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曲兆吉“老太太非要回来”的信，周秀华的头嗡的一下子就大了，冲口便说出一大堆不满的话：“老太太二十多年在他家像扛活一样，每天生煤球，做饭带大了四个孩子，现在两口子退休了，老太太没有用了，就往咱家打发了。”
现在周秀华的五儿一女都长大了，日子虽然紧巴点，但过得挺舒心，曲兆和整天在外面忙，家里的事是她一个人说了算。老太太要是一回来，她又要过那种憋屈人的日子。
她对这个婆婆不但没有好感，还带着成见。她费了好大的劲想阻止老太太回来。这种整日在曲兆和耳边，像蜜蜂一样嗡嗡的絮道声把曲兆和惹火了：“她是我妈，她要来，能不让她来？”
周秀华听了心里老大的不满，觉得曲兆和从不像别的男人那样对老婆，有知冷知热的体恤，或者帮她撑腰说话。她跟他没有那样的夫妻感情，年轻时也没有，他每天回到家里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坐在炕上不停地抽烟，阴沉着老脸，愁眉不展，就像心中有什么无法排解的烦恼。周秀华跟说话，他毫无反应，好象对妻子的话不感兴趣，周秀华对他无话不说，而他却守口如瓶的样子。
当炕上陆陆续续坐满了男人，他才会从那种失败的模样中走出来，跟人说话并掏出他心中的秘密。周秀华对此很生气，把门一摔出去找人唠嗑，渐渐地她不身处那个孤独的世界，在家里建立起了一个热闹的场所，每天找她的人多的，一点不亚于来找曲兆和的人。
七十岁的曲刘氏发现，退休后的儿子不让她干任何家务，说是让她享享福。她忍不住找点活干，哪怕剥根葱，儿媳都会立刻喊住她，既不让她干，也不让她碰，家里的一切对她都充满了禁忌，似乎她是个不洁之人，她厕后洗手碰到的水龙头，儿媳都会冲洗。
她一生是多么刚强和干净，这种限制让她怀疑是嫌弃。再说她的身体还硬朗着，也不习惯这种不干活、坐吃等死的日子，这使她心里产生老大的不快。
她不习惯儿子儿媳退休的日子，觉得有一种无形的束缚。他们在家的时候，她只能受困在一个屋子里，所有的注意力都受控于儿子和儿媳弄出的一些响动。曲兆吉拍打苍蝇的声音，王凤杰洗衣做饭的声音，他们小声说话的声音，还有孩子们骤然回来时的热闹声。到了深夜，这些声音才会停止，不然它们像生命有活动的迹象，窸窸窣窣，刮哧刮哧地存在着，搅扰着她的神经，令她不安和烦躁难耐。
她坐在屋子里，任由不快与烟雾包裹，沉浸于失望与自怜中。她看似生活安逸富足，内心却挣扎于孤寂无味的生活中。尽管儿子和孩子们从不缺少对她关心和尊敬，可她还是觉得老了没有用了，招人烦了碍人事了。未到三十就守寡，苦巴苦业地拉扯着四个孩子，她感到自己这辈子太苦了。儿媳还总叫她把烟戒掉，看出儿媳对这些烟雾的厌烦，或者是对她的厌烦。
于是她决定回到乡下来，所有的人都劝不住。
临走时，她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一套黑色细纹毛料衣服，浑身上下连个皱都没有。坐在一辆黑色轿车里，二儿子一家人陪着，后面一辆大汽车拉着她带回来的大大小小的包裹和箱子。
她一出车门时，周秀华上前去搀扶，她还保持要强的个性，推开了她说：“我自己能走。”周秀华打量她，衣服仍是老旧的式样，跟她走时穿得的那套黑大襟衣服一样，立着小领，扎着裤腿，如雪的白发在后面挽着旧式小鬏，精神矍烁，腰板笔直，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仍带着过去那种干净和体面，顿觉得老太太跟过去没有什么两样。
