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惠是1989年到的香港，所以她对万福村改成社区的情况还有些糊涂。当年改变称呼的时候，村民的确还没有从过年的气氛中缓过来，突然间听说自己的万福村已经变成了社区，以后不能再叫村，而是叫咩咩万福社区。似乎为了再加一棒，几个穿着蓝色制服的人应景地出现在万福广场，嘴里念着什么围合围合之类的。他们先是站在广场中间说了一会的话，似乎商量着什么，然后便四散开来，走到各家各户，敲开了门，对着万福人一遍遍地说，要做登记了。他们拿着笔，盯着说话人问，你们在这个社区生活了多长时间，你们对社区的管理有什么意见。
万福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们刚醒来不久，还正犯着春困。他们睡眼惺忪地说，没意见，或是不知道，你问问其他人吧，我咩都唔知。有些老年人则瞪着一双迷惑的眼睛，不清楚这些人到底要做什么。大家都是自己生活不管别人的事，再说了，什么管不管理的。到了第二天，他们发现真的有这回事，因为街道上有人划各种线，是停车用的，还有人穿着蓝色的套装过来搞清洁，另有一些人微笑着把一些印了可回收、不可回收的垃圾桶放在了离各家门口不远的地方。这么一来， 万福人知道自己真的被管理了。再后来，他们发现自己成了被统计的对象，比如自己是五保户行列，还是有港澳关系的居民，全部被工作人员存在了电脑里。万福人出门的时候经常会遇见有人跟他打招呼，问家里的阿伯怎么样了。
听话的人心中一惊，心想，怎么咩都清楚啊。
噢，没事，还好。万福人开始用这种冷漠的表情回敬那些对他们微笑的人。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些事情，万福人已经和城里的人一样，到了六十岁便可以按月领取养老金。也有人对这不满意，觉得还是有块土地心里才踏实，养老金算什么呢，万一政策变了呢。万福老人的脸是不屑的，因为他们看不上这点小钱，分红、租房子早已让他们变成了有钱人。只是后来听说这是趋势，谁也拦不住。管不了的时候，便不再发牢骚，各个都认命了。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只是过着自己的慢生活。当然这只是那些上了六十岁的万福人，其他人谁有资格呀。万福人望着不远处的宝安国际机场，心里冷笑，他们忙什么呢，什么成功都不如慢慢地叹茶，坐在万福广场看风景舒心。万福的老人们通常不会起得太晚，因为村上的鸟儿会吵得他们根本睡不成懒觉。再说了，早年做惯了农活的万福人，哪个会在这个时间躺在**，哪怕是收租也要早早起来，吃饱喝足收拾好了再去呀。万一遇上那些不讲理的外省人怎么办，至少要让自己体面些，毕竟是有钱人了。
“不说那个，我们不操心那些没用的东西，反正口袋里有钱就好办。”万福人一脸富足的表情很是气人。
外省人扶了扶自己的眼镜说：“再有钱也没读过书，上次我想在村里搞个吉他和围棋的培训，报名的没有一个万福本地人。”外省人总是用文化沙漠来打击万福人，所以万福人会把房租故意抬高一些。
“那又怎么样呢，学了还不是要打工。”万福人心里生了气，却故作漫不经心地说道。他们冷冷地看着前方，懒得停下脚步争辩。前面停着一辆奥迪A6，他们在心里佩服那些上半年还尼桑，下半年便已宝马的家伙们。至于外省人嘴里的文化这些无聊的词，他们一律反感。什么？围棋？那是做什么的，太费脑筋，会把孩子累坏的。吉他？隔壁村的唢呐才是真正的乐器。见说话的外省人，有嘲笑的意思。万福人马上回应，那又怎么样，现在我们不用看人脸色，自己说了算吧。
外省人说：“还是要融入社会才行，不然就会被社会淘汰了。”万福人伸长了脖子，眼睛向着远处说：“我早把社会淘汰了，我们都炒了社会的鱿鱼你知道不。”说这话的万福人撸了撸袖子，故意露出腕子上面一个硕大的金表。现在已经不再流行金链子，那是早年的玩意，早成了流氓的专利。现在他们对身份这件事比较敏感，毕竟自己已经成为社区的居民，而不是什么万福村民。要么不戴，要戴他们只会戴这种体面的手表。
