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苏从周在研究生公寓楼举办讲座。题目是“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及传统文化”，这是由哲学系主办的专题系列讲座，前面已经讲了好几场。

人很多。校园里萨特热、尼采热、海德格尔热，一波接一波，现在又掀起毛泽东热来，人们需要重新打量自己的道路。新华书店里的《毛泽东选集》居然被抢购一空。不管对他的评价如何，他依旧是知识分子研究的热点。

我去的早，坐在前排，一下子人就满了，连教室后面外面都站了人。苏从周开讲从来没有开场白，上来就切入主题。

我的笔记本上零星地记着一些他说过的话。

“真理是可怕的，却又是有力量的。”

“每个中国人本性都是羊性+狼性。”

“马克思找到的阿基米德基点是‘劳动’”

“**，同情心，开放的思想，追求真理的勇气，怀疑一切的精神，直面现实的勇气。”

“每到历史转折的关头，要重新衡量一切价值。”

“悲剧总比没有剧好。”

“失望的尽头就是希望的开始。”

“生命不能没有信仰，信仰的对象也是生命的质量。”

我已经不记得，当时记下这些话的心情，他的滔滔不绝的讲座，于我留下的只是些似乎无关紧要的只言片语。这些随意蹦出来的浪花一样的警句，恰巧被我接住。老莫说，他是一个思想者。我却要在他的关于社会的，家国的，宏大的思考中，寻求自己渺小的情感安慰。

有一天，走在校园里，迎面正巧碰见苏从周，他骑着一辆比一般车身都要高的半旧自行车。见到我，一个刹车停下来。我以为他遇到别的什么熟人。没想到他却是和我打招呼。

我当时口里正吹着一块泡泡糖，鼓起的大泡泡罩了我一脸。

“你是中文系的学生吧？”

没想到他居然认识我，还知道我是中文系的。尽管我常去听他的课，但他讲课都从不看人的。

我忙点点头。

“你经常来听我的课？”他记得。

“是。”

他又问，“那个经常和你一起来的小伙子怎么现在不来了？”原来，他并不是什么都看不到。

“他毕业了。”我黯然道，又补充一句，“出国了。”

他“哦”了一声，收起笑容，面带沉思地看了我一眼，说，欢迎以后继续来听课啊。

“我会的。您课讲得很精彩。”我由衷地说道。

他微笑地跨上自行车，向我摆摆手，并告诉我，他有许多文学书，想看的话，可以问他借。

苏从周家住在校园的二号楼。那栋简陋的筒子楼里住着许多著作等身的教授。楼梯的过道上，堆着一些杂物，还一家一户地放着铁皮圆桶煤气炉。

老五说，想不到教授们住的这么差，真是卖倒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杀猪刀的。

我去苏从周家，一般都拖着老五。那时我们宿舍各个都名花有主，只有我和老五形影相吊。老五性格孤僻，不大合群，象个女学究。而我，自老莫山长水远后，也变得落落寡合。我们俩就混在一起。

苏从周家是个好去处。他家屋子不大，书架、柜子、阁楼、天花板，**，堆得到处是书。据说，他的前妻就是嫌他邋遢，不会过日子，而离开了他。

苏从周的写字台上，贴了一副自己手写的格言：哲学是甘于寂寞者所从事的寂寞的事业。

自从发现了这么一个好去处，老五就经常拉我过去借书，向他请教学术问题。苏从周家不仅哲学书多，文学书也不少。中国作家里，他最喜欢鲁迅。“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他引用鲁迅的话，充满愤世嫉俗的感慨。

我问他形而上学是什么意思。

他说形而上学是与辩证法相对的，就是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观察世界。

在中国易经里，“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个形而上与“形而上学”不一样。苏从周给我普及哲学知识。

与苏从周的交往，让我暂时抛却了形而下的烦恼。

当时，他正在写一部书稿，“东方社会发展道路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他已经写了好几本书了，有不少论文选进人大复印资料，是哲学系破格提拔的年轻教授。当时，他们系里出了个“专门利人”的学生名人，给受灾地区和幼儿园儿童捐奖学金，已被发展成预备党员，学校还专门发文表彰，号召大家向她学习。她的论文“论当代社会的义利观”贴在我们女生红楼的宣传栏上。她被视为道德楷模。即将要报送到一所著名大学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生。苏从周教授对此不以为然。说这孩子在学问上不去钻研。我们问苏从周为什么不是党员。苏从周说，许多年前，他递过申请。党总支书记说，他是把马克思主义当学问来研究，并不是真正信仰。说这话的时候，他颇自嘲。

我们在他家淘书。他说，读文学书是他写作思考的调剂品，他甚至说，有一天，他也要写部长篇小说，写写他们自己的故事。

苏从周给我们说起他的经历。高中未毕业下乡，在农村插队，捡狗屎，又去工厂呆了一年，烧锅炉，那人生中短暂的几年农村和工厂经历，可能是他青春时代最值得回忆的往事。青春无悔，而又有悔。他这样评说当年。1978年恢复高考，从此走进哲学。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

我想起在老莫走后，我曾消沉地在笔记本上写下：“这是一个无情而苍白的时代。忠于真理，真理欺骗我们；忠于爱情，爱情毁灭我们。”

突然觉得矫情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