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后，日本人投降走了，他们才给家里捎了平安信。临近年底，他们回来跟家人团聚。
几天后张露出现在姐姐家又小又暗的屋子里，出现在穿得破破烂烂挺着个大肚子的姐姐前。姐姐又惊又恼：“你！你！你来干什么，来看我笑话？”
看到张露还是那样年轻漂亮，仍然像个小姑娘，此时她那强烈的自卑完全盖过了嫉妒和怨恨，竟产生不安，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她觉得女人只有过上好日子，才会有这样年轻的状态。
不知是嫉妒还是羡慕，这次的印象如此强烈而深刻，竟成为她脑海中常浮现的永恒的画面，并会借此打开她那些纷乱的记忆。她先是看到命运的造化弄人，后又为自己被捉弄的命运深深叹息，她就是在这种的心境中孕育着女儿曲彩云的生命。
几年后丈夫曲连运在一场伤寒病中去世了，婆婆在失去儿子的悲痛和儿媳不敬的气恼中中了风，慢慢瘫在炕上了。失去了儿子的靠山，同时也失去了摆布儿媳妇的精神头，尽管她的神志还异常清醒，但是除了忍受她再也没有办法了。她怀着不满每日的摔摔打打，让婆婆发出她“将来一定会遭报应”的诅咒，平平静静地承受着，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
时光又过去了几年，人们安定的生活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而开始了。
白至诚总是不知不觉跟人们谈起他的家乡，说那是世界上最光明宁静的地方，就是大冬天，太阳也是暧暖地照着，天空总是瓦蓝瓦蓝。他还讲起家里的房子冬暖夏凉，母亲做的衣服和饭菜，他是那样迫切而固执地回忆着被眷恋之情美化了的家乡。
不久新中国的土地改革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开展，白至诚领着张露回到了家乡。他觉得只有回到家乡，才能过上一种安心平静的生活。
他们家的成份是地主，山场土地都被分掉了，但因为受到日本兵的侵占，还有白至诚杀鬼子的英雄壮举，政府和人们把他当抗日英雄对待，家里的房子没动，几个哥哥还住在这里。他的父母已经过世了，家里好像没给他们留房子，他们在家住了几天，便搬到了曲家堡子，因为这里有一所小学校，白至诚在这里既是校长也是老师。他们住在学校旁边的小房子里。
白至诚来到曲家堡子，有一天跟她走个头碰头说:“把孩子们送来念书吧！”没有称呼，这是距那场沸沸扬扬退婚后的第一次见面。
比起当年，他的身材略显高点，肩膀更宽了，胡子和一副眼镜把他颧骨的棱角衬托的更分明。她为他一种庄重高大的神采感到局促不安，感到心中又萌动了从前想象他时的那种眩晕和颤栗，但她对这种情绪似乎感到害怕，更是极力回避他那真诚无私的关怀，像没听到，也没看到似的理都没理昂头走过去了。
在白至诚看来，还没消除对他的怨恨和气恼，从此两个人见面，谁都不说话。两人的关系看起是那样的僵硬，张露到她家也常受到冷落和拒绝。
即使这样，张露也时常去家里看她，很多时候是帮姐姐照看孩子。那时曲彩云五岁，常常一个人被扔在家里，姐姐一再阻止她不用来，她则放心不下，临走还把孩子们该补和该洗的衣服拿回来。
