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五千年，真正能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的，史上有说只有两个半人，即：孔子、王阳明各算一个，而曾国藩只能算半个，数第一的大多数后人认为是王阳明，这不仅仅是因为孙中山、梁启超、张居正、曾国藩，包括蒋介石，还有日本的东乡平八郎、稻盛和夫等是其超级粉丝，更主要的可能还是因其是战功无数、从无败绩的军事家，是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开学立德的教育家，是创立了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誉为儒学又一宗心学的革命家。其参破生死，尽性知命，特别是在《传习录》中静对弟子萧慧请教“生死之道”的“知昼夜，即知生死”的解答，及临死时微笑对门人周积说：“吾心光明，亦复何言！”绝不只是作为旷世完人一代大儒人生风范的标签，其追求忠信礼义的生死价值，以及对道德使命的笃行，更是有其豁达贯通超越生死的大哲智慧。在生死的关头，人们无不或多或少地以不同的形式对一生进行反思甚至是检讨，故而也就有了不同的态度。而王阳明之儒家“乐天知命”的“任命”观，不光是对命运之中冥冥自然力量的认同和顺从，更多的是对“使命”之命关于责任义务的“安身立命”。对待无法抗拒的命运，其“俟命”的态度，只是对“使命”未遂的不甘。其一生命运多舛，无数次地面对死亡挑战，也一直表现出对生命的难以割舍，但及至使命达成，立就的是从容、坦然和淡定。孔子“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成仁”，孟子“舍生取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王阳明更是继承并光大：“只为世上人都把生身命子看得太重，不问当死不当死，定要宛转委屈保全，以此把天理却丢失了。忍心害理，何者不为？若违了天理，便与禽兽无异。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过做了个千百年的禽兽。”不该死，故不应死，但当死不死，势必违害天理，性同禽兽。死得其所，死有价值是其一生的标榜。“生死命道。”“朝闻道，夕死足矣。”之后司马迁“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正是对历代儒家信奉的生死观的最有价值的概括。当人们意识到并不断感悟到“致良知”不再是一般字面上的对《孟子》“良知”和《大学》“致知”学说的综合，而是蕴含了王阳明自幼对生命的探索，乃至是对生死观念的升华和超越时，“致良知”的推崇，不但体现了一般意义上儒家的超越生死的理道，而且是儒学哲学大家生死超越观的理论表现。作为儒家思想的传承人，努力修人伦、建功业，以丰功伟绩获得生命的不朽和对生死的超越；作为哲人，则从理论上获得安身立命之说和解脱生死之道，因之使得“致良知”不仅有了形而上学的理论意义，也充分释放出极具现实性的实践品格。既不等同于一般民众朴素思维的生死超越观，也不是哲学家们纯粹思辨高深的超越生死说，他即世又超世，平凡又超凡，是典型的儒家高明而又中庸的生命大智慧。其以儒为主，兼取佛老，平衡入世出世，以有摄无，以无化有，把儒家的责任使命和佛老的洒脱飘逸平衡成“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的思想阐述，从而也就修炼了“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至高境界。
酒是火焙的人，茶为水沁的神。红尘中的纷纷扰扰，无不在三杯两盏淡酒中醉聊，凡间的东南西北又有哪样不是在紫砂清茶中消磨。苏轼“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白居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尘。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纳兰性德“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李白“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辛弃疾“少日春怀似酒浓，插花走马醉千钟。老去逢春如病酒，唯有，茶瓯香篆小帘栊”。韦应物“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风尘”。李涛“茶饼嚼时香透齿，水沈烧处碧凝烟。纱窗避著犹慵起，极困新晴乍雨天”。鲁迅说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林语堂也说只要有一壶茶，不论走到哪里，人都是幸福的。……罗列之后，突然间就有了对“万丈红尘三杯酒，千秋大业一壶茶”的认同。茶性自然，饮之悠然，细品一缕香，漫淹尘世愁。在抬手伸指之间，没有了周遭，忘却了忧愁。三五知己，火炉围坐，窗外雪飞，对酌新酒，彼此的红霞，瞬间就升腾起玫瑰茎的香薰。“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骨子里的豪情万丈，又岂是装腔作势可得其万一。而又严冬的酷寒，唯有朋友你我，把盏浮生酒，樽前笑风尘，醉眼四处看，不知谁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