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关于这一仗给皇帝呈了五六道上疏，疏文长得要命，什么打手、杀手的姓名，古里古怪的贼名都一一开列，每一小战缴获的牛马都计数上报。这是怕皇帝不信——朝中有一批文官专门挑剔勘验，怕谎报军功。事实上也是主要写给他们看，因谎报军功的太多，朝廷总是杀价——你报四千，他们按两千算。这次对王也是如此，兵部以圣旨名义下达的嘉奖令，就让他杀贼的数目少了一半。
最不可解的是说重复话，几天之内写几万字的公文，反复请求给他专职专权，像要饭一样去乞求效忠君国的工作机会。救民水火的责任感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恐怕是功名心，不愿意一事无成。而无权就什么事也干不成。然而贪则必败，怯则无功。这中间有许多微妙的道道。
皇帝因他平漳南匪患之功，赏了他银子二十两、奖状一张，升官一级。这点儿赏赐还不如皇帝一次赏给某个和尚、道士、优伶、太监的那个零头呢。但朝廷还只是先赏他一个人，别人经勘验明白后再说。他并不是一个贪功冒赏的人，他一再声明自己只是尽了点儿催督之责。
他要能够行使赏罚的权力。他接二连三地给皇帝上“赏不逾时，罚不后事”的常识课。用当代眼光看，那种体制真够厉害的，能把每个人都弄得可怜兮兮的，像个要饭的叫花子。
朝廷一干文官反对这样做，就一直拖着——底下办事不利，皆因上边形式主义养成的官僚主义，大明朝后来不得不亡也缘于此。
搞“团练”这一套，阳明教会了曾国藩，成了国溃时期的救命稻草。
王阳明在民众那里获得了肯定。在班师途中，他受到了焚香顶礼的跪拜。回师上杭，正赶上那里久旱不雨，他就祈雨，还正好下了雨。百姓一面欢呼，一面觉得不满足，让他再求雨。他就又求，并向上天保证马上班师，不再起刀兵。还正好又下了雨。百姓以为他是神仙，说他的军队和求来的雨都是及时雨。他就作了篇《时雨堂记》——因为人们要把他求雨的那个台子叫作“时雨堂”。
他去时还为“疮痍到处曾无补”而说气话——还不如回南京旧草堂过清灯苜蓿生涯。今天看见了自己的“作品”又高兴得喜气洋洋了：南氛平定，遍地农蓑下夕烟，人们又过上了太平日子。为了这场雨，他一下作了三首诗。
为了让百姓长治久安，享受“政教合一”的阳光雨露，尤其是要教育好后代不再当土匪，他热情地响应了下层的请求——在樟南河头地方建立一个平和县。他将下级官员、民众的一致要求转达了之后，加以深度论证。他不像别的官员那样“梗阻”，反而成为变压器，这就是民众之福了。他一开始有这样的顾虑：大军过后继以重役，百姓难以承受。他还实地考察了一番，询问父老，众口一词，都盼望着建县，有地的出地，有山的自动奉献木料和石头，他们自发地来义务劳动，但不敢擅自盖县衙门。他们最怕的就是上边不同意。好官能够将这种积极性组织起来，让他们发挥出来，而坏官则把他们压制下去。王阳明“教导”皇帝：河头形势，系江西、福建两省贼寨咽喉。今象湖、可塘、大伞、箭灌诸巢虽已破**，但难保有余党不再啸聚。过去，乱乱相承，皆因县治不立。若于此地开设县治，正可以抚其背而扼其喉，盗将不解自散，化为良民。
除了可以安置新抚（招降来的）之民两千余口，更重要的是设立学校，通过教育永久解决问题。他提醒皇帝：“若失今不图，众心一散，不可以复合；事机一去，不可以复追。”俯顺民情，是他的基本指导思想。现在，地图上的平和县就是这么出现的。
另外，他还在横水建立了崇义县。规划土地建筑民房，鼓励山民修建梯田，以解决山多田少的矛盾。还凿山辟路，以通险阻，用扩大交通的办法达到开化民俗的作用。他的这些举措证明他是诚心让百姓好起来，不是单单镇压了事。
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这样评说阳明：“当桶冈横水用兵时，敌侦知其讲学，不甚设备，而我兵已深入其巢穴矣。盖用兵则因讲学而用计，行政则讲学兼施于政术。若阳明者真所谓天人，三代以后岂能多见！”
更让他高兴的是徐爱在霅上买了块儿地，和几位同学在等着他同去过卧龙躬耕垄上的日子。他用喜情幽默的笔调写道：新地收获少，那么税收也少，咱们再学学钓鱼——但是我现在却须向千山万壑夜发奇兵。“百战自知非旧学”，我多么想跟你们在一起，然而……然而，他虽然知道徐爱病了，也甚为关切，几次写信垂问。但他没想到他的这位颜回，不久即到了另一世界。
薛侃、陆澄等这一年中了进士。阳明却说：“入仕之始，意况未免摇动，如絮在风中，若不粘泥贴网，亦自主张不得。”就是希望他们有所依傍——不是加入官僚网，而是在精神上有寄托，别滑坡。他知道官场是个销魂鬼窟，心志不“老”很难不受其斫伤。他很惦念他们，不知他们是否经得起这种害人的“进步”的考验。现在，他顾不上管他们，唯有让他们“想平时功夫，亦须有得力处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