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枫顺着电石击火般涌出的灵感,半夜没睡,写出了一个文章。题目是 《简析河海文化与经济发展缓慢的因果及其希望》。

任何一个到经济欠发达地区任职的执政者都会处于这样一种境地:肩负着 建设三任三个文明的重任,面对着经济资源匮乏、文化荒凉、精神贫困,切肤 地感到在这里要干成一件事所付出的艰辛要比发达地区多几倍,或者几十倍。

任何社会与经济现状都可以在文化中找到原因。在历史的长河里,文化决 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亡,也决定着一个地区的发展。河海的欠发达或 者是说发展缓慢,除了资源、自然环境的制约外,更多的是来自农耕文化和农 民思维方式与行为准则的羁绊。

河海市是河海的首府,是中心城市,但未能起到对周边县的聚合带动作 用,关键是这里没有应有的城市文化。从历史上看,这里没有做过督府、州 衙,只有过县衙。从来没有做过城市,现在的城市是由县城、专署的所在地的 一个小镇转化而来,是由七个部分的一大批农民聚合在一起组成的农民城。从 人员构成来看:第一部分是原来在小镇上曰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第二部 分是居住在小镇的中心地带半耕半商或半工半耕的农民;第三部分是随着政权 的扩大从周围县乡调来的原来是农民后来是做农村工作的干部;第四部分是原 来生活在农村通过企业招工进来的青年农民;第五部分是原来在农村侍候庄 稼,进了部队复员转业来到这里的人;第六部分是鲤鱼跳龙门读了4年大学或3年中专的农民出身的学生;第七部分是改革开放以后从农村到这里做生意、办 企业、打工来这里长期居住的农民以及他们的家属。

这些人来自农村,本身就带来了许多农民的生活习惯,但又和农村有着 长时间隔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亲戚、同学、朋友都居住在农村;扫墓、探 亲、访友都要回到农村。所以,在河海这个城市里,基本不是农民与市民的融 合,不是城市与乡村的融合,而是农民与农民的融合,是各地不同农村习俗的 大融合,使农村的文化气息更加浓烈。

从历史上看,农民进了城市,有的很快就会市民化或公民化,但那说的 是有着悠久历史文化和大工业生产历史文化的城市。而这两点河海恰恰没有, 从本地人脉传承上看,既没有权倾一时、一方王公贵族的后裔,也没有傲王 侯、动公卿富商巨贾的子孙,更没有领一代**书香门第的传人。从经济发 展的历史看,这里没有矿藏,没有大的制造业,没有产生过大批的产业工 人,当然也就没有现代城市特有的工业文化。诚然,在河海的历史上,也出 现过许多文化名人,但只是他们的家乡在此而已,成名都是在当时的朝代的 首都,并没有在家乡办学传道。比如,汉朝一大儒的后代有四个儿子,一个去了长安,中了进士,两个到了江西,点了翰林,而在河海的一个默默无闻。在河海这块土地上,没有过挂“进士第”的民宅,只有过挂“双千顷” 土财主的庄稼院。同时,也应该看到,他们离现代太远,基本与近代的河海 文化搭不上界。现在把他们挖掘出来,为河海装装门面可以,真要联系上文 化的脉络就困难了。从清末到民国以至到解放后,河海也出过文化名人、高 官俊杰、富商巨贾,但也都未在本地授业、执政、办实业,都是从这片贫瘠 的土地上走出去以后接受、融入了他乡、他城的文化而成功的,和河海并没 有必然的联系。只是成了他们的家乡、亲成、向外人夸耀的资本,成了人们 茶余饭后的赞叹与谈资,也没有在河海闲花照水般的慵椭的农耕文化长河中 **起波澜。人们谈过了,说过了,满足了自己的心理需要之后也就结束了, 并不和自己的现实生活结合、联想。就好像看过了超音速飞机和宇宙飞船之 后,只是新鲜,并不羡慕,仍然套上自家牛车,谩悠悠走在田间路上望着白 云蓝天唱着农夫的歌,曰出而作,日落而息,仍然过着自己小富即安、不富也安的生活。

基于此种文化形态,河海的发展缓慢也就成了必然。

当然,落后中也有先进的因素。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商业文明与工业文明 的影响。河海南部的工商业发达是受历史到北京、天津、武汉做生意的遗传基 因的影响,现在的北京、天津就有好多店铺的老板祖籍在那里,如“全聚德” 的烤鸭创始人是河海人,在北京的琉璃厂文化一条街,有许多老板是河海人。 河海东部的某些县份的机械制造业是1962年下放时从天津三条石来的老工人搞 起来的。嘉未县的丝网业是从历史上张马尾罗走四方的手艺人发展起来的,多 多少少接受了手工业的文明。但是,任何人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些初级化的工 业文明都是接受父辈回乡和兴办乡镇企业时“启用能人”的效应,绝不是自觉 自起的文化形成。在后来漫长的政治与经济运动中,无论是搞“四清” “斗批 改”还是“文革”等运动都落实到农业上的学大寨上,在土地里刨食吃,满足 于在农业上产量上的“超纲要”“过黄河”“过长江”上,并没有把发展工 业、提升产业层次作为追求的目标。