阿惠小时候就知道福高，可在万福村，只有地位高的人才能进去享受一番。现在不一样，不管咩人，只要口袋里有钱，都可以进去吃顿大餐，当然厨师要顺德那边过来的才行，所谓的沙井蚝也必须是在沙井生，而在顺德养的那种，肥厚，肉美，沾了芥末吃，回味无穷。黄油蟹最肥美的季节是八九月，东莞人、深圳关内的人每到周六也会驱车来吃。万福人嫌自己做的菜不好吃。再说了，谁有钱还要自己做事呀，享受生活多好啊。所以在不收租的日子里，万福的老人们通常会洗漱完毕，分别从自己家里慢慢走到福高酒楼，找个靠窗的位置坐下。万福人如果没有遇见自己能说上话的，刚好又是一个人，就先找个空的位置坐下来，要上一壶**之类的茶，慢慢地喝着，顺便等着其他人。转眼间，茶楼便已经热火朝天了，推出装满了一屉屉粤式刚出笼早点的台式车子，上面装满了叉烧包、凤爪、猪肉丸、蒸排骨……万福人先点了几笼自己爱吃的，放在眼前。如果有人前一天约过，就由约的人买单；如果谁都没说，那则是自己花钱。早茶一直喝到中午，各种闲话也基本讲完了。这时他们才腆着肚子出门，一手遮着太阳，另一只手则掐起一根牙签，放进嘴里。就这样一直叼着，一路看东看西，迈着方步，慢慢踱步到了潘氏祠堂，先找了个位儿坐下，洗个杯子，等对面的人给自己倒上。于是他们的这一天开始了。
万福人在这个时间里真的很舒服。如果站到山上还可以看到更美的景。平时万福人不会到山上去的，他们只有逢年过节，或是祭祖的时候才会集中到那里。去的时候通常会走特殊通道，让外地人看得眼红。外地人排了几个小时的队，却还是要等万福的人拜完了，才轮得上自己。因为这座山就是万福村的，他们小时候就是在这山上捉迷藏。如果不是后来连东莞、中山的人都过来求神保佑，把山的知名度搞了上去，他们不会这样连自己家的山，上去下来的都这么不方便。
当然，在庙里上班的也都是村里人，老的少的，各个都有事做。这么一想，大人孩子也不会再嫌弃什么了。
万福的人们多数时间是在喝茶，老人是到茶楼里喝，年轻人则是刚吃饱了饭，用茶来消化一下，然后就要出门去工作。有的是到镇上，比如劳动站、房管所之类的单位，另有一些则是到不远处的经济发展总公司。
也就是这样的一天，看似平淡无奇却又暗藏了杀机。有个万福人并不熟悉的面孔突然在街上出现，很快便有人发现了他，用手机拍下，并发在了万福社区的群里。
迅速有人跟紧了问：“就是顶包的那个人吗？”
有人接话：“嗯，是噢，真的有点像。”
另个肯定地说：“是的，就是他，变成灰也是潘寿成，就是那衰仔，不过他老母才是个人物呢！”
有人纠正：“还有一个，那个是华哥呀。”
有人问：“华哥？没听过。”
再有人接话：“生产队会计的仔呀，当年家家靓女都等着被他挑的，因为家里底子厚，有油水，不少亲戚在外面汇钱过来。”
说话的人继续道：“哇，这一家子怎么回来了，都快忘记了呀。”说话的人把自己说得一脸油光。听的人也站了起来，对着亮处举起了手机。万福老人们说了这一句，突然把自己惊得变了脸色，然后其他人也坐不住了。另外一些人对此则不感兴趣，虽然他们盯过几眼，但还是觉得不关自己什么事，与房价、旧改，还有股票什么的都没有关系，谁还会关心呢。万福的年轻人都有自己的重要事情，没有人愿意在意一个过时的人或是家庭。尽管老人们想要就此人多说几句，可是年轻人多数不愿意听的。如果不是因为他把万福这个地方带到了网络上，相信万福没有人会记得他。尽管他年轻时风度翩翩，可到了六十多岁，便与其他的万福人没有什么差别，秃顶、微胖，容易疲惫，他就是回来给潘家阿婆过生日的华哥。与潘寿良、潘寿成、潘寿仪三兄妹相比，其他人真的不被人记起了。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像潘寿娥这样的亲人，差不多每一天都是用最恶毒的语言来骂着自己的兄弟姐妹。骂着骂着这三兄妹便成了万福村的名人。很长一段时间里，坐在福高喝茶打牌的老人们还会问起，香港那边的三兄妹还好吗？在他们的记忆里，不仅仅是这三兄妹的故事，他们的老母，万福村如今走得最远的女人，更是他们忘不了的。
听的人笑着答：“这件事还得找潘寿娥，那是她的菜，每天都在嘴里，嚼来嚼去。除了这些，她不会说别的了。”
这时人们才发现真是有段时间没有见到潘寿娥了。如果被她听见，她一定会站起身，立马向地上呸过三次，说：“咩菜啊，想起来那些人就要呕。”
有人打听：“这段时间她去哪里了？”
有人答：“又被两个衰仔气病了，正躺在**呢。”
有人跟着叹：“唉，房子的事情闹的，两个仔争她这套屋呢！如果她当年跟着华哥去了香港，怎么会混得这么惨啊，早就不知多少套了。两个仔太不争气了，女儿又卖了出去，不会再回来，听说最近钱也不给了，她当然郁闷了。”
有新来的人问：“华哥是谁，怎么没听过？”
