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高水平的探索和论战。
在发生了紧急突发事件之后，在处理的过程中，只要有了一点儿效果，就赶紧向上级汇报，这是地方官员一贯的做法，博士书记也不例外。事态已得到控制，群众的情绪已经平稳，大部分钱已追回的报告刚传到省委，省委书记凌峰同志的批示立即就下来了，但批示得却意味深长，在河海市委简短得只有半页纸的《要情汇报》的右上角画了一个圈，漫不经心地写了两个字“阅知”，而在下半页空白纸上用苍劲的隶书体写了既像是通知，又像是要求的长长的一段话，开头怪怪的。
柳楓同志，河海市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并送中纪委的杭维萍、中新社的李一道同志审阅。
我个人感觉和认为，河海出现的这次集资事件的起源和啼笑皆非的结果不是偶然的，应该有广阔而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趋势。建议你们请维萍、李一道同志参加指导，邀请部分社会贤达，从四个方面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
一、 目前群众真实的社会情绪和引导方法。
二、 在当前社会道德普遍滑坡的情况下，党的基居组织和政权如何应对。
三、 如何改革我们的纪检工作，让群众用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参与到反腐败斗争中。
四、如何监督离开工作岗位的领导干部的活动，怎么发挥离退休老干部的作用。
结果报我。
整个批示连同签名都是工工整整的隶书，不带一点儿连笔，没有勾勾抹抹，似乎是原来打了草稿抄上去的，可以估计到，这是一方封疆大吏长期而严肃思考的问题。
这一点，长期在省委书记身边工作的柳枫早就感觉到了，但不如书记今天提得那么明确。博士书记也看到了，杭维萍和李一道也表示了深深的赞许。
博士书记毕竟在河海主政一方好几年了，通过过去的了解和这几天的观察，知道了柳枫在河海的人脉和思维的缜密，也隐隐约约地听到了金剑北在河海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传奇般的经历以及说话一语中的和**不羁的风格，看到了杭维萍含而不露的智慧，作为中央权威新闻单位记者的李一道看问题的站位高度和语言的尖刻，同时他也不愿意把领导层对敏感社会问题的看法传得很广，最后定下了参加探讨的几个人，他、柳枫、杭维萍、李一道和刚离开工作岗位，以小心谨慎、正派、公道著称的前市委办公厅主任孙乃夫。
当孙乃夫穿戴整齐走进市委常委办公楼时，许多干部都以奇怪的目光看着这位一年多前离岗的人，只有最贴近领导的办公厅秘书二处的人笑容满面地迎了上来，殷勤地接过他手中的茶杯和公文包，引领他进了位于九楼东头，日夜有公安局政治保卫处的人站岗，一般人很难接近，紧挨着书记办公处的市委书记碰头会议室，坐在了一个椭圆形豪华会议桌的最末端。
为谁主持会议博士书记和柳枫谦让了半天，最后还是杭维萍拍板说： “在中国传统的官员队伍中，历来就有官和吏之分，我和柳秘待的机关再大，级别再高，也就是朝廷的军机行走，上书房帮办而已，而地方的州县主政一方，那叫官，何况在你的地盘上，当然是要书记主持了。但是，省委书记凌峰同志的批示第一个写的柳枫秘书长，那柳枫同志就应该当仁不让地先做一个比较深刻的启发性发言，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啊。”
这段话说得有条有理，有骨头有肉，而且有着很深的官场政治含义和带有拍板的性质，得到了李一道、金剑北、孙乃夫的赞同。博士书记只得又把省委书记的批示念了一遍，然后请柳枫发言。
柳枫此前接受了维萍大姐说他革命意志颓废、不思进取的忠告。她告诉他，在中央的一个会议上，维萍遇到了凌峰同志，问起了他的情况，省委书记直言不讳地说： “有才华而工作平平，注重个人道德文字修养而关注天下不够。”省委书记的评价非同小可，他把这两年在省委的表现过了一遍电影，想起了有一天在办公室里闲坐无事，自己在一张宣纸上用毛笔练清笔小楷，写的是《清欢之味》。
