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又到了春节。这是章树人父女在界牌岭过第二个春节。虽然日寇投降了，这个春节过得却不如上一个高兴，只因为李长辛至今还没回来。
屈指一算，李长辛下山两个多月，音信全无。头过节的前五天，萍萍就沉不住气了，一天三遍跑到寨口去眺望……每个夜里都要说梦话，大声喊叫“李叔叔！”把刘菊淡惊醒，也把隔壁的章树人吵醒，引起一串咳嗽声。
自从李长辛走后，许多担子都加在萍萍肩上。挑水、洗衣、拣柴、烧饭，都由她一人承担，还要照料两个病人。萍萍消瘦了，眼窝塌陷，使刘菊淡感到惊讶的，是这姑娘真有点儿象章校长了！即使不说象他的女儿，也颇似兄妹。
由于萍萍的能干和苦干，对病人的尽心照料，刘菊淡也爱上她了。现在，萍萍每次从梦中哭醒，她非但没有丝毫的埋怨，还曲意劝慰。
“萍萍，别哭啦……也许李长辛明天就到哩！咱中国人有个习惯，除夕以前必定赶回家，全家团圆，同桌吃年饭……我有这个预感。他到贵阳去找人，就那么容易呀？一定费尽了周折，耽误了时间，你说是不是？不过，除夕以前一定会赶回来！”
“刘老师，我相信！老师的话我都信……真对不起您，又把您吵醒啦。我再也不哭啦。”
“对，别哭啦……听，你爸爸也醒了，又咳嗽了！”
萍萍忍住哭泣，用嘴咬住被角，再也不敢出声……
第二天夜里，萍萍又从梦中哭醒的时候，刘菊淡只好再换一套安慰的话儿。
“刚才我也作了个梦，梦见李长辛他们正在大马路上排着队往回走哩！他们走得慢……为什么慢？因为年纪最小的余思燕腿短，李思穗的脚巴丫子上还打了泡，象个瘸子，拄根拐棍，又象个小老太婆！”
“咕咕咕！”萍萍破啼为笑，“小老太婆回来了，我给她煮花椒水泡脚，疏通血脉！”
第三天夜里，萍萍又从梦中哭醒的时候，刘小姐的“解说词”也难编圆了！
“……萍萍！坚强一些。别哭啦，也要为你爸爸着想——每个夜里都把他吵醒，一咳嗽就是老半天，你就不心疼吗？”
萍萍立刻咬住棉被角。眼泪却浸湿了枕头。
直到除夕夜，这顿团圆饭谁也吃不下去。萍萍直后悔，不该又宰一只鸭子！
今天，大年初一。贺家祠堂前后左右都响起了迎春爆竹，祠堂里却是静得难受。
这种令人难受的冷清，是章校长引起的。学校放年假了，圩日也因过年而暂停，章校长的喉咙本来就有点儿嘶哑，这几天就很少说话。今天早晨，他只对刘菊淡和萍萍说了一声“新年好！”便关在屋里写下学期的教学大纲，连萍萍进屋送开水，也没答理。
他知道自己不说话，肯定使得两位姑娘伤心。可是，说什么呢？无善可陈呵……岂只无善，简直可悲！把这些话说出来，反而害得她俩更伤心。
日寇投降不久，他就托人邮寄了十几封信，给扶轮中学的上司和自己的朋友。等呵等呵，只等到了一封回信——外国朋友李一平的信。真叫人哭笑不得，难道中国的学校，中国人不管，倒要美国记者救济不成！因此，他没有再给这位好心的美国朋友去信……两个多月以前，他硬着头皮又写了那封“通电”式的短信，叫李长辛拿着去找这些上司和朋友，还特意写明白：最迫切的帮助，就是立即与学校取得联系！结果呢？李长辛没回来，更没有一位上司或朋友来信联系……唉！是不是我章树人太幼稚，太天真了啊！就算上司们和朋友们，收到过我的信，见到了李长辛，又有谁肯出面、出钱、出力挽救一个穷学校啊！
我始终认为：教育是民主的基础，学校是文明的摇篮。就是在逃难途中，在闷罐车厢里，我对师生们也这样说。现在，你四十三岁的章树人总该明白了吧，那些上司们，官僚们，根本不需要文明的人，十分害怕民主的人，是绝对不会来关心教育、来挽救一个穷学校的！我何苦还要对他们抱有幻想？！
还有一些人，认为校长也是官儿，抢着当官儿，竟然抢到学校里来啦！我怎么抢得过你们？凭着一封薄信，或者李长辛的当面哀求，就能把“一校之长”的官位抢到手么？真是可笑之极。子曰“四十而不惑”，你章树人都四十有三了，为啥还要自己迷惑自己？日寇投降之后，铁路还是要恢复的，扶轮中学也还要办一些。但在这官迷充斥市场的国家，会吹牛拍马的可当校长，有真才实学的报国无门！难道你连这点儿行情也不懂么？
