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抢粮“讨伐队”在界牌岭山寨遭到惨败之后,再也组织不起更多的兵力进山了。也许他们从河谷地带的村寨里掠夺了一些粮食,也许由于铁路小段通车,运来了少量补给物品,他们现在主要是驻守各个大小车站,龟缩在铁甲车里,执行着沿线巡逻护路的任务。

黔桂铁路沿线也出现了一些抗日游击队。日寇四出抢粮,抓夫修路,烧杀**,当然要激起民众的激烈反抗。民众反抗的主要方式,除了守村护寨、坚壁清野、袭击小股敌寇之外,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破坏铁路和火车——这是日寇赖以进退的“生命线”,民众也就常常在夜间去刨它的“**”。

界牌岭的团丁民众,借着打胜仗的余威,为了保护乡亲们往深山村疏散,也时不时的下山袭击敌寇。同时,日寇的铁甲车和山炮,在白天也向山寨里轰击——他们的弹药匮乏,只能打上几炮,企图起点儿“威慑”作用而已。那日寇的军佐,对此“伤感”得很,可惜在这黔桂前线,再也没有飞机助战了,否则……唉!

村寨里每天落几发炮弹,这倒促使乡亲们加速向深山村寨疏散。他们肩挑背扛,每只箩筐和背篓里,粮食和衣物上面,都要“压”上十几本书——这一方面是贺家大管家敲锣发布的“铜锣告示”,另一方面,山民们也自愿背些“字纸”避邪压灾。因此,第十天头上,贺家祠堂里珍藏的“字纸”,十之七八已分散到方圆数十里的许多深山村去了。

章校长和李长辛也参加了这第二次背书行动。与第一次背书上山大不相同了。这次不是四个人,而是几百背书人。章校长只背了一趟,就被李长辛坚决地“安顿”在第一个小山寨里住下,无论如何也“不准”他再往返奔波——两头照应的任务由大力士李长辛来担承。萍萍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小管家了,她便与大管家一起坚守岗位,留在贺家祠堂“看家”。她要照管图书、教室、新课桌和一切家什,此外,还有那十二只半大不小的鸭子。

章校长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在小山寨里集拢了五名学生,后来增加到十七名,又开始教他们念书识字了。条件是艰苦的,没有课堂和黑板。他便效法私塾先生,领着学生们首先背诵课文,死背强记。烂熟之后,再拿树枝在沙土上练习写字。字也写得端正了,再解义联词,造句写话。这种教学方法,一天也能教会学生十来个汉字。幸而已经春暖花开,师生们围坐在山坡上,树林边,不冷不热,上完了课,孩子们还能拔一小捆春笋回家,炒辣椒吃。

章校长本人则过着“住百家店,吃千家饭”的流动生活,既受尊敬,又极富情趣。每到夜晚,与主人全家老少围坐火塘边,富家烫酒,穷家煮茶,甚至还有松子、薯干、咸鸭蛋,一边吃喝,一边请章校长讲解“雷公”、“电母”、“虫子娘娘”、“飞机下蛋”、“地球转圈”、以及不要给女婴“挤**”等等各式各样的问题。寨子里公然把章校长称为“圣人”。在第一个小山寨刚住上半个月,第二个小山村已派了“滑竿”前来迎接!

抬“滑竿”也很讲究。它实际上是一种无篷的山地轿子:两根碗口粗的竹竿上捆着一把竹躺椅,由四名强壮的青年男子轮流着抬,歇肩不歇轿,在崎岖的小路上行走如飞。特别是上下陡坡的时候,轿夫便要使出绝技,或者一头高高举起,或者一头从肩上放下,始终使轿身保持平稳,好比行走在平坦的大公路上。据说蒋委员长和宋美龄,上下庐山都是乘坐滑竿。可见山民对章校长是非常敬重的了。

渐渐的,一个小山村,“吃住半个月,讲学十四天”,便形成了章校长与村民们约定俗成的规矩。这规矩还在逐渐的完善着,就是按照路途的远近,排列了先后次序:章校长进村之前,先把学生召集拢来;校长离村的时候,还要留下适当的作业;李长辛力大腿长,不断地给各村背送课本;章丽萍每个月还跟着李叔叔到深山村来检查一次学生作业,进而担负起批改作业和教唱儿歌的“小老师”工作。

这天,李长辛和章丽萍一起来到了章校长正在讲课的深山村。萍萍给父亲送来一套缝补整齐、浆洗干净的单裤褂,更为了亲眼看看他的气色和病情。

章树人又瘦又黑,但精神矍铄,谈笑风生。也很少咳嗽。他好象经常处于兴奋状态,大声告诉女儿:“放心吧!凤凰山上的松子儿、竹笋,五谷杂粮,还有山泉和新鲜空气,已经把我的哮喘病治好啦!”

晚饭后,他叫上萍萍和长辛,到夕阳斜照的山坡上散步。望着层峦叠翠的凤凰山,和小村寨里的缕缕炊烟,章树人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说着:“现在没有铁路了,不能再叫扶轮中学啦……这并不重要。要紧的是,一息尚存,教育不停!你们亲眼看见的,这山里的孩子,不是比铁道通衢的员工子弟更需要读书么?咱们多吃点儿苦,好比在荒山植树,几十年以后会成林的!我不愿愧对自己的名字,这是我在长辛店工友夜校当教员的时候,立志终生从事教育,才给自己取的。树人,是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嘛!你俩要是赞成,咱这个学校就叫树人小学吧。”

树人小学虽然小,活动范围却很大。深山区人烟稀少,各个村寨相距甚远,孩子们不能聚到一处来听课;如今为了疏散粮食和图书,既然在“无意”之中创立了这种“巡回教学”的方式,章校长再也不忍心舍弃他新招收的学生们了。这天夜晚,他与李长辛、章丽萍一起整理出一份“树人小学在校学生名册”,包括原先在贺家祠堂就学的三十六名“老”学生在内,目前共有学生一百五十七名!还有几个深山村没有转到,将来,总人数很可能超过二百大关。怎么能舍弃这二百名嗷嗷待哺的文化饥儿哟!谁能说将来的建国大业并不落在他们肩上?

