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也许会合理地假定，在为社会变革和反对屈服给出这样一个有力的实例时，阿多诺会认可社会实践——旨在倾覆交换社会的有组织的集体行动。然而，尽管实践构成了他社会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题目，但事情是微妙的。阿多诺的交换社会的社会学妨碍他支持集体活动。虽然尊崇变革的需求，但阿多诺宣称“这是理论的时代”(MCP126)。尽管如此，人们切不可匆匆得出结论说，阿多诺的社会—批判计划被迫进入纯沉思的“死胡同”(布克一莫尔斯，1977:190)。阿多诺对于大屠杀的观点强化了他对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的集体激进主义的反对，但是它也使得他在战后几十年里支持特定的政治介入。在对大屠杀的反应中，阿多诺甚至使他的部分社会学致力于草描一个与“野蛮”战斗的计划。
(一)作为社会再生产的伪行动
在1966年的一次访谈中，阿多诺承认了一种“对实践的渐增的厌恶，与我自己的理论立场相矛盾”(VSII738)。他有抵制组织集体的、激变的活动的企图，这种抵制当然与他对社会变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社会—批判强调大相径庭。然而，其他社会学考察一般性地提升了对社会实践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学生行动主义的前后一致的关注。阿多诺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中，集体组织的政治计划易于萎缩成为无效的“伪行动”(CM269)。伪实践标示着“借助严肃性和重要性的狡黠记号把能量引导到无意义的行动”(P 80-81)中。①在总体社会化的世界中，社会调节着人们能够奉行的一切。客体的“需求”是社会决定的(CM265)。社会进程为改革活动的可能和要求创造了条件。因此，“有意义的实践”(SSI579)充分体现为一种导致社会变革的介入所必须做的事情，它依赖于对社会及其历史趋势的一种社会学理解(IS 27,149—150)。然而目前，社会现实以及改革活动因此必须采取的方向并不是直接可理解的。在“尚未开始消融的”冻结条件中，“真正的政治”被阻塞了(NLII93)。令人失望的1968年法国造反运动以及它们针对“那些管理炸弹的人”的“街垒”,说明了当代行动主义的误入歧途的、无足轻重的，甚至“荒唐可笑的”运作(CM269,另见VSI399;2002c:17)。由“总体系统”所“中介”的客体需求仅是理论上可决定的。试图改变未解释之世界的一种“不耐心”实践是“虚弱的”和“失败的”(CM265)。
无效实践尤其搅扰阿多诺，因为它服务于现状的再生产。社会化的社会调节所有生活行动，“规定并且限制任何个人活动的条件”(CM264)。政治的存在主义低估了这个问题。萨特坚持每个人选择他自己行动的能力和责任：“懦夫使自己变得懦弱”并且“总是”有“可能……放弃懦弱”(1973:43)。阿多诺反击道，对于萨特来讲，“社会关系和条件”因而“至多是一种适时的补充”,但“在结构上……几乎不过是行动的时机”。实际上，整合对生活的强烈侵入足以使自由决定变成假象(ND59—60)。甚至假定彻底的行动主义者们——“正规程序的……行家里手”(CM 270),他们向每个观念索要肯定的实践建议(CM 288)并且坚定不移地保持积极主动(CM290)——也整齐划一地遵从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图式主义和生产主义。与“物化意识”相结盟，他们使手段优先于目的并把他们讨论中的对手仅仅当作执行他们计划的工具，当作物(CM268-269)。至关重要的是，作为盲目的伪行动，行动主义并不具有改革性的影响：它的决定条件的墨守成规的再生产是它的唯一效果。伪实践“真正……适应……于……禁闭(huisclos')”①,只是“再生产(被管理的)世界本身”(CM269-270)。
“如果今天的人们表现得好像他们明天就能改变世界”,阿多诺重复道，“那么他们就会是说谎者”(PD129)。伪行动也因为活在这个谎言中而服务于现状。通过冒充控制现实，伪实践假装在主体和“被彻底中介和固定的社会”之间的深渊上架起桥梁。就僵化秩序中对异化的痛楚意识迫使社会发生转型而言，伪实践破坏了支持变革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论证——实践。“由受阻的现实……所造成的痛苦，”阿多诺在回应他的学生批评家时评论道，“变成了对于……表达它的人的愤怒。”但是，由于无视该留言并且追求无效的伪行动，行动主义者们伪造了他们对监禁的豁免权，对一种“伪现实”(CM291)的坚持，并且使他们对现在的社会—批判意识保持不动。在达到阻碍明智实践程度的“固化……情境”中，理论很可能仅限于使人们感到“更不舒服……因为人们看到了所有出口是如何被封堵起来的”(PETG 132)。然而，只有不舒服才能使转变的必要性变得一目了然。