“苏轼的一首《浣溪沙》，其中有这样一句话，人间有味是清欢，清欢两个字，宛如一缕风中的茶香，让人心情怡然。清欢之味，在于清淡。抛开一切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享受一份清淡的人生，清欢不浓稠，不热烈，却有持久的芬芳。清欢之味，在于宁静。心境的宁静，是一种幸福。静坐独处时，心沉下来，就像月亮沉入水潭一样，波澜不惊，这种味道，是一种绚烂之后的宁静，宁静得听得见远寺的钟声、花开的声音，不管身处何境，不管经历多少沧桑，要留一份宁静给自己。清欢之味，在于欢悦。不是寡淡，不是苍白，不是清心寡欲，而是返璞归真后的放松与欢悦。要时刻提醒自己，要心怀热爱，让美丽的事物带给自己欢悦，让自己认为美好的事业永远伴随。人间有味是清欢，清欢，真好。”
写完，他临时有事出去了。据说，那天，省委书记按着自己的老习惯，空闲的时候到秘书们的办公室串门交流思想，也到了他的办公室。据他手下的一个处长说，书记在他的那幅字前驻足良久，只称赞了他的字，没说内容。看来领导的看法可能与这篇散文有关。后来他想了想，在日夜繁忙地指挥着一个省改革开放的中心中担任一定的职务，有这种思想是有点不对劲，确实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所以，他昨天夜里翻了翻自己的调研与思考的笔记本，理了理思路，开口就高屋建瓴。
“在当前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基层群众的心理是多种多样的，据我观察和调查，逆反现象应该占第一位，可以比较形象地描述成这个样子，在许多群众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上是这样的表现：当我不能自主或独立地做决定时，我会感到沮丧；当我的自由选择权受到限制时，我会恼怒；把某人作为榜样要我学习时，我会很反感；当听到政府官员或权威人物告诫人们要如何做时，会让我很厌烦；规则会引发我的抗拒感。这些都是心理学家测度逆反心理的量表中设置的题目。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很多反映负面情绪的词汇：反感、沮丧、厌烦、恼怒。这正是人在个人意志被剥夺和限制状况下的感受，同时也是逆反心理产生的重要原因。
“有人观察到，现 在 ‘老百姓’都变成了‘老不信’。很多自嘲为4屌丝’的人，特别对政府政策、官员的习惯性质疑，嘲弄专家为‘砖家’等。原本仅仅出现在幼儿和青少年期的逆反心理似乎渐渐进人了一种弥散期，成为社会心态的一种表征。为什么会出现‘逆’和 ‘反’的情绪及行为呢？在不赞成的态度下，选择极端反向的情绪表达和行为背后，所 ‘逆’的是什么？ ‘反’的又是什么？换言之，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社会上逆反心态会变得常见呢？
“逆反心理在学术研究中又称为‘心理逆反’（psychologicalreaclance)，被定义为‘因妨碍具体行为自由的规章制度或要求而产生的厌恶情绪反应’。当命令式的、绝对性的要求出现，并且限制了人们的选择时，就有可能出现逆反。网络上流行的‘被XX’句式，例如‘被开会’、 ‘被幸福’、 ‘被同意’、‘被选举’、 4被参与’、 ‘被平均’等，就是个体感觉自己的自由受到了某种威胁，从而很有可能做出违反规则的对抗行为和被禁止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逆反未尝不能说是一种选择，但是一种缺乏选择空间的选择，并且，是伴随着强烈负面情绪的选择。
