产经常遭到掠夺，而且德国马克和法郎之间的汇率被定得很低，只有20比1，甚至购买商品和服务也成了一种极不平等的协定。
士兵的妻子应该忠于他们不在身边的丈夫，但占领者很少考虑被征服土地上对性及其他可及**的享受。占领者的行为可能会有损德国人急于在欧美地区展现的他们自己的正面形象，但军队也认识到，占领区的娱乐是对艰苦作战的重要补偿。他们不禁止享乐，而是通过为占领者建立官方妓院，邀请他们乘坐巴士游览旅游景点来引导享受。经过精心审查和管理的娱乐活动对士气有积极的影响，因为他们的家人喜欢从来信中读到征服带来的旅行和消费。
希特勒凭借战胜法国的力量，在国内掀起了一股狂喜的浪潮，现在准备入侵英国。英吉利海峡上空的主要空袭开始，首先是针对英国航运，然后是机场，接着是伦敦和其他主要城市。然而，德国人对于战争正被带向英国的满足感只是短暂的，因为英国皇家空军很快加强了自己的突袭，空战开始直接触及德国。
自希特勒上台以来，防空一直受到鼓励，因为它在几个方面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当务之急一致。德国人痴迷于飞行技术，他们和欧洲邻国一样，坚信下一场战争将以突然的空袭开始。为这一不测事件做准备，使希特勒得以动员社会，并将其置于战争的基础之上。早在1933年9月，法国《马汀报》(Le Matin)就评论说：“德国防空活动推进得十分激烈，这使得人们会认为德意志帝国正处于敌机入侵的前夜。”人们对德国受到威胁的感觉得到了德意志帝国防空联盟(Reich Air Defence League)的强化，到1936年，该联盟共有820万成员，占柏林全部人口的六分之一，黑森(Hesse)、普法尔茨和巴登(Baden)人口的10%以上——这些地区被认为是薄弱地区，因为法国和盟国的飞机很容易进入这些地区。
尽管戈林曾向平民保证，英国飞机甚至永远都无法到达西部的鲁尔工业区，但对首都柏林的第一次突袭于1940年8月下旬发生。到9月底，年轻人从柏林和汉堡提前撤离。儿童被视为国家的未来，仍然是德国疏散方案的重点，下文将详细探讨这些方案。
适应长期而残酷的冲突
德国在1940年至1941年整个冬天继续轰炸英国，但部分原因是为了掩盖希特勒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东方这一事实。1941年6月22日拂晓，军队向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输送了350万人。就像战争开始时对波兰的进攻和一年前西进的行动一样，这种新的进攻对民众来说是正当的——理由是防御。希特勒认为，德国需要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以避免英国人和苏联人的包围——他们正努力合作以摧毁德意志帝国。
虽然人们可能没有料到对苏战争会这么快开始，但他们基本上很快就适应了。但也有人对长期战争的人力成本表示担忧，并对苏联军队可能如何对待俘虏发出质疑。对囚犯待遇的不安源于长期以来的信念，即俄罗斯(及更普遍的苏联)是一个兽性的“亚洲人”部落之地(a land of bestial ‘Asiatic’ hordes)。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士兵就开始了对他们所认为的“俄罗斯野蛮主义”(Russian Barbarism)的战斗，而现在，这种战斗被这种对共产主义俄罗斯激进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恐惧所覆盖。在对俄罗斯人缺乏真实了解的情况下，宣传片换上了原始野蛮的战士、落后的农民和可怕政委的形象。
一些士兵轻松前进，深入苏联领土，而另一些士兵奋力挺进。虽然已在西部战线犯下了暴行，战争后期那里的暴力升级，但东部战线的战斗从一开始就规模更大，更加残酷。士兵们试图保护家人不受有关最严重暴行消息的影响，但偶尔他们信中包含的信息肯定会给读到的人留下印记。1941年8月7日，不莱梅店主兼预备役警察赫尔曼·吉申(Hermann Gieschen)从拉脱维亚某地写信给妻子。他告诉她前一天晚上“从这个地方带走的150个犹太人被射杀，男人、女人和孩子，倒下一片。犹太人正在被彻底消灭……请不要想它，这是迫不得已的。别把这事告诉(我们的儿子)R，以后再说吧!”有些人，像吉申，忍不住分享他们所看到的，偶尔信件也会躲过邮政审查。这些细节仅仅是暴力的暗示，暴力不光是针对犹太人的，还针对当地村民。例如，整个农业社区被烧成平地，以报复被认定的“游击队”活动。
同样令人不安的是，国内有传言称，德国医院的精神病患者和残疾患者正被有计划地屠杀。一些德国人赞成这些针对他们认为的生物学上“不适合”的人的措施，但也有一些人感到震惊：那些本应照顾社会最弱势成员的医生和护士实际上正在杀害他们。天主教和新教教堂的代表们对“T4行动”——根据其所针对建筑的柏林地址(Tiergartenstrasse 4)命名，表达了最强烈的反对。1941年夏天，有关精神病患者遭遇的投诉达到了高峰，当局暂时停止了这项方案。希特勒在8月下旬下令停止，但随后又悄悄重启这项计划，使用致命的药物注射和饥饿，而不是以前使用的毒气。经常会是，亲属在家人死亡几周后才听说消息，他们会收到一份官方证明，交代一个完全捏造的死因。战时状况使得这些谋杀更容易实施，因为亲属与精神病患者失去联系。例如，当他们的家庭医院被改造成一个医疗单位，供“正常”平民轰炸受害者使用时，他们就被转移。在整个冲突过程中，个别德国人对精神病患者的遭遇表示担忧，但成批地屠杀精神病患者仍在继续。当局辩护的部分理由是出于种族原因，部分理由是不能工作的人正在从其他人身上夺走宝贵的资源。
利用欧洲被占领区的资源：粮食