罢，罢，罢！正月十五一过就开学，这是界牌岭和贺家祠堂的规矩。“有教无类”。谁能说这山里的孩子不是学生？谁能说建国大任不落在他们肩上？谁能说这儿不是学校？谁能说不领薪水就不是教员？谁能说凤凰山上不需要我章校长？！
想到此，他那“教育狂”的狂劲儿又上来了，即兴挥毫，又写了一副新春对联，亲手贴在课堂门口。
天涯何处无芳草，
终老深山未足惜！
刘菊淡看过这副对联，心里更加明白了几分。她想起那次酒后的大胆交谈，章校长最后说的话，“你并不了解我。刘小姐，我十分珍视你的感情！今天，我不能再说别的什么了。”那是半年前的话。半年后的今天，你还能说我不了解你吗？你再不能说别的什么了吗？这“天涯芳草”、“终老深山”又是谁的心声哩！其实，倒是你不了解我啊……你献身教育的宗旨，我刘菊淡不正在身体力行么？
她的病至今没有痊愈。章校长的病还在日渐加重。李长辛又一去不归……要说愁，也该愁死人了。可是，看了这副对联，她又重新鼓起了勇气。“没啥大不得了的！”这是近年来，每次遇到艰难困苦，都在她心里响起的一句大白话。这句话是怎么形成，怎么冒出来的？她想来想去，找到了出处——出自那黑黝黝的炭窑。大概人生在世，总也忘不了亲身经历过的最困苦、最危险的时候。逃出“火屋”，又冲回去抢救鲜于国风，而且能把他背出来，背到几里之外的炭窑里；能在废圩的瓦砾和灰烬之中，挖出盐巴、粮食、锅碗瓢盆；不被狼吃掉，反而把狼咬死、吃掉；横穿那没有立锥之地的原始竹林……够了！再苦再难，也莫过于此。不但今天，就是今后，遇见了任何艰难险阻，只要想想这段亲身经历，我刘菊淡就有资格说一句话：“没啥大不得了的！”
萍萍虽然看不大懂这副对联，但她也跟着高兴——只要爸爸还有心思写对联，就一定是好事情！现在，看见刘菊淡、大管家和爸爸一块观赏这副春联，而且有说有笑，她就更高兴了，赶紧去热昨晚谁也不吃的那锅鸭子汤。
今天的年饭，三个人都吃得又多又香。而且还有个额外收获——达成了一项默契——谁也不再念叨李长辛下山不归的事儿了。萍萍不说，是怕引起别人伤心、咳嗽。刘小姐不说，是因为“没啥大不得了的！”章树人不说，则与这副对联的意思有关，既然“天涯何处无芳草”，又何苦硬要他人陪伴自己老死深山哩！
他不说，不等于不想。李长辛是有父母的人。当年闯了祸，躲到扶轮中学里来磨豆腐，虽说是我保护了他，可也并没有叫他报恩的意思。八年抗战，八年逃难，离乡背井，相依为命，那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现在日寇投降了，他的家乡光复了，就说他一心要报恩，也报答整整十年了，为什么还不放他走呢！他的父母就不想儿子？他就不想父母，不思念故里？他今年三十了，“三十而立”，就不该娶媳妇成家立业？！想到此，章校长反而感到了宽慰。他默默地呼唤着，“长辛兄弟，临走的时候我忘了告诉你：回家去吧！……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长辛呀，快和老父老母团聚去吧。你我都还正当年，来日方长，后会有期！”
这天，另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又一次搅乱了章树人的心。那位美国记者朋友詹姆士——李一平，竟然风尘仆仆地找到界牌岭来了！他带着一名向导，把吉普车停在山下，步行两个小时，终于在贺家祠堂里找到了章树人。这不但使章树人父女和刘菊淡大吃一惊，连山寨里的大人和孩子们也围到祠堂门口瞧新鲜——自从盘古开天地，还没有大鼻子蓝眼睛的洋人进过山寨哩。
一阵“唧哩哇啦”的英语交谈之后，两位老朋友几乎争吵起来。好在别人谁也不懂英语，否则就要吵群架了。原来，李一平是来接章校长下山的。当他亲眼看见了这里的生活状况，知道了章树人的处境，顿时冒了火，要章树人多一分钟也别呆了，立刻跟他下山、上车，到美国新闻处去当一名高级雇员，而且不久就到欧洲去执行“马歇尔计划”。如果章树人愿意回到他的出生国，就干脆“恢复”联合王国的国籍，到伦敦去任职。
