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布拉格｜桥上的盲人手风琴歌者｜二〇一〇年

周云蓬说：

一九七〇年，我出生于辽宁。幼年时，因患眼病随母亲四处求医。整个童年充满了火车、医院、手术室和酒精棉的味道。九岁时，彻底失明。留在视觉中的最后印象是动物园里的大象用鼻子吹口琴。这大概是我后来弹琴写歌的最初动因。

一九八〇年我进入沈阳盲童学校读书。一九八九年在天津读高中。一九九一年，考入长春大学中文专业，1994年毕业。大学期间，失恋两次，收徒弟若干人，我教他们弹吉他，不要学费，只要求学生为我读一本书。那时候，我最爱的书是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加缪的《局外人》。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家做色拉油的工厂，具体工作是待在家里，每个月去工厂领一百五十元生活保障金。几个月下来，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屈辱寂寞的苟活，于是，说服父母，背上吉他，去了北京，我想从此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我在圆明园的画家村租了一间小房子，月租金八十元。然后找到了工作，那也是我们盲人最古老的职业：街头卖艺。我每天清晨和小商小贩以及众多普通劳动者一起出发，背起吉他，扛上音箱，卷一张大饼，走到海淀图书城，这是我工作的地方。支好音箱调好弦，就开唱。从罗大佑唱到约翰·列侬，到了晚上，背着半口袋毛票和硬币，回到我的废墟。如果这一天收成好，那么废墟就会变成天堂，我可以买一瓶啤酒，半斤猪头肉，犒劳一下自己，在酒肉香中憧憬憧憬未来。

一九九七年，我去了南京、上海、杭州、青岛、长沙，一路卖唱，偶尔在大学开一两次演唱会，结交朋友又匆匆离开，喝不同牌子的啤酒，不同风味的米酒。

一九九八年，我到了云南，在昆明那个灯红酒绿的春城，花光了口袋里所有的钱，然后逃票狼狈地回到北京。

一九九九年，我和朋友们创办了民刊《命与门》，这是一本充满宗教情绪的文学刊物，我也正式开始写一些诗和歌曲。

二〇〇一年，我只身去了西藏，站在海拔六千多米的唐古拉山顶，我感觉只要给我足够的设备，登上月球，也不在话下。我在拉萨住了半年，在一家藏族人开的酒吧里唱歌。以后又去了山南、那曲。

二〇〇二年回京与朋友们办了第二本民刊《低岸》，主要想以诗的方式来阐释地下诗人的精神状态。

二〇〇三年，我与摩登天空音乐公司签约，并录制了我的第一张专辑《沉默如谜的呼吸》。整张专辑作品优美却不流蜜，简约却不枯燥，黯然却不神伤，深邃却不晦涩，为最具人文气质之作。看似沉默如谜，却仿佛早已窥破命运的秘密。

我到处走，写诗唱歌，并非想证明什么，只是我喜欢这种生活，喜欢像水一样奔流激**。我也不是那种爱向命运挑战的人，并不想挖空心思征服它。我和命运是朋友，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形影相吊又若即若离，命运的事情我管不了，它干它的，我干我的，不过是相逢一笑泯恩仇罢了。

一个月之前，一个在北京上学的朋友来看我，带给我的是他去首都各大学蹭历史课的笔记，还有一个U盘，里面有一些纪录片，还有就是周云蓬的歌。

我们在家里用电脑看纪录片视频，听他讲彭刚的授课，放周云蓬的音乐，然后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朋友对我说，这样的人就是我的榜样。

我喝了啤酒，昏沉之中不断地对他絮叨起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我觉得我又有点儿犯老毛病：对生活挑剔的人就算到了天堂都还是会觉得不满意的，这多么糟糕。

朋友听完我说话，沉默了一会儿，只是说，不急，不急。

｜捷克布拉格｜二〇一〇年

于是我也停了下来，不再说话。

在月光一般的吉他声中，我一边听周云蓬的民谣，一边读他的自述，于是看到了由一双盲眼，三十三年的时间跨度，和一些飘**无着的歌声所组成的人生之象。

忽然觉得自己相比之下，真是赤贫。

非要有朝一日，我们失去而今的年轻和健康，失去衣食无忧，肩上无所责任和负担的日子，才能恍觉自己当年没有理由不快乐，不珍惜生命吗？

如我现在这样—高中时候的朋友从北京来看望自己，喝喝啤酒，聊聊各自生活，聊聊逝去的时代里那些，熊熊燃烧的火焰，流血牺牲载入了历史，却在今天成为无关痛痒的逸闻，这一切都是何等的轻松洒然。

再没有哪个年代的人像我们这一代这么无所事事了。民主、共和、自由、良知……这些抽象而遥远的词语，打开了人性中诸多个无处宣泄的洪潮的阀门，亦成了为活着的虚无和痛楚引流的渠道。

而在我们这个太平的年代里慢慢习惯了软弱，还有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成为我们为活着的虚无和痛楚引流的渠道？

还是太年轻了，所以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带着盲目的信任或者盲目的不信任。因活着本身是为了活着而活着，所以一切流于空泛的热血和牺牲，最终都注定—从个人意义上来讲—是无疾而终的。除了活着本身之外，没有什么能够弥补活着的贫瘠。

人们绝望的缘由，没有新颖的动机。终极的失落，是人类原罪的原罪。哈罗德·布鲁姆说，心灵的自我对话本质上不是一种社会现实，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的死亡相遇。

自那以后，周云蓬的民谣，我自己常常听。夏天的时候和前面提到的那位朋友又一起去了蜀南竹海，傍晚在墨绿色的竹林间慢慢散步，他分给我一只耳机，两个人慢慢走路，细细地说话，听着黯然而不神伤的吉他民谣。

我忽然觉得很多年没有过这么纯净的时刻了。

朋友告诉我，有一次在周云蓬的民间演唱会上，他做出了求助的示意，于是旁边的人走近，俯首问，有什么事吗？

周云蓬说，现在开了几盏灯？

那个人说，两盏。

周云蓬说，那关掉一盏吧，听众只需要我的音乐，而我不需要灯，所以这样浪费了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