“逆反一般是在一种上下、主从、尊卑、强弱关系中发生的，如老师与学生、家长与子女、领导与员工等。意识到这类关系的对立，并且从情绪上表达这种对立，就可能形成逆反心理。这里就表现出逆反心理的另一个成分：不服从。在现实生活中，当社会需要传递社会规范，要求社会成员通过社会化学习、遵守这些规范，并且由家长对子女、教师对学生、长辈对晚辈、领导对员工、媒体对大众提出要求和训导，尽管这并不成为逆反心理的必然来源，但问题可能出在这种关系的固化和要求的不合理中。当社会结构固化、阶层之间无法流动时，在下层中就会形成一部分人永远处在优势、主动和控制地位的感觉，下层成员自身无力反抗，只能在某些事情上通过不理踩、不接受、不信任等不合作态度，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怎样消解逆反心理的形成机制呢？对于成人社会中出现的逆反心态，可以先从建立平等的人际关系和群际关系做起。官与民、富与贫、上与下、老与幼等，都可以从尊重对方开始，调整已经出现的或潜在的对立关系；其次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学习沟通和协商。沟通不仅包括表达，也包括倾听。在这里，表达是立足于协商的表达，而不是下命令和训斥；倾听是立足于协商的倾听，不给对方‘戴帽子’、 ‘打棍子’和 ‘穿小鞋’。与此同时，社会结构的扁平化，减少上下位置感，也是消解逆反心理的途径之一。中国文化注重上下结构，在上位的人对在下位的人拥有指挥、控制、要求的权力，而在下位的人只能无条件服从。当人们长期和全方位地处在被他人和权威掌控的生活中，可能形成逆来顺受的奴隶心态或者渴望赏赐的奴才心态，而当人们出现被尊重的渴望、出现平等协商要求而不得时，逆反心理的表达就会成为一种无意识的反抗。从这一点来看，建设一个‘好的社会’是减少逆反心理的制度和条件、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逆反心态自然就会消解。有了减少逆反心态的制度条件，一旦我们的社会成长为一个健康的、和谐的社会，逆反心理自然就会消解。”
柳枫说完了，又客气地补了一句： “一孔之见，抛砖引玉啊。”但他这句并未引起与会者注意，大家均被他刚才的发言观察之细致、剖析之透彻所震撼，也搅动了内心深处的许多东西，都有了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欲望。
金剑北首先憋不住了。他说： “我虽然是一个农民，也算是当过领导干部的农民吧。这几年也去了一些地方，看到在这种逆反心理的牵引下，社会开始斗狠，社会的‘狠化’是当下值得警惕的一个现象。个人斗狠，群体斗狠，社会似乎正在全面‘狠化’， ‘比狠’增加，斗狠的趋势正在加剧。
“多年来， ‘阶层固化’、 ‘贫富悬殊’、 ‘道德沦丧’、 ‘权力膨胀’等很多社会问题已经不足以用来说明严峻的社会现实了。从表象上看，官商利益集团在房地产上浩劫屌丝和中产阶级，这就够狠了。造有毒食品给别人吃，纵火烧公家车和别人一起玩完，执法者打人，性侵幼女，更是透着狠劲。但一个社会变狠，远不止这些范畴，而是渗透、体现于从社会肌理到阶层关系，到人们的社会心态和行为中。它不仅是个人心理、性格和道德问题，而是普遍化的特征。社会机制在刺激，甚至是强迫各个阶层、群体以及人际关系在博弈中相互强化。我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一种社会性格，一种生存和心理上保护自己的方式。当社会各个环节的运作，导致了这样的后果时，破坏社会心理的能量会越来越大，变狠的社会性格，并不支持一个社会的正常运作，而是冲突社会。
“社会变狠的发生逻辑，是先由强者诱导和造成的，是社会规则的失效，无法约束强者的掠夺行为；弱者群体的变狠，则 是‘与大家一起玩完’的方式回敬，同样破坏了社会的正常规则，一个社会失去了规则，人们也就失去了希望和预期。我在这里可能是危言耸听地说和估计，以变狠为特征的社会，毫无疑问，已经处于从失衡到崩溃之前的临界点。人们在心里状态下的变狠，已经不是在切身利益受到侵害时产生的情绪，而是成了观念和性格上的价值符号，迭加‘变异’出来的更可怕的新产品。人人陷入了身不由己的‘比狠思维’中，不知不觉，会让自己由旁观者成为参与者。要 ‘通过道德教化引导和塑造人们的内在价值和思想观念，从而指导和规范人们的外在行为是当务之急’。