从另一张台走过来一位端茶的老人，给每个人斟上茶才慢吞吞地说：“上电视那个呀，一个花花公子，没人记得。当年仗了老豆做会计有权有势，跑到外面打架，把人打伤，在里面关了一年，出来时正式工作也丢了。而这个潘寿娥不管不顾，愿意跟他好。可好过一段时间，想不到这条仔老毛病又犯了，拐走了潘寿娥的细妹潘寿仪，一起去了香港。轮到最后，两姐妹谁都没娶。他倒是潇洒，找了个香港女仔结了婚，现在有仔有女，过得不知多滋润。”
“阴公啊！”最老的人瞪着一双深陷的大眼，看着说话的人。说话的几个人似乎都想不起这个华哥的模样，只是想到了当年潘家的这个事情。对呀，事情闹得不小，潘寿娥气得写出了公告，贴在万福村的村委门前。而这些还不算，潘寿娥一鼓作气把公告拿到了村里的广播室。女广播员以为不过是这家的猪或鸡丢了的事，可念了几句发现不对，吓得从椅子上掉下来，不知道怎么办。而这时站在一旁的潘寿娥似早有准备，她推开正不知所措的广播员，对着话筒，念完了后面的内容。包括她今后与潘家其他人无关，自动脱离母女、兄妹、姐弟、姐妹关系，以后谁也不认识谁。随后几天，村里人再也见不到她。过了很久才知道潘寿娥坐上火车跑去了新疆。
谁都知道是受了刺激的。后来她带着阿惠回来了，走的是她老母当年的路子。
“好远啊，那个地方会落好大雪。唉！”听的人摇头叹气后，隔了眼前的杯盏，夹了最远的一只叉烧包咬了一口继续道，“事情太久远，冇咩好讲，咩北京上海啊都没什么印象。除了人多，车多，空气不好，还有什么可说呢。”说完，一只包仔已经落进肚里。这就是万福人，外面再好，他们也一律不关心。除非每年村里安排的那次旅游，他们才出去看看，但也只是走马观花。眼下，他们认为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就是万福，其他城市根本不值一提。
受潘宝顺一家的影响，这一顿有人请的早茶已经喝得不咸不淡，没有滋味。各个人吃得也很模糊，他们脸上的疑云先是一点点散开，后来又一块一块地重新聚在一起，似乎潘宝顺一家把他们的记忆也带了回来。
潘宝顺到底是何方神圣呢？
潘宝顺是阿惠外婆的大名，这些年，她的口头禅是有钱喽，有钱喽。对于外婆的情况，阿惠是从大舅潘寿良这里得来的。比如她看见大舅唯唯诺诺的样子，便认定外婆在家里的绝对权威地位。大舅潘寿良手握电话，头点得像啄米的鸡，嘴里还哒哒哒地应着时，电话那头的外婆露出了满意的笑容。阿惠觉得外婆喜欢欺负老实人，把家里的孩子都当成自己的兵。看见潘寿良花白的头发，阿惠心酸起来，她认为外婆就是个不讲理的女人。后来证明阿惠的判断的确没错，潘宝顺早年到过新疆，回来后又做过民兵，所以她喜欢发号施令。
潘宝顺过了七十岁之后，不愿意再有人提起生日这事。她觉得那就是有人故意要来刺激她，提醒她老了的意思。所以，她对老书上说的那种七十三、八十四是两个要命的坎的说法一律不打听，至少是不回应。她在懵懂中逃过了前面的两劫，如同当年逃到了香港。可是总有东西是躲不过的，比如大女儿潘寿娥是扎在她心里的刺，再比如回万福养老。
痴呆中的外婆一觉醒来，算好了时间，多一天也不能留，她要翻屋企。
回万福这件事情开始时发生在早晨。阿惠的大舅潘寿良醒来后刷了牙便发现老母房门开着，平时她起得没有这么早。眼下，阿惠的这个著名的外婆，穿戴整齐腰板挺直端坐在房里，脸上呈现出一片严肃。大理石地板上面放着一个深红色的老式旅行包和几只潘寿良多年没见过的编织袋。潘寿良吃了一惊，显然老母这不是平时那种意义上的小打小闹了，而是一次有准备的出行。此刻，外婆坐在床边，她连皮鞋也穿好了，平时她会呵住把鞋穿进来的人，哪怕是重要的客人，她也不客气，她认为房里不能有脏的东西带进来。眼下这个样子，让潘寿良一下子觉出了不同。
外婆的大女儿潘寿娥曾经质疑过老母这种土不土洋不洋的做派，说：“老母你是被赶回村里的吧。”
外婆纠正道：“是干部下放。”
潘寿娥说：“为什么只是你一个回了村里？”
外婆瘪了瘪嘴，说不出话，喉管处鼓了下。潘寿良后来劝潘寿娥不要这样对老母：“你没有看到她快要哭了吗？”
潘寿娥一脸不屑：“有什么事是她怕的。”
潘寿良觉得老母和潘寿娥不是母女，反倒像是几世的仇家。
潘寿良看见老母长裤下面露出的一截红色袜子，他理解老母的心情，从她变得越来越抖的手就可以看出来。老母这个病已经得了十几年，只是她不愿意承认。有时看她弯着腰走路的样子，潘寿良着急地叮嘱一句：“老母，你慢点呀。”外婆听了，便会走得比之前快了许多。用潘寿仪的话说，一家人都是怪人，生来就是要作对的。潘寿成听了，说，还不是因为老母太强势，如果不过来这边，也不会这样。