时间长了姐姐有些不过意，也会跟她唠唠嗑，说说心里话。对张露是好是坏，要看她的心情而定，好在张露从来就不在乎姐姐的脾气。看起来她跟白至诚像解不开疙瘩的仇人，但内心对他从未有过真正的怨恨，不但保持着对他一如既往的崇拜，还因为这些年尽心尽力培养了她的儿女们，心里还生出一种感激之情。
她的三个儿子是在同一天上学的，大儿子曲兆和快十五岁了，小儿子曲兆昌七岁较符合上学的年龄。曲兆和成天被要求坐在凳子上写字认字，是极不耐烦的，他牵挂地里的活和没有放的牛。不到十天他就不想念了，白至诚竟然同意了，让他回家好好帮母亲干活。
另外二个孩子可没有这么幸运，他从不放松对他们的管教。夏天，哥俩常在河里洗澡而误了上课，他宁可不睡午觉，在校门口耐心等待。看见俩人顺墙根溜进来，堵住了他们，问他们干什么去了，两人还支支吾吾撒谎说是睡过了头。白至诚抓起他们的胳膊用指甲在油黑泛亮的皮肤上，挠出像飞机留下的白道道，说这就是洗澡的证明。
这个测试洗澡的方法，让两个孩子感到新奇，并对他充满了敬畏，这个方法很快就在孩子们中间传开了。
白至诚常把他俩叫到办公室，拿着他们的成绩单又拍桌子，又拧耳朵地训斥。他对曲兆吉更严些，对这个刚入学就会写“毛主席万岁”的孩子大加赞赏，说他将来一定能出息。有人对他的结论不以为然，何以从写几个字就能判断人的前程？更多的人相信他说的话，把它当作一种预言。
曲刘氏深知白至诚的严厉，是对孩子的有意培养，所以从没像那些糊涂家长，因孩子被打而找到学校兴师问罪。反而儿子们回到家里，她不问原由，不分头腚，还要对他们愤怒地打骂一顿，使得儿子们对母亲的暴力感到反感，对老师则充满敬畏和害怕。他们不禁要逃避，寻找一个能给他们爱护和温暖地方。
他们像捉迷藏一样绕过老师和母亲的视线，偷偷溜到张露这里来，因为姨娘总是给他们留些好吃的东西。无论他们是调皮鬼，还是脏泥猴，姨娘仍一如既往地喜爱他们。
耐心地给他们剪去长长的指甲，掏净指甲里的污垢。给他们理完发，还把他们弄到水井旁，在充满香味的姨子沫里给他们轻轻搓洗，她的动作充满着小心，生怕弄痛了他们，因为没有母亲急躁情绪下的粗暴动作，他们竟沉浸在一种温柔的母爱中变成了无比听话的孩子。
姨娘对他们的淘气虽然也是絮絮道道，但那慢声细语的批评竟像是母爱的叮咛。其实老师、母亲，还有姨娘对他们的教育是一致的，只不过姨娘这里换了一种方式而已。
于是白至诚常把不听话的交给妻子管教，姐姐也常把孩子送到她这里，张露一度充当了孩子们的教母。张露一直没有孩子，那几年曾怀过二次，都在颠沛流离动**不安的逃难中流产，并导致不孕。好在她感觉从不缺少孩子，每天站在家门口，看着满院的孩子，觉得这些孩子都是她的，还把姐姐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
现在姐姐好像并不希望妹妹的命运被张瞎子算中，她不断帮张露寻找怀孕的药方，当张露告诉她，不想再治了，看着这些药就想吐。姐姐就把药熬好拿过来逼着她喝下去，以期来解除命运对妹妹的制约。她说：“没有孩子怎么行，日子过到后来，就会觉得没奔头没意思。”
那几年，张露把所有的精力用在教育姐姐的这些儿女时，姐姐一点多余的精力也都付与了让妹妹怀孕的这件事情上。她细心地观察到张露没有孩子，白至诚没觉得不好，也没有把错误归结于妻子，没有在两人情感上造成任何破坏。
张露体质较弱，每天忙碌的白至诚还要照顾无所事事的妻子，从来没有看到他对妻子大声说话或者发火。两人好像是对对方有亏欠，互相照顾和爱护。