到1942年初，德国未能攻占莫斯科，这表明苏联不会很快被打败。日本袭击珍珠港后，美国加入了战争，德国面临着一个资源以4∶1超过自己的联盟。科隆在春季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千架轰炸机”袭击，这是盟军实力的象征，也是空中轰炸可怕的预兆，德军士气进一步受到打击。
国内战线开始面临物资短缺，尤其是粮食短缺。1942年4月，民众口粮不得不被缩减，整个夏天，公众情绪持续抑郁。国家安全局报告称，粮食状况已经成为“民众的主要谈话主题之一”。1942年10月收获季节，戈林在柏林体育宫(Berlin Sport Palace)发表了一次重要讲话，宣布将“普通消费者”的面包和肉类定量分别从8000克增加到9000克，从1200克增加到1620克。尽管这并没有弥补之前的缩减，而且增加的定量也不得不在次年春天取消，但公众情绪有所改善。
然而，粮食供应只能通过开发被德国占领的土地和继续快速掠夺来维持。德国人开始明白，这场他们仍然认为是防御性的战争，其实需要一个他们持续为之战斗的欧洲帝国来维持。在1939年入侵波兰的四个月前，希特勒曾告诉他的指挥官们：“这是一个扩大我们在东部的生存空间和确保粮食供应安全的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粮食短缺导致了民众和政府之间不稳定的紧张关系，当局这次决心采取不同的做法。
战争一开始就实行配给，分三种类型，分别给“普通消费者”“重体力劳动者”和“特重体力劳动者”。到冲突结束时，共有16个类别，涵盖不同年龄和需要的个人。孕妇、哺乳期母亲和幼儿获得了更多的牛奶分配，而轮班和夜班的劳动者得到了额外的卡路里补给。营养研究表明，一个典型的工人家庭每人每天消耗约2750卡路里，该系统通过向“特重体力劳动者”提供多达4200卡路里的热量来重新分配营养。由于白领工人通常能摄入2400卡路里的热量，重体力劳动者的额外配给也表明了他们的政治重要性——因为他们使战争工业逆转，政府不能冒险激起这些人的反对。
尽管政府在战争初期犹豫是否缩减消费品，但像肥皂和衣服这样的必需品越来越受到严格的配给管制。妇女杂志《NS女装》(NS Frauenwarte)定期刊登文章，解释配给制度，并鼓励平民爱惜衣服和鞋子，使它们尽可能被长久穿戴。与其他战争国家一样，也有回收废金属运动和反对浪费的运动。提倡节俭方面的努力包括提倡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德国家庭每个星期天都要吃一顿低成本的一锅饭(Eintopf)。党代表挨家挨户地收集节省下来的钱，这些钱被捐赠给全国社会主义冬季救济工程〔the National Socialist(Winter Help Works)〕——一个慈善组织，为需要帮助的“人民共同体”成员提供资助。这些尝试的目的是强调德国的团结和团体感，正如流传的照片中希特勒和其他帝国官员享受一顿欢乐的一锅饭所表现出的他们愿意与人民一起做出牺牲。
同样，当局也不遗余力地将军人和平民的饮食联系起来，以避免有人觉得这个或那个群体可能是特权消费者。从1942年1月起，德国所有的餐馆都被要求在周二和周四提供一顿一锅饭或别的简单饭菜。通过分享野战厨房式的食物，德国人可以更广泛地履行家庭和战争前线的统一，以及“人民共同体”的统一。
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希特勒就已经开始准备工作，防备德国可能如一战中一样陷入封锁。他的目标是充分开发现有的农业用地，寻找那些可能会变得难以获得的外国商品的替代品。最大的挑战之一是化肥的供应，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制造化肥用到许多与制造炸药相同的原材料。脂肪和蛋白质也是人们关注的问题，这导致了政府资助的对动物育种、牛奶生产以及培育大豆等传统上不在德国种植的植物的研究。
当局试图更好地储存食物，以便全年都能摄入健康的营养。罐装食品有几个缺点，包括它们的总体质量、重量，以及制造金属罐需要进口的锡板。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开发的速冻技术，能保证更好地储存维生素，而且需要的包装少。国家社会党人支持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并在1939年购买了美国查尔斯伯德赛(Charles Birdseye)研发的工业加工专利，以使大规模冷冻迅速可行。正如历史学家乌尔里克·汤姆斯(Ulrike Thoms)所指出的，希特勒的民族主义政权这一惊人的购买表明，德国人看到了冷冻在为即将到来的战争中能确保充分的粮食储备方面的巨大作用。到1940年，已有约22 000吨冷冻食品投入生产，其中鱼类7000～8000吨，水果和蔬菜14 000吨。然而，运输和储存冷冻货物需要特殊设备，而国家社会党人的梦想很快就受到了战时物质条件的限制。冷冻促进了挪威鱼类以及主要用于军事用途的法国肉类和蔬菜的开发，但新技术并没有转化为对冷冻食品的大量消费。
尽管战时的创新为后来的扩张打下了基础，但很难判断战争期间大多数德国人的烹饪和饮食习惯到底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当然，脱水食品被大量引进，大豆和豆芽被用来填补肉食配给空缺，豆粉给速食饮品提供了食材。传统食物仍然占主导地位，然而，随着包括食用土豆在内的根茎蔬菜数量的增加，肉类和脂肪类饮食的数量却在减少。
被占领国对德国国内战线粮食和消费品的供应做出了重大贡献。1940年，法国丰富的资源让士兵们大为惊奇，他们开始把肥皂、丝袜、黄油甚至鸡蛋等各种东西寄回家。从1940年9月下旬起，除定量配给的货物例外，国防军决定在法国“军人个人可以购买任何他们喜欢的东西”。除了野战哨所运送的许多货物外，士兵带着鼓鼓的背包和挂在脖子上的包裹回家休假成为一个熟悉的景象。他们备受欢迎的到来有助于弥补短缺，这让士兵感觉自己是一个大度的英雄——历史学家戈茨·阿利(Gotz Aly)认为，这加强了民众对希特勒扩张计划的支持。从1943年开始，对德国的空袭愈演愈烈，士兵们紧急搜查占领区，寻找基本生活用品，再送回家给遭受轰炸的家人。购物成了更为公开的掠夺形式的替代和补充。
