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事短时间离开小城，回到了长沙。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份电报，催我速回市广播电台。面对电文，我莫名其妙。这份电报是谁发的？市电台怎么能够直接“通知”我这个市委副书记回去？
我给市委宣传部挂了一个长途电话。接电话的是当年的“牌友”、那个小个子副部长。我问他，市电台有什么事要我去？他说，没有什么事呀！他是有发言权的。在部里，他分管新闻、文化系统。电台，是他管辖的单位之一。
我隐隐约约地想到了她。我担心，是不是部长或局长那次听我讲了以后，找她谈话了？谈话时，方式方法是不是欠妥？
第二天，我匆匆赶回了这座小城。
刚到办公室，宣传部的谢老弟就告诉我：女编辑呷了闹（毒）药。现在正在医院里抢救。我决意马上去医院看她。部长何老兄劝我：你先回你的住处洗个澡吧，一身汗落水流的。现在她昏死过去了，反正不省人事，等会清醒了，再去看吧。我认为老何的话有理，便先回住处洗澡去了。
我盼着她尽快摆脱昏迷，清醒过来。
哪知，我的澡还没有洗完，谢老弟就在楼下喊开了。他告诉我：女编辑没有抢救过来，永远不会醒来了……
她去了，摆脱这一切的烦恼去了。
其实，她是极爱生活的，极留恋这个世界的！
人们在清理她的遗物时发现，她给自己的女儿留了一幅亲手作的画。那是一株小草。并在画旁边写了短短几句话，托出了一个母亲热爱儿女的深长的情意，和寄予儿女的崇高的愿望。她希望女儿做一株小草，给这个世界添一丁点儿绿色，不要去做那鲜艳耀目的花朵，招惹人的目光……她将自己穿过的和没有穿过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柜子里，是不是想留给心爱的女儿？她的手很巧，能用单调的纱线，编织出各种各样的图案的装饰物，想把自己的生活装扮得更美好。然而，这些美丽的装饰物，她自己没有受用，一一给活着的人留下了……
她给组织上写了一份遗书。遗书说，她的丈夫是一个老实的人，是一个有事业心的人。她选择了这么一条路，不能怪他也不怨组织，不怨别人，只怨……
怨谁呢？她留在心里没有说出来了。也许，她根本就说不确切，说不清楚。是啊，谁又能说得很确切，很清楚呢？
我的那电报的“谜”，也揭晓了。人们在邮电局查到，她死的前一天，发出了两份电报。一份发给我，一份发给作家王蒙。当时，王蒙是《人民文学》的主编，她曾是《人民文学》的刊授学员。《人民文学》颁发给她的学员结业证上，端端正正地印着王蒙的名字。数年以后，我到上海参加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一个笔会，和王蒙同志住在一起，我问他几年前你是不是收到这样一份电报。他回忆道：“收到过，收到过。”……
她是多么地爱她的事业，爱她的文学！
她是多么地留恋这个世界，留恋这个时代！
然而，她还是丢下了她的事业，告别了这个世界，悄悄地远去了。
据说，她死得极惨。
一个知识妇女，自杀时，却显得很没有知识了。她服的毒药，使医院里抢救都没有办法。其实，她是一个极聪明的女子。之所以采取这样愚蠢的、野蛮的死法，可以想见，她临死前的那些时候，精神错乱到了什么程度！
我在广播电视局研究如何处理她的后事的会议上，坐了坐，和她的丈夫握了握手，没有说一句话，便走了出来。我漫无目的地乱跑，似乎要到什么地方去寻找这个女编辑死的答案……
她，是不是觉得，离婚，比死还难？
她，是不是感到，活着，比死还痛苦？
那么，为什么会使她觉得离婚比死还难呢？为什么会使她感到活着比死还痛苦呢？我实在无法回答自己。
我来到了这里，来到了资江河心中的那个我想命名它为风流岛的大沙洲上。
沉沉的脚板，踩着这长的、短的、圆的、扁的卵石上。脚下那格吱格吱的响声，提醒我注意这些平日不被人注目的卵石。它们出自何处？它们生自何年？它们被洪水推到这里之前，闯过多少险滩？每前进一步，它们相互撞击着，磨擦着，一年复一年，它们全都变成了这样一副圆滑模样。可以肯定说，这里原本是没有砂洲的。是洪水把这些卵石、这些砂土带到这里，一次堆一点，终于堆成了这么一块砂洲。如今，沙洲上长满了绿树。洪水，要想再把它们推走，就不那么容易了。
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整个人类的观念、意识的长河里，有没有这样的大砂洲？
我把目光投向这广阔的、卵石堆成的沙洲，投向那一块一块不同形状的卵石。似乎，我要寻找的答案，就埋在这卵石下面……
我心里猛地跳出一个念头来：来一场凶猛的洪水吧！洪水是能够推走这个沙洲的！