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尔斯和尤素福失踪的第十天，我去外交部找了一趟副常秘罗杰。我同罗杰谈了海洋观察站的事，同时也向他了解鲍尔斯和尤素福的最新情况。
“现在不该是谈海洋观察站的时候，但使命在身，我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来先同你说一声，”我对罗杰说。因为鲍尔斯失踪，我一直没有同吉多方面谈海洋观察站的事。前天晚上，我给居华打电话，我们商定海洋观察站的事不能再等，还是先向对方打出去。
“谢谢，代办先生，”罗杰说，“这我能理解，你说的这件事很重要，我会向领导汇报。不过，现在鲍尔斯不在，我们再等一等，看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完全理解，”我说，“我们今天先把这件事说了，记录在案。我们也知道，这是件大事，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决定的。等鲍尔斯回来，我们再详谈。”
“是，等他回来，”罗杰说，“我有种直觉，他一定还活着。”
“我也有同感，他一定还活着，尤素福总监也活着，”我说。
“是，尤素福总监也活着，”罗杰说。
“有没有他们的最新消息？”我问。
“没有，”罗杰摇摇头说，“我们一直在找。从知道他们失踪那天，我们就开始寻找，一直没有放弃。我们还向基比和其他周边国家政府寻求帮助。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忙这件事。遗憾的是，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有人说几天前曾经见到过一条小船。我们派飞机去看了，结果没有发现鲍尔斯他们的船。”
“keepourfingerscrossedthattheywillcomebacksafesound，”我说。我边说边作了一个手指交叉的手势，祈祷他们平安归来。
“上帝会保佑他们平安归来，”罗杰说。
晚上，我再次来到海边。前一天晚上，我来到海边，向老父亲磕头道别。我同父亲说完话，刚想回使馆，就听见远处有隐隐约约的鼓声和歌声传来。顺着声音望过去，就看见黑夜里正在燃烧的篝火。我刚才完全沉浸在对父亲的怀念里，竟然没有注意到。我好奇地走过去，发现那里有很多人围着篝火，有人敲着木鼓，更多人则边歌边舞。我看见鲍尔斯夫人和胖嫂在人群里。
“老板，您来了，”布莱恩也在，看见我，走过来同我打招呼。
“看见这里有篝火，我就过来了，”我说。
“他们在为鲍尔斯常秘和尤素福总监举行一个仪式，”布莱恩告诉我。
“这是一个什么仪式？”我问。
“如果有人在海上失踪，我们都要举行这样的仪式，”布莱恩说，“他们在海上听见声音，看见火光，就知道回家的方向了。”
“那就是为迷路的人点亮回家的路，”我说。
“是的，”布莱恩说，“所以那堆篝火，烧得越旺越好，越旺，他们就会看得越清楚。还有，他们唱歌跳舞，就是为了喊他们回家。”
我想起我们山里，如果有人在山里迷了路，我们也会点着火把，叫着喊着给迷路的人引路。
“他们每天晚上都来？”我问。
“是的，从他们失踪那天就开始了，白天也有人在，”布莱恩说。
“我去同鲍尔斯夫人和尤素福夫人打个招呼，”我说。
“好，”布莱恩领着我，走进人群。我分别同鲍尔斯夫人和胖嫂说了几句安慰的话。我能说的不多。这个时候，说什么也没有用。我只是想让她们知道，我同她们一样，希望鲍尔斯和尤素福安然无恙，平安回家。
这之后，我每天晚上都会到海边，同其他人一起守在篝火旁。我希望鲍尔斯和尤素福能看见燃烧的篝火，也能听见歌声的呼喊，早点回来。
十天过去了，十一天过去了，十二天过去了，参加仪式的人们，脸色憔悴了，歌声沙哑了，舞步迟缓了，鲍尔斯和尤素福还是没有回来。
第十三天上午，我正在准备一份关于海洋观察站的报告，电话铃响了。
“代办先生，渔船找到了，”来电话的是罗杰，听得出来罗杰很激动。
“真的？”我难以相信我的耳朵。要知道，这已经是第十三天了，他们竟然找到了渔船。
“真的，找到了，”罗杰肯定地说。
“那他们还活着？”我问。
“活着，应该活着。他们现在就在回来的路上，”罗杰说。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说。我的眼泪顺着眼角流出来，这是激动的眼泪。我替鲍尔斯高兴，替尤素福高兴，替两个老朋友的大难不死高兴。