尽管西欧人遭受了许多苦难，他们的战争岁月记忆就是饥饿岁月，但在苏联，对被占领区的榨取却走得最远。粮食和农业部国务秘书赫伯特·贝克(Herbert Backe)认为，挖掘东部粮食资源对于“缓解欧洲的营养状况问题和减轻交通运输压力”至关重要。德国士兵接到指示，不管国内平民需要什么，都要靠这片土地，正如国防军军需官就被围困的列宁格勒平民所解释的，“每列从祖国运来供给品的火车都会在那里卸下食物。我们的亲人有东西吃，而俄罗斯人挨饿，这样比较好”。随着战争的拖延，德国只能靠彻底耗尽邻国的资源来继续战斗。
利用欧洲被占领区的资源：工人
除了食物和工业资源，帝国还开发人力。有些人是受到激励自愿来的，例如，德军承诺只要有三人自愿为德国工作，就可以释放一个法国战俘。但是，绝大多数人被带到帝国是违背他们意愿的，要么是作为战俘，要么是作为强制劳工。对这两个群体来说，随着战争的继续，工作条件越来越差，口粮越来越少，武断的暴力行为也越来越普遍。疾病是常客。尽管德国的每个人都有受到盟军空中轰炸的可能，但外国人尤其处于危险境地，因为工业场所是轰炸目标，而他们没有跟德国同事同样的避难机会。
为了补偿越来越多的德国男子被征来服现役这一事实，德国引进了外国工人。学者乌尔里希·赫伯特指出，武器巨头克虏伯(Krupp)所在地埃森(Essen)的外国人口从1940年不到1%的低比例增长到1945年初的10%以上。工人们被安置在营地，口粮随着战争的继续而明显减少，并受到随意惩罚。战争期间，至少有17万苏联工人和13万波兰工人在德国丧生，由于这些数字不包括那些在前往或离开德意志帝国途中死亡的人，实际数字可能高出数十万。
最初，由于担心没有足够多的劳动力，外国劳工受到了相对周到的待遇。然而，当1940年法国沦陷、120万士兵被俘虏时，德国突然似乎有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并朝着更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方向发展。一些地方的党卫军和警察代表不等上级命令，就禁止波兰人使用自行车——以防逃跑，并禁止他们进入游泳池和海滩。在整个帝国，他们休假和加薪的权利被剥夺，他们不再被允许进入当地的教堂。从1942年2月起，所有来自东部的工人被要求在衣服上佩戴一枚印有“Ost”(东部)字样的识别徽章。
尽管国家社会主义的种族主义认为来自“雅利安”国家的工人比其他国家的工人更有效率，德国人还是发现波兰工人同样有效率——如果不能说更有效。与此同时，可持续发展部得出了颇为矛盾的结论：大多数外国工人都是不令人满意的工人。他们通过镇压来扭转这一局面，包括开设特殊营地，称作“工作教育营地”(Arbeitserziehungslager，简称AEL)，专门用来“再教育”懒惰的工人。虽然第一个营地，即卢登谢德(Ludenscheid)附近的汉斯维克(Hunswickel)，是为了提升波兰劳工的工作表现而设立的，但德国公民也被派往该营地。它是由建筑公司霍奇蒂夫(Hochtief)和盖世太保合作经营的，前者负责工事，而后者监视和惩罚囚犯。因为在工人被送往这样的营地之前不需要审判，汉斯维克营地(Hunswitkeland)和战争期间在德国及被占领领土开办的其他将近200个埃尔斯(AELS)为工厂和警察处置那些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人提供了快捷便利的方式。到1940年底，汉斯维克收容了大约650名囚犯，进行为期6周的“再教育”。营地的条件很差，25%的工人通常无法工作。事实上，霍奇蒂夫发现那些仍能工作的工人也效率低下，于是很快就退出了这一安排。据乌尔里希·赫伯特说，其他公司已经开始依赖霍奇蒂夫作为惩罚和威慑，他们很快介入支持盖世太保的这一行动。到战争结束时，埃尔斯(AELS)的场地一次可容纳约4万人，他们已成为不断扩大的镇压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吸收工人，而且还吸收任何其行为被视为破坏战事的人。
在有些情况下，德国人和外国同事在一起工作相当顺利。有时，甚至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串通和互助，因为工人们明白，与外国人相处可能有助于维护自己在工厂的地位，工厂不是一个争斗的集体。不过，在很大程度上，德国工人似乎没有对外国工人表现出任何特别的同情，也不关注他们在工作之外的生活，他们的总体待遇或者他们最初是如何来到德国的。
在德意志帝国的所有外国人中，苏联战俘可能面临最恶劣的条件。他们受到德国监管人员的虐待，许多人被派到鲁尔区(Ruhr region)的矿山做苦工。在这里，一个当地的矿工可能既监督工作，同时又控制5名囚犯的食物配给，随意和反复无常的暴力机会**了许多人参与工作。
较幸运的是那些在小企业工作，特别是在农场工作的劳工和战俘。在那里，他们为前线的士兵制造急需的替代品。历史学家尼古拉斯·斯塔加德特说，在东普鲁士的一个典型的大型农场里，只有一名士兵监管25名法国战俘，而在较小的家庭农场里，一到两名战俘可能白天工作，晚上返回混合的睡觉区，甚至不受监管地待在农场里。在这些情况下，相对宽松的监督为外国人和当地平民之间的友善提供了机会。然而，当局认为外国人和德国妇女之间的接触，打开了性亲密关系和种族混合的大门。对于那些被视为“种族低劣”的人来说，友善尤其危险。从1940年6月起，被控与德国妇女“进行被禁的接触”的波兰男子被当众吊死，纳粹政府和警察机构介入防范。在他们看来，这是为了维护丈夫不在时德国妇女的道德。被指控与“种族低劣”的外国人有牵连的女性被公开羞辱，通常会被剃光头在街上游行示众。