他一口一个张露地叫着，在姐姐眼里则是对张露无比的宠爱了。白至诚的两鬓有了白发，但张露的容颜仍像当年出现在她狭小黑暗的屋子里时的样子，这副像没有结过婚的容颜让姐姐十分恼火。时间在她身上好像停止了一样，这么多年流浪艰苦的岁月似乎都没消耗她的青春，这种被人爱的痕迹，让她的嫉妒之火又燃烧了起来。
在她挑着全家重担的一生中，在她那没享受到男人半点宠爱的婚姻生活里，在她对男人世界几乎封闭的孤寂中，却是那么敏锐，从张露安静的性格中，哪怕一个微不足道的神态，足以洞察白至诚对张露的爱。
她体验着这原本是她的幸福，在乱七八糟的回忆中看到了自己劳累痛苦的命运，内心充满对张露的怨恨，好像谁都无法把她从这种痛苦的境遇中解救出来。以至张露跟她说话时，常常带着不耐烦的情绪和强势的说一不二的态度。
在张露面前挑三捡四，不是这不好，就是那不好，跟谁说话都有一股火药味，就连二儿子曲兆吉上了大学，也没能使她内心祥和，语气快乐。三儿子曲兆昌虽然没有被白至诚培养成大学生，好歹读完了初中，算是个有文化的人，在生产队当队长。她那失衡的心一直没能调整过来，人们议论她对女儿曲彩云都不太正常。
张露常把曲彩云接过来给带着，曲彩云在她这里同样感受到一种母爱。一天姐姐进门，一眼看到张露给女儿梳小辨子那种温馨的母女图，不禁想起人们说女儿长得像张露的议论，她掩饰不住嫉妒之情，恶狠狠地把女儿扯走了。
此后她没有再把女儿送过来，把女儿带到田间地头，用一根绳子拴在一棵树下或是一块石头上，直到地上的潮湿让女儿的腚根肠子伸出来，才在张露的哭诉中把曲彩云抱回她的热炕上。她平生第一次数落起姐姐：“你这是要的哪门子志气！孩子要是落下病根怎么办？”
自从干扰了女儿的初恋，母女就同时陷入黑暗的世界不愿出来。这时曲兆吉要接她去沈阳，他和爱人上班，实在没有时间照看家和孩子。她不太愿走，张露劝说应该去，说儿女需要的时候应该帮一把，并说兆吉多有出息多给她争脸，并夸她这些儿女们懂事。看到张露对她羡慕的神情，才打定主意走。当堡子里的人为她送别时，她表现出这一生少有的快乐和张扬。
她跟怨恨一生的男人，没过一天幸福泰和的日子，却生下三儿一女，张露跟爱她的男人厮守了一生，却没留下一男半女。老辈人常说：“人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实也是，老天总让人有亏欠，留遗憾。姐姐是情感的亏欠，妹妹是没有子女的遗憾，两姐妹都有其独特的经历了。
曲刘氏在二儿子家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好的日子。这个家她说了算，家里又陆续添人进口，让她整天处在忙碌的状态中，但她却是快乐的。曲兆吉和王凤杰一心一意扑在工作岗位上，常参加劳模表彰会，他们的幸福感是建立在对社会的贡献上。曲刘氏感受着日新月异的生活，并把这种好日子归功于新社会和毛主席。
她也一直关注着张露，每当家乡来人，总要打听她的状况。但只要听到来人说出张露的名字，就像一块石头被扔进水里激起她心里阵阵的涟漪，还真不想听到。张露也主动上门，向回去的人打听姐姐的情况。相隔几百公里，两人彼此忘却又彼此牵挂。
一天曲刘氏听到白至诚死去的消息，情感异常复杂。来人是坐着傍晚的火车到达的，家里的人都睡觉了，她坐在**抽烟，听到来人嘴里说出这样惊人的消息时，并没有感到震动，就好像等待的是一个应该早已到达的消息。它是往日怨恨中的诅咒？还是平静心境中对老天爷的祈祷？还是她那坚强生命的等待？在生命的神秘之处，让她感到了某种公正与平衡，竟觉得她那颗备受折磨的心有了一种荒谬的平静。但马上意识到这恶毒心性的不妥，怕遭报应，于是表现出应有的悲伤，还给张露捎去安慰的话和一份厚重的奠礼。