潘寿良、潘寿仪都不敢再说什么，因为两个人都有亏欠的人，他们分别是陈炳根和潘寿娥。
关于回万福，潘寿良在心里想了很多遍，一直未能成行，可眼下，就这么突然地摆在了他的眼前，不容迟疑。这一刻老母与平时的闹腾是有区别的，她的神态，是决绝、坚定而毋庸置疑的，甚至有一瞬间，她仿佛手里是持有一把上了子弹的枪。
阿惠的外婆潘宝顺在一段时间里，经常出现谁也不认识的情况，包括大儿子潘寿良、二儿子潘寿成，还有每天给她做饭洗衣的二女儿潘寿仪。见有人跟她说话，外婆笑容满面：“你们是谁呀？我怎么都不认识呢，是万福村的人吗？”要命的是接下来，外婆已经用万福土话了，本来她早已经会讲香港白话。她说：“怎么过来的，坐船还是游水呀，你们身上怎么还有雾呢？”
“什么雾，那是您眼睛又花了几度，得让大佬给你买鱼油补补了。”潘寿成调侃，他喜欢用这个方式来提醒大佬花钱。
潘寿良并不搭腔，因为他见到老母脸庞浮肿，像是发生了变化，心里有数了。他决定改变思路，不能再等，而要提前带着老母和兄弟姐妹一起回万福，把他要解决的人生几件大事一次性解决掉。
之前，外婆几乎没有过过像样的生日，每次都是小打小闹地在家吃顿便饭。潘寿良知道老母心里是委屈的。这一次阿惠外婆八十八岁大寿，潘寿良精心策划要在万福广场摆酒，吃大盆菜，宴请全村老少。而外婆如此隆重地回去，就是要找回潘家四十年前丢掉的面子。只是如此兴师动众，在阿惠心里总觉得还是有些虚张声势了。
话说半个世纪以来，除了村里筹钱建过全镇最大图书馆的潘强恩，剩下的便是这位大名鼎鼎的潘宝顺了。虽然她后来长年居住在香港屯门，人不在万福。可她当年小小年纪便出过深圳去到新疆，成为万福走得最远的女性，成了一个传说。后来潘家几十年的恩怨，以及潘家的说话方式和彼此间的称谓，曾经深刻地影响万福村的生态。这使潘宝顺被许多人记得，直至被写进了万福村的村志中。话说潘家这种直呼其名的说话方式，导致了潘家人与其他人家拉开了距离，用村里人的话说，就是潘家的人个个都是神经病，中意扮嘢。他们实在不能理解这家人为什么要这样说话。比如他们从小到大彼此间没有阿猫阿狗地互相称呼，而是用大名来称呼彼此。哪怕见到了一个襁褓中的孩子，也不放过，他们要这样逗孩子：潘国瑞啊潘国瑞啊。这件事情缘于外婆的公家情结。潘宝顺回到了村里之后，除了使用普通话，还把外面说话的习惯也带回了家里。不仅如此，回到万福的潘宝顺不再安于做回一个普通人，她从中年到晚年，一直好管闲事，走路风风火火。村里其他女人都是脑后挽个髻子，而潘宝顺习惯的装束是男人穿的中山装和齐耳短发，说话时经常夹杂普通话或是官文语言。这形成了她不严自威的形象，也影响了全村人说话做事的风格。潘宝顺成了传奇人物。直到儿子潘寿良带着细佬妹妹们过到了香港，潘宝顺再唱高调已经变成了一种讽刺。
外婆的口头禅是：我这个人做事公道公平，街坊四邻哪个不说我好。她的这些话只可以对居住在香港的万福人讲，不可以对自己的儿女们说，哪怕只说出一句，也不行。因为她的儿女们除了老大潘寿良不会反抗，其他人，包括潘寿成的儿子都不答应，甚至还要声讨她，告诫她不要再讲此类与事实有出入的话，太假了。他们普遍认定造成家里今天这种局面，罪魁祸首就是外婆。如果她当初有远见，有定力，在那样一个关键时期，拦住家里的子女们，潘家决不会像现在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万福人咩都有，而自己家还只处于温饱水平。在别人满心欢喜地回万福的时候，他们潘家人只能远远地躲着，只有羡慕的份。在阿惠看来，外婆口口声声的一碗水端平其实是可笑的。因为外婆的碗里不仅没有水，而且什么也没有，她端的是阿惠大舅的血汗。在外婆眼里，老大潘寿良老实，逆来顺受，没有怨言，有取之不尽的财富，她不欺负这个做大佬的儿子又该欺负谁呢，要知道，这些年，她已经太难受了。
到了屯门后的潘宝顺彻底变成了外婆，不仅驼了背，说话也不再有播音腔，而且时常处于失忆状态。尽管家里的各种杂活她一样没能落下，比如洗碗拖地帮带孩子，可是她脸上傲然的神态是不会变的。过了些年之后，她手上的活儿多数交到了潘寿仪手上，这时，她便正式游走在失忆和正常人之间，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调整自己的状态。