“社会发展不仅是物质增长，GDP辉煌，还应该让心理心态发展以及精神卫生得到同步发展。比如，竞争激烈带来更多的精神压力，人们应有科学消解自身压力的能力和技巧。再比如过度竞争中的人们会滋生精神暴戾、情感焦虑以及精神抑郁，我们应该知道，这是自然的情绪派生物，通过制度规划、人文关怀，能够化解这种负能量。再比如，我们更应该张扬和释放，传统道德中的温情守望、厚德载物、谦逊谦让、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勤于自省等，强化‘人’的秩序感、君子做派，而不是不闻不问，动辄成为‘比狠社会’的‘无意助推者’。
“客观而言，一个人、群体，过于狠、残忍和歹毒，表面上看是一种个体行为、公共行为，其实，更是内在情绪失衡以及自我调控能力的弱化和降低。这是在通过极端方式，向弱势群体发泄不满、牢骚、郁闷和愤怒，是一种情绪转移，能量发泄，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心理亚健康，或是心理病态。对弱势群体最应该具有的温情和怜悯都没有了，而宁愿选择残忍和‘比狠’，这难道不是一种暴戾的情感病态吗？可话又说回来，狠，首先是强势阶层开始狠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大运摩托’，不，马红霞这次的做法是够狠够毒的，但是没有郭铁生他们一伙以前的狠毒，她们会使出这样狠毒的招数吗？老百姓有句俗话，叫有仇不报非君子，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她报的是私仇吗？不是，也是，是一种无奈之下利用对方的贪心采取的一种比较智慧的手段，更何况，她们还帮着党和政府挖出了一批贪官污吏。”最后，他似乎在引导着什么。
博士书记说： “结果确实是这样，但手段不是很光明正大。在西方，许多私人调査是违法的。她们的许多问题是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反映的，纪检的大门和法律的窗户是永远对着群众打开的，我也多次在会议上讲过的。”
李一道对金剑北刮目相看了。在柳枫刚开始跟他介绍金剑北的时候，他只对其传奇经历和义气佩服，但对其连高中都没上过的文化程度是看不起的，听了发言他深信了“英雄不问出处，贤达在民间”的朴素真理。听到博士书记不顺着深刻的讨论话题去深化剖析，而是说出这样少油无盐的话来，李一道细长的眼睛里射出逼人的寒光，“呵呵”冷笑着说： “门开着，领导讲过，都不错，在我们的新闻报道中也经常这样说。政令都不出中南海，连中央领导讲的话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更何况基层负责人的所谓指示。面对着汪洋大海般的农村和如散沙一样的农民，谁去检查落实？我们去年组织了一个小分队，到你们邻近的一个市采访农村问题，我在村里住了两天，问一个农民： ‘你们一年能见到几个几次乡里的干部，他们给你们开几次会？ ’那个农民摇着头说：‘那几年收农业税时还能见到他们，这几年从来没见过，要是村里有个好饭馆，兴许他们还能来一次，至于开会吗，那种新鲜事哪里有啊。’后来我一直在想，战争年代我们的干部为什么吃住在农村，扎根在群众中，因为那时政权在敌人手里，你离开了群众就没吃没喝，就得去死。如果敌人再来了，现在的干部还会有群众舍生忘死地把你藏起来，保护你吗？我看未必，很可能一是被赶出家门，二是交出去让对方替自己解恨。我和萍姐，还有柳枫老兄在工厂的时候，经常唱红歌，里面有一句说，共产党是我们的引路人。翻身求解放的时候是，现在更应该是，党风带民风，干部的作风决定了整个社会风气的形成。社会上的逆反心理也好，人们之间的斗狠也好，要想改变，都得从掌握着政权的干部做起，旧社会的县令到任之后还知道拜有德乡绅，推行自己的新政呢。”
