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尔斯和尤素福两人失踪的第九天，载着吉多两员大将的渔船始终没有找到。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鲍尔斯他们生存的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我能强烈感受到人们的心情变得越来越沉重。我还是坚持每天去外交部打听消息。我发现，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更加凝重，不等我问，他们都会摇头，不再说什么。
我没有想到，鲍尔斯和尤素福的消息没有等到，我却先等来了父亲去世的噩耗。
就在那天，我去邮局取信，收到吕淑琴的一封来信。吕淑琴的信，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收到了。我算过，从吉多寄信到国内大概要十天，家里回信也要十天，来回来去二十天。前几次，我总能准时收到吕淑琴的回信，前后相差也就一两天。这一次，吕淑琴的回信却迟迟没有到。我着急起来，猜想着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不知道是邮政出了问题，还是家里出了事。我希望家里一切安好。客居异乡为异客，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家里平安，是对我们最大的安慰。
这次出国，我最关心两件事，一件是儿子上大学，还有一件就是父亲的身体。儿子倒是很出息，如愿以偿考上理工类大学。我们钟家，我是第一个大学生，他是第二个。收到消息那天，我很高兴，多喝了几杯吉多的椰子酒。
对于父亲，我希望他健健康康多活几年，享享清福。父亲一辈子在大山里，成年累月劳作落下浑身的病。前几年，父亲中过一次风，还好不算严重，但身体明显羸弱许多。出国前，我带着吕淑琴和儿子回老家去看望父亲母亲。一年多不见，父亲明显衰老了，腰更弯，人更瘦，精神更是大不如前。我想带父亲到城里看病，父亲死活不肯，说去了也白搭，还浪费钱。父亲脾气倔，我拗不过他。离开老家前，我嘱咐大姐一定要带父亲去看病。那次，我是带着不祥的预感离开老家的，担心再也见不到他。
说实在的，每次收到吕淑琴的来信，我既高兴又担心。高兴不用说，担心的是父亲。这一次也不例外。我迫不及待地拆开来信，没有想到，我的担心不幸得到证实。吕淑琴在信中告诉我，父亲去世了。父亲走前，嘴里一直念叨着想再见我一面。吕淑琴说，父亲病危，她没敢告诉我，知道告诉我，我也回不去。她自己带着小松回了一次老家，让祖孙俩见了一面。
吕淑琴是对的。我守着一个人的使馆，没有办法离开。我离开了，使馆就要关门。如果不来吉多，我本可以回国休假。那样我至少可以同父亲最后再见上一面。我总觉得，父与子应该有个面对面的人生交接，不需要说很多话，甚至根本不需要说话。也许只要见个面，一个眼神，一个手势，就可以完成两代人的人生交接。现在，这样的机会永远失去了，我同父亲再也不可能见面。我知道，父亲一定是带着遗憾走的。同样，我也遗憾没能再见父亲最后一面，不能送父亲最后一程。父亲的遗憾，也是我的遗憾，是我余生永远的遗憾。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到的使馆。黄毛叫着扑过来，平时我都要跟它说几句话，抚摸它几下。这次我没有理它。我把自己关进房间，门关上的刹那，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下来。我干脆让自己彻底放纵一次，痛哭了一场。这辈子我流过泪，因为激动，因为委屈，因为别的种种，但还从来没有这样放声痛哭过。哭完，我觉得我应该做点什么，来同父亲道别。身在异乡，我不能去父亲的墓地祭奠，身边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说话，寄托我对父亲的哀思。想了想，我从带来的相册里找出一张全家福。对着照片，我在心中点上一炷香，双手合十，在心里默默同父亲说话。
父亲，我没有能最后去见您一面，我想您老人家一定会理解和原谅我的。
一个人在岛上，我常常会想起父亲。父亲聪明能干，在村里是公认的干活好手，不仅懂农活，也是个好猎手，不仅会木匠活，修补各种农具，家里的家具都是他做的，甚至还会雕刻，在家具上刻些花鸟图案。邻里乡亲经常请他去做家具。我想，我之所以能够成为jackofalltrades，一个多面手，无疑是传承了他的基因。“假国人”布莱恩经常惊讶于我会各种各样的手工活，他会的，我都会，他不会的我也会。有好几次布莱恩问我，你的手艺都从哪里学来的。我说是从我父亲那里学来的。布莱恩听了半信半疑。我说的也许有点夸张，但我的动手能力千真万确是从父亲那里来的。
我说得对吧，父亲。
我是钟家出的第一个大学生。我自己没有想到，父亲也不会想到。父亲没有上过大学，识字不多。走出大山的那天，父亲说什么也要把我送到县城。那时山里没有公路，没有公路，也就没有汽车，我们只能沿着崎岖不平的山间小道走着去。从山村到县城有二十几里路。一路上，父亲替我背着简单的行囊。我们默默走着，几乎没有说什么话。其实，我同父亲从来就很少说话，但我们却最懂对方的，最有心灵感应的。我常常在想，父子之间应该是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默契，这种默契不需要语言。上长途汽车前，父亲依然没有说话。我向父亲告别，我说，我走了。父亲朝我挥了挥手，只说了两个字，走吧。
父亲，昨天，居华大使给我打电话，说了一些工作上的事，还告诉我国内给我提了级别，从一秘升为参赞。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参赞了。我本来想今天给您写封信，告诉您这个消息。我知道，您从来弄不懂我们的级别，什么随员啊，秘书啊，参赞的。但不知为什么，我还是愿意跟您说。我知道，您虽然弄不明白，但心里是高兴的。我想，您现在听了，一定也是高兴的吧。
山里人家由父亲作主，只有父亲在，一个家才完整，才能聚得起来。鲍尔斯不同意我的说法，他说大海边的人家也由父亲作主。一次活动的空隙，不知因为什么原因，我同鲍尔斯闲聊起来，聊到家庭，才知道鲍尔斯二十出头就没有了父亲。有一天鲍尔斯父亲像往常一样出海捕鱼，遇上风暴，再也没有回来。从此他就撑起了这个家。同鲍尔斯比起来，我已经很幸运了。
“你知道吗？”鲍尔斯说，“我们这里的人寿命不长。一般过了五十就算长寿了。我在留学的时候，读到过一篇很有哲理的散文，说父母就是挡在死神和孩子之间的一道墙。我觉得，这话说的太对了。对于我，我的墙早就没有了，我早就直接面对死神了。老天再来要我们家的人，那就轮到我了。”
“你别这么说，这么说不吉利，”我说。我没有想到鲍尔斯性格中，还有这样的一面。当然，我也没有料到鲍尔斯这次出海，竟然有可能随他的父亲而去。
父亲，我在这里挺好的，您不用担心。家里边的事您也不用再操心。您操心了一辈子，也累了，也该歇了。我会撑起这个家的。我也会为钟家的后代挡起一道生命之墙。
那天，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同父亲说了很长时间的话。我想我是反反复复说了许多车轱辘话。我从来没有同父亲说过那么长时间的话。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出了一趟使馆。我独自一人去了海边，没有像往常一样带上黄毛。我跪在沙滩上，面朝大海，也正好是面向东方，磕了三个头。
父亲，您一路走好。您放心吧，我们会照顾好母亲，也一定会管好我们钟家后代，让他们过得幸福，健康，有出息。
我想，我的话，父亲在天上一定能够听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