一大早家里就人来人往，准备迎接老太太。轿车刚进堡子，鞭炮响起来，人们都纷纷跑出来看热闹，造成了一种夹道欢迎的场面。老太太看到一张张笑脸和各种对她乱七八糟的称呼，感到风光和高兴。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还怀着持续的热情拿着各种礼物来看她，觉得挺享受的。
曲兆和把母亲的行李放在炕头，想夜晚能照顾和服侍她，但她不愿跟儿子媳妇睡在一铺炕上，要求独自住一屋。周秀华发现老太太这次回来有了变化，她根本不管家里的任何事情，每天在自己的屋子里，不停地收拾带回来的那些包裹和箱子。
这些物品堆满了一屋子，能让她离开屋子的就是上厕所。老太太在外这么多年，回来时穿得富贵又气派，人们都猜测一定带回来什么宝贝或值钱的东西，这种小声交头接耳的猜测有一种神秘的气氛，让周秀华的女儿晓敏和她的小伙伴们总是好奇地接近她的屋子。他们贴着玻璃瞪大眼睛往里看，奶奶看见他们时，不等张口说话，他们就吓跑了。
一天，晓敏和一个小男孩趁奶奶上厕所的功夫，溜进屋里东翻西看，被奶奶堵在屋子里时，恐惧的竟然听到奶奶和蔼地跟她说话，走时奶奶送给她一个布娃娃，一堆花花绿绿的头绳，给那个孩子一个小皮球，还有一本旧画册。
这不过是曲兆吉家孩子们小时候的玩具，他俩却高兴坏了，满堡子给人看。这下引来了更多的孩子走进她的屋里，她亲切和蔼地给他们一一分发礼物，有些姑娘媳妇也禁不住**，想来看看这个充满神话一样的屋子。
周秀华的大儿媳林素芹得到的东西最多，老太太看着这个穿着朴素的女人，以为老实本份，就把死后烧纸送钱的大事托付给她。据她说，家里没有一个可靠的人，能在她死后给她上坟烧纸。
她带回来的这些城里陈旧过时的东西，包括铁皮玩具，橡胶皮套，褪色的碎花睡衣，锈迹斑斑的口琴，没有封面的儿童读物等，不但引起了人们的好奇，更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其中一个椭圆形的小铁盒，上下两头镶嵌着金黄边，深蓝色的中间地带上，有几个穿着艳丽的少数民族服装的儿童在跳舞。它新奇又漂亮，像女人的手饰盒，但又打不开，上面有一条不大的缝隙，摇摇里面好像是空的，人们围着它猜测是什么，谁也没猜出来。
有人叫这个小女孩回去问问老太太，老太太告诉小姑娘：“是个存钱盒。”看着小姑娘不解的样子，她停下手里的活，拿出二枚硬币分别放了进去，笑着在小姑娘眼前摇了摇，拍拍小姑娘示意她走。说明这二分钱也给她了，大多数的孩子都会兴奋地跑出去。
而这个叫赵艳青的小姑娘不同，她今年六岁，跟父母搬到这里不长时间。她并没有离开，不声不响地站在炕沿边，看着老太太收拾东西，但她不是想看她有什么宝贝，而是等她收拾完事，想花时间问问，钱干吗要放在这小盒子里？小盒子上面的人都住在哪？他们干吧要穿成这样？
为了这她想讨好她，上前去帮她拿东西，老太太这才发现小姑娘还没走，于是她赶紧拿一个花头绳把小姑娘哄走了。自从回来，她就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这些带回来的物品上，把这些东西捣腾来捣腾去，像是她的一种娱乐和兴趣。
如果每送出一件东西，她能坐下来跟这些人讲讲关于这些物品的事情，不但能让人了解，那些令人感兴趣的城里人的事，还能跟他们建立一种感情，她的屋子就会像周秀华那里一样人来人往。不知是她爱清静，还是身上缺少一种亲和力，那些拿走礼物的人很少跟她说话和往来。