87岁之前的一段时间，外婆得了老年痴呆，一夜之间变得谁也不认识。要知道之前她可是村里村外方圆百里什么人都能说出名字和家里状况的。有人开玩笑讲，她好像在给村里站岗放哨一样，连个过街老鼠，都知道是公是母，是从谁家窜出来的，这是阿惠大舅潘寿良带着细佬细妹离开万福之前的事情。失忆之后的外婆只认识钱，当然也只是人民币和港币两种。而对于美元这种绿色票子她仅限于莫名的好感，每次见到，都会盯住不放，可具体使用，她还没有掌握。在阿惠眼里，外婆除了钱，其他一律六亲不认，甚至还对人产生了敌意。她宁可对着爬行的壁虎说话，也不愿意与人多说半句，除了发火。潘寿良几次见到她对着墙上的壁虎说话，又不知道如何制止，只好叹了口气走远。阿惠二舅潘寿成的两个混血儿子见了，出门前对外婆说：“阿嬷，墙上那条仔它有没有对你说，阿嬷你的香港话一句也听不懂，不如就说万福话吧，土是土了些，可好过现在这样。阿嬷你不必装香港人的呀。”
阿惠外婆说：“你老豆不敢惹你，可不是我。”
二舅潘寿成的儿子笑道：“千其冇给差佬（千万别被警察）抓去。”上次潘寿成教训儿子时，没管住脾气，拿出晒衣架，刚打了一下，做儿子的便报了警。潘寿成被带走问话。放回来时，正赶上儿子出门，彼此都冷冷地，没有打招呼。
外婆愿意用黄白灰三种混淆在一起的眼珠打量每个人，仿佛眼前的家人都很陌生。她除了不喜欢潘寿成儿子怪怪的相貌，另一个原因是对方提到了差佬时让她心惊肉跳。似乎他们已经掌握了降服阿嬷的法宝，乐此不疲，频繁使用。所以她不顾及自己长辈身份，死盯住对方。直到刚才说话的这位真的怕了，说，阿嬷，你不要搞我啊，我脸上又没钱。说完，这条仔想转头撤离，而一旁的潘寿成忍不住插话，说老母您冇咁样睇我，有时真是怕呢，好几次我被你盯得脸都疼，整个身子不舒服。当然这样的话只有阿惠的二舅潘寿成才会这么直接，如果换成大舅潘寿良，他只会吞吞吐吐地说：“老母您辛苦了吧，如果累，就进屋休息去吧。”他或是打个岔说，“老母今天煲了您最中意的糖水，我给你端到房里抑或是在厅里喝？”
大舅潘寿良和老母潘寿娥虽说是对孖生兄妹，一前一后，相差不到五分钟，性格却完全不同。潘寿良木讷，心地善良，除了头大而身材矮小，像个大头娃娃，眼睛总是湿答答的，整个人再无特点；而潘寿娥高大、强悍，说话有力，走路带风。两个人反差很大。潘寿仪针对大佬反应慢，喜欢给人打圆场这一特点，概括为两个字，装傻。而潘寿成的仔说，我大伯是最典型的选择困难症。
潘寿良最喜欢这样的打岔，目的是让老母把注意力转到他的身上。回到家中的潘寿良总是耳听八方，眼观六路，他人在厨房，耳朵却要悄悄地守在客厅，免得这有怨气的一家人哪句话没说对，吃饭的当口吵起来。这样的事情每周都会发生几次。只要他听到，便会当机立断，迅速走到当事人面前，打岔，或是说些玩笑话，目的是把火引到自己这里，然后烧遍全身。
用潘寿成儿子的话说：“我大伯傻傻的，成日唔知霖咩嘢（整天不知道想什么）。”有几次潘寿成说：“如果换作其他人，我会动手打人的，他总是影响别人讲正事。”
倒是潘寿成的小儿子不管不顾地说，怪不得大伯总是被人欺负呢。大仔则说：“我老师讲过这种人就是虚伪。”
有次潘寿仪对着潘寿良歇斯底里地喊叫：“我早受够了！”因为之前的五分钟，潘寿良低声下气地劝潘寿仪带着潘寿成的两个仔去离岛参加学校组织的亲子活动。潘寿良说：“他们没有老母，好可怜的，你是当阿姑的，帮他们一下吧。”这些话已被潘寿良重复了几次，到了后面他已经近乎哀求。
潘寿仪说：“大佬啊，这样你要我做，那样你也要我做，知不知道你已经欠了我太多，我记得你说过要还的。”
潘寿良听了，继续鸡啄米：“会的。”
潘寿仪说：“会你个头，谁信你啊，说了几十年。你不是说要送我去学画画的吗，我等了这么久，只见到洗不完的尿布、做不完的家务，我这一生还能等到这天吗？”当年小船漂在海上两天，身体被雨水一直淋着，潘寿仪哭着说太冻了，坚持不住了。潘寿良鼓励潘寿仪要坚持，他说，潘寿仪到了那边你可以去学画画的。
潘寿良听见这样的话，说：“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阿惠认为大舅这辈子没有为自己做过一次决定，的确如人所讲，他有严重的选择困难症。他不仅有这个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脾气超好，从来对人都是一张笑脸，而眼里却总像是有泪一样。这复杂的表情，让人无法判断他正处在何处状态。潘寿良哪怕心里苦得要死，也不会对人发火。如果有人看见他发脾气，一定会认为是自己眼花了。