中国有句古话,叫“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也就是说一个地方的文化发 展需要上百年的影响。英国的历史学者李约瑟说:“世纪与文化相连。”

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经过了许多次运动的洗礼,农耕文化仍然在河 海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干部、企业家、群众各个层次上都表现出了一种“不思 大步进取”的满足感。

首先,河海的县处级干部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出身草莽,有的尽管受过 4年大学教育,根本上没有把世界观改变过来,尤其回到本乡之后,立即还 原,总想,到了现在的地位,和自己家族的上三代相比,官至“七品”,祖坟上已经冒了青烟,不去想立言、立功、立业,更不去想在凌烟阁上青史留 名,在全国,在人民的心目中独占鳌头。表现在工作上满足以“步子不大年 年走,成绩一说年年有”,思维方式上只愿纵比,不去横比。抱残补缺,圆润处事。

其次,在企业家层次上,由于历史上大部分都是穷人,总回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吃根冰棍没有钱,买支铅笔不给钱,吃顿炖肉是过年”的时代,总觉得自己已经很有钱了,就此收手也可以享受一生。遇到困难首先是畏难情绪当先,不去想如何翻山跨海,把企业做大做强,更不去想把企业做大是造福社会、惠及百姓。

第三,在大部分群众层次上,绝大多数都处于一种满足的状态,认为现在不仅可以种地有收入,上班有工资,政策还很宽,还可以做些小生意,现在当家主事的人对80后的青年的教育常说:和60年代比,和计划经济时代比,强 了不知多少倍,咱们河海不临海,不靠山,混到现在就不错了。人的一生不骑 马,不挑担,骑着毛驴在中间,乐陶陶很安然。没有和先进地区比的勇气,没 有创大业的信心,没有引领经济和生活潮头的豪迈和**。

说到底,这是一种贫困文化心态,也是小农传统文化的一种表现,具体体现在消极无为、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得过且过的生活观,不求更好、只求温饱 的消费观,重农轻商的生产观,多子多福的生育观,血缘伦理、重利轻义的道 德观,安贫乐道的幸福观,老死田园、安土重迁的乡土观等等。这些都严重影 响河海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贫困文化具有冥顽的活性功能,不 易根除,并不表示生活其中的人没有摆脱贫困的可能。无论是贫困文化还是文 化的贫困,最终会归结为“人”自身的问题。从这种文化中解放出来,关键还 在于把人的思想解放出来,在于用实践的力量改变人的观念。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贯彻科学发展观和三个文明的建立与发展要靠 工业文明来带动。在这一点上,任何在此执政的领导者都应该有着无与伦比 的坚定与清醒,准确把握住河海文化与发展的脉搏,明确发展是河海最大的 政治。

自从人类有了政治纷争之后,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与文明的推进,从来 不是靠一个人或是几个人,而是靠这个地方民众的信仰或理想。理想与信仰 来自最高统治者聚人气的方法和发动与给予。河海急需让人们从农业文化中 跳出来,想工业发展的事,说工业发展的话,干工业发展的活,形成发展工 业的习惯,进而变成一提发展就上项目,上工业的性格,通过改变性格改变 命运。

我们仍处于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中,因此,发展工业化仍是当务 之急,这一点,切不能因出现环境问题而动摇,我们要发挥后发优势,有条件 的进行跨越式发展,跨过西方国走过的弯路,将工业化和信息化一并进行。