白至诚死于一场运动。当年送纸条的人，揭发了他当年是叛逃组织，在一场战斗中不知去向。白至诚和张露在哈尔滨的那段真实生活，只有那个逃难的老财主一家才能证明，外调的人千里迢迢去调查，老财主和妻子早已死在镇压反革命陪斗的惊吓中，老财主的儿子不知流落何方。
白至诚一下子成为一个历史说不清楚的人，他被学校清除，变成了一个受贫下中农监管的人，但人们对他恨不起来，上级追问下来时，只是走走形式，开开批斗会。人们只记得他是那样认真辛苦，教育了自己的孩子。
只是下乡的知识青年，那些楞头青敢于对他下手，用皮带、用脱下的胶鞋打他，戴着白色纸帽子游街取笑侮辱他。一天，人们发现他无声无息地死在夜里。
后来不断有人跟她诉说，张露那孤苦无助的日子，一种迟来的同情唤起了她旧日的情意，理智也使她明白，张露生性善良，根本没有勾引白至诚，要怪也是怪自己，是她把张露推到他跟前。
当她以七十高龄回到曲家堡子时，所看到的张露比她平日想象的还要可怜，是个五保户，这个名词本身就说明了事实。她们像当姑娘时那样，出于孤独的需要而走到了一起，她们需要交流和分享内心的话语，还有对往日生活的追忆，现在她们内心没有任何阻碍，也毫无芥蒂。
姐姐用自己最好的衣服换下了张露打着补丁的破衣服，并把自己喜爱东西分送了大半。张露身体不好，她就在厨房烧火熬药。她穿着上个世纪老太太的黑衣服，性格古怪，但在张露眼里，则完全没有令人害怕的样子。如果不是她身上大友谊雪花膏气味的提示，竟让张露觉得跟自己的母亲有点相像。
她还大骂自己那几个孩子没有良心不管她。张露说可别委屈了孩子，哪个都孝敬我，说着从炕席底下拿出一些钱，说都是他们给的。在张露的诉说中，不但没有一丝的抱怨，反而有一种知足感，她说：“我好着呢，你看我什么也不用干，无儿无女的，这要是在过去，还不得饿死，现在新社会，有生产队管我，吃的用的都给我送家来了，穿破点有什么，你看哪个人的身上没有一两块补丁？”。
此后姐姐每天都迫不及待地过来，她们有说不完的话。冬天在热炕头上，夏天在门前的老槐树下，沉浸在自己的老年生活中。没有谁来打扰她们，只有些散步的鸡，偶尔看到她们吐在脚下的清痰会过来抢吃，或者五月间的槐花飘落在身上，她们随随便便掸几下。
这样的日子大约过了半年，张露说晚上做梦，看见白至诚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看见她走过来抓住她的手叫她进屋坐坐，当时她就觉得他已经死了，出于从小对死人的害怕，不由分说地挣脱了他的手惊醒过来。
醒来她后悔，自己干吗怕呢，早就想跟他在一起了。这个梦让她预感到一种大限的临近，她对姐姐说：“可能是他叫我去吧”。觉得应该准备那些死去时用的东西了。姐姐不相信她的说法，但看她病秧秧的身子，年龄也不小了，准备也行，省得到时抓瞎。她说：“也行，咱俩都该准备准备了。”
两人都不想穿现在人的衣服走，短衣短裤精穷精穷的样子，于是细细商量起来，被褥是铺金盖银，黄布是细布，白布叫白花旗，姐姐嫌它粗糙和颜色发黄，要用那种白丝绸。外面要穿长袍，即使是三伏天走，也要穿这样的衣服，要以这种宽大厚实的长袍，来遮掩她们死时躺在那里瘦小卑微的形象，还要用彩色的丝线绣上许多精致的花边和富贵吉祥的图案，为自己平凡卑微的生命去争一个富贵不凡的结果。
