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旅小说，是伴随着其他题材的小说一同前进的，因此，当代文艺思潮和论争，总是或多或少地反映到军事题材小说创作上来，并对军旅文学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1960年关于现实主义深化论的讨论，就很能说明这一点。1960年，著名评论家邵荃麟提出了“写中间人物”的观点，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深化现实主义的主张。1962年，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邵荃麟在总结发言时对这一观点作了更加明确的阐发。他针对当时文艺创作中不敢涉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不敢揭示现实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粉饰生活，宣扬廉价的浪漫乐观情绪的倾向，强调现实主义的深化。他是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这一角度进行说明的，“如果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现实主义则是我们创作的基础。没有现实主义，就没有浪漫主义。我们的创作应该向现实主义突进一步，扎扎实实地反映现实。”他指出，如何表现内部矛盾的复杂性，看出思想意识改造的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要深刻地去认识、了解、分析、概括生活中的矛盾斗争，更正确地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是作家的新任务。邵荃麟的这一主张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对纠正当时假大空的文学状况，恢复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具有积极意义。但是，《文艺报》1964年第八、九期合刊发表《“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指责“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曲解了“两结合”这个最好的创作方法，认为邵荃麟“所提倡的现实主义，是抽掉了革命性的现实主义”。1966年林彪委托江青主持制定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纪要》将“现实主义深化”判定为“黑八论”之一。直至“文革”结束后，这一主张才得到了公正的评价。
尽管这一讨论后来遭到了粗暴的压制，但开始阶段，确实给部队文学创作带来了较好的影响，其表现是，在这个阶段集中出现了一批表现部队现实生活的作品，如《欧阳海之歌》就是这个时期比较优秀的作品之一。但是，无论怎么说，由于接连对现实主义深化论的批判，对文学创作特别是军事文学创作的影响是较大的。在此之前，军事文学创作曾经出现过的“百花齐放”的崭新局面，以及军事题材的小说一度在整个文学创作中独领**的大好形势，都被暂时地扼杀了，特别是到了“文革”时期，军事文学乃至整个文学创作走向萧条，一些优秀的作品遭到无端批判，一批优秀的作家遭到打击和迫害，文艺园地一时百花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