阿多诺承认，那些“相信……小团体有限活动”的人们记得，“社会中无法穿透地与人们相对峙的恰恰就是这些人”。他们回想起“自发性……没有自发性这个整体就不能够变得……不同”(CM291—292)。然而，他不能够忽视他对某些企图的社会学关注，这些企图就是组织集体的激进行动。在“万事万物所依赖的实践遭到阻挠”的“令人绝望的”情境中，批判的社会分析似乎成为唯一可行的和不可或缺的计划(ND 243)。有一种社会学阐释社会——“在人周围并在人之中的通用模块”(S153)——并且解密对要求变革之物的需求，只有这样的社会学才能暴露出易受社会中转型影响的断裂并使实践变得有效。只有理论才能够帮助实践避免社会上恭顺从属的、绑定情境的表演(CM264—266,291)并且造就被天真的行动主义所遮蔽的社会—批判意识。“痛苦、恐惧和威胁的未曾衰减的持存敦促……思想……不要丢弃自己……它必须不安定地承认，此时此地可以成为天堂的世界为何明天可能变成地狱……为了某种实践废除(这样的认知)将是一个时代错误，这种实践在这个历史时刻会不可避免地使……现状永存。”(CM14)
(二)命令性的介入
“希特勒曾经把一个新的绝对命令强加给处于不自由状态的人：对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加以安排以便奥斯维辛不会重现，以便不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尽管更加雄辩，但是阿多诺的规划与“去”产生强烈的共鸣，它放大了不幸的身体对于他的社会—批判思想的影响：命令包含着个人“对于强加给个人的无法忍受的身体痛楚的……痛恨”,没人能够怀疑它(使它获得基础的纯粹企图都是骇人听闻的)。而且，与康德的绝对命令不同，①阿多诺的准则是否定的，它命令人们专门地行动以使得苦痛不被重复(ND358)。阿多诺的原则在别的地方得到了讨论②。在这里有用的是，使它与实践的问题相关。
正是这个不可谈判协商的命令防止阿多诺的掩饰退却到沉思之中，并且使他支持战后时期的一些特定介入。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他表达了与反战派的团结，因为来自越南的报道表明“折磨的世界……在奥斯维辛之后”仍然继续(MCP 101)。1967年，阿多诺谴责围绕伊朗国王国事访问期间在西柏林一次集会上一位抗议者被杀所发生的事件，并且毫不迟疑地支持学生们对严格、公开调查的要求。阿多诺警告说，那位以开枪为乐的警官的无罪开释和没有后悔表明，受害者就像国家社会主义之下的犹太人那样，被当作学生这个物种里面的一个非个性化的样本[1994:145—147;贝尔曼(Berman),
2002:126—169]。阿多诺也抗议——以书面(VSI396—397,另见阿多诺等人，2003:633—634)和示威(许特，2003:320—328)的形式——在“紧急状态”下允许政府限制基本权利的立法。1968年通过的法案使他想起了为纳粹服务的魏玛宪法中的一项条款。最后，阿多诺公开指责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阿多诺等人，2003:647—650)的行为，此外他已经长期支持他的一些学生反对苏联共产主义的运动[参见克拉尔(Krahl),1974:165—166]并坚持认为苏联的暴政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是无法相容的(VSI390-393;阿多诺等人，2003:238)。③这些事情推翻了“认为阿多诺漠不关心当时政治斗争的陈旧观点”(哈默尔，2006:21;另见贝尔曼，2002:129—131)。此外，尽管阿多诺总是或多或少地不信任对在资本主义系统中进行小型转变——波普尔(1994:122)称为“零碎社会工程”的东西——的要求(IS 26-27,S153,2002c:15),但是他的理论思考证明他对这些政治介入的认可是正当的。阿多诺支持在他看来有着特定指向的行动，即指向那些预示极权主义以及它的残暴的一种潜在更新的发展。他的支持与他由奥斯维辛所强加的不妥协的命令保持一致，这个命令就是，要这样行动以便不会有像它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阿多诺在研究所的前同事赫伯特·马尔库塞把一种重要的政治角色归给学生激进主义(1969a:49—78;1970:83—108)。