到底是中央大新闻单位的记者，气势如虹，也有些不管不顾，无视墙上“禁止吸烟”的标牌，自顾自点燃了一支烟，猛吸了一口继续说： “至于反映问题的渠道门开着，你到哪个地方去，都是上访的民众如潮，又有哪个单位的一二把手敢于到现场和群众直接对话，还不是让几个做不了主、办不了事的小干部和群众穷对付，一哄二骗三吓唬，得过且过。还有你们纪检监察部门，不是告状告到了天上，或者是被我们新闻单位发了内参，领导批示后才认真去查，有谁仔细看过反映问题和罪恶的来信。我采访过纪委和政法部门，说什么匿名信不查，线索不明显的不査，明显是诬告的不查。你不去查，怎么知道是诬告？老百姓在基层，看到的只是社会现象，真相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他们哪里知道官员里面那些七缠八绕腐败的线索？像郭铁生这样的恶棍本身就在纪委里当官，退职了还记了那么多黑账，不断地去讹诈别人，老百姓哪里敢实名举报啊！不采取点恶招，怎么可能把他们的累累罪恶大白于天下，怎能上达天庭，下告于群众啊！ ”最后一句，他有意回应了金剑北一句。
杭维萍端坐着，在笔记本上写了几行字，表情严肃缓缓地说： “柳楓副秘书长和李一道主任的发言确实令人警醒。”她一开口就把会议拉上了正规的气氛，透露出了对李一道不分场合胡乱喊什么“萍姐，柳兄”的批评， “汉朝时代的一方官员叫什么州牧，比如刘备曾做过徐州牧，所谓牧，也就是一群羊的领头人，社会风气的形成与官员的行为紧密相连，治国先治官，治官先治吏。无论治官还是治吏，首先是靠党的纪律部门。反思我们纪委的工作，确实有许多应当改革和改进甚至是自我革命的地方，比如，对群众的举报应该做到有案必査，有信必回，不能坐等举报，还要发动群众积极举报；对官员的财产进行登记，加强舆论和网上监督等。同时对我们纪委内部的人员也要加强监督，对离职退休的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也不能放任不管。还有管理体制等问题，都需要重新设计。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些问题，中央也不是不知道，也正在采取措施，我相信，随着下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召开，一定会出现一个新气象。但是，社会风气的改变光靠处理官员不行，关键是让他们以什么样的方法去改变和治理社会，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大家都听出来了，她，作为中纪委的官员，发言相当谨慎，但又告诉了人们许多髙层的信息，还转移了敏感的话题，把探讨引向了另一个单元，对应了省委书记的要求。
孙乃夫在职时说过，办公厅的人都是领导的奴隶，自己是奴隶头。办公厅主任坐久了，就会产生一个思维定式，永远跟着最大领导的思路跑。但今天的情况有点两样，自己的顶头上司是博士书记，但杭维萍的官和柳枫的职务显然不比书记小，甚至还大点，再往上还有省委书记的批示。所以，他把自己的发言分成了两个部分。
“刚才各位领导的讲话使我很受启发。社会逆反心理也好，斗狠也好，贪污腐败也罢，我看都是一个‘钱’字闹的，我敢说，现在国人们追求钱的欲望比任何时候都大，手段比任何时候都残忍，这也是社会的不吉之兆。我离职后和老百姓接触得多了，许多群众说，现在的社会是‘你坑我，我坑他，大家坑国家，国家没法就涨价，反过来治大家’。现在的形势下，追求钱也没错，谁不需要钱啊，什么东西都在涨价，大宗的医疗、住房，孩子上学都产业化了，谁都感到钱紧张，我们这辈退了，需要不了多少钱，但是，孩子上学呢，到大城市买房呢，老人得了大病呢，你不去挣钱能行吗？心里没底啊，没有未来的安全感。许多老干部在一起议论，不怨天，不怨地，只怨自己没本事，官做得不够大，因为大领导的住房、医疗都是国家包起来的，同时也不发愁孩子的就业和安置。”