人在山里,心飞山外。章树人决心在深山办学,可他也是日日夜夜关怀着山外的战局。日寇未能再组织什么“讨伐队”攻打界牌岭;贺举人与大管家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村寨;祠堂学校和贺家的七进砖瓦房,由于建在大山沟底,未遭炮击;留在祠堂里的大本书和课桌、教具完好无损……这些他都听李长辛说过了。还有一件大力士未敢明言、也是章校长最关心的事情,在询问中被萍萍讲出来了。

“李叔叔教团丁练武艺,下山打过胜仗!”

李长辛红了脸。在他心里,自己是属于章校长的保镖兼“听差”,干什么事,必须听从校长的差遣。但是,面对着残暴的鬼子兵,就在山下呀,自己却空有一身武艺而无所作为,这也是热血男儿绝对不能忍耐的事。心里发生了矛盾,又不敢请示校长,憋不住,就对大管家说了。在一场刀棒表演之后,大管家当场聘请他担任界牌岭团丁的“教头”,贺举人还亲自敬了他三碗酒,甚至当众夸奖:“章校长的人,真是文武双全啊!”李长辛心里高兴,也就在送书进深山、往返奔波的空隙时间,教团丁们弄刀使棒。

那天鬼子兵攻打寨门,李长辛是参了战的。他亲眼见到团丁和村民们人人勇敢,心里很是佩服。但是,他也看出了门道:这一仗,敌攻我守,我们居高临下,又有寨门、石屋、大树做屏障,加之事先埋设好了许多陷坑、弓弩、滚木、礌石,又有众多的乡亲支援,占了天时、地利、人和,所以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现在呢,大管家意欲派团丁们下山去偷袭日寇,那些杀伤大量敌兵的滚木礌石可就用不上了……

生在山东的彪形大汉李长辛,自幼习武,是梁山好汉的后代。他在长辛店当过铁路工人,对于枪炮、机械略知一二。又跟随章校长辗转于大江南北,颇受文化薰陶,看书看报,见多识广。于是,他便把制造火药——熬硝、碾碎硫磺和木炭,按份儿配合的秘方,教给了界牌岭的团丁。还教他们如何制造土地雷、燃烧瓶,以及锻打熟铁撬棍去拆卸铁轨的种种办法。不久,界牌岭的“破路小队”便在李长辛的率领下出发了。

“俺是恨鬼子兵!”李长辛说,“校长,您要是不准,下回就叫大管家领着团丁们去,反正他们已经学会好几个绝招儿了。”

章校长并没有训斥他,反而很高兴,连声说:“打鬼子,匹夫有责呀!快说说你的绝招儿!萍萍说你领着团丁打了胜仗,怎么打的?”

李长辛放心了,便一五一十的说起来。

那天夜里,没星星没月亮,我带着五个壮小伙子,每人一条撬棍,摸到了铁路边上。鬼子兵已经把这段铁路疏通啦,白天过火车,夜晚有几辆铁皮装甲车,架着机关枪,打着探照灯,在铁路上来回巡逻。所以,白天、夜晚,我们都下不了手。只有在那三星落山,东边麻麻亮的时候,夜不夜,明不明,河谷里起雾,探照灯也不亮的那么一小会儿,我们六个人就跑上去同时动手……

“要想麻利快,全靠有分工:四个人起道钉,两个人把道轨横着一挪,不用费大事儿,道轨接头的地方错开两寸就得活!作这点儿手脚,总共也不用五分钟。人又少,目标小,不出声。神不知鬼不觉就把铁轨切断啦,不到跟前还看不出来!”

“结果怎么样了?”章校长着急地问。

“结果是一辆铁甲车出轨!伤了几个鬼子兵,这事儿并不大。倒是那辆铁甲车躺在铁路上,抬也抬不动,推也推不开,闹得他四五天没通车。哈哈,我们只用五分钟搞个小把戏,就叫他龟孙五天不通车!隔几天再给他来一下子!我们连根汗毛也没丢,这还不是绝招儿吗?”

“真是个绝招儿!事半功倍。铁路工人去破路,巧得很呵。”章校长连连夸奖。

李长辛也有点骄傲了:“要是派几十人、几百人去扒铁轨,场面上红火,可那目标也很打眼。难免有伤亡。就算当时不被发现,过后也很容易瞧出来是铁路断啦。那铁甲车走得慢,煞得住,它要是不翻车,光是铺一段铁轨,并不难……”

章校长并没赞扬他这段话,而是问:“你们去破路,鬼子兵就不出动,不来报复吗?”

“没有。我瞧他们没有多少兵,越来越不敢离开铁路线啦。我们在公路上埋地雷,炸翻了他的汽车,铁路上的鬼子兵都不敢过去救人。”

听了这些话,章树人的感慨很多——这与他对战局总的判断相一致,日本侵略者已经到了山穷水尽、处处挨打的地步。“扶轮中学”离开河北已经八年,离开耒阳也快一年了。应该设法再多招一些学生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