在德国的一些地方，这一做法得到了当地民众的认可。他们认为这为其他人树立了样板。在托依林加(Thiiringia)， 800～1000人出来看20个波兰人被吊死。帝国安全部报告说，警察赶走了另外的600～700人。然而，在其他地区，尤其是罗马天主教占主导地位的地区，人们与同是天主教徒的波兰人和法国人有同伴感，他们不赞成公开羞辱。一些德国人抱怨对女性实行性双重标准，但根据罗伯特·盖尔内特(Robert Gellately)的说法，也有一些人认为女性和男性一样有罪，也应该被处以绞刑。
在其他国家，战俘与平民之间的亲密关系尤其糟到禁止，但第三帝国将其视为军事违抗，惩罚很严厉。战俘被军事法庭审判后，被送进军队监狱进行几年残酷的强制劳动。妇女在特别法庭(Sondergericht)受审，理由是她们“破坏了国家意愿而抵抗”(新成立的“破坏”罪行)。他们通常被处以关监禁(Zuchthaus)两年，暂时丧失公民权利，并被要求支付审判费用。根据拉斐尔·舍克(Raffael Scheck)的说法，大多数与战俘发生性关系的案件都涉及法国人，他们可以更自由地走动，与当地居民的接触也比其他囚犯多。这一问题的规模体现在，对法国战俘进行的约1.5万至2万次审判的记录保留下来了，其中80%与被禁止的亲密关系有关。
警方通过隐约的谣言或来自邻居及同事的告发，了解战俘的人际关系。有时，如果盖世太保发现妇女有怀孕的迹象就会跟进。在联系紧密的农村环境中，一些妇女发现很难抗拒战俘的接近，尽管明显的强奸案似乎并不多见，德国法官也倾向于认为，如果妇女不同意发生性行为，她们应该会更有力地进行抵抗。
考虑到他们的总体待遇，就不奇怪外国工人和战俘都不是有效率的劳工。偶尔，有关当局也会承认这一点，并根据工作表现过问具体措施。1942年春，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帝国安全总局(Reinhard Heydrich’s Reich Security Main Office)——也许是最激进的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种族信仰的代表，承认苏联工人的口粮太少，无法维持工作能力。然而，口粮无法增加，因为在同一时期，德国人的口粮也被削减了。直到德国的口粮在秋季增加，外国人的粮食供应才得以解决，而且在整个战争期间，外国人的口粮供应仍然低得惊人。在这方面，同其他方面一样，政府选择奉行歧视性政策——即使这些政策破坏战事。
公众对针对犹太人的措施的了解
我们可以从这种不顾经济需要和战争诉求也要继续歧视和非人道待遇方面，来衡量国家社会主义信念的程度。证明这种驱动力最好的例子就是第三帝国推行针对犹太人政策的顽固性。随着战争的继续和反犹太人措施的升级，国内战线的德国人对犹太人和其他不被认为是“人民共同体”成员的人的命运知道多少？20世纪30年代，许多关于犹太人、政敌和其他囚犯待遇的报道都出现在各大报纸上。当局并没有隐瞒这些信息，而是宣传这些信息，以强化国家社会主义“严惩犯罪”的理念。镇压被描述为帝国摆脱危险敌人的方法，报纸的读者被鼓励将自己视为不适用于该措施的好公民。希特勒以及警察和宣传部门的负责人期望并实际得到了广泛的民众支持，采取措施打击那些被定义为外人的人。同时，公开而强有力的警务制度有助于确保公民遵守政府政策。
战争开始后，媒体提供的有关镇压措施的信息少了，但仍不时有报道。罗伯特·格拉特利指出，由于当局对战时的士气深感担忧，批准这些报道的新闻官员“务必觉得这些报道值得发表，并会得到好公民的接受和欢迎”。从1941年9月1日起，所有5岁以上的“非特权”犹太人都必须在衣服的左胸处缝上一颗黄色的大卫之星。这项措施将犹太人加以区别，使他们很容易成为公众蔑视的对象。受害者的可辨识度也使针对他们的罪行更加明显。对于那些选择观望的人来说，很明显，犹太人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在德国的犹太人总数正在减少。同样，也常会看到犹太人被赶上卡车，被推上火车，先被带去犹太人区，然后被带到东部的死亡集中营。
市民们还通过来自前线的信件了解被德国宣布为“种族敌人”的情况，比如前面引用的赫尔曼·吉申的信件。他们获得的信息是分散的，但德国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并在不同程度上认可了这一点。国家社会主义者非常善于挑起和强化长期存在的偏见，因为他们教导人们将犹太人视为毁灭帝国的全球阴谋的头号罪人。这一阴谋先后被描绘成“英美”或“布尔什维克”，但背后的关键人物始终是犹太人。
德国各种监狱和集中营不断渗透公共空间，这抵消了战时媒体关于镇压的信息减少的影响。像萨克森豪森、布痕瓦尔德和达豪这样的大型和长期营地位于主要城市(分别是柏林、魏玛和慕尼黑)附近，它们还有许多卫星营地。不断扩大的帝国边界上还开设了新的大型营地，被收容的人被安排在农业和工业领域工作。他们身穿容易辨认的条纹制服，在空袭后还被带到大城市进行清理工作。在整个战争期间，营地中的非人道状况与消灭犹太人的愿望，与战事对工人的需求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尽管剥削集中营劳动力用于战事本应更合乎情理，但国家社会主义者却实施大规模屠杀，这一事实突显了他们对消灭德国和欧洲犹太人的重视。
