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是零零碎碎的事情，可以见阳明不足以尽阳明。他做的大事是在正德十三年七月刻印了古本《大学》和《朱子晚年定论》。他觉得这是比平匪戡乱意义更大的“破心中贼”的实事，那一时的事情无法与这永久的事情相比。
与陆九渊重视《孟子》不同，阳明首重《大学》，次重《论语》。虽然不能说《传习录》的格式是在有意模仿《论语》，但纯粹是阐发思想的“语录”，论影响，在中国古代语录史上可谓并世无三。《大学》经朱熹编定成为“四书”之首，成为儒学的纲领和宣言，也因其篇幅简短，是私塾率先开讲的最普及的教材。
阳明以古本《大学》为教典，起于在龙场悟道后。他怀疑朱子的《大学章句》非圣门本旨，他就依据自己的宗旨，觉得《礼记》中的原本《大学》（即他所谓的古本），更能证明圣人之学简易明白的特点，朱子反而把问题搞复杂了。尤其是朱子“移其文，补其传”的工作是错误的，他以郑玄古本《大学》为正，认为无所谓阙文，无须补传；无所谓错简，无须移文，原文本自平正通顺。现在，他终于把这个真《大学》公开出版了。
他在《大学古本序》中说：“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而朱子的新本弄成了以“格物”为主题，所以是支离。但是也不能单讲诚意而不格物，那是蹈虚；不追求致本体之知，那就是误妄。他去掉了朱子的分章补传，在旁边加上了自己的解释，以指引学者正道。这就是他的《大学古本旁释》，尽管这本书不如他的《大学问》影响大，但是在他的影响下，当时一些著名学者如湛甘泉、方献夫后来都改信了古本《大学》，他还为此着实激动了一些时候。因为这就是在诚意的主导下来格物了，也等于把格物这个理学的基石性概念纳入了心学诚意的体系。王艮的著名解释是：格物即物有本末，致知即知有先后，都是在突出诚意为本、诚意为先这个根本点。
他不仅要弄出两个《大学》，还要弄出两个朱子：中年未定之朱子，晚年定论之朱子。所谓《朱子晚年定论》，是把朱一些与心学题旨一致的书信言论收集起来，称为朱的最后结论，以前与此相矛盾的话都是朱子也后悔了的错误言论。很多话简直就像王阳明说的——尽管都是朱的原话。让朱说王自己想说的话，以堵天下之口。然后把自己说成是与真朱子心理攸同的战友。而世间流传的朱子学，如《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后来“思改正而未及”，而《语类》乃是其弟子挟胜心以附己见的东西，与朱平日之说亦大相乖戾。世人学了朱子“悔”的，不学朱子“悟”的，不知已入了异端，还日日竞相喧嚣以乱正学。
朱子一生说了千百万言，王不想完整全面地理解朱子，只是想为我所用，所以找出万把字的自我批评、悔其少作的话。其主题有二：一是觉得过去只是讲论文义，诚是太涉支离，后悔病目来得太迟了；二是因不能再看书，却得收拾放心，正心诚意，直下便是圣贤。阳明很得意他编辑出这样的“定论”——声称“无意中得此一助”！好像早知灯是火，饭熟已多时。其实，他早在南京时，便开始摘录，等到他在处置民变实践中证明自己悟通的大道是可以在日用中验证了，正好也有了些名头，就差来自权威的支持了，便让这部经他“逻辑重组”的《朱子晚年定论》适时出台。“予既自幸其说之不谬于朱子，又喜朱子先得我心之同然。”“先得我心之同然”是孟子论证人我之心直接相通之谓仁的基本原理，也是心学的看家功夫。
然而，阳明这事做得不良心，他的胜心变成了私欲就遮蔽了廓然大公，他完全知道他摘录的并不全是朱子晚年的说法，他心中清楚没有朱子晚年定论这回事，完全是他出于自己的需要断章取义、独提所好造出来的，他对自己也一向尊敬的朱子采用了心术，就算他完全得手，他也该心中有愧，事实上他这么故意地作案，对他的为人和学术都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譬如对他非常尊崇的刘宗周在这件事上就力辩阳明之非。站在朱子和中立立场的驳难则更是理据汹汹。桂萼上揭帖“罢封爵、禁伪学”，理由之一就是他搞这个朱子晚年定论。
朱子至少给四百三十人通过信，保存下来的有一千六百多封，阳明只从三十四封中做了摘录，有的一封信只摘几行，这三十四封信，可以确定为早年写的五封，晚年的十封，还有疑似晚年的八封，不确定的十一封，就凭有五封早年的信就足以推翻晚年定论之说，更何况如果十封信中的几句话就是晚年定论，那可以编出许多朱子晚年定论。关键是去此取彼完全是以意为之，完全是为了“证成高论”（罗钦顺）。如果有人故意找了许多阳明说朱子好的、把良知等同朱子天理意思的话，是否可以说这是阳明子的晚年定论呢？
阳明这种做法启发了他的门徒，他死后不久，就出现了“承领本体太易”“随情流转”的左派。生于嘉靖元年，死于万历三十三年的王时槐，这样概括其流弊：
学者以任情为率性，以媚世为与物同体，以破戒为不好名，以不事检束为孔颜乐地，以虚见为超悟，以无所用耻为不动心，以放其心而不求为未尝致纤毫之力者多矣，可叹哉！
《三益轩会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