她跟曲兆和和周秀华也从不说话，这种平静倒像一个家庭经过多年才形成的亲情关系，倒让周秀华平静地接受了她，对她不冷不热，老太太也从不正眼看她，婆媳两人倒是相安无事。
这里的人们每天忙忙碌碌却任劳任怨，生活有些艰苦和沉闷，缺少城里那些层出不穷的新闻。那时二儿子家的孩子们常给她带回各种各样的新闻：“奶奶，咱厂二伟的喇叭裤被人用剪子给铰了。”“奶奶，现在不时兴光溜溜的头发，而是这样乱蓬蓬的，咱班的杨柳都好几天不梳头，可好看呢！”她面前的二孙女乱蓬蓬的头发和神情，像过去倚门买笑风尘女子的庸懒状，在她看来实在不好看，没想到还能流行这种女人样。这些都使她享受城市变化带来的新奇感，更重要的是孩子们对她有一种亲近感，孩子都是她一手带大的，跟她有感情。
不像这里一年到头死气沉沉，孙子孙女跟她都不大近乎，都像怕她似地躲着她。这时她有些怀念在曲兆吉家的日子，儿子是个不小的干部，儿媳工人出身，却年年戴红花当劳模，过年过节往家领东西，都能给她带来一种节日的喜庆和快乐。而这里只有过年和八月十五才分点白面和几块月饼，饼干都不是白面的，当她吃着被渗了苞米面粗糙的掉渣的饼干和没有青丝玫瑰的月饼时，总爱向人描述，她吃过什么样的饼干和月饼，这是她心里的一种比较。比较之后不满现在的生活，感到整天都是郁闷的。
山村的夜晚是寂静的，听不见火车鸣笛的声音和各种吵杂声。在清静的屋里，她虽然摆脱了曲兆吉家窸窸窣窣的声音，但她却像患了失眠症一样，整夜整夜睡不着，只能像以前那样用抽烟来打发时间，同时不免想起以前的事来，这让她感到又陷进一个像过去一样孤寂的世界，一样不可逾越。只是她现在不想到任何一个地方，她要老死在曲家堡子。
到了流火的七月，蝉在房前屋后的树上叫的太阳都眩晕起来。这年的雨水很少，她感到屋里闷热得受不了了，就走出来转了转这个她过去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看到灼热的灰尘好像布满了整个曲家堡子，到处都裹了一层厚厚的尘土。玉米和大豆没了精神，谁家门口的芨芨花都枯萎的没了颜色。她刚出家门时的那种精神头都没了，磕磕碰碰地像个生病的人，摸索着在空****的堡子里走来走去，最后好像支持不住似的敲开了一户人家的大门。
屋子的门打开了，从里面慌乱地走出来一个比她小穿得破破烂烂的女人。多少年了她总是以这样慌乱的热情接待她，给她拿烟倒水，总被姐姐用冷若冰霜对待仍然不变其真诚。但这次姐姐没有拒绝，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怨恨，今天，终于因老境的孤独而解冻了。
妹妹没想过姐姐会主动来她这。姐姐回来那天，她夹在人群里上前跟姐姐说了句话，姐姐看她一眼就被人拥走了。那几天她夜里发烧睡不好，身子发虚就没进屋，想等身体好些再去看她，可总也不好。
这天她们唠了好长时间，姐姐第二天来的时候，给她带来好些东西，吃的穿的用的，还有更大的关心和温情。她们像忽然明白了什么，好像重获新生，竟然都是老泪纵横。其实她俩一直都被一条比爱情还坚韧的亲情的纽带系结在一起，各自都有一种良心的谴责。
当年儒雅温和的白至诚，本来是媒婆介绍给姐姐的。当白家少爷来到姐姐家送过年礼物时，姐姐还害羞地躲藏在里屋，从门帘缝偷偷看着。母亲喊她：“三丫头，快给倒水。”她和二姨家的妹妹为此在里屋互相推让起来，小她五岁的妹妹也是害羞不愿见人，后来姐姐把水杯放在妹妹手里后，就一下子给推了出去。