黄、白，蓝三种布料公社的百货商店里都有，白绸子和彩丝线来的就大费周折了。曲兆吉家的三女儿铁军找她的同学，她同学的同学又不知托谁在苏州和上海买的，当雪白的绸缎和彩色的丝线来到这里时，历经了二个多月的时间。
此后两个老女人戴着老花镜快乐地开始了，每天为自己准备妆老衣裳的日子。她们那精致的手艺和耐心让人惊叹不已，这些围着看的“半边天”、“铁姑娘”，无法想象她们从小就在这种重复又简单的程序中，每天坐在同一个地方，保持一个的姿势，就像被漫长和枯燥日子摆布的木偶。
她们可没有这样的耐心，也不可能任日子的摆布，每个人都能为自己做主。而她们也没有过“半边天”、“铁姑娘”这样开放粗犷式的生活，跟男人们在一起，像男人一样活着。同样也无法猜透她们的心思，她们每天的生活就是为了争夺一个“半边天”和“铁姑娘”这样一个空洞的荣誉称号。
张露体弱，一天干不了多少活。当她把那件白绸子的长袍绣好，姐姐已把全套用品做完了。这时张露病倒了，发烧咳嗽，开始觉得不过是感冒，都没在意，只有张露说自己不行了，几天后她就起不来了，堡子里的人都来看她，队长曲兆昌问她想吃点什么，张露说：“就想吃红烧肉。”
那时猪是集体饲养。曲兆昌领着一个杀猪的直奔堡子东头的猪场，身后跟着一群欢蹦乱跳的孩子，因为不过年不过节就要吃猪肉，令他们兴奋异常。曲兆昌在这些皮毛油亮的黑猪中间转来转去，都舍不得，最后眼光落在一头即将淘汰的老种猪，它骨架高大风烛残年在那里苟延残喘。
家家都霍霍磨刀，堡子里竟充满一种节日的喜庆。傍晚的饮烟升在半空时，整个堡子里弥漫着一股难闻的尿骚味，那么浓那么密，半夜刮起的大风都没能把它们吹散。是那头公猪肉的气味，许多妇女和孩子拒绝吃它，男人们虽然不在乎，却也觉得味不正，但还是觉得比白菜土豆好吃。
张露吃了一碗这样的红烧肉，但她却带着一种满足感。当她出现昏厥时，按着习俗就要把她当死人抬上灵台时，被姐姐严厉地制止了：“住手！都给我住手，谁也不许给我动！”
人们停止了一切动作，静静地看着。她拉着张露的手，俯下身子轻轻地叫着她的名字，想用亲切的感情唤醒她。一会儿张露还真的醒过来，脸上充满着红色的光亮，微笑着一一辨认围在她身边的人，还费力说：“大家都那么忙，还来看我。”当目光落在姐姐脸上时，她的嘴动了动要说什么，却一下子闭上了眼睛，就像被什么力量突然带走。姐姐感到自己的手越来越攥不住妹妹的手，离她越来越远……
曲兆昌吩咐在大门挂起黑纱，堡子里停止一切生产活动，都来为她安葬。她躺在大红贴金的棺材里，穿的富丽堂皇庄重安详。人们没有悲哀，这不是跟她没有血缘关系的原故，觉得她终于跟白校长合葬，死对于她是最好的归宿。
因为是个大三天，张露要停放三天才能下葬。三天里前来吊唁的人实在太多了，其中大多是周围村子的人前来一睹她那身豪华精致的死人装束。觉得她就像戏台上的贵妇人，她以这样的身份和形象到了另一个世界，让许多上了年纪的女人羡慕不已，她们觉得死不是小事，能死出贫贱和富贵。
连孩子们都不害怕跑来看一看，他们只是感觉有点古怪而已，就像公社九英寸电视里的马王堆女尸。
人们对辞世的人不免爱追忆，人这一生就像个多棱镜，给人留下不同视角的印象。从她来到曲家堡子，就像灵前那张黑白照片，人们从来就没觉得她有多漂亮，单眼皮，脸色发黄，没有屁股，每天病怏怏的样子。但她和蔼善良，帮大多数挣工分的女人带过孩子。曲兆昌曾斥责这些女人说：“你们没看见她身体不好么？有能力给你们看孩子么？告诉你们，不准再往她家送了。”
第二天家里仍会有孩子，但不是这些女人送来的，是她上门把孩子抱回来的。除了回报人们对她的照顾，心里是真喜爱孩子，白至诚走后她的生活更是依赖这些孩子。说一看见孩子，身上哪也不痛了，就想笑。看来她不是活在无儿无女的孤独中，而是活在对快乐的感受里。