有时大舅也会急得瞪眼，拿起剔骨的刀，对住那些欺负他的家伙，大喝一声：“我不怕你们，有种我们打呀！”当然，这些都只是他梦里的情景。这样的梦，年轻的时候，他蹲在工地上打个小盹也能做，后来则是躺在自家的**翻来覆去到了天亮时做的。很多时候，阿惠的大舅潘寿良会被自己吓醒，醒来时，他矮小的身体已经大汗淋漓。然后，他庆幸自己什么都没有做，什么都还没有说。
这就是阿惠的大舅潘寿良，他差不多在梦里都要说那句“都可以都可以”。
潘寿良对老母突然提出回万福一事回答：“都可以都可以的。”他耳朵里仿佛灌满了风，发出了呜呜的响声。而外婆提出这件事情的时候，她的脑频道调回正常，好像老年痴呆这件事是别人的，并未在自己的身上发生过。全家人已经习惯了外婆的做法，也不揭穿，似乎是怕惊醒了她。
在阿惠眼里，潘寿成这个属猴的二舅，人长得也像个长臂Monkey。成日游手好闲，一副咩都唔在乎的模样。用潘寿仪的话说就是爱把痛苦给别人，而把自由和快乐留给自己的小混混。潘寿成的口头禅是“冇所谓啦”！或者“有咩所谓呢”。有一段时间，他似乎不用五分钟便说这样的一句话，尤其是回到万福这边的时候，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像个香港客。有一次在上水，他见了拿着耕作证的万福人时，内心很不舒服，回到家，甩掉鞋躺在**沉默了半天，这是他第一次觉得大佬潘寿良可能真的帮他做错了决定。回到万福的时候，他愿意像个香港人那样在夏天的时候穿着波鞋，而用眼睛去鄙视穿着人字拖的万福人。潘寿仪最讨厌潘寿成这副嘴脸，她脑子里装的是潘寿成的那些劣迹，如全家人在吃苦受累，包括当时的阿珠生仔后连月子都没有结束就起身打工之际，他潘寿成却敢旷工与一个印尼女孩谈起恋爱，然后不管不顾地生下一对双胞胎。在全家人发愁吃饭的时候他倒是秀起了恩爱。可惜好景不长，小印尼生下两个仔之后，便悄然回国了。到这个时候，潘寿成还是不见愁，他把一大一小两个仔扔给大佬和细妹，自己又变回自由人士。潘寿仪骂他的时候，他说有咩所谓啊，不就是带个孩子吗，何必大惊小怪呢?
潘寿仪气得狂叫：“不是一个，是两个。”
“两个又怎样，有咩所谓啊！”潘寿成摇头晃脑地表示潘寿仪小题大做的样子吼，“不就是带两个孩子吗？如果我是女的，带七八个也冇所谓啊！”
潘寿仪大喊起来：“冇所谓冇所谓，你只会这个，那你为什么自己不带？”
潘寿成说：“我可以带啊，可是我要做事要养家的呀。喂，你做咩咁讲话。”
潘寿仪说：“谁不在做事？”
潘寿成说：“我也想带呢，在家里什么也不用做，只带仔，多舒服啊。”
见潘寿仪脸色已变，潘寿成又改了口气说：“哎呀，是我带不好，行了吧？”
潘寿仪说：“是你自私不愿意负责任。”
二舅潘寿成摊摊手说：“是老母让你做的，你问她，我有什么办法？”
潘寿仪听了，从心里生气老母这么说话，实在不公平，她从心里怪老母太喜欢摆布，分工，总把自己当成一个县领导。当潘寿成把两个儿子放在了她和大佬潘寿良面前时，她抱着孩子气得连哭都没时间，大骂潘寿成害人害己。见潘寿仪这么不客气，潘寿成倒像是有了理，道：“谁让你管的，我的仔又没有让你带，是老母让我带回家的，帮着我们潘家传宗接代。你以为我愿意啊？谁不想轻轻松松地生活？她说这是亲孙子呢。要怪你怪老母去。”
当时还在万福的潘宝顺听说潘寿成有了两个儿子，一下子像是得了救命稻草，不仅急着办好手续来了香港，还急着改变形象，瞬间从妇女干部变成了有孙子可带的奶奶。
“你！”潘寿仪气得快晕过去了。这就是二舅潘寿成的逻辑。潘寿仪这几年辛辛苦苦地带孩子，却换不来潘寿成一句暖心的话。他最多也就是偶尔心血**没头没脑地说句细妹你最好了，是我见过最好最好的女仔，在我心里你最漂亮，比香港小姐还靓。这是他喝多酒时说的话，醒了之后像是变了个人，之前的话一律不认，更不会想起当年自己抱两个仔回家时的落魄。喝酒之后，他总是劝人要向前看，过去的事情有什么所谓呢。
“是的，你是可以丢下不理，让家里人负责，做你的屋企人真是阴公。”潘寿仪骂着。
二舅潘寿成的确说到做到，他扔下一堆乱七八糟的事，谁沾手，就赖上了谁。所以在屯门一带，工程队这个圈子里，很多女人都要躲着他，他再也找不到老婆。尽管他英俊潇洒，仪表堂堂，尤其还长了双乌黑发亮的眼睛。潘寿成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可是坏名声却早就传了出去。知道了他事情的人，各个都在他背后摇头，说：“就是个公子哥呀，可惜没有生在富人家，不然的话，还不知要怎么折腾呢！如果不是老母帮忙，他恐怕就要带了仔去乞讨喽。”