总之,河海,这个中原内陆省最年轻,也是最落后的城市,任何执政者所做 的都是在奠基,为经济的发展奠基,为新的文化的形成和延续奠基。

奠基者往往是最可敬的。

写完上面的文字,他觉得意犹未尽,又写下了《在农耕文化影响下的干部心态》在历史的长河中,任何地域文化的发展与形成都要受到当地生产力水平的 制约与促进。河海,作为长期经济欠发达地区,多年来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在 农业文明土壤里扎根派生出来的农耕文化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影响着一代又 一代的河海人,也不同程度地同化着来这里工作、落户的外地人,更不可避免 在干部队伍的思想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目前河海在职在岗的乡镇以上领导干部,绝大多数都是五六十年代生人, 有一个共同显著的特点,都出生在农村或小城镇。出身和经历分为三个部分: 一是直接从农民和工人中的优秀分子中选拔出来的,后来通过社会教育取得了 大专以上的文凭;二是在“文革”中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在大学或中专里 学习了两年分到机关的;三是恢复高考以后分配到各个机关单位的正规的大中 专毕业生,但这部分人绝少是全国重点院校的学生,更多的是来自省内普通高 校和河海当地的大专与中专学校。他们长期生于斯,长于斯,工作于斯,长期 处在父辈、朋友、亲戚、同事小生产意识的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在工作中不 可避免要受到农耕文化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一有干大事业的满腔热情,但缺 乏对大事业的认识与把握,眼界不够高,思路不够宽;二有把事业做好的信心 与决心,但缺乏对事物的总体把握能力,横向比较的多,坐标比较的少,方法 不够多,整合支持系统的能力不够强;三有克服困难的豪气与勇气,但缺乏解 决问题的底气,主要原因是知识底蕴不足、知识结构老化和农耕文化在灵魂深 处的回归。闯劲、軔劲萎缩,用群众的俗语说就是:“开始攥拳头,想想皱眉 头,最后没了劲头。”四有向往大工业文明的意识,但缺乏应该永远保持的朝 气,取得一点成绩就满足,自我陶醉,喜欢纵比,沾沾自喜,不愿横比,认为 山高水长,追犹不及;五有为人民建功立业的情怀,但缺乏执著的追求精神。 刚上任和顺利时豪情万丈,一遇到困难和挫折就垂头丧气,立即产生“归隐田 林”的农业文明下的文人情结。

按照官场的规矩,秘书长每天早晨上班首先到书记屋里问安请示,以后的 时间里随叫随到。自从东方晨正式上班柳执把写的文字交上去之后,开始是蛮自信的,但随着每日问安请示却一直没有动静,心里开始忐忑起来,再进书记 的门总觉得脚步有些沉重,但既是当的这个差,不进也得进。

这次手还未敲,门自动开了,东方晨笑容满面地说:“柳枫同志,我正要 去找你呢,感谢你对河海文化的分析啊,很到位,很精确,省了我不少事,执 政一方不了解一方水土上老百姓的脉搏,不清楚当地干部的思维方式是干不好 的。可惜没有把河海的干部历史上的脉络图勾画出来。”

柳枫一边点头一边想,他为什么说精确、到位,省了他什么事?难道这 位书记对这一方的文化以前有些了解或者是还有渠道吗?听到书记的最后一句 话,他立刻想到了金剑北,小声简约地对东方书记介绍了几句。

由于两人说话,门没关,獐头鼠目、站着坐着一般高的民政局长拿着一个 文件走了进来,汇报说新来的省长下了一个命令,要求把各个村庄的坟头全 部平掉,墓碑砸掉,不再让死人占耕地,全省算了一笔账,可增加耕地100万 亩,即可上项目,也可以增加农业生产效益。说完后献媚地赞道:“新来的 省长就是有魄力。”好像这句话能让东方传到省长耳朵里去自己还能继续提 拔似地。

东方坐在桌前看了一遍文件,沉吟了一会儿自言自语地说:“中国是一个 传统的农业社会,主体是农民,农耕文化是主流,敬天孝祖是儒家在农民中留 下的最成功的传统,不管谁在中国执政,首先要懂得农民。”他有些开玩笑地 对躬着身子站在桌前的民政局长说,“挖人家祖坟是最招人恨的啊。”

“不是挖,是平。”局长挺了挺身子。

东方看着这个无时无刻不在上级面前表现自己的人淡淡地说:“春耕大忙 季节,农村劳动力肯定紧张。省里的文件嘛,要执行,农业生产一年之计在于 春,也耽误不得。这里面有思想工作,还要科学摆布,墓碑嘛,大户人家、革 命先烈立的,平民百姓也立的,不过是个敬仰面大小问题。我看这样吧,你们 民政局派两个观察组,看着和咱们市相邻的东河和台城,他们离省城近,他们 要是平,你就抓紧给我说一下。就是真平,也先在主干公路两侧动作,至于墓 碑嘛,不要砸掉,用土埋起来就可了。”三言两语把民政局长打发走了。柳枫 由衷地升起了几分佩服。

后来他观察到,省长的平坟令只限于要了个数字,再也没有过问,甚至来 检査其他工作,看到路边的坟头也没说什么。后来他听省委的“顺口溜”处长说,省委书记林宽同志对这位在欧美啃过洋面包、从京城来任职省长的这项决策提出了批评。他深深为东方晨书记对事物的洞察力之高、对实际情况了解之准、对农民理解之深折服了。当然,他没忘了把这事告诉金剑北,金也觉得更看到了希望。但他告诫柳枫,在绝对服从和敬仰的前提下还要注意引导新来的 书记,尤其是在下乡调研的时候。柳枫说:“我会把握机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