大伙都知道她姐姐心里跟她那点过节，觉得是她用善良包容了姐姐那失衡的心态。在姐姐被儿子接走后，她像母亲一样照顾被姐姐弃之不顾的女儿，用耐心和善良化解了存留在曲彩云心里，跟母亲赌气时发出的冒着丝丝凉气的终生不嫁的毒誓，使她没有成为一个老死在孤独里的老处女。
姐姐面对灵前那副黑白照片有点神情恍惚，怎么也无法把眼前这副瘦弱善良的老妇模样，跟心里嫉妒的那个穿着碎花小夹袄，梳着厚厚留海的小姑娘形象统一起来。追忆妹妹的一生，她没有悲哀和痛苦，只感到有一种深深的内疚。没想到这一年来的日日夜夜的追赶，竟是为张露做了一身精致的妆老衣服。现在想起有点怪，她像是受了什么催促，像年轻时的急性子，有时半夜醒来，也会点起灯绣，可能还有一种攀比的心理吧，她事事总是想抢在别人的前头。
其实她从来没有看到这一点，在刺绣上张露是永远无法超越她的，因为一个抢尖要强的人，只要用心和付出，技艺就会高超，处处占人上风，只是她无法跟命运较量而已。
姐姐就是用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来做自己的妆老衣裳，却因张露的突然病逝，给她穿走了。她抚摸着这些绣工精致，华丽无比的妆老衣裳有些恋恋不舍，但还是叫人拿走了。看到她穿得这样富贵吉祥，觉得这一生对妹妹的亏欠，老天爷让她以这样的方式给予补偿，心里是很安慰的。
这个在她面前总是逆来顺受的女人，让她看到自己往日是多么任性和蛮不讲理。在她后悔的间歇，忽然明白张露的离去，将给她带来多大的孤独和寂寞，不禁害怕起来，感到对妹妹的诅咒和怨恨，并没有得到老天爷的原谅，正因她的离去而受到更加残酷的折磨。
她没有地方去了，没有说话的人了。往日一吃完早饭，就挟个包袱离开儿子那闹哄哄的家，像赴一场约会来到张露这里，她们不管别人，默默分担着彼此光临的老年寂寞和孤独。
张露的去逝，让曲刘氏的日子没了盼头，精神都垮了，整天躺在炕上昏睡，就是坐起来吃饭，周秀华都要用枕头和被褥支撑着。她不梳头不洗脸，目光混浊，充满着心不在焉又疏忽大意的样子。
周秀华从来没有看见过老太太如些衰弱和不整洁的样子，请来的大夫都看不出她的症状所在，只叮嘱周秀华给她喝绿豆稀粥。周秀华忙着家里家外，不时要跑过来看看，这样过了二个月，快要把她拖跨时，一天清晨，老太太忽然坐了起来，不顾人们的劝阻，开始收拾起自己那些物品，并开口骂人。
她骂张露，说狠心把她扔下不管了，骂天骂地，骂阎王爷，怎么不把她领走，这种像年轻时意志坚强，精力充沛的样子让周秀华大惑不解。
此后她总是生气的样子，一大早起来就归置她那些物品，弄得叮当乱响。一边骂，一边用苕帚不停地扫炕和她的被褥。要有太阳，就晒被子，一边用鸡毛禅子敲打着被子，一边骂着：“臭不要脸，臭养汉老婆，还安假屁股，破鞋精。”刚开始声音不大，就像老年人的自言自语，一会儿声音就大了，堡子里的人都听到了，他们跟周秀华一样费力猜测：“这老太太骂谁呢？”
在每天不厌其烦的骂声中，“臭不要脸，臭养汉老婆，破鞋精”，这是几个固定、必有的词汇，一般的女人倒是可以这样宽泛的骂。但安假屁股这一条，有针对性，周秀华搜寻所有认识的人，跟谁也对不上号。老太太跟人接触少，也挨不着她这样骂。难道是城里那些年轻女人？还是对张露怀着永远的嫉恨，才给她留下这永不消逝的妒恨之声？