有时，对东部暴力和杀戮的了解似乎影响民众的情绪。士兵们在日记中倾诉他们对战争的大规模、残酷和无情的暴力的想法，并与家人分享他们的忧虑，甚至有深深的愧疚感和羞耻感。此外，有人把德国对待犹太人和盟军空袭联系起来，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原因。然而，大众舆论可能是矛盾的。例如，1943年5月，哈雷(Halle)帝国安全局报道说，人们接受了政府宣传的说法，即犹太人对德国水库发动了所谓的“溃坝”袭击。一些人的反应是说，“杀死所有犹太人”，但同一份报告援引了其他公民的观点，即针对犹太人的官方措施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如果犹太人没有受到德国人的攻击，那么和平早就到来了”。当时，人们对于犹太人遭遇的普遍认识是零星的，常常是模糊不清的。人们的反应是多种多样的，一些人全心全意地支持反犹太人的措施，认为应该继续；另一些人则表示关切，并将自己的命运与德国对待欧洲犹太人的做法联系起来。
在斯大林格勒之后的坚持
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初期的乐观情绪逐渐被顽强的简单坚持所取代。在战争的任何时候，这种变化都没有在斯大林格勒失利后那样明显。1942年秋天，随着德国军队继续在高加索地区前进，临时增加的配给鼓舞了公众的情绪。军队已经建立了与东线的航空邮件联结，这意味着一封信花两个星期就能到家，而不是4个星期。因此，在保卢斯将军(General Paulus)的第六军向斯大林格勒进发的过程中，家属们只在很短的延迟后，就可以跟随到亲人前进的轨迹。控制这座工业城市是保护军队挺进南方的关键。保卢斯的军队虽然在进攻斯大林格勒方面取得了初步的进展，但还是被红军包围并切断了联系。德国空军司令戈林急忙宣布，他可以通过空中给封闭的军队发送补给，但大约30万人的需求很快就耗尽了他的财力。进入深秋，粮食、燃料和弹药都极度短缺，直至12月对苏军的反击失败。因为希特勒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斯大林格勒，保卢斯最初拒绝突破包围圈，但到了1943年1月下旬，他的阵地已经难以防守。剩下的德军投降了，2月初，战斗结束，口袋关上了。
在这一事件发生之前，希特勒的宣传把斯大林格勒战役描绘成一个英勇的牺牲，把士兵们的死亡描绘为一个可以用胜利来弥补的悲剧。这种言论在德国历史悠久，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盛行。然而，此时，这部“英雄史诗”适得其反，因为没有一场胜利可期，德国民众期待成功，却对失败毫无准备。也许最残酷的是，政府利用苏联没有签署《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的事实，声称没有关于德国囚犯下落的可核实信息。它这样做是为了维护斯大林格勒保卫者死于战斗的神话，而掩盖包括许多军官在内的9万人或更多人投降的事实。然而，对成千上万的家庭来说，这个谎言意味着数月和数年的不确定性，因为他们想知道他们的军人亲属是否已经死亡，是否被囚禁然后死亡，还是有一天可能会回来。
像这样的战争悲剧常常促使德国人至少暂时求助于宗教当局，试图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安慰。希特勒政权与新教徒的关系令人不安，与天主教的关系更不佳，两者都被视为公民忠诚的竞争对手。然而，最终，纳粹主义被迫接受民众宗教信仰的坚持，允许士兵在占领区参加教堂礼拜，许多战争受害者由宗教当局而不是政党当局安葬。
在斯大林格勒事件之后，戈培尔想保持民众对党的支持，于是拼命地扭转自己的宣传攻势。紧随斯大林格勒灾难之后，宣传部长于1943年2月18日在著名的体育宫发表演讲，讲德国人民继续战斗的责任，以消除人们对失败的恐惧。尽管演讲的影片显示，精心挑选的观众回应戈培尔全面战争的呼吁达到了狂热的兴奋程度，但事实上，帝国安全局的调查表明，许多人发现演讲和观众的反应相当假。戈培尔希望将民众支持的浪潮向更强大的方向推进，以动员国内战线，但此时，这一体系仍保持原样。
妇女与战争
妇女是国内战线上最大的成年人群体，她们对战争的态度如何尤为重要。国家社会主义者对妇女的政策是矛盾的，而且随着战争的继续而变得更加矛盾。一方面，该党维护传统观念，认为妇女是母亲和家庭主妇，是基本的照顾者，她们将生育和抚养士兵后代。政府鼓励结婚和生育，并通过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组织(NSV)发起的母婴计划支持母亲的工作；另一方面，当局还通过德国少女联盟(Bund DeutscherM?del)和国家社会主义者妇女联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 Frauenschaft)等组织，为离家工作的妇女提供机会。要注意不应夸大这一“进步”，因为妇女工作却没有薪水，虽然她们获得了一些领导职位，但她们的决策权有限，她们往往要向男性上司汇报。然而，历史学家妮可·克莱默(Nicole Kramer)指出，国家社会主义组织中的志愿工作为妇女提供了自我肯定的机会，妇女利用这一点为自己谋取利益，例如作为获取带薪工作的桥梁或作为避免义务兵役的一种方式。
战争的局势倾向于推动政权扩大妇女的作用。在两大战役之间的那段时期，伴随着妇女旧时的就业形式——如在纺织厂工作、做女佣或在家庭农场工作，从事文书工作或在服务部门工作的机会同时出现。国家社会主义者上台后，曾试图通过劝阻妇女外出工作来解决整体失业问题。符合当局种族标准的夫妇可以获得婚姻贷款，但条件是妇女必须离职。然而，在1937年，这一规定被悄悄废除，因为备战造成了劳动力短缺。
当局试图更充分地利用妇女的能力，尽管历史学家认为，它在这方面不如英国或美国成功。没有家庭责任的年轻妇女投入工作，有幼儿的母亲发现自己难以兼顾工厂工作和家庭责任。妇女志愿的战争工作意义重大，但工业生产对外国工人的依赖远远超过对妇女的依赖。