就这样穿着碎花小袄，梳着厚厚留海、低眉顺眼不胜娇羞的妹妹，就这样走进了一个历史瞬间，走进了白至诚惊喜不已的眼中。他怔怔地看着她，以至忘了接过递来的水杯。
这个长相像孩子一样的小姑娘，让他感受到一种心脏骤然搏动而产生的空气震颤。小姑娘没说一句话，自始至终也没敢抬头看他一眼，他竟感到她身上散发的一种花的味道，就跟静寂的傍晚不知从哪飘来的淡淡的栀子花一样。他硬是克制着，没有陷入神情恍惚的境地。此后他就在自己家的院子和屋子养起了栀子花，并对它发呆。
而豆蔻年华的姐姐是那么喜欢他，谁都无法想象背后她对白至诚的情热如炽，几乎不用接触，只要一想到他，就会让她幸福地眩晕。然而就是这样心仪的男人，却突然提出了退婚的要求，他要沿着淡淡的桅子花香的踪迹寻找一种纯洁的味道，而不是她这种因劳动过于成熟，失去少女妩媚和柔美声音，甚至身上散发着浓浓烟草味的女人。
她七、八岁就学会抽烟了。这里所有的人都没觉得不好，因而从来也没有人制止她。白至诚以种种方法相胁迫，最终使家里人帮他退了亲，不久，更让姐姐痛苦的是他竟要迎娶姨家的妹妹。
听到这个消息后，她立刻失去自制，一下子坐在地上毫不羞愧地大哭起来，继而大骂。此后十三岁的妹妹一次次来家里跟她解释道歉，最后那次她丝毫不露生气和焦躁之色，一下子把自己冰凉的手从妹妹那温软的小手中抽出来，勉强露出笑容说：“你就不用说什么了，这都是命，我都不在乎了！我还会给你绣对枕头当结婚礼物呢。”
此后她像往常一样做完家务活后，把门一关，坐在炕上绣着一对鸳鸯戏水的大红枕头，屋里的灯会亮到后半夜。家里人发现她常常把夜晚绣好的，白天又给拆掉，她说是差针了，人们说差一针两针的也看不出来，她说这是送人的东西，得讲究些。于是在这反反复复的拆绣过程中，她每天都是体验在一种在对妹妹无声的怨恨和对自己未来消极的失望之中。
她一面绣着，心会不顾一切地跑出来，异常坚定地要对妹妹的婚事进行阻拦。对妹妹无法消除的怨恨，已溶化在她的各种各样的幻想报复中了。结婚那天，一场暴雨形成的山洪，使妹妹的花轿无法走过她家门前的小河；或许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天花，让妹妹的脸上留下数不清的麻点子；或许那些传说的日本兵一夜之间来到这里，抢走了她，就是把那个没良心的白至诚抓去当壮丁也好。凡是能想的都在她脑子里一一尽现，越是恶毒也最能让她解恨。
家人常常听到她在走神时被针扎了手，半夜时发出的一种清晰可辨，又十分忧伤的像蛇吐信子一样丝丝的声音。白天看不出她的异常，只有她自己知道，当越来越感到被人退婚是一种侮辱，渐渐要变成暴怒，却能在这些幻想的报复中变得冷静和平静下来。人们也都安慰她，说白家这事办的不地道，怎么能看把婚姻大事当儿戏呢？看上妹妹就不要姐姐了！受到人们谴责等于受到阻咒，她恨恨地想，他们不会有好结果的。
她的平静还来自张瞎子对妹妹未来的预言。一个庙会的日子，她穿过拥挤的人群来到张瞎子卦前，把妹妹的八字报了上去。在张瞎子一番摇头晃脑的拈算下，说她命硬，克夫无子是孤寡命。这是女人最悲惨的命了。从此她对妹妹的一切都不感兴趣，对这个未来预言的验证却充满信心，她想看到妹妹这种悲惨命运的结果。这好像是她内心隐秘的快乐消遣，此后她虽然闷闷不乐，性子倒随合不少，不久家里又给她找了婆家，她也不在乎，问都没问，父母叫嫁就是了，她便嫁给了远在五十公里外的曲家堡子的一个农民。