那时对于封闭的乡村人，见识和想象力都是有限的。想象不出假屁股是什么样？用什么做的？它像老太太出给曲家堡子人一个谜。对于那些好奇人的询问，她从不给予正面回答，骂的更起劲了，也不正眼看这些对她不怀诚意的人。
这些试图接近她的人并不是带着关心，而是对她探寻和猎奇，有人问周秀华对她好不好，有人问想不想女儿，还有人问当年被白家退婚的真相，他们更想知道她每天在骂谁？但她的思维世界是清楚有秩序的，并不像展现给人们的那样混乱，除了骂，对他们一个字都不说。
一年后的一天，她的孙子孙女和一些孩子们，在院子里把一些彩色的纸片往树枝上粘，使它们看上去就像一束束绽放的花束，拄着拐杖的站在秋天的老阳里看着，这些孩子们手里举着两束纸片花上了公路。
公路上有游行的队伍，打着标语呼喊口号：“打倒四人帮！毛主席万岁！”多年后“四人帮”是一个名词概念，对后来人来说不过是一个用来称呼某种遥远而又模糊事件的字眼，它们唤不起人具体的感受。对堡子里的人来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只不过是内心震**后又百思不得其解的糊涂而已，谈不到高兴，只是顺应上级的要求，扎花、游行庆祝。
老太太的表现有点异常，她坐在门口，看见来人竟然主动打招呼，而接下来继续骂人，：“呸！一看就不是好东西，毛主席死时她一个眼泪都没掉，假门假式，呸！按个假屁股，戴个假奶子，还戴个假发！呸！”
人们终于明白，原来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在骂一百杆子、一千杆子、一亿杆子也打不着的一个女人——江青。无论是社会角色的差异，还是地理时间上的差异，她每天对这个女人咒骂不止，就像对外星人咒骂，就像对上个世纪人的咒骂，显得滑稽可笑而又毫无意义。而她骂的是那么认真和执著，带着自己强烈的愤怒，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在她的骂中人们还知道了，这位中国红色第一夫人的一些传言，不过是些在曲兆吉家听到。说她要当女皇，早就是个破鞋精。这些天，人们分批分拨地到公社礼堂参加毛主席的追悼会，因为老太太透出的信息，对九英寸黑白电视上穿一身黑的江青有种模糊的好奇和想象，这多少冲淡了一种悲痛情绪。
回来后的女人们纷纷来到周秀华屋里，争抢着表达自己的好奇，发表对江青的看法和议论，这种乱哄哄的嘈杂简直像国会议员在争吵辩论。周秀华不时用手指捂住耳朵，怕把自己的脑袋弄炸了，她笑着看着这种热闹场面，没有制止她们自以为是的胡说八道。
男人们也来到曲兆和的炕上，曲兆和还没有回来，饭桌上的饭菜被周秀华用盆扣上了。在曲兆和没回来前，大伙的谈话比较轻松，不像西屋的女人，从来不是回到自己的角色中去理解和探询，而是带着社会惯有的态度，对人简单粗暴地批判、指责、嘲讽。他们是在沉闷乏味的生活里带着聊以解闷的快乐，小声地议论假屁股、假奶子和假头发的一些事情，他们对这些根本没有用的、甚至有点低俗、跟自己生活毫无关联的事情感兴趣，这除了唤起人的好奇心，还会让人感到世界的奇妙。
这种爱八卦并不表现人性的可恶，甚至有点可爱。他们从老太太的骂声中知道江青竟然不是处女，有过好几个男人，这实在令人难以相信和理解。他们所在的环境不但要求自己是纯净无暇，还习惯要求一个崇拜的领袖拥有一个纯洁的造化物。