在反对普遍宽容的意识形态的同时，他支持不宽容和党派性，后者不仅反对公然暴政，而且反对对整个“公众意见的暴政”(1969b:120)以及那些偏向于使压迫的资本主义条件永存的实践。马尔库塞认为抵抗部分是由“智性颠覆”(1969b:126)所达成的。可是，如果“合法的手段”失败了，那么受压迫的少数派和批评家就有权交战(1969b:130,137)。“如果他们使用暴力，那么他们并没有开始一种新的暴力链，而是试图打破一种已经建立的暴力链。既然他们将受到惩罚，那么他们就知道冒险，并且当他们愿意冒险的时候，没有第三者……至少没有教育者……有权来说教他们弃权。”(1969b:131)
阿多诺从不支持他的学生参与超越上述介入之外的行动，他甚至越发强烈地反对他们的有组织的活动。作为上面所概述的他对实践的关注的加强，他对激进运动的分析认为它正在发展原始法西斯主义的倾向。尤其是，阿多诺指出，学生们正在变得越来越暴力，①对此他毫不含糊地回应道：“如果我没有违抗……以暴制暴的永恒循环，我将不得不否认我的整个生活——在希特勒和我所观察到的斯大林主义的东西之下的经验……如果有谁在无法计数的人被谋杀之后……还鼓吹暴力，那么我将拒绝我对他的忠诚。”(2002:17-18)①阿多诺警告说，暴力实践是特别危险的，因为如果对决定其方向的条件缺乏洞见，那么它就将一直被误导。激进分子们仅仅反抗而不反思或者考察社会情境，因此错误地采取行动(CM291)。由于扰乱性的演讲，学生们甚至与他们自己的一个要求发生了矛盾，即以民主为动机的自由表达的要求(IS 154)。行动主义者们是“侵略性的”并且缺乏“反省”(CM271)。他们组织成团体，遵循“元首(Führer)所分配的……标准化的口号”并且要求个人的“牺牲”,阿多诺把这比作“法西斯主义的保留节目”(CM275—276)。个人严格地服从于集体，“当一个学生的房间因为他喜欢学习超过喜欢参加活动而被砸烂时，他的墙上会被涂写道：无论谁只要潜心于理论而不采取实践行动，那么他就是社会主义的叛徒……叛徒的概念来自集体压抑的永恒储备，不管它着上什么颜色”(CM263)。
阿多诺加强了他对学生集体激进主义的批判，这具体涉及他视之为这种激进主义的政治上的危险暗流的东西。对于他来说，认可他们的集体行动意味着违背大屠杀所强加的不可谈判协商的命令，这个命令就是，如此地行动和思考以使奥斯维辛永远不会再次出现。这同一个要他支持选定行动的新命令也激励他越来越多地反对有组织的行动主义。学生们已经建立起了一种危险的“几乎不是康德意义上的绝对命令……你必须签名”(CM292),阿多诺不得不拒绝了。
(三)社会学反对野蛮
对于一个有关能够做什么来变革社会的访谈问题，阿多诺回答说：“你把我难倒了……我不知道……我只能够试着不顾一切地分析是什么”(2002c:16)。然而，他的社会学和政治活动之间的关系要比他对集体实践的批判更加丰富，也比他对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那些具体介入所暗示的零星支持更加丰富。他的新的绝对命令迫使阿多诺把他战后社会学的某些部分献给对野蛮的斗争。他的社会学工作包括对一个反对种族灭绝屠杀重现的政治行动规划——值得注意的是，比前面所提及的介入更加雄心勃勃——的战略参考和概括略述，社会学也承担了这个规划的实施中的一个公共角色。①
1.社会学上的命令
“人们谈及再度堕落到野蛮中去的威胁。但是……奥斯维辛过去就是它”(CM191)。阿多诺从1938年开始一直害怕在德国发生种族灭绝屠杀(A&.H229),到20世纪40年代初知道了它(2006c:131),并且从那以后就让检查和反对反犹主义的“道德义务”——预示了他的绝对命令——来指导他的工作(A&H268-69,另见84)。尽管他在1934年就已经移居国外了，但是在失去他的执教许可并与盖世太保对峙之后(缪勒-多姆，2009:173—186),私人联系使他保持着对德国“地狱”的意识。不久，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了解到研究所成员所遭到的迫害，他们中的一些幸存下来并且叙述了他们的流亡经历(A&H134,85—88;另见叶戈尔，2004:130;杰伊，1996:170)。“我父亲的一个直系堂亲……”阿多诺在1938年说道，“被带到达豪集中营而没有陈述理由……几个星期之后，他的妻子收到了他被焚化的简短消息。”(A&.H238)阿多诺的奥地利熟人们描述了与政权的进一步及时接触，这些人有许多在1938年之后才移居国外，其中包括他的朋友索玛·摩根斯特恩(Soma Morgenstern)(阿多诺，2006c:73—74)和儿童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贝特尔海姆曾经被遣送回德国，随后被关押于达豪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威格斯豪斯，1994:379)。