白至诚退婚后，委托媒人走进妹妹家提亲时，没费什么事，因为白至诚的家境富裕，在当地很有名声。让张家的老两口感到是攀了高枝。没想到，她这个小女儿却不同意，母亲不断地问她什么原因，她把一个气乎乎的背影给母亲，她知道姨家姐姐脾气，姐姐的怀恨在心令她害怕。但无论母亲怎么问，她却没法对她说出原因。
父母总是让她来陪白至诚，还都借故躲了出去，家里只有他们俩，这时家里显得又静又空**，让她十分害怕。白至诚总是教她识字写字，并手把手教她，那种耐心像对一个小孩，更像老师对学生，既真诚又纯洁。不久这种耐心和真诚**了她，她十分愿意这样跟他呆在一起。
那时婚后的女人大多没有名字，只把丈夫的姓和娘家姓连起来，后面加个“氏”字，这样的名字使女人一下子就老了。白至诚不想让自己心爱的女人有这样苍老的名字，他想起清晨白桅子花上晶莹的露珠，总让他有一种清新和年轻的感觉，于是给她起名叫张露，并说这也是她婚后的名字。这个名字让女人们嫉妒，姐姐更是不明不白的愤怒。
当初张露去跟姐姐解释时，她怒不可遏地说:“你这是要遭报应的，你是在抢我的男人，我是不会原谅你”。生性胆小的张露受到姐姐的恐吓和诅咒大为震惊和深感不安。尽管白至诚一再要求，她还是找种种借口一再推迟婚期。后来把结婚的日子告诉姐姐，姐姐却出奇的平静，还要给她绣对枕头，这更让她胡思乱想、忧心忡忡，常常躲在里屋，咬着大拇指愁眉不展。
其实姐姐根本不希望她一次次来跟她解释，或者告诉她的一些消息，而张露无非是想在自己真诚的解释中得到姐姐的理解和原谅，好像得不到姐姐的理解和谅解，就不能安心结婚。后来常给姐姐送些礼物，但这种讨好没有得她想要的结果，更能激起姐姐的烦恼和不快。她摔摔打打看完礼物，一副不满意的样子，她走后，就把这些礼物一古脑地扔进猪圈。
张露几乎一生都对姐姐谨慎恭敬，这跟姐姐想的正好相反，并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而是想恢复她们以前那种因彼此交谈而产生的姐妹关系。妹妹实在忍受不了这种因内心的隔离和忌恨，处在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孤独之中，于是她一次次来找姐姐，努力跟她交谈沟通，终于有一天姐姐哀求她:“别再来了，我求求你。”看着姐姐不再忌恨的样子，她才答应了白家的婚事。
婚期在选好的日子里如期举行，姐姐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送的一对大红绣枕，被张露包进了陪嫁的包袱里。三天以后是她出嫁的日子，在出嫁的前夜，张露却偷偷地把这对大红的绣枕扯了出来，她不敢用，她看到的不是人们眼里绣工精美，五彩缤纷的鸳鸯戏水，而是绣满了姐姐各种恶毒的诅咒。
婚礼并不顺利。婚礼的头一天是白家接待老亲少友的日子，白家大院一大早就显示出喜庆气氛，院子里到处是筹备婚礼的人们，老亲少友都穿簇一新陆续走进院子，引得男女主人不时发出惊喜之声。但是随着傍晚的暮色也走进一队打着太阳旗的日本兵，这证实了前几天传出的县城被日本人占领的消息。据说是日本人没费一枪一弹，守城的官兵全吓跑了。
因为白家的房子是最好的，日本人要征用来办公。他们带的翻译态度较好，劝他们离开。白家的老爷子还在据理力争，说这一大家子人，天都黑了让他们上哪去，哪怕让他们呆一宿。翻译说：“走吧，老爷子，保命要紧哪！还说什么呢，你看看！”
