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地方，如果你去的次数足够多，你可能反而会不知道该怎么讲述它。
就像你在最爱一个人的时候，半夜醒来，会突然记不得他的脸。
在我动完第二次手术醒来的那个清早，L送早餐来病房给我，是前一天晚上去餐厅里打包的鸭油烧麦和牛奶山药粥。忍着伤口的剧痛和全麻过后的晕眩，我竟然全吃完了。
“胃口还是蛮好的啊。”他说。
“30多个小时没吃饭没喝水咯，”我示意他扶我起来走走，稍微活动一下：“麻药还没代谢干净，头好疼。”
早上六点多，住院部走廊里一个人也没有，清洁工刚刚拖过地，大理石地面光滑得让人不敢迈大步子。玻璃窗外，是刚从睡梦中苏醒的北京，空气里还没有太多杂质，很清透，也很温柔。
他问我：“你出院以后想做什么？”
我看着三环的方向，国贸那几栋楼真高，看起来像是擦着天空一般，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莫名的委屈：“我想去旅行。”
“想去哪儿？”
想去一个没有危险的、距离近一点儿的、不用坐十几二十个小时长途飞机的地方，想去一个吃得好、住得好，还能逛逛街买买小东西，拍点好看的照片的地方。
在说完这句话之后的瞬间，“东京”这个地名，已经准确的出现在我脑海中，它符合我预设的一切标准。
它就是那个答案。
而等我真正去到东京时，已经是两个多月以后了。
在这期间，伤口的表皮虽然已经愈合，但里面还是隐隐作痛。为了洗头方便一点儿，我把头发剪短到了前所未有的长度，心里很不舍得，但没有办法。
这趟旅行，很大程度上是我其实是想安慰自己。
在羽田机场落地，走出机舱，看到停机坪里有一架飞机，机身布满了巨大的hellokitty图案，我虽然并不喜欢kitty，但看到的那一刻还是忍不住轻轻的“哇”了一声，觉得非常新奇。
那是一个雨天，天色阴沉，我们拖着箱子坐机场快线去品川，坐了半个多小时候之后，L跟我讲：“我们坐反了……”
只好下车，换到对面站台，重新等车。
奇怪的是，从前最急性子的我，遇到这种事情竟然没有着急，也不觉得生气，一场病好像带走了我一部分的坏脾气。
等车的间隙，我去车站的小便利店里买了乌龙茶和明太子饭团，惊讶的发现那个像冰柜一样的小箱子里，上半部分的饮品都是冰的，下面两排竟然是热的。
喝下温热的乌龙茶，感觉像一只温柔的手轻抚过饥饿的胃，我坐在木头长椅上耐心的等着下一班电车，雨水从车站的屋檐上落下来，那个画面是无比的安静。
回想起来，我正是这样从一点一滴的细枝末节里慢慢的认识了东京。
头几次去，都是住在新宿站附近的哥斯拉酒店，它位于著名的新宿歌舞伎町附近，大楼的外观有一只巨型哥斯拉模型。地图上显示，从JR新宿站出来步行十分钟左右就到，我想当然的认为，那一定很好找。
关键就在于，你一定要从车站正确的出口出去。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自己第一次走在JR新宿车站里时的情形，好像一下子回到了十八岁——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没有见过花花世界，那种“轰隆”一声，狭窄的视野被炸出一片天的感觉，又回到我的身体里。
我从来，从来，没有在一个车站里看到过那么多人——更没有见过的是，那么多人，却一点也不乱——每个人都走在自己应在的轨迹里，像一个巨大的机器设定好的精细零件。
我顺着人潮不停的兜来转去，绕疯了也没找出个方向来。它的复杂程度超过我过去去过的所有车站的总和。你必须紧紧的跟着指路标识走，每一个岔口都不能够掉以轻心，否则你就会陷入一种“我是不是永远都要被困在这里了”的慌恐。
“新宿站共有178个出口，是世界上出口数量最多，换乘最复杂的车站。”
后来查资料时看到这句话，我立刻就想起了自己拖着箱子在车站里转圈圈的窘迫模样。
比这件事印象更深的，是我那天穿了一双新的白色球鞋，在雨天走了那么久以后，鞋底竟然还是白的。
看得见的“干净”和看不见的“秩序”是我对于东京最初的印象。