连日有好几家夫妻闹了矛盾，周秀华调解后当笑话讲给人们，都是男人夜晚禁不住向妻子发问，江青要是把假发、假屁股和假奶子拿掉是什么样子？这种想入非非的神情触动了妻子敏感神经，觉得不但损害了自己的纯洁，更要避免他们道德滑坡才忍不住打骂起来。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思维，甚至有些大不敬，但人的大脑就是这样率性而动，大多数人对于这些八卦的偏爱程度，远远高于生活中那些有意义的事情。
每天晚饭后，曲兆和都要来看看母亲，给她装袋烟，陪她坐一会，他们只是各自抽着烟，既不看一眼傍晚的霞光，也不说话注意对方，不一会曲兆和就陷入沉默寡言的深渊，母亲也开始了让人受不了的咒骂。
那时改革开放的序幕刚刚拉开，来找周秀华的女人们的穿戴打扮有了很大的变化，只要这样的女人一进大门，她就骂开了：“臭不要脸，养汉老婆，狐狸精！”包括她的亲生女儿曲彩云。好在来人没感到是骂自己，以为是老年人的特性，谁也不在意。有些人给她送上礼物后，还试图跟她唠嗑套近乎，老太太根本不正眼看她们，骂得越来越起劲，越来越生气的样子。周秀华知道老太太的心思，她不喜欢打扮漂亮的女人，吓得赶紧把她们带到自己屋里。
没有人敢劝她改改骂人的毛病，家里人也没有把这当疾病，她每天都呆在自己的屋子里，既不上老儿子曲兆昌家坐坐，也不进周秀华的屋子跟女人们唠嗑，了解一下外面的情形，连饭菜都吩咐送到她屋子，自己一个人吃。
每天做早饭的时候，周秀华在厨房里忙乎着，有时还撅着腚从虚掩的门缝中往里面窥视。老太太起的也早，她一边收拾炕上的行李，一边骂人。开始的骂声不大，怒气也不大，就像平日的牢骚和怨言，数落起一生中那些重要事和跟她相关的几个人，张露，白至诚，丈夫，婆婆，女儿等。倒有点像对人生一种回忆的方式，最后生活好像已**尽了她全部的怨恨，一上午她都处在一种老年式的清心寡欲的平静中。
中午午睡起来，或者是家里来的某个女人激怒了她，她坐在炕上，腰板笔直，神态专横，就胡乱骂开了。越骂声越高，有时怒气能把自己给震起来，就像盘膝打坐练武的人离开地面。本该是一双混浊温和的老年人目光，因为长期的愤怒，却具有食肉动物咄咄逼人的目光，骂到江青时她的怒气更加强烈，就像突来的一场暗无天日的沙尘暴使人感到惶恐。这不像是一耄耋之年的老妇，倒像一个有着年轻人精力特征的悍妇。
周秀华真怕她把自己骂坏了，倒头来还得给她看病，她劝过她，但不起作用。人们都认为这是一种老年人的糊涂，却不知是一种嫉妒的心理疾患。嫉妒者可以把被妒嫉者骂得一无是处，以为会被诅咒的一生不得安宁，熟不知，这丝毫不会损伤被嫉妒者，自己却遍体鳞伤。
嫉妒几乎贯穿了她的一生，使她一生陷于怨恨，变态，疯狂，后悔等内心善恶挣扎的痛苦境地，始终也没被自己认识，也就没有消解的一天，只能是长年累月地变成天天啃噬她内心的隐疾，痛了她就大骂。
而每天咒骂江青、丈夫、婆婆、张露、女儿和来家里的这些跟她毫无关联的女人们，其实是疏导多少年来积郁在她心里的不平和那些绵绵不绝的怨恨，是身体的自愈能力。所以老太太一直无病无灾，精力充沛，身体硬朗，九十高龄无疾而终。
那天起来做早饭的周秀华，没有听到老太太那回忆式的骂声，撅着腚从门缝里一看老太太仍躺在哪里，有种异样的寂静，她心里一惊推门进来，发现老太太已平静地离开了人世，她慌乱地跑回屋子告诉像铜像一样坐在哪里的曲兆和：“你妈走了”。
然后叫来了人，这时天下起了鹅毛大雪，看着在纷乱大雪中忙碌的人们，周秀华心想这个家终于要清静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