潘寿仪在家里帮二哥带孩子，对外人则扮演潘寿成两个儿子的妈咪，否则两个小家伙在学校要受欺负。外婆潘宝顺更不许别人提，免得孙子会自卑，连在家里也不许多提这件事情。这样一来，潘寿仪想要请功都难了，憋了一肚子的气，觉得全家人没有一个守信用，让她学画画，将来当个美术老师。
偶尔二舅潘寿成想用语言来贿赂她：“我细妹对我最好了，如果运气好，肯定可以当个大画家。”
潘寿仪听了，快要哭出来：“什么运气，你们就是我的运气。”她想起自己被耽误的青春，对着潘寿成说，“谁是你细妹啊！我不是，我更不想是。”
潘寿成说：“那你又想来帮我。”
潘寿仪说：“不是我想，而是我命苦。如果能选择，谁要过这样的生活。”
潘寿成说：“一家人，讲咁难听做咩啊！”
潘寿仪拖着哭腔：“因为我上一世作了孽，才遇见你这种家人。”
潘寿成没想到细妹这么理解带孩子的事情，于是他像个弹簧一样弹起，刚准备来次习惯性吵架。潘寿良便从门里走出来，拦在两个人中间，转过身对潘寿仪说：“细妹，你是不是说过今天要早点做饭，晚上还要开家长会吗？”遇见家里发生争执的时候，潘寿良总是把火引到自己身上来，因为他知道事情到了他这里，就等于没了矛盾，再大过错，他也会认下来，如果是钱的事，自己会让的。
潘寿仪有一肚子气，马上把脸转向潘寿良：“开家长会？真正的家长都溜之大吉了，让我受罪。都是你这个大佬，从来都是做好人，谁也不得罪，他才会变得这样的无赖的。”
潘寿良安慰人的话永远是那么贫乏，他说：“冇事冇事。”
潘寿仪听到怒了，叫道：“冇事你个头啊！这个家的全部不幸都是由你造成的。”
这样的声音已经被阿惠的外婆听见了，她挑起稀松的双眉下面的两条拧成一团的肉条，嘴巴里啐出尖锐一句：“这是做咩嘢，是不是嫌我来到香港吃了你的米呀？你要是嫌我，我马上可以回万福的，我可不是开玩笑的。”外婆绝不容许任何一个人骂潘寿成，回万福也是她的口边话，每到不如意的时候，她都会说要回万福。大舅潘寿良听了，只好转过来对外婆说：“我上次给您的钱是不是被您搞丢了？我在电梯里看见了一张，好眼熟。”
外婆听了，惊得坐在椅子上，眼珠乱窜大叫：“是啊，我的，我的，我的港纸呢？”瞬间她又变回了痴呆症时的模样。
潘寿成这时气已经消了，他瞥了眼还在生气的潘寿仪，后又去逗潘宝顺：“您有多少钱不见了。”
“很多万很多万，你赔我赔我。”外婆似乎急得要哭。
大舅潘寿良摇头苦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十元的港币，外婆见了，笑逐颜开，大叫：“我早就估到是被你藏起，你这个衰仔，总是骗我！”
每逢此时，大舅潘寿良便会松口气，显然他不想再纠缠，于是放下手里的碗或杂物求饶道：“对对对。”他知道如果再给对方两张，情况马上又会变得更好。外婆一扫之前的愤怒，乐成一朵花，整个人变成了几岁的孩子，把递过来的纸币迅速抓在怀里，用双手扣住，生怕别人抢走的样子。
外婆除了吃饭，多数时间都待在席梦思上数钱。高兴的时候，还会像个孩子那样弹跳起来。可现在她再也做不到这些了，因为她不仅跳不起来，甚至还会尿在**。那个时候，她的脸上挂着永远不变的微笑，一边数一边笑，直到困了，才闭上嘴躺下来。她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个样子，如果有人打岔，问她腿还痛不痛啊，她不会因为上当而搭理对方的。只有对方和她说到万福的祖屋，她才像是醒过来，眼里的蒙眬也消除了，然后转移了视线，认真想起事情来。刚开始的时候，大舅也跟着高兴，说老母，您慢点，您现在不缺钱，已经过上好日子了。潘寿良理解老母，当年穷怕了。
外婆露出婴儿般的眼神，对着窗口哼唱：“有钱喽有钱喽，我有钱喽。”接着她用手指从东指到西，画了个半径，对着面前的几个人说，“你们说我是不是万福村最有钱的。”
大舅说：“老母，我们现在不在万福，而是住在屯门。我们这个地方的官名是上水屯门文曲径，也叫新安仔。”
“咩？”外婆用了双做梦眼睛看着潘寿良，“你刚才讲了新安吗，是离我们村很近的那个地方吗？”
潘寿良说：“是啊，万福的县城，我们上学的时候都要路过那里，山路很多，路边总是有蛇爬出来。”