白天，即便是在人流量最大的车站站台前，也能看到所有乘客都依次排着队，没有拥挤和推搡，更没有无礼的插队。从佝偻得直不起腰来的的老先生老太太到戴着圆圆黄帽子的小学生，无一例外。
他们恪守着的某种无形的纪律，令我们这些外族人感到即便不能理解，也应当遵循。
夜晚的时候，在只有两三个人、一两辆车的路口，红绿灯也没有失去它的意义，无论是行人还是车辆，都会等到绿灯亮起才行动。
我曾对此感到不解。
如果仅仅是单独个体的道德操守要达到这个程度，似乎也并不稀奇，但他们是如何做到将这些行为推及成为一种社会共识的呢？
和在日本生活了近二十年的朋友聊到这个，他笑着说，你别看日本人平时西装革履，彬彬有礼，讲话轻声细语，其实这个民族是很压抑的。你晚上去居酒屋看看，很多上班族，脱了外套，一边喝酒一边哇哇大叫，醉得站都站不稳。
“我知道了，”我想起来了：“就像《蜡笔小新》里新酱的爸爸野原广志一样嘛。”
朋友哈哈大笑：“你还看《蜡笔小新》啊？”
他们未必能够理解，在我一切都闭塞的年纪，漫画、电影和音乐，是我贫乏生活里的一扇扇窗户，通过它们，我的目光才能投射到自己房间以外的世界。
听港乐长大的人，到东京旅行，不可能不去新宿二丁目感受一下“满街脚步突然静了，满天柏树突然没有动摇。”
1997年，林夕为年轻的杨千嬅写了《再见二丁目》，这首歌很快成为了她的成名曲和代表作，直到现在依然是传唱度最高的粤语歌之一。
原来过得不快乐，只我一人未发觉。
如何能忘掉渴望，岁月长，衣裳薄。
这几句歌词，在初时听我根本领悟不到什么。想来也正常，没有爱过，没有失落过，没有自我解困过，如何能明白情歌里的百转千回和患得患失。
在用随身听播放卡带的上个世纪，我也不过是小小女孩，只是单纯的喜欢杨千嬅而已，至于二丁目是什么，自己以后去不去得了东京——根本没有想过。
等到很多很多年后，某个下午，音乐播放器自动放到这首歌。已经听过千百次了的歌词，就像水落石出一样，在我的认知里彰显出它的深意来。
我坐在椅子上，安静的听完它，久久不能回神，像是被一道闪电劈中。
我只去过一次新宿二丁目，是在我第一次去东京的第一个晚上。吃过晚餐之后，我对L提出说去那里走一走。
他问我：“你知道那里是什么地方吧？”
“啊？我不知道啊。”
“噢，没关系，去看看就知道了。”
到了那里，我明白了。
一条声色浮动的街，全是酒吧，每个酒吧的人都很多。好些画着浓妆的男生，穿着性感的露背裙站在街边抽烟，跟人聊天，没有丝毫扭捏，是非常松弛又自然的样子。
路过其中一间酒吧，门口站了二三十位男士，他们握着酒瓶子，欢笑，拍肩，姿态亲密，充满动人的快乐的气氛。
“我们走吧，”我说：“来看过，感受过，以后再听二丁目，我的脑子里就会有画面了。”
很久以前，看《迷失东京》。
那时的斯嘉丽约翰逊还不是漫威宇宙里的身手敏捷的黑寡妇，十九岁的她青春逼人，饱满的少女容颜，脸上总是一种若有所思的游离感，独自坐在酒店玻璃窗前，寂寥的气氛从屏幕里面漫溢出来，她撑着透明的塑料伞走在下着雨的东京的街头——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觉得，如果有机会去东京的话，我也要去买一把透明的伞。
整个东京都，我最先熟悉的地方，就是新宿，而最快认识它的方式，就是买东西。
同样是以购物圣地为人所知，银座的高级奢华同时意味着价格昂贵、涩谷和原宿的夸张另类又只适合个性张扬的年轻人，与它们相比，新宿的优势是它包罗万象的丰富性：简直涵盖了从低到高、从吃到用的所有的消费需求。
“以前签证没放这么开的时候，国内的游客来日本都是跟团，导游会把一整团的人都带到银座买去东西，”朋友说：“现在都很方便了，很多商店和药妆都支持使用微信和支付宝，还有中文导购，国内的年轻人过来玩基本已经没有障碍。”
我表示赞同：“新宿还是最好逛的，什么都有，丰俭由人。”
贵妇们爱去的伊势丹，从服装到珠宝都是最高端的品牌，每个彩妆盒护肤品专柜都配有会讲中文的柜员;性价比高、风格多变、适合年轻女孩消费的LUMINE就有三家，可以从1逛到2再逛到EST;爱好文艺清淡和独立设计、讨厌人多的小资女性们通常会选择NEWWOMEN,购物之前，要先在一层的bluebottle排队买一杯手冲咖啡。