阿多诺也切近地观察了他父母的命运，他们在1939年遭到拘留和折磨(2006c:1-4),并于最后一刻逃脱。“二战”后，特别是在阅读社会学家和前布痕瓦尔德的囚犯欧根·柯根(Eugen Kogon,1946:viii)对集中营系统的——明确要求“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都不要重现!”——解释时，阿多诺认识到了纳粹恐怖的广度(MCP109,125)。他变得确信，与20世纪“生产力”的大规模发展隐秘地相一致，大屠杀“死亡的批量生产和成本削减”把那些力量落实在“用毒气……来爆裂数百万人的肺”上，这已经超出了更早时代所犯下种种残酷暴行的规模和强度(MM233—234;另见柯根，1946:
132)。奥斯维辛不是“经济一技术进步过程中的工业事故”(VSI141)。纳粹的恐怖已经导致了“世界的终结”(阿多诺和贝尔格，2005:239),“它仍可能变得更糟的可怜的安慰”(CM268)已经失去了所有的说服力。
这并不意味着恐怖不会再现。就像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参见马尔库塞，1969b:113)那样，阿多诺欢迎西方民主的批评自由——这在先前的法西斯主义和当前的共产主义之下是不可想象的(VSI392—393)。①但是这既没有减轻他也没有减轻霍克海默或者马尔库塞(1970:93)对重新开始的野蛮的潜在可能的担心。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阿多诺一再强调，“人们……向着奥斯维辛的迁移”可能会“继续”(JA34,另见ISW 234),因为它曾经的产生条件仍在原处(CM89-90,98-99,PD120)。②《群体实验》报道了应答者中国家社会主义态度的那些防御—申辩的回答和元素(GEX 376-397),它必定加剧着这些关注。阿多诺有时非常惊恐于重新接受——虽然不是以令人欣慰的方式——前面比较而言被禁止的东西：“在任何时刻”,它“都可能再次发生并且变得更糟”(1998c:280)。
与波普尔的(1994:120)“社会科学的技术进路”相反，阿多诺通常保护他的分析免于实践牵连的要求(参见CM277)。可是，战后几年里野蛮的连续威胁迫使阿多诺破例。为积极反对最坏状况的重现而制定出一个规划，成为他社会学的重要的当务之急。正如它很少援引的社会学翻译所表明的，阿多诺又一次受到了他的新绝对命令的逼迫：
在奥斯维辛之后，并且奥斯维辛在其中乃是某种东西的原型……在世界上不停地重复……这不会再次发生的兴趣，或者，它在发生之地……以及那时被阻止……应该决定认知手段和……问题的选择……仅仅凭借依附于它的恐怖维度，(奥斯维辛)就拥有了这样的引力……以至于……实用主义被证实是正当的，它要求……将优先权给予一种……旨在预防这样的事件的认知。(IS 18)
2.关于野蛮的社会学
阿多诺试图通过提供一种战略参考点来协助对野蛮重现的斗争，这种参考点的形式是关于野蛮的前提条件的一种社会学分析。在经验的层面上，阿多诺集中于种族灭绝屠杀的智性先决条件和可能支持。《权威主义人格》和《群体实验》已经处理的“社会—心理的性情”目前并没有发展出“它的全部功效”,但却可以在不同的情况下“重新获得不可想象的力量”(GEX280)。阿多诺的后期明显贯彻这些研究的著作提出了进一步的调查，即把野蛮的可能的智性支柱定位于三个宽泛的领域。首先，他提倡考察儿童们中间潜在反犹主义性格的形成。阿多诺推测，那些身为国家社会主义追随者的父母们倾向于在孩子们面前原谅和维护他们自己，从而重温并传递旧的反犹主义论证(VSI361-362,373)。在他们开学的第一天，孩子们感到像局外人面对一个“陌生和冷漠的”群体一样。由于感到震惊，他们把这种“压力和冷漠”传递下去并且排斥他者。随后形成甚至导致排外小集团的孩子们发展出了对反犹主义的特别强烈的倾向(VSI374—376)。其次，阿多诺号召调查日常成人生活中反犹主义偏见的固定式。他认为(呼应着《权威主义人格》和《群体实验》中的方法论争论),考虑到战后德国的官方禁忌，反犹主义将不会总得到公然的表达。取而代之的是，它逐渐通过传闻和谣言——“犹太人不应该变得太有影响力”(VSI362—363),他们“逃避体力工作”并且是“不诚实的”(VSI369-370)——涌现出来，这联系到了肯定的成见——例如，“犹太人又深奥又聪明”,这与“他们想要背叛我们”(VSI377—378)密切相关——或者结合了民族主义的和反理智的态度。最后，他专注于有关纳粹时代的日常陈述，尤其是申辩的和自我防御的声明：“我们不知道什么东西在继续”“受害者必定做了什么引起仇恨的事情”"德累斯顿解决了奥斯维辛”“国际社会错在宽容了它”(CM90-91)、“是五百万人而不是六百万人被杀""战争就是战争""希特勒在某些方面是对的""是时候继续前进了”(VSI367—368)。阿多诺对大多数人每天能够亲自观察到的细节的日益集中关注与他大量的战后社会学是一致的。①