李一道插嘴道：“中国改革最大的失误是最应该市场化的国企没有市场化，搞得一股独大，随便涨价，而最不该市场化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市场化了，引起了社会的动**不安，人人感觉未来没保障，养老、看病、孩子上学、居住都心里没底，所以，都千方百计地去弄钱、存钱，于是就出现了贪污腐败、坑蒙拐骗，进而道德沦丧、社会混乱、政府把控不了。”
孙乃夫牢记着杭维萍的话，继续说道： “要把控除了中央采取措施外，下面也要从思想和信仰人手，对群众进行行之有效的教育，要培养一批现代的绅士，思想上还是要推崇国学和儒教，把孔夫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义礼智信’怎么做人的标准渗透到老百姓中间去。我看金主任那个村就搞得很好，他把许多正派的、有文化的离岗的二线干部请了去，做村民的思想、生活、生产的指导员，还给他们一定的报酬，这就是现代绅士。目前许多农村的能人都出去挣钱了，绅士很少能从原籍出来了，只能从在外面当过党的干部中去空降，或者叫凤还巢。”
李一道说：“我同意老孙的观点，但说得还不是很透，儒家文化是很进取的，尤其强调社会伦理价值，强调社会风气的纯洁。前段时间我去韩国和日本访问，我看到，韩国保留了大量的从我们中国传过去的旧传统，他们是世界上保留了按古礼祭祀孔子的国家，长幼尊卑在社会上表现得很明显，仁义忠孝的信条依然被人所遵守。他们的社会风气、道德水平远高于我们，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他们最突出的特点。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一个民间团体号召韩国人把自己家里的黄金出售给国家，帮助国家渡过金融危机，在韩币大幅贬值的情况下，卖掉黄金是要承担巨大风险的，况且政府规定一个月后才能取。结果怎样呢，银行里天天挤满了来出售黄金的人，有刚结婚的夫妇，有失业工人，有政府公务员，也有庙里的和尚，还有一个70多岁的老人把自己大衣上金纽扣扯下来，交给银行略表心愿。我们做得到吗？最适合国情的孔孟之道经过丨〇〇多年历次政治运动的摧残，只剩下了碎砖破瓦。计划经济时代的意识形态已经丧失了号召力，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失去了信仰的中国人道德良知也在迅速消失，除了物质主义和金钱崇拜外，精神上十分空虚。叫我说，中国社会如同一个乱七八糟的大家庭，成员之间彼此缺乏关心照顾，而且对家庭不忠诚，这样的家庭能够兴旺发达吗？还有，我在日本访问同行时，一个早就熟悉的共同社的记者朋友笑着对我说，不管你们怎么骂我们，很高兴你们没有骂我们的民族懒惰，卖假货坑人，没有骂我们不认真，没有骂我们贫穷，没有骂我们的女人没有女人味，没有骂我们窝里斗，没有骂我们的官员腐败。我们有我们的勤奋，我们的忠诚，我们的认真，我们的民族团队精神。虽然他是用开玩笑的方式说的，但我很汗颜啊。”
博士书记清了清嗓子，挥手扇开了李一道喷出来的烟雾说： “大家说得都有道理，李记者讲的韩国和日本的例子也很典型，看一个社会首先看它实行的是什么样的管理制度。我在欧洲待的时间比较长，别的民主国家我也去过，过去我们有个说法，是祖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站在地球的另一面，用国际化的视野看中国，实际上是地不是很大，物也不是很多，而是人多素质差。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下来，留下的弊端很多，首先是思想上的故步自封，总认为自己是天朝大国，抱着自己曾经有的辉煌不放，中国是有四大发明，但是，近百年来，能给人类带来幸福享受的发明我们有几项？如汽车、飞机、计算机、电视，以及互联网、手机通信工具的运用，哪一样是中国人发明的？欧洲人比国人聪明吗，未必。关键是他们有成熟的制度，有科学的数字化管理，还有社会民间组织担负起了民众和政府沟通的责任，承担了许多社会事务，企业家有慈善意识，整个社会有自我净化的能力。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不是事事都要政府负责，处处都要一把手挂帅……”他喋喋不休地一口气讲了半个多小时，有时还夹杂着一些英语单词，大赞了欧美的先进与民主，中国农民的落后，还有河海这个地方的愚昧与封闭，但没有一句解决实际问题的话。