除了志愿工作外，一些妇女不仅在德国境内，而且在德意志帝国占领的欧洲地区从事有偿工作。伊丽莎白·哈维(Elizabeth Harvey)的研究表明，作为教育工作者和福利工作者，她们在国外传播德国文化和国家社会主义思想。此外，由于对承担现役作战角色的男子需求的增加，妇女接管了军事行政和文书工作。大多数女性军人年龄在19～35岁之间，没有直接的家庭责任。历史学家卡伦·哈格曼(Karen Hagemann)指出，“(德国)妇女的部署规模远远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规模”。战争结束时，约有50万人作为军事辅助人员在工作，另有10 000人为安全服务部门工作，40万人在德国红十字会(German Red Cross)担任护士。这些妇女像她们的男性同志一样，一次离家好几个月，她们的信件和归来成了德国国内听到战争消息的另一个渠道。在国内战线，特别是1944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妇女被派去操作雷达设备，从高射炮塔上发现敌机。这些角色使她们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中，其处境有时与士兵所遭遇的条处境当。她们的经历表明，家庭和战争前线是可以相互渗透和依存的空间。
对空中轰炸的反应
这种渗透性在空战背景下变得最为明显。盟军对德国的第一次袭击并不是特别具有破坏性，但改进后的雷达技术很快使轰炸机能更准确地瞄准目标。1942年2月，英国通过一项推进地区轰炸的指令后，突袭变得越来越具毁灭性。1943年春夏季，对德国西部鲁尔地区的突袭不断升级，包括对克虏伯和曼内斯曼(Mannesmann)等矿山和工业公司的突袭。其他城市也成为袭击目标，1943年7月的最后一周，英美轰炸机轮番袭击汉堡市中心。在炎热干燥的天气的助推下，燃烧弹在汉堡警察局长后来估计为22平方公里的一个地区引发了一场大火。在该区域内，温度变得如此之高，以至于沥青路面熔化，逃离的平民被困在路上。火焰吸走防空洞里的氧气，令里面的人窒息，并被烧成灰烬。在街上，警察局长报告说：“孩子们从父母手中被旋风卷走，迅速燃烧起来。”当地救助轰炸受害者的组织变得不知所措，震惊的幸存者逃散到农村，带去了遍布全国的恐怖故事。总的来说，有大约3.4万至4万人死亡，约90万人失去家园。
学者们关于空袭对德国民众的影响看法不一。战后不久，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组得出结论，空袭削弱了平民士气，为结束战争做出了决定性贡献。最近，有人认为，爆炸引起的团结感有助于抵消其对社会凝聚力的破坏性影响。在不通风的庇护所里，当炸弹从头顶坠落时，人们每晚都在战栗。或许，这一共同经历有助于巩固“人民共同体”，因为炸弹让每个人都变得平等。
然而，国家社会主义者对空袭反应的关注表明，他们将空袭视为对士气的主要威胁。为应对突袭，该党及其福利机构——国家社会主义福利组织以热腾腾的饭菜、衣服和前往更安全地区的火车票，试图表现出他们的关切，同时前所未有地介入德国人的生活。1943年12月中旬，宣传部长戈培尔指出，“在国内，我们几乎只忙于空战”。近一年前，为了协调空袭反应，政府成立了部际空战损害赔偿委员会，成员包括各主要部委的代表，以及军方、国家社会主义福利组织、帝国青年领袖和其他机构的代表。戈培尔任指挥官，帝国总理汉斯·海因里希·拉莫斯(Hans Heinrich Lammers)将他描述为“一个精力充沛、政治地位高、民族影响深远的人”。将委员会置于戈培尔的控制之下，突显了空战对士气的重要性。
自1940年以来，对德国的轰炸就一直不断。如上所述，第三帝国在这之前就已经实施了一项兼具实际目标和心理目标的防空方案。当市民们清理阁楼上的易燃废弃物并遮住窗户时，他们成了家庭阵线战士。他们学会了如何用水和沙子扑灭大火，党内志愿者代表(Blockleiter或Blockwarte)监督他们遵守空袭条例的情况。在一些像柏林和汉堡这样的大城市，以及像哈姆和埃森这样的工业中心，建造了巨大的混凝土塔式碉堡，上面有高射炮平台。柏林塔楼的墙大约有4米厚，每个塔楼可容纳1万人——却仍然只是柏林人口的一小部分。隧道里也建了公共避难所，城市居民改造了公寓的地下室，这样当警报响起时，他们就可以带上孩子和财物去到地下。小规模的避难所在遭受直接袭击时几乎提供不了保护，但尽管如此，他们在睡眠中被一次又一次地惊醒，爆炸物砰砰落地，市民们畏缩在黑暗和灰尘中。在汉堡，除了爆炸物本身，燃烧弹引起的大火导致巨大的生命损失。众所周知，总体数字很难确定，但最近的研究估计，在战争结束前，德国有35万至38万人死于轰炸。
面对这样的威胁，从濒危地区至少撤离那些社会上最弱势的成员是有意义的。有限的人口转移在1939年清空了帝国的西部边境地区，但国家社会主义当局仍然对大规模撤离的价值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撤离是一种懦弱的逃走方式。1940年8月，一份德国空军的报告仍然认为“这些措施对于德意志帝国领土来说是不可能的”。
因此，1940年9月底开始了一项先从汉堡和柏林，然后是其他主要城市疏散儿童的令人惊讶的计划的实施。为了应对德国这一年夏天对英国目标的密集袭击，空军加强了自己的突袭。轰炸的增加会引起平民恐慌，这可能是德国人开始疏散儿童的最重要原因。儿童方案打破了战前反撤离的共识，为今后的措施提供了一个样板。随后，又有其他三种形式的撤离：对那些不被认为对危险地区的经济至关重要的成年人进行自愿撤离；将工厂和其他设施连同其雇员一起疏散到农村；将遭受轰炸的平民撤离家园。