不幸的是，我高兴得太早了。俩人当中，只有尤素福活了下来。鲍尔斯因为在海上漂的时间太长，身体消耗超过了极限，回到医院没有救过来。听到鲍尔斯遇难的消息，我心如刀割。我不敢相信鲍尔斯就这样走了。我想起鲍尔斯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他打电话约我出海捕鱼，放下电话前，他说的是betheresquare。本来我是要同他一起出海捕鱼去的，我们说好不见不散的。结果呢，那却成了永别。
人生无常。前几天，我刚失去父亲，现在又失去鲍尔斯。鲍尔斯是我在吉多最好的朋友。对我们外交官来说，能交上鲍尔斯这样的朋友是幸运的。我同鲍尔斯脾性相投，一见如故，常常能想到一起，也能做到一起。我想起了他说Well时的样子，想起了他给我提供的种种帮助。我想起他第一个来参加我的开馆招待会，想起他在RH委员会提案上的出手相助，想起他在签订两国医疗卫生协议中的斡旋，想起同他一起相处的愉快时光。这样的朋友可遇不可求，即使在同宗同族中，也很难找到。我不愿相信这样一个朋友就这样没有了。
我去参加了鲍尔斯的葬礼。
我曾几次参加过外交葬礼。记得第一次出国，我在使馆当大使礼宾秘书，遇上去世，大使让我陪同他去参加葬礼，也当他的翻译。请柬上对服装的要求是darksuits&blacktie，就是要穿深色西装，白衬衣，系黑色领带。西装衬衣，我有，但黑色领带我没有。那个时候工资低，我犹豫了半天，咬了咬牙，花了差不多两个月的工资买了一条纯黑领带。
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参加葬礼。说句实话，我是懵懂的，除了那条领带，我的印象并不深刻，我更像是一个旁观者，一个实习者，也许是因为年轻，也许我不熟，没有感情上的交集。但这一次不同。我带着悲伤去为鲍尔斯送行。外交官怕动感情，也不允许动感情。按我们的职业要求，喝酒只能喝三分，感情上更是要同人保持距离。想想也是，如果你同当地人打成一片，你我不分，也就没有办法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了。但我同鲍尔斯惺惺相惜，他在工作上给了我慷慨的帮助。再说了，鲍尔斯他们这次出海多多少少同我有关系。我没有办法做到不带感情色彩。
出门前，我为鲍尔斯降了半旗。吉多政府为了表彰鲍尔斯对吉多国家独立和发展所作的贡献，宣布为他举行国葬。吉多政府部门降了半旗，驻吉多的外国使馆也跟着降半旗。
葬礼在鲍尔斯的家门口举行。丧葬不出院，这是吉多人的习俗。我带了一个花圈，献在鲍尔斯的灵柩前。我面对好友的灵柩，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你说了不见不散的，你却自己走了，你不该这样言而无信，”我向鲍尔斯道别，强忍着没有让自己哭出来。
我向鲍尔斯夫人和三个孩子表达了哀悼和慰问。我劝鲍尔斯夫人节哀，还递给她一个信封，里面装了点钱，算是我的心意。鲍尔斯的三个孩子，最大的男孩才二十岁，这样的年纪就失去了父亲。我为他们感到难过。
“谢谢！”鲍尔斯夫人握着我的手，泣不成声。
“Mydeepestcondolences,”我说。说的时候，我没有忍住，眼泪还是流了下来。
尤素福也来参加葬礼。见到他时，我们四目相对，紧紧拥抱在一起。我拍着尤素福的背，他拍着我的背。尤素福明显瘦了很多，原本壮壮实实的身体，现在瘦脱了形，要不是下巴上那颗显眼的黑痣，一下子都认不出来。
“你可算回来了，”我说。
“是啊，我回来了，可是.....可是....”尤素福哽咽着说，“可是，鲍尔斯他却永远也回不来了。
我看见尤素福的眼泪挂了满脸，不停地往下流。
“还好……还好，你没有去，”尤素福说，“要是你去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们该怎么办。”
“我不好好的，”我劝慰尤素福，“没事的，我的命大。”
“老天有眼，那天你没有跟我们一起去，”尤素福又说。
这一天，吉多上层差不多都聚齐了。塞克莱来了，驴脸德皮也来了，还有伦杰、布朗和其他驻吉多外交官都来了。葬礼由外交部副常秘罗杰主持，穆尼致辞。穆尼讲完话，便是出殡仪式。鲍尔斯的灵柩由人抬着，前面有长老领着，后面跟着鲍尔斯夫人和孩子，然后是所有的宾客。送葬的队伍出了院子，顺着小道，到了海边，又沿着海边，转了一大圈，最后又回到鲍尔斯家里。院子里已经挖好了墓穴，灵柩就安放在里面。这是吉多的风俗。人走了，也一定要和家人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