看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柳枫趁博士书记喝茶的时候对他说： “西方的果实确实很好看，也很好吃，但要看他是在什么土地上成长起来的，用的什么栽培方法，上的什么肥料，什么人在管理。承你所说，中国封建社会长达数千年，儒道佛教相互包容主导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其中，农民占了绝大多数。尤其是河海，正宗的农民城市，熟人社会，他们主要信奉什么？除了受商品拜物教的影响，还有农民固有的农民式的狡猾、商人式的精明、小市民的庸俗，但这些是和他们的淳朴交织在一起的，我觉得传统的道德意识在他们的心里扎下的根还是很深的。除了法制以外，还是要用传统的思想道德去教育他们，也包括企业家，你不能让他们去信奉上帝和基督，而应该用传统民族精神的精华去深入感化他们的心灵。他们不相信灵魂上天堂，也不相信来世报应，他们只相信现实的声名和家族后人受到的尊重，子孙的万代幸福。目前的农村，还是要用具有传统道德精神的、对生产力发展有促进作用的精英治理，靠新型的乡绅去带领，而不是搞什么西方式的民主选举。”
“呵呵，你要真搞民主选举，全民投票选县长，像大军寨的‘二杧牛’不是选他儿子，就是选他二大爷，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县长需要什么样的素质，而是看能给他和他的家族带来什么好处，看分土豆的时候能不能多分他几个。”金剑北插了一句，大家笑了起来。
柳槻继续说： “这也不怨他们，因为他们就能看那么远。我也去过国外，尤其是欧美的发达我也是非常服气的，那里的农民都是大学毕业，纽约的警察会说好几国语言，他们的老百姓30岁之前到过许多国家，很开放，素质也高，和我们治下的民众有天壤之别。我们的民众是素质低，这能怨他们吗？怨我们未能很快地把他们带出贫穷，怨我们的教育没办好，没能使他们走出愚昧，进人现代化啊。我们的责任，是对人民负责，这是毛主席说的。面对落后，我们只能选择一是适应，二是改造，在适应中改造。除了靠党的政策外，还要充分发挥民间的智慧，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力量。省委凌峰同志不是提出了对离岗退休干部的管理与使用问题吗？我在这里提一个建议，选一批在位时声名好、有能力又有群众工作经验已经融入了社会的人，组建一个由他们为主体的地方党委政府重大决策咨询委员会，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特殊桥梁。搞几个编制，从有关部门抽调几个机灵、能写材料的年轻人做跟班，直接和市委、市政府领导对话，出个内部刊物，直接反映社情民意，对重大决策搞好民意调查，对下面的干部进行民间监督，这未尝不是一种民主形式啊。况且，在这次通过集资挖出了几个贪墨的官员，许多离岗退职的干部的功绩不可没啊。”说完，有意无意地看了金剑北一眼。
“这也是民间反腐败一种创新的斗争形式，但这不是一般老百姓能做到的，没有以前的政治经验和政治能量的积累是办不成的，要是把这批人拿到台前来，作用就大了。”杭维萍含笑赞许。
“对。”孙乃夫说，“比如进市委大门吧，我就能随便出进，老百姓就难了，更别说找领导了。”