儿童疏散计划被称为儿童遣送拓展计划(Erweiterte Kinderlandverschickung，将儿童送往农村的拓展计划)或简称为儿童遣送计划(KLV)。该名称最初指的是党为城市工薪阶层的儿童提供在农村的暑期方案。现在，它被用于那些表面看起来像是延长夏令营的疏散计划。宣传疏散作为一种健康措施可能会让父母更容易接受，避免暗示政府无法保护人们免受轰炸。1940年9月下旬，希特勒派希特勒青年团团长巴尔杜尔·冯·希拉赫负责疏散10～14岁的儿童，而3～10岁的儿童、孕妇和婴儿则由国家社会主义福利组织照料。3～10岁的孩子待在寄养家庭，或在母亲怀有孩子或还有其他小孩的情况下，与母亲一起住在集体设施里。年龄稍大的儿童被安置在青年旅社、旅馆和其他被征用的设施中。所有儿童的撤离都应该是免费的，尽管当局鼓励有能力的家长出资。在整个战争期间，父母还可以自行安排孩子住在更安全地区的亲属那里，然后申请撤离人员的津贴和福利。
经儿童遣送计划撤离的儿童通常乘坐500人一组的火车，有时乘坐莱茵河(Rhine)或易北河(Elbe)的轮船，前往指定的接待区。途中由一名医生和两三名护士陪同，必要时增加国家社会主义福利组织人员。10～14岁的营地由国家社会主义教师协会(Nationalsozialis-tische Lehrerbund)批准的工作人员管理。男孩和女孩的营地是分开的，遵循大致相同的活动时间表——从早上7点的叫醒到晚上9点的就寝时间。课程在上午9点到下午1点之间进行，其余时间则用于吃饭、运动，做家庭作业，干轻松的家务活，及通过广播节目和影片进行政治教育。孩子们的空闲时间是有限的，尽管有些晚上安排读书或手工艺品制作。前撤离人员艾达·路易斯·沃伊特(Ida-Louis Voigt)回忆道：“可以说，我们总是很忙。”让孩子们忙个不停，有助于推进他们作为优秀纳粹分子的教育，并有助于解决严重的想家问题。和其他撤离者一样，14岁的沃伊特(Voigt)非常想念她的家人，尽管几周后她开始明白，“我无法改变这种状况，所以我只有接受它。有时我会哭，当然，这也无济于事”。
起初，被疏散的儿童被送到尽可能远离英国机场的帝国南部和东部地区，另外有一些前往被占领的波兰，后来儿童遣送计划撤离人员远赴匈牙利。焦虑的父母被安抚“孩子们不会最终进入我们的‘匈人’地区，而是在纯粹的德国人中心”。到1942年底，整个学校同母亲及弟弟妹妹们一起撤离。这一变化意味着，从1943年夏天开始，儿童遣送计划越来越多地与德国其他撤离措施相结合。
在儿童遣送计划开始的时候，当局估计柏林和汉堡大约13%～15%的儿童可能会自愿撤离。到战争结束时，根据历史学家格哈德·考克(Gerhard Kock)的说法，实际数字要高得多，85万年龄在10～14岁之间的儿童被送往儿童遣送计划营地(KLV camps)，而同样数量的6～10岁的儿童则同寄养家庭住在一起，另外大约50万名儿童与母亲一起撤离。因此，仅国家资助的撤离就影响了200多万儿童。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被邀请加入儿童遣送计划。为发现传染病(肺结核、脊髓灰质炎)和虱子等状况，当局对儿童们进行了体检。不能被安置在正常群体环境中或与家人在一起的儿童被送到特定的营地。其中包括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如聋哑人或盲人，以及患有轻微行为问题和长期尿床的儿童。规则进一步规定，“在对儿童进行登记时，应尽可能核实他们值得注意的方面和举止的适当性……因其行为和举止而不适合的儿童将被集中在封闭的场所(festen Einrichtungen)”。“良好的行为和得当的举止”不仅是儿童遣送计划的先决条件，而且犹太儿童，那些来自被贴上“不合群”标签家庭的儿童以及有严重精神或身体残疾的儿童也被排除在外。儿童疏散方案的目的是拯救生命，但只是某些儿童的生命，且疏散是根据决策者的条件进行的，而不是所涉家庭的条件。
正如撤离行动提供机会，使儿童在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下聚集在一起，并向他们灌输新政权的原则一样，政党机构利用战争救济将民众中的弱势群体与当局联系起来。在应对空袭的过程中，理论上，城市当局和政党之间存在着分工，前者负责处理紧急措施，如安置，后者的职责包括“领导和照顾民众”。执政党通常优先选择那些可以把自己塑造成施予者的任务(比如经营施粥场，或者分发衣物)，把那些不那么光彩的清理和收费工作留给市政当局。尽管如此，市政当局和党仍共同努力，在受灾严重的社区附近建立联合管理的行动中心(Einsatzstelleri)。空袭炸弹受害者在女护士、教师和图书馆员的帮助下，由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组织或纳粹妇女组织工作人员提供热饮、急救和其他援助。这些中心的工作人员提供基本的衣物和现金预付款，并帮助轰炸受害者填写损失申报表。那些厨房无法使用的受害者会得到一张绿色身份证，凭借它可以从市政、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组织和军队的施粥场获得援助和食物。纽伦堡地区的一位官员在1942年8月说：“所有的党和国家部门都在不遗余力地为遭受损失的民族同胞(Volksgenossen)迅速且充分地提供救济，这给民众留下了一个极好的印象。”
由于不可能建造足够多的房屋来补偿破坏，城市的轰炸受害者被安排在临时设施中，直到他们可以被安置在其他地方。城市的房屋所有人被要求填写一个问卷，该问卷成为申请的基础。1943年的《控制住房令》(Verordung zur Wohnraumlenkung)被用来腾出空间给那些被炸毁的家庭，他们有的搬进了被驱逐的犹太人腾出的公寓。总的来说，住房短缺对工人阶级的压力可能比对其他群体的压力更大，因为工人的住房离工厂更近，因而更容易被摧毁。此外，富裕市民和党内人士更容易迅速找到新房子。
任何不在市区工作的人都被迫离开。成年撤离者一开始可以去任何他们选择的地方，但是在1943年4月，内政部确立了一个指定的接待区名单，使危险的地区与至少一个南部或东部更安全的地区建立伙伴关系。这鼓励了跨地区的协调，使监管撤离人员变得更容易。例如，德国西部一些工业城市的居民被遣往西南部的巴登，而大部分科隆撤离者都去了下西里西亚。