阿多诺既没有把这些态度理解为孤立的奇想，也没有把它们最终理解为德国所特有。野蛮的潜在可能性残存于当前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之中(CM98—99,191—192)。阿多诺资本主义社会学分析中引人注目的东西是，他把野蛮的智性先决条件和可能支持与同一性原则结合起来。同一化借助它前面得到简述的特征满足了种族灭绝屠杀的智性要求。一方面，与商品交换中的思想进程相一致，同一化使得不同的东西变得等价了，这是因为同一化把特定的个人转化为某个无条件决定的一般性事物种类里的样本。野蛮的成长繁荣以两种交织的方式建立在这种智性运作之上。首先，不同之物向相同之物的转化与一种谴责是相容的，即把独特的、不可归类之物的“最模糊痕迹”谴责为“无法忍受的”(JA 140)。他者“在道德上被拒绝”,比如，犹太人被当作“吸血鬼和寄生虫”(VSI275)而遭到拒绝。同一化在它的致命伪装中准备了反犹主义里的“反”。其次，若没有把相异的个人分类为相同群体的样本，若没有把不同的人们化约为犹太人的某种绝对定义——若无反犹主义的“犹”——那么就不可能有这样一种结论，即所有那些被定义为已判刑群体样本的人都是无法容忍的和应被灭绝的(MCP 108,VSI 275,另见DE 140)。“如果没有虚假一般化的程序，那么反犹主义就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反犹主义把一系列得到否定指控的陈词滥调转给整个群体而毫不尊重个人；……对于外国人如俄国人、美国人、法国人而言的集体单数见证了这一点”(GEX 339)。同一化对于判处整个族群死刑来说是不可缺少的：“种族灭绝屠杀是绝对的整合，无论什么地方只要人被做成相同的它就有所准备……直到他们，对他们完全无效的概念的背离，被实实在在地根除掉。奥斯维辛把纯粹同一性的哲学学说确认为死亡”(ND355)。纳粹主义打算把人做成相同的以便杀死他们(NLII245)。人被“物化”、消灭为“物”(GEX 293—294)。而人们仍然通过“‘赞成或反对’的范畴把所有的他者知觉为客体”[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1950),1989a:137]。阿多诺在“性禁忌”中论证说，“选中的牺牲品”被“给予……理解他的命运由于……他碰巧略微有些不同意这个事实，……背离于集体，……属于一个得到精确标定的少数派”(CM76)。另一方面，同一性思维只是在它的第二个特征的条件下才导致野蛮：遵守社会所生产出的概念——它们是有关攻击他者的必要性的成见或声明——仿佛它们值得信赖地表达了客观的现实。物化意识的同一化机制满足了野蛮的关键要求。
根据阿多诺的想法，反犹主义对上面所说明的纳粹主义的偏见和可疑看法是一种集体的、“跨主体的”观念储备的一部分。个人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这些思维模式。但并不是任意的：“社会压力……把人们驱向不可言说的东西，这种东西在……奥斯维辛达到顶点。”(CM191)阿多诺认为，在个人遭遇社会的地方，他们感到“被监禁在一个……社会化的、紧密编织的、网状的语境之中”,感到“被管理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幽闭恐怖”。由于不能够逃脱，他们发展出了一种“对文明的暴怒”,他们把这种暴怒对准那些被知觉为“虚弱的”和“快乐的”人(CM193)。阿多诺反复地强调了一种总体社会化的、受刺激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把个人的思想与危险的集体意识形态模式结合起来。人们对于压倒性的、僵化的、假定不可捉摸的整体的依赖不仅加强了他们的“不适”——由于受到不透明的经济趋势的支配，每个人都感到“是潜在地失业的”(CM97,ISW 248)——而且使行动和思想的整合显得像是唯一的选项。“如果他们想要活……那么没有其他的道路而只有适应……既定的条件”,即使他们的统治意识形态是种族主义的。“对……现状、权力本身的适应、认同的……必要性造成了极权主义的潜在可能。”(CM98-99)“虚弱的自我”,阿多诺以心理分析的术语补充说，寻找“把他们自己与……庞大集体同一起来的补偿”(CM94)。在“固化的世界”里，“个人的自恋……本能冲动”仍然得不到满足，并“在与整体的认同中发现了替代满足”(CM96)。