柳枫毕竟是在基层工作过的，这个建议令人耳目一新，也把博士书记从云里雾里拉回了现实，他有些恍然大悟了，心里开始检讨自己的好高骛远，不联系群众，政治敏锐性差.态度立刻端正了，连忙点头称是赞同说：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面对现实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我们回头开会尽快研究落实。另外，对这次事件中挖出的几个贪官我们也全力以赴地配合省纪委和检察院的同志严格审理处分，该纪律处分的，该法律严惩的，绝不手软。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大运摩托’，也就是马红霞总不能没事了吧？她用这种手段拿走了贪污的官员几百万也不合理啊。”他终于聪明起来了，看到了这次事件中复杂的人脉关系，来的这几个人的亲密关系和金剑北的政治能量，想讨个上谕，省得以后出麻烦。
李一道说：“财富是有原德的，任何财富都是道德的产物。有了好的原因，才能导致好的结果。认为财富有原罪，是混清财富和富人，有罪的不是财富，有罪的是掠夺他人的财富。”
金剑北在这个时候是从不逃避的，也从来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他说：“可以这样，民政局有个慈善协会，专门救济弱势群体的，让马红霞她们从中转一下账就合法了。”
“这是个办法，我看可以考虑。”柳枫马上表态了，又看着杭维萍说，“至于对她的处理嘛，我知道她不是党员，是不是干部我不清楚，应该是有单位的吧。”
孙乃夫说： “那年搞过一次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普查，边贸公司解体以后归了商业部门，她应该是商务局的人。”
“我建议开除公职。”杭维萍一锤定音。
今天是周末，散会后，博士书记对杭维萍和柳枫说感谢各位领导来本市指导工作，自己一定组织好人给省委写好这个报告，今天晚上想以私人名义招待大家，说自己还存有从国外带回来的拉菲红酒请各位品尝。
杭维萍说：“报告还是由柳枫来写，最后请书记过目后交给省委领导同志。”今天讨论得这么深人，她才不愿让自己的老工友错过这个在省委书记面前表现的机会呢。心里这样想着，嘴上还是客气地说： “招待就免了，你也好几周没回家了，到北京看看老婆孩子吧，你也看出来了，我们几个不是一般的关系，想利用星期天在这里轻松一下，叙叙旧。”
在回酒店的路上，大家坐的是柳枫从省城带来的商务车。李一道说： “这小子倒是会算计，想把咱们贡献了半天的智慧拿走，跟省委书记邀功讨封。还是萍姐算计得快，一剑封喉，痛快，过瘾。”
仍然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柳枧看着专心开车的金剑北意味深长地说： “一个‘算’字，乾坤很大啊。不算而做是蛮干，不算而行要走散，不算而烹要糊饭。有道是，事前多筹算，事后才好办，事前不筹算，事后找难看。”
金剑北因自己策划的事有了好的结果，心里很是高兴，也就不再隐瞒什么，说：“算得细，是指前期工作做得好，好的开头等于实现了成功的一半，开头顺，则全程容易，事前分毫比较，事后没有烦恼，事前翻个底朝天，事后舒服老半天。有句话说得好，会说的不如会看的，会看的不如会干的，会干的不如会算的。算得清，千头万绪成直线，算得明林林总总不慌乱。算得越细，事情越易。”
杭维萍幽幽地说：“算，是筹算，对事不对人，而非偷偷摸摸，打小算盘，而是干事业提前谋划，而非是相互算计，相互倾轧，心计交缠。”
李一道说；“红楼梦里云‘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实际上是说，算计，对事是聪明，对人，是愚蠢，算事者叫划算，算人者叫笨蛋，算事者之术叫算术，算人之福者是‘算了’。”
众人为他的绕口拊掌大笑，只有坐在最后排的孙乃夫没说话，听着他们打哑谜、谈禅式的语言，心里想，自己和这伙人不在一个层面上，万事万当，不如一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