外婆神情变了，说：“是我工作的地方，二区，广播站在法院对面，那是个小二楼，只有我一个人坐在里面，对着稿子说话。每条街上都有一个大喇叭，里面说话的人就是我。”
“是的是的。”大舅以为自己打岔成功，不承想老母直盯着潘寿良问：“咩嘢？在万福的东面还是西面？”
大舅说：“老母，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是香港的东面，住了很多我们万福人。您如果身体好了，我可以带您去找老乡，他们现在搞了个同乡会，说有什么事要商量呢。”
外婆瞪着眼睛，问：“那万福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去了哪儿？我老豆老母呢？”
潘寿良笑着对阿惠的外婆说：“老母，可我们现在是屯门呢，香港的，村里人个个都想来却来不了的香港。万福在深圳西面的宝安县。你看外面，大禹山，你不是想看山吗，都是香港的。”
外婆问：“那凤凰山呢？那里有个庙，我们的潘庙，里面放着保佑我们全村人的观音菩萨，它会保佑我们村的大人小孩都有饭吃。”
大舅潘寿良笑了：“看起来老母的记忆力还是不错。可惜总是错乱，不断穿越。”她总是把过去的事情说得特别真，有几次，她说隔壁的阿婆送云片糕过来了，你记得要回个礼，她们家里有个小孙女，记得要带个糖果给她。说完从口袋掏出一个裹了红纸的利市糖。
大舅接了，从桌子上拾了几个桔子，放进红色的塑料袋里，然后推开门，便径直去按邻居家的门铃，出来的是一个老外，问大舅有什么事。大舅知道误会了，连忙边说“对不起对不起”边向后退。有时候外婆还会说隔离来个新的女仔，脸上生了一颗痣，就在这个地方。她用手比画着，看着自己的仔笑。潘寿良见到惊得心快要跳出来，潘寿娥的痣就长在那个地方。他明白老母在用这件事情来刺激他了。
外婆早已经把过去现在的事全搞乱了。比如说，外婆的老豆老母离开她已经五十年了，可她总是忘记，经常气呼呼地说被自己老母打了，然后指着被打的部位要涂跌打药水或者风油精。有时会说老豆又带回什么东西给她了，自己吃了两块，很香。二舅的仔听了自然又会恶作剧，说：“阿嬷啊，你怎么不多拿几块给我，你不是说最疼我的吗？你说过什么好的都给我留着，可每次你都是自己吃了不管我。阿嬷，你是说梦话吗？”他是故意去揭穿的，就是为了让外婆出丑。这个时候潘寿仪会生气，她觉得自己老母被这个小洋鬼子捉弄了，黑着脸训潘寿成的儿子，说：“你不体恤自己的阿婆，反倒让她难堪，这是一个孙子应该做的吗？你真的不像我们潘家的男人。”
潘寿成的大仔说：“阿嬷总骂我是鬼佬。”
潘寿仪说：“对，你应该回到你老母那里去。”
潘寿成的细仔说：“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来接我，不要以为我愿意留在这里。”
潘寿仪说：“做你的大头梦吧，你们两个是被她抛下的，知不知，如果不是你们眼下嘲笑的阿嬷发了慈悲，请我带你们，你们两个早已经饿死在街头，好好想想吧。”
二舅的仔被这顿突如其来的训斥搞得伤了自尊心，索性取了椅子上的衣服，跑回房里反锁了门大哭起来。
大舅赶紧拦住潘寿仪，拍着房门说：“当然不是这样的啦，你不要像个女仔好吧，我们一家好好的谁也不会丢。”
潘寿良帮阿惠的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要躲着所有人，增加的许多开支只能自己去处理，比如多做点事，自己少用些。可是他想好了不告诉任何人，主要是说不清楚，也容易为阿惠带来麻烦。尤其是不能对潘寿成说，当初就是他乱说话才挡住了陈炳根来香港的路。现在的潘寿成每天神神秘秘，下了工便出去，有时潘寿良刚买了早餐，还没吃就少了一份，也不知是怎么回事。问了潘寿仪，也说不知道，潘寿良想什么时候要跟这个细佬谈谈，他已经多次夜不归宿，问了也不说实话。潘寿良担心惹了黑道上的人，不知道怎么收场。他最怕潘寿成去赌。
潘寿成说：“不会赌的啦。”
事后，潘寿仪对潘寿良说：“我知道你看不惯他。”见潘寿良沉默，潘寿仪继续说，“我反正不理你们的事，两个细路仔大一点，我就要搬出去的。”潘寿良像是得救了似的：“你当然应该搬到老公那里的，总是住老母家也不合适。再说了这里的这些醪糟事不用你一个女仔费心的。”
潘寿仪冷冷地看了眼潘寿良问：“那我想问问，让我搬过去住的那个老公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