阿多诺特别指出，“二战”后的民主提出对自主性的要求。但是民主——这个固化世界的一个元素——就像其他超出人们控制的系统那样与人们对峙，这样的系统把难以理解的限制加在他们作为政治主体的能动性上(CM92-93)。因此，人们把民主——免遭极权主义挫折的一种潜在庇护——经验为不充分的东西并对它加以拒绝。面对受激语境强加在个人身上的巨大限制，民主的“自主性的义务”变成了一种负担，而个人“宁愿投身于集体自我的熔炉之中”(CM99)。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中，个人丧失了挑战社会流行偏见以及它们可能煽起新野蛮的潜在原则的智性能力甚至意志。在这个方面，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就意味着维持另一个奥斯维辛的可能性。
由占优势的普遍之物施加在……个体之人身上的压力……具有一种破坏特定和个体之物连同它们抵抗能力的趋势……人们……丧失了某些性质，借助这些性质他们能够对抗………那可能再次引诱他们犯下暴行的东西。也许，当已经确立的权威再次给他们以秩序时，他们几乎不能够提出反抗。(CM193-194)
齐格蒙特·鲍曼“从阿多诺或者阿伦特将未完成任务所带至的以下这点出发”(2000:223),即把大屠杀分析为一种潜在重现的(2000:11—12,84—85)“现代性的……产物”(2000:5)。鲍曼富有创意的作品《现代性和大屠杀》透露了它与阿多诺的研究在若干维度上的亲和力，比如在这个论证上：将受害群体的每个成员都理智地归于一个“不同者”的范畴之下乃是第一步，这第一步通向把这个群体从“普通人”中系统地分离出来并且将其驱逐到道德的无关紧要之中去(2000:26—27,189—192,227—229)。①不过，鲍曼的著作也透露，阿多诺对被管理的杀戮的社会学调查远未穷尽。鲍曼将大屠杀置于一个交叉点上，这个交叉的一方是毫无“瑕疵”地“制造”出一个完全有序社会的特别现代的计划，犹太人明显就是因此而被分类的(2000:65—77,91-93,229-231),另一方是现代技术-官僚力量的发展。②尽管阿多诺如上所说将种族灭绝屠杀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归于现代性的“生产力”[特别是，就像鲍曼(2000:89)那样，归于它们的规模],但是鲍曼对这些力量的分析更加集中和透彻。鲍曼强调了某些技术—官僚革新的重要性，比如现代制度的严格秩序等级，为了对所遵照的东西加以量化而把工作流程划分为同步的基本活动和方法。这些革新允许在官僚机制中运作的能动者把它们活动的责任转移给上级；允许它们根据内组织的、技术上的标准(例如效率、精度)来评价它们的活动，而不是根据它们的行动有助于维持的那些机制的结果；允许它们远离这些机制的结果以及隶属于这些机制的人
类而活动(2000:21-27,98-105,155—161,192—200,244—248)。能动者对“强加痛苦的抑制”是“中立化的”(2000:184—185),而且他们能够导致与其个人品德相冲突的结果。这些想法从阿多诺的观点来看是意义重大的，但它们在他的文本中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得到发展。虽然如此，就当代社会学对种族灭绝屠杀的研究进路而言，阿多诺关于野蛮的社会学仍然保持着它的现实性，这不仅在于它是一种有待批判性提炼和扩展的资源，而且在于它提供了对鲍曼所提问题的一种独特视角。例如，当鲍曼强调“无人性乃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问题”(2000:154)时，他主要是说，现代的技术—官僚机构构成了大规模杀戮的一个必要条件。阿多诺也把奥斯维辛置于当代社会关系之中。把这个分析同鲍曼的分析区分开来的是，阿多诺——再次与他的以下观点相一致，即社会的生产力最终被它的生产关系所纠缠——认为，种族灭绝屠杀所不可缺少的同一性思维的结构无法摆脱那些主宰着现在的最终决定性的商品交换关系。①此外，阿多诺发展出了对资本主义固化的、物化的整体由以驱使人们接受危险的集体思维模式的压力的透彻分析。
3.与野蛮作战
在阿多诺的社会学中，“实践的展望……是有限的。任何轻易提出建议的人都会使自己变成一个同谋者”(CM4)。不过，考虑到连续的威胁，什么都不做乃是别无选择。与他的绝对命令相一致，阿多诺的社会学支持反对野蛮的战斗，这不仅在于它提供了战略参考，而且在于它概述了——并且描绘了参与的方式——预防另一场灾难的一个计划：“实践的建议… 也许接着到来”,尽管“从见识到行动的道路”比它看起来要更长(CM308)。
