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在南海边

我已经开始喜欢怀旧,过去怀的是故乡,现在怀的却是深圳的当年。

一九九七年的时候我还是一名电台的记者,有段时间每天进出在名声大噪的劳动村。那个曾经靠打鱼为生的小村,上岸后靠着土地一夜间富了起来,成为一个著名的观摩景点。

当年的劳动村每天接待客人成千上万,彰显出它新贵的身份。生产队长的马自达汽车傲慢地停在豪华的村委门前,昭示着他的不凡与显赫的未来。统一的住房,统一的装修,甚至于劳动村的村民茫然失措的眼神也是统一的。昔日的渔村村民,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也没人告诉他们这从天而降的生活意味着什么。不久前,当我再次路过那里,看到了那里的破败和萧条,当年的风光早已不复存在。

劳动村、岗厦、蔡屋围、白石洲,如今已变成了以外省人为主的地方。曾经的原住民风光不再,曾经的外省人开始过上了优渥的生活,当然,也有适应不了城市生活的农民和回不去的故乡。他们多是和我一样无所适从的外县人,衣着艳俗、表情混搭,哪怕久居深圳,其精神却还一直游**在故乡和深圳的长途车上。梦里不知身是客,他们在为自己和家人争得美食华衣之时,付出的却是整个的青春和全部的热情。

千禧之年,除了夜色里见证过深南大道上茫然失措的人群,我还见证过深圳农村城市化,土地换社保,改旧与违建,秧苗事件,房价的飙升,深圳与香港,股票,撤县建区,土地征收,香港回归,原著与外省人的优势互换,欠薪,收容制度,新劳动法实施,关内外的行政阻隔,男女比例,移民的后遗症等等。深圳人的各种况味,被我收了满眼满心。这一块胶着了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之美、中国之痒之痛的土地,无时无刻不牵动着全中国的神经。

而香港与深圳,这一对血肉相连的双城,从古至今,缔结他们的绝不是物质上的供给互助,而是精神上的支持,还有更为具体而真实的情感依偎和守望。试问哪个深圳的原住民没有香港的亲人、朋友。互相依存互相影响,不可分割深情不可阻挡。这部小说我断断续续写了三年,三年中我的工作发生过一些变化,甚至影响到了我的心态。三年里,我追寻了陈炳根、潘寿成、潘寿仪生长的土地,我也赶赴了阿惠生存的香港屯门。还有生意人潘寿良与村干部陈炳根二人分别在深圳、香港两地各自成长的足迹。潘家三代人,由于当年的离深赴港,每个人的命运都被深刻地改变过。虽然小说有了一个相对圆满美好的结局,可是物是人非是这四十年的万福人。我在街上找不到一个善谈的本地人,他们胆小怕事,不愿意重提当年,似乎担心噩梦重现一般。现如今他们有的已经做了西乡大道一侧的房地产商,有的是文家祠的保安,有的在偏远的一个区戴着头盔驾驶着摩托在四处兜客。这个我曾经在一个短篇小说里遇见过他。这些年,他们富过穷过,历经大浪淘沙,历经岁月风蚀。他们的内心与那些外省人一样,历经伤筋动骨后的缝合,变成一道只有自己知道的伤疤,在雨夜里隐隐作痛。

这所有的一切,都曾经实实在在地进入过我的生活,影响过我的认识,改变过我的生活和命运的走向。我和深圳的故事说不完,与深圳的缘分注定一生一世。我知道,如果不是因为命运,我的目光不可能投向这里,如果不是因为写作,我的生活不会与这个人群,以及他们的生活产生交集,更不可能如此紧密地随着这座城市的脉搏一起跳动,血脉贲张,爱恨交集,对人心挖地三尺不肯罢休。我从不认为这座特别的城市会带来一成不变的人和故事,所以我从来没有题材匮乏的焦虑。

我希望把中国最活跃的人群和他们所创造出的这个大都会,持续嵌入到我的书写之中,用一个个深情的故事,串起深圳人的心灵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