如果这不够尽兴，新宿还有满大街的杂货店、药妆店和中古店……很难有女生能抵抗得了这些。
东京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最擅长引诱物欲的城市。比起欧洲那种故意端着的老式矜持和傲慢，它以一种最现代、最直接、也最体贴的方式呈现给你看：所有你能想到的你没想到的，这里都有。
有很多次，我自己买的东西加上帮闺蜜朋友们带的东西，多到箱子根本关不上，我一边哀嚎着“这可怎么弄回国去啊”，一边跑去买了两只可折叠的行李袋，没想到装完之后发现空间还有富余，鬼使神差一般，又接着出去买了一轮。
我自己也不清楚，究竟是为什么——心里有一只饕餮被唤醒了。
你知道，你真正需要的并没有那么多，可是你想要的，实在是太多了。
除了新宿之外，最常去的另一个热闹的地方是涩谷。因为换乘很方便，所以经常会跟女朋友们约在涩谷车站碰面，一起去LOFT看看手帐周边、卡通胸针之类的小女生喜欢的玩意儿。
每一次逛文具店，买花花绿绿的胶带、贴纸，颜色美得像颜料一样的钢笔墨水，我感觉都像是在弥补少年时代的自己。
涩谷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放大了很多倍的三里屯，无论白天夜晚都熙熙攘攘，密不透风。涩谷站前著名的三角路口，永远有外国游客站在车站二楼驾着相机，等着绿灯亮起时拍下数百人从三条人行道分别过马路的盛况。
那是由“人”构成的森林，待的时间长了，会感觉喘不上气来，莫名的难过。
买东西当然是痛快的，但当物欲退潮之后，理性重新归位，还是会感到自责和空虚，这些情绪和金钱无关。
只是当你沉沦在一个似乎什么都有，什么都能给你的地方，到最后反而会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什么也不想要了。
这个过程好像是某种意义上的修行：如果你不试着去探入，就永远也不会知道心里那个黑洞要塞多少东西才能够感到满足，而当你真正尝试过要去填满它，才会知道，它永远也不可能被填满。
平安夜的晚上，在新宿的粉色的灯光秀里，我坐在广场的石凳上，脚边是已经重得拎不起来的购物纸袋，我突然想明白了这个东西——它就是这么矛盾而实际的扎根在我的个性里。不管我如何找理由开解，说是童年匮乏也好、说是生过病吃过苦所以要加倍补偿自己也好——那个时刻，我认识到——企图用物质填补的空虚，最终也将会被物质反噬。
过多的攫取，其实是一种无声的自我消耗。因为这件事情里没有灵魂，完全没有，一丁点儿，都没有。
只有一次，我去一家中古店帮朋友找一款二手包，出来的时候，发现外面突然下雨了。
我没有伞，于是拉紧了外套，一头栽进雨中。
那是一个周末的下午，涩谷依然是人声鼎沸车水马龙的涩谷，但眼前却是一副冷色调的画面，它被笼罩在烟雨蒙蒙的青灰色里。
比天还要厚重的孤独，蔓延在每一条街道、漂浮在每一把透明雨伞的伞尖上。三角路口的任何一边都站满了人，层层叠叠的人，那么多年轻鲜活、美丽的女生，那样多色彩缤纷的巨幅广告牌，凝成了一场奢靡而华丽的幻觉。
所有的声响都化为静音，楼宇之间似乎已经被人和现代化的一切塞满了，可是闭上眼睛，你什么也听不见，仿佛一无所有，空寂而荒芜。
这种冰冷的热闹，只在东京能感觉到。
绿灯亮起，我汇入三角路口的人海里，就像走进了虚无里。
那是我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感觉到“万人如海一身藏”是什么意思，就像一滴水消失于雨水，一个人的虚无消失于世间更大的虚无，孤独感紧紧裹住我像一件扯不下来的雨衣，在那个瞬间，没有来由的，我想要大哭一场。
在那个湿漉漉的场景里，我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托住了我。
那是来自神的拥抱。
在东京，有几个地方是我每次都必须去的。如果时间很紧，宁可放弃发掘新乐趣，也要从这几处里面挑两三个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