“詹姆士，我的老朋友，中国有句话：不能强加于人。我非常感谢你的美意！假如我身边没有这二百名学生，我就跟你走。可是现在不行！”
“章！在柳州，你因为身边有八名学生，不肯跟我上飞机，结果是历尽艰险，用中国话来说，九死一生啊！你不能再失掉这次机会。国民政府腐败无能。在中国办不了象样的学校！而且，中国又要打内战了……”
“九死一生，死里逃生，这都是真的。可是中国还有一句话：虽九死而不悔！我生在英国，可我是中国人。我的事业在中国。”
“我的朋友！不要争吵吧，也不要太固执。你的身体不好，这我看得出来。我不久也要离开中国了，不可能再爬到这座山上来接你了！跟我走吧。人生在世，不怕失败，就怕放弃机会——这是我们美国人的格言。”
“好吧，不争吵。你坐一坐。让我与我的女儿和教员商量一下。”
“好！你总算不固执了。当然要商量，要尊重女士的意见……但是要快。一小时之后必须下山，白天开车。”
就在章树人与美国记者接近争吵的紧张交谈之间，一个新奇的念头忽然产生——李长辛该走，萍萍也应该走！她有继续受教育的权利，留在山寨里当小管家，必然荒废了她的学业。更不能让她陪伴着我老死深山！
“萍萍，赶快去收拾你的换洗衣服，把你自己的牙刷、毛巾、生活用品都带上，跟这位李叔叔下山去！”
萍萍大吃一惊：“我？跟着他……一个人下山？”
“对！跟着李叔叔下山去给爸爸取药……我病了一年多啦，这你知道，刘老师也病啦，所以只能派你去取药。”
“爸！到哪儿去取药？为什么还要带上换洗衣服……多久能回来？”
“到青岛去取药。离开了我，一切都听李叔叔的。快去收拾衣服！”
章树人变得严厉起来了，瞪着眼睛逼女儿走开……可怜的萍萍，并不知道青岛有多远，却是知道爸爸的病很重。给爸爸去取药，我不去谁去？去！上刀山下火海也去……
这父女的谈话，惊呆了刘菊淡。她不懂英语，刚才察颜观色，也能看出章校长与美国记者争的不是什么取药的事……派萍萍一人去青岛取药，她怎么回来？为什么不请美国朋友把药寄来？……噢，原来如此！等我的病好些之后，他会不会再派我下山取药呢？……
就在刘菊淡紧急思索之际，章树人拉住美国朋友李一平的双手，情深意切地说着英语——刘菊淡又听不懂了。但她看得出，这位美国记者流下了眼泪。章校长的声调也哽噎了，呜咽了，还强忍悲痛，再三叮嘱什么。她看懂了，这就跟闷罐车厢里那最后一幕——章校长将八名孤儿托付给教员们带走的情景完全一样！
当萍萍拎着个小包袱走进这间屋的时候，章校长已快速地写好了两封英文信，交给了女儿，“萍萍，有一件事，爸爸今天告诉你：我的父母还健在，也就是你的祖父、祖母。你还有一位伯父，两位姑妈。我还有一个小女儿。这就是咱们全家的亲骨肉了。信上写着他们的住址和名字。李叔叔答应了带你去找他们。第一封信交给祖父，另一封信交给我的女儿。萍萍，记住：一定要当面交给他们！”
这么多突如其来的大事，萍萍并没有听懂，她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望着父亲点头，只能说一句话：“我记住啦！……我记住啦！”
美国记者拉住萍萍的手，用不连贯的中国话问：“你爸爸，交给我，带走……你！可以？愿意？”
章树人忽然笑了起来，“詹姆士，没想到你的中国话讲得顶好啦！我完全放心啦！”
“我，来华，三年！”
“萍萍，叫李叔叔！”
“李叔叔！”
“你好！章丽萍！”
“萍萍，说：我听李叔叔的话！”
“我听李叔叔的话！”
“顶好！”
章树人流下了热泪，抱住了女儿，“不早啦，跟李叔叔走吧……记住：有一封信是给我女儿的。信里说，让她好好读书，上大学，听爸爸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