整个战争期间都有撤离人员未经允许而返回原籍的问题。政府试图阻止这些“疯狂回归”，这些回归占用了火车上宝贵的空间，并威胁到疏散措施的有序推进。到1943年，返回的撤离人员达到了惊人的比例，当局对付的措施是拒绝向未经允许回家的人发放配给卡。没有配给卡，平民就不能吃饭，其目的是让他们被迫返回他们的疏散区。然而，1943年10月11日，鲁尔地区的工业城市威滕(Witten)， 300名市民针对这一措施举行示威。大多数示威者都是妇女，有些由她们的子女和丈夫陪同，她们一般是矿工或基础战争工作者。警方拒绝介入驱散示威活动，因为他们指出，拒绝发放返家撤离人员的配给卡没有法律依据，他们从根本上认同妇女的要求。对于这些不由士兵养的家庭来说，撤离是没有意义的，他们住在因需要长时间的战时轮班而很难管理的家中。
起初，当局试图进一步打击“疯狂回归”。例如，1943年11月2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在这一点上，我们决不能屈从于人们的意志，因为人们自然对空战未来可能的发展没有清晰的看法。”他在当月晚些时候的报道中说，我们面临的最困难的国内政策问题是大批返回的撤离人员。在当局努力向撤离者和城市居民等提供食品时，整个帝国的人口自由流动使交通系统负担过重，粮食供应也不稳定。然而，最终戈培尔改变了他对屈从于人民意志的想法，在1944年1月下旬，希特勒下令不得拒绝对未经允许返回家园的撤离人员发放配给卡。因此，当德国“民族共同体”成员反对具体的官方措施时，国家社会主义当局少有地改变了路线。
日益增长的威胁和最终崩溃
与此同时，当希特勒遇到意在结束其统治的直接和公开的政治企图时，他迅速做出反应，显现出极端的残暴。一对兄妹学生抵抗者汉斯和索菲·斯科尔(Hans and Sophie Scholl)在慕尼黑印制反纳粹传单并在墙上写下“打倒希特勒”等标语后，被审讯了三天，然后于1943年2月被处决。尽管这些理想主义者曾希望他们的死会引起大规模骚乱，但慕尼黑大学的学生们却表现出了对当局的忠诚。
其后，1944年7月20日，一个由传统军事和政治精英策划的企图谋杀希勒特的阴谋被实施。密谋者希望杀死元首，然后建立一个非独裁政府，为德国争取一个提出有利和平的建议的机会，密谋者差一点就成功。然而，克劳斯·申克上校(Colonel Claus Schenk)、冯·斯塔芬伯格伯爵(Count von Stauffenberg)小心地安放在希特勒东普鲁士总部的炸弹，炸伤了元首，而没有炸死他。在最初的混乱和纷杂矛盾的报道之后，数小时内，希特勒的生还得到了证实，并通过无线电在德国各地广播。在袭击之后，不仅犯罪者自己，而且他们的家庭成员也被追捕、杀害或监禁。这一密谋并没有削弱民众对希特勒的支持，反而有加大支持的倾向，因为人们对希特勒的幸存表示欣慰。
到1944年夏天，盟军的轰炸进一步加剧，很难否认德国正在输掉这场战争。一旦它不再拥有国内的制空权，大片土地就容易受到更猛烈的轰炸。白天的袭击已经司空见惯，这些袭击往往相对精确，其危险性几乎不亚于夜间区域轰炸。飞机的目标是较小的中心以及大城市，有时会追击单独的列车和有轨电车。如果不能说是明确的，但至少是含蓄的，这些袭击的目标是平民，因为袭击一直持续到战争几乎结束的时候，超出了用于任何重要战略目的的范围。最臭名昭著的是，德累斯顿市在1945年2月13日至15日遭到轰炸，当时德国人的战争显然已经失败。根据奥拉夫·格罗勒(Olaf Groehler)的说法，在战争最后的6个月里，盟军总炸弹吨位的一半以上落在德国，一半的空袭伤亡发生在1944年8月之后。
尽管对“神奇武器”——如以英国为目标的V-1和V-2火箭的宣传，一直到1944年，维系了德国人的胜利希望，但到1945年初，他们开始了解自己处境的严重性。一些士兵仍深信希特勒的帝国将取得胜利的持续宣传，但大多数人继续战斗是因为另一种可能——彻底失败，是无法想象的。当军队拼命坚持时，国内战线当局试图调动一切资源维系战争。连16岁的男孩和50岁以上的士兵都被征召去，但由于武器生产跟不上需求，这些新士兵在装备简陋，训练也较少的情况下就被送往前线。在国内，十几岁的女孩加入了数千名妇女组成的管理防空探照灯和雷达设备的队伍，这样与她们相应数量的男性就可以投入战斗。这些人在工作的地方吃饭睡觉，受训使用手枪来保护自己的岗位，她们充当的角色与她们所替代的男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在各方压力下，社会秩序开始瓦解，当局的行为越来越武断。尽管公开表达对德国最终胜利的怀疑一直是危险的，但现在对战争结果的轻微怀疑就可能导致即决裁判和死亡，或者被关押在遍布德国土地上的监狱和集中营。外国工人尤其引起警方的怀疑，警察常常决定直接向他们开枪——这样更容易。根据乌尔里希·赫伯特的说法，在战争的最后几天，成千上万的人以这种方式死去，而且记录如此零碎，以至于真正的死亡总数可能永远不会被知道。
当集中营的囚犯和其他犯人被驱往德国中心地带开始了致命的迁徙时，恐怖也升级了。这些游行的目的，一部分是为了保卫战俘们为帝国的最后工作能力，一部分是为了防止他们认为的“敌人”落入盟军手中。对于东部的死亡集中营而言，其目的还在于将非人道的待遇和大规模屠杀隐藏起来，不让外国人看到。犯罪者意识到他们可能很快就要面对战后的司法审判，于是记录和杀人设施被销毁。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虚弱得无法走动的囚犯被杀掉，或者干脆被留在原地任其死去。在1945年冬天的严寒条件下，绝大多数人，以死亡告终，其余的人被命令进行残酷的跋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