反对野蛮的战斗是令人绝望的，因为野蛮的根源存在于基本的社会条件中，而防止野蛮则取决于颠覆这些条件。事实上，阿多诺的介入并没有把野蛮的整个社会基础当作目标。“既然改变……产生这些事件的社会和政治条件的可能性在今天是极其有限的，那么反对反复的企图就必然仅限于主观的维度”(CM192)。阿多诺的计划把目标指向种族灭绝屠杀的智性支柱，这些支柱处在前一部分的社会学焦点上。承诺确保“它将……永不再像那样”(VSI330)的那些斗争发生在教育中。通过给出另一种演绎，阿多诺宣称，“对所有教育的第一要求便是奥斯维辛不会再次发生。它在任何其他东西前的优先权……便是如此，以至于……我不需要也不应该来证明它是正当的”(CM191)。
阿多诺为抵消反犹主义在儿童中的形成提出了几个建议。儿童教育者应该辨识在学校里表现出“种族中心主义”行为的孩子并与其父母讨论这个问题。如果父母是反犹主义者并且不能够被说服，那么就必须告诉孩子他们的父母可能犯错。在学校的头几个星期里，教师应该创造出随和的、游戏的环境，以便缓和使孩子对他人有侵略表现的冷漠或震惊，应当防止排外小集团的形成并鼓励个体孩子之间的友谊。必须通过教育孩子如何变得善于表达来反击反智主义，必须破坏特殊的团体、种族或宗教与智性工作的同一。如果有必要的话，暴力以及意识形态对他者的影响应该受到惩罚(VSI 373-378)。
有关儿童的许多提议形成了阿多诺所谓反对反犹主义的长期规划的一个部分。阿多诺区分了提前进一步“计划”的手段和“立即实践”的短期规划(VSI371)。尽管如此，这些范畴并未恰好适合他的提议，而且两个规划也都是指向成年人的。针对有关纳粹主义的日常偏见和可疑观点的“直接防御”有两个特点：一是权威的使用，二是任何人都能在日常生活中履行它的事实。人们听到反犹主义的主张时应该坚定地做出反应，采取最为彻底的反击姿态，甚至把作恶者移交给权威，因为较之软弱或害怕来说权威给权威性格留下了更深的印象(VSI364,371,379—380)。不过，在反驳这样的陈述时，人们应该避免“诡辩”并鼓励对“思维形式”进行反思。例如，当人们在大屠杀的程度上钻牛角尖时，大家不应该援引数字，以免遵循同样稀奇古怪的辩论策略。毋宁说，必须使人们认识到，像德累斯顿轰炸这样的战争行为与被管理的杀戮的比较，或者与“只有五百万人被杀”中的“只有”的比较，都是建立在荒谬推理的基础上的(VSI367—368)。在这里已经可以感觉到阿多诺长期规划的自我反思维度了。他补充说，应该向法西斯主义的同情者们提醒它的后果：战争、匮乏、灾难(关键词为斯大林格勒，今伏尔加格勒)、痛苦(CM103)。在他遇到的反犹主义司机身上测试了他对日常抵抗的一些建议之后，阿多诺肯定地结束道：“我有这样一个感觉，即那些司机，无论如何在他们的意识信念中，带着一种些许不同的精神状态离开了警察局。”(VSI380)
阿多诺关于野蛮的社会学指出，野蛮的许多智性支柱如偏见和成见栖息于社会上广泛受赞同的、个人不加批判地接受的思维模式中。这使他关于野蛮的明确反权威主义的长期教育规划(VSI371)指向一个更为基本的目标。阿多诺的规划从康德(1991:54)“自己招致的不成熟状态(Unmündigkeit)”的观念中汲取了灵感。对于康德来说，不成熟状态指“若无他人的指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知性”。而对于阿多诺来说，“不成熟状态”或者"受监护状态"正是对主体当前趋势的命名，这个趋势就是整合它的思想：不加批判地承认权威，并且把社会所产生的对现实的欺骗当作无可争论地为真的；接受已经确立的命令，即使它们意味着毁灭(1971:123,141-142,146)。“盲目地认同集体”(CM197),“乐意……服从……于更强者”,服从于“规范”,这些乃是准备服务于最为罪恶的事业的人的特征
(CM195)。“墨守成规”和“因循守旧”伴随着“贫乏的自我反思”(CM94),即人们在根据自己的精神状态来行动和反应之前没有能力对它进行审查。
反对受监护状态唯一可行的武器——阿多诺援引了康德的相应最新规划——乃是一种成熟状态(Mündigkeit)的教育。成熟状态意味着，使用自己的知性，运用自己的批判能力并因而拥有自己的经验。“为自己代言的人在政治上是成熟的，因为他有自己的思想而不纯粹重复别人。”(CM281)在对智性整合的抵制中，一种“批判的教育”(VSI331)是必要的：这种教育在于反驳、蔑视、否定，以及拒绝顺从集体和社会强加的世界观(1971:109-110,116-118,133,144-146)。这样一种教育必须与自我反思的教诲结合起来：它在于批判性地分析自己对他人的知觉以及和他人的关系，而不在于简单地“猛烈抨击”(CM101,193)。这个教育规划是“去野蛮化的”,尤其是如果它培养了对暴力的一种批判视角的话(1971:129-130,132)。康德(1991:54)鼓励那些对于他们来说“不成熟状态……已经几乎变成第二自然”的个人：“要敢于认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知性。”阿多诺则竭力强调，“反对奥斯维辛原则的……唯一真正力量是自主性，如果我用康德哲学来表达就是：反思的力量，自我决定的力量，非合作的力量”(CM 195)。