周围的情景使他们明白过来，他们怔怔地看到，不知什么时候他们竟已站在院子外面。门口站着两个手持枪的卫兵，家已不属于他们的了。“强盗！”这句话是从白至诚的嘴里发出来的，他还重重地踢了一脚大门，这时门口那两个士兵手里的枪同时响了，一股火焰带着子弹掠过他的头顶。这些密集凝固的人群，才像受了惊吓似地动了起来，那些前来参加婚礼的人各自逃散，只有白大院子里的二十几口人还在路上机械地走着，他们要穿过几个村庄到一个山区，那里有他们一处山场。
走到半路下起了暴雨，人们浑身湿透，听不到叫喊，也没有半点悲叹。白至诚感到像走在一种永远没有归程的噩梦里，头上感到有些痛，才提醒他这是真实的。天亮时他们住进了山场的房子里，开始点火烘烤衣服，这时人们才发现白至诚的头上流着血，原来那两个日本兵不是吓唬他，而是动真格的。白至诚一刻没停，又来到张露家告诉情况，他们的婚礼不得不拖延下去了。
面对白家一贫如洗的情况，张露的爹妈觉得白家的败运来了，这家所有人的命运都打上了倒霉的印迹，最好还是离远点，在以后日子，表现出的怠慢让白至诚疑心他们要悔婚。白至诚在一种无名的焦虑和烦躁中，把这股仇恨转向贸然闯进他们家的那些日本兵身上，是他们把他的婚礼给搅黄的，想到将要失去的心爱的女人，他的仇恨达到了顶点。
一连几天他看到就是那十来个兵，当天晚上就在霜降的下半夜，用一把杀猪刀砍下了那名站岗士兵的脑袋，第二天他又砍死一个，他觉得像这样不出一个月就能让这些日本人产生恐惧而离开，但事实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日本人如临大敌，不但调来了大批士兵，还制造出更加令人恐怖的气氛，他们随意抓人，严刑拷打，要找到凶手。
白老爷子好像知道是儿子所为，逼着他进深山砍木头。而张露的父母也好像感觉到了什么，他们把小女儿看管的更严，白至诚跑来想见她一面，他们都不让：“你别出去，我去告诉他，说你到亲戚家串门了。那是个杀人犯，早就上了阎王爷的花名册了，我们不能让你跟个要死的人呆在一起。”
当白至诚一次次怀着想见张露的渴望受到岳母阻止时，知道是岳母在哄骗他。在日本兵制造的越来越恐怖的气氛中，有一天白至诚带着张露逃走了，像是两个早就商量好的一件事。除了人们的猜测，多少年人们都不知道他们的任何消息。
随着三儿子的出生，才听到一些关于张露的消息，说她居住的地方经过了场著名的战役，死在逃难的路上。坐在谷草铺的土炕上，血污破布还没收拾，在一股干涩腥臭的血污里，觉得自己跟张露一样面临死亡的惊惧，想着张露流落异乡遭遇的种种苦楚，伴随着那张娇媚的面庞消失所带来的遗憾，觉得像是自己当年焦急热切的咒诅起了作用。但真正发生了，她感到良心又过不去了。
这种对自己良心的谴责，让她不禁回忆跟张露在一起的那些美好日子。在诸多姐妹中，她唯一喜欢这个妹妹。她的绣活相当好，但除了张露，所有的姐妹都受不了她的挑剔和脾气，既不愿跟她学，也不愿跟她在一起。而她对张露是从不发脾气的，张露性格温和听话，她说什么都听，对她那种依赖，就像是对母亲，她们相互陪伴度过了多少漫漫长夜和无聊的日子！
后来当张露一次次来努力跟她交谈，想打破她们彼此间的孤独感，她也是忍受不了这样的折磨才答应下来，但心里并没有真正接受。一开始她也喜欢张露那种温和的性格和娇媚可爱的样子，只不过白至诚看上之后，内心的嫉恨才使她对这副美好的长相反感起来，觉得是对男人的勾引，一种下作。