社会学不仅在战略上体现并勾勒了阿多诺的教育规划，而且和心理学一起在其实施中扮演着一个享有特权的公共角色。社会学和心理学能够为个人提供批判和自我反思的智性策略。人们需要“洞察当代社会中的本质性的东西”,洞察“他们所承受的力量、依赖和过程的真实社会关系”,洞察“经济与社会”的相互作用(VSI330)。毕竟“人们越理解社会”,社会就越难整合(IS3)。尤其是，“教育必须把自身转变为社会学”并且“教授在政治形式的表面之下运作的诸力量的社会游戏”。因为对政治制度的社会学洞见使个人能够拷问这些制度的正当理由，特别是“国家权力”重于“其成员权利”的意识形态(CM203)。在默默提及他早期对法西斯主义修辞学的探讨时，阿多诺补充了传播“极少持久宣传把戏的知识”的建议，因为对这些把戏的广泛意识将给个人“接种疫苗”以抵抗它们(CM102)。①社会学或许也强调，痛苦的个人常常不得不忍受被容纳于集体之中。这可能也会有助于“反对所有集体野蛮的主导地位”并“加强对它的抵抗”(CM197)。阿多诺以更为一般的术语论证说，对“确定意见”“现存制度”和“一切仅仅被设定并以其存在证明自身正当性的东西”的抵制是由一种能力支持的，即“能够区分被知晓的东西和仅仅被常规或在权威强制下所接受的东西”(CM281—282)。社会学在培养人们对现存制度、集体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意识中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
此外，个人需要被“给予他们由以能够走向自我反思的意识的……内容，……范畴，……形式”(CM300)。心理学家们能够向个人说明“在他们心中造成种族偏见的种种机制”(CM102,193)。例如，心理学会提高对某个过程的意识，借此过程主体得以抑制其痛苦并表现出变得对痛苦漠不关心，但却通过给他人造成痛苦来为自己复仇。“一种不再崇尚……忍受痛楚的能力的教育必须得到提升”,必须鼓励人们承认他们的真实焦虑，以使“无意识的和无家可归的焦虑的毁灭性影响”能够“消失”(CM198)。援引另一个例子来说，在回应犹太人逃避体力劳动这个指控时，人们不应该列出辛苦工作的犹太人，因为人们只是在反犹主义者的反智主义层面上与他们相遇。相反地，应当向反犹主义者指出，那些以前似乎有此问题的人的愤怒出自一种令人失望的认识，即认识到人们必须辛苦工作，哪怕“辛苦的体力劳动”已经变得“多余”(VSI369—370)。总而言之，这种批判性反思和自我反思允许人们避免那助长野蛮的监护以及智性整合，而这样的反思取决于一个以贯穿着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教诲为形式的公共启蒙计划，这些教诲涉及那些野蛮于其中仍然能够得以繁衍的外部和内部条件。分析和反思所要求的范畴将在教育、媒体和公共讨论组中得到传播(CM196,另见1971:145—146)。“只有通过共同的思想工作，固化的东西”——种族灭绝屠杀的智性支柱——“才能被溶解”(VSI330)。
阿多诺曾经写道：“关于(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的争论必定仍然是解释艺术的特权，这些解释艺术遵循一条格言……‘押韵，否则我就吃掉你’。”(HTS 59-60)关于阿多诺是一位革命性社会实践的理论家的主张并没有好到哪里去。不过，说阿多诺退回到理论并且“决不采取措施”达成“一项行动的规划”(布克-莫尔斯，1977:26)的陈述也好不了多少。作为一位社会学家，阿多诺直接参与到以野蛮得以更新的前提条件为目标的政治介入的战略准备、规划大纲和公共认识之中。可以合乎情理地将阿多诺的办法描述为仅仅是非革命性的介入(莱森加，2002:372)。阿多诺承认，他的规划的效果也许是轻微的：废除由社会造成的法西斯主义危险超出了教育的“范围”(CM194)。不过，新的绝对命令在其各种各样的转变中指示，如果哪怕有最微弱的希望通过破坏其意识形态的支持来防止更多种族灭绝屠杀之恐怖的实际发生，那么科学和教育就必须采取措施达成这个效果。面对占优势的资本主义条件，这当然“几乎根本不够”,可是，面对灾难的持续威胁，阿多诺的规划中甚至最轻微的效果也并非一无是处。对于20世纪和21世纪的种族灭绝屠杀的受害者们来说，这可能意味着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