她的日子也不太好过，孩子一个接一个地出生带给她身体上的疲劳，同时生活也更加艰苦。婆婆每天还要用一些老一辈传下来的，各种繁琐的礼节习俗来驯服她。晚上她缝缝补补，做靯纳鞋底要熬到半夜，天不亮，就会被婆婆敲烟袋锅催起来。梳洗完毕先给婆婆点袋烟，烧热水伺候婆婆洗完脸，开始做早饭。吃饭时也要等她把饭盛好，把筷子递到手里才会吃，就像卖身的小丫环伺候一个地主婆。
年年如此，天天如此，都快把她折磨疯了。稍有不满，婆婆不但指桑骂槐，还在儿子面前告状。只要一告状，丈夫便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她暴打一顿。在别人看来他是多么粗暴和没有脑子，而在母亲眼里则是大孝子。使她对婆婆和丈夫都充满了怨恨和诅咒，虽然他们是一家人，但她心里从来没把他们当亲人看。
她也从不看丈夫一眼，晚上忙到半夜，一躺下就会像石头样沉甸甸地睡去。有时她很困惑为什么来到这个家，像是为生这些儿子来的，每天为他们忙碌和辛苦，可仔细想想，也正是有了这些孩子，她的苦日子才有了寄托，才减轻了丈夫赌博和夜不归宿带给她的各种妄念和痛苦。她克制着自己的暴怒，没有悲哀。
她在心里寻找使她在这种痛苦生活中幸存的力量，好像就是为这些儿子们活着。她的决心是那样坚不可摧，好像不是来自那天然的母爱，而是一种日后与张露比较胜负的筹码。于是她既不指望婆婆帮她带孩子，也不指望丈夫干活。丈夫不知是跟她较劲，还是赌博的恶习，早养成懒散的习惯不愿劳动，最后什么活也不干，连家都不愿意回了。
她权当没有他们，或者养着两个废物，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使她变得不像女人，下地干那些农活，上山割柴，打柴不是女人干的活，女人的手劲小，拧不了捆柴禾的繇子，但她用自己的方式，出门时自带一根绳子，每天回家顺道捎回一捆柴禾，给人们留下了刚强能干的印象。
当她怀着曲彩云的时候，传来了张露在哈尔滨过着吃好穿好，还上戏院子看戏的幸福日子。这回消息是真的，张露的老爹亲自去看望过他们。当年白至诚杀鬼子的消息被某抗联组织知道，他接到组织来的人递给他的一张纸条，在他们的安排下领张露逃走的。
开始俩人在队伍里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在一场战斗的撤退中，两个人当了逃兵。当时他们没有坚强的意志，也没有远大的人生目标，更谈不上信仰，只看到组织内部充满着争权夺利，拉帮结派的明争暗斗，两边阵营都在争取他们，他们无法选择，最后偷偷逃走了。
事后才知道，组织安排他们去的那支部队刚刚撤离，误入的是另一支队伍，这支部队是土匪接受要求参加抗日的整编队伍，打仗还行，纪律不严，没有大局观念，明显带着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
两人来到哈尔滨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这段日子应该说是张露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幸福的让她觉得，世上最干净和清静的生活莫过她和白至诚的日子。谁也不来打扰他们。白至诚给一个从乡下逃难出来的老财主家的儿子上课，丰厚的薪水让张露过上了安逸富足的生活，她穿起